考上複旦大學醫學院，並沒讓王河（化名）開心。
學臨床醫學的王河是上海本地人，今年考研二戰成績不理想，正等待調劑或轉行。
咖啡館裏，他拿著一根還未拆封的吸管比劃：臨床醫學是一條封閉而漫長的道路，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讀完五年本科考研，考完研考博，考完博“規培”（注：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的簡稱），最後進醫院當醫生。
“這是一座獨木橋”，他說，“誰都能看到終點，但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終點。”
在疫情掀起千層浪的動蕩年代，各行各業興衰交替，唯獨醫生這份職業看起來依舊穩固、體麵，是人們眼中除了考公外的“鐵飯碗”。
而疫情放開後的2023年，90多萬醫學生麵臨的就業競爭比往年更加殘酷。醫直聘聯合創始人練軍良告訴八點健聞，今年很多效益一般的醫院的在職醫師開始蠢蠢欲動，想去好城市的大醫院，跟應屆畢業生搶工作，導致學曆內卷和科研內卷越來越嚴重。
眾人過窄橋，學曆通脹，醫院門檻水漲船高。複旦大學醫學院臨床專業學生在剛入學的時就被老師告知，每屆200人的學生裏，最後隻有約70人能成為醫生。
考研和考博，是篩選掉這些獨木橋上的醫學生的兩個節點。
而和王河一樣的985醫學生，起步已超過了半數獨木橋上的人。他們更不願意
“向下兼容”，離開北上廣，到縣城做基層醫生。越精英，掉隊後的失落感越強。在一些985醫學生的觀念裏，要是淪落到去社區衛生院，就是“對不起學校”。
困在學曆裏的醫學生們，早已過了“有好多奢望”的二十一歲，成了《黃金時代》裏“挨了錘的牛。”
越來越窄化的世界觀、越來越受限的選擇中，有人在獨木橋上死磕，掙紮幾次，成功“上岸”；而有的人在一次次的碰壁後心灰意冷，選擇出國、轉行或考公。八年製臨床醫學博士考公務員，在當下也並非新鮮事。
臨床本科生走進“考研時代”
王河沒有料到自己會跌落獨木橋。
2020年，無緣保研的他在上海的醫院裏找不到工作，決定報考本校研究生——華山醫院的神經外科。
就算是頂尖醫學院校畢業，以王河的本科學曆，在上海仍然連社區中心的規培都進不去——三甲醫院隻收頂尖博士，社區中心隻收碩士，這是上海醫學生們心知肚明的共識。
那段時間正值醫學生的實習期，王河每天在醫院裏從早上8點工作到下午5點，下班才有空回家學習到深夜。最晚的一次，帶教老師在臨下班前突然要做一台解決下巴囊腫的手術，需要王河留下來，幫忙打下手，手術持續到10點。王河半夜從醫院回家，又打開台燈，開始複習考研。
王河非常不情願。打雜性質的醫院實習，相較於積攢“臨床經驗”，不如說更像是在“浪費時間”。比起穿上白大褂上手術台，考研才是近在眼前的火拚前線。他們似乎寧願拿這些時間多做幾套題，多看幾頁考研的教科書。
雪上加霜的是，研究生錄取分數線並沒有因為疫情而停止上漲的腳步。河北某醫院的年輕醫生李新，2017年以340多分的成績順利被北京協和醫學院專碩錄取。如今，他驚訝地發現，一位師妹考了370多，竟然隻是“壓線”拿到了學校的複試資格。
而王河考研的2021年，複旦大學醫學院的分數線是370多分，且一反常態地劃了一條220分的超高“單科線”，比以往高了近20分。“就算考過學校線，單科過不了單科線，照樣沒書讀”，王河說。
不出意外地，王河考研失敗。他當即決定“二戰”——作為上海人，王河覺得自己反而更沒有退路：“外地同學說不定還能回家，邊規培邊考研。但二十年土生土長在上海，必須留下來，沒有別的出路。”
“反正做醫生的周期已經夠長了，再多一年又算什麽？”抱著這樣的想法，王河開始“二戰”。為求穩，這次他調整了目標。對精神科感興趣的他，報考了另一所985大學的精神科。
但王河的二戰，注定是一場更為艱難的掙紮。
在李新考研的2017年，考研人數才剛剛突破200萬。而五年後的2022年，輪到王河考研時，考研人數飆升至457萬，是當年的2倍多。過去6年間，我國每年的考研人數增長都在30萬以上，去年最為離譜——相較於2021年，2022年的考研人數增長了80萬人。
王河沒有詳細說二戰的情況，隻說考得不好，看調劑。“調劑不上，也許會和我爸一樣，轉行賣保險。”王河苦笑。他還是會有些失望，做醫生很有安全感，每個階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幹什麽。他不想像別人一樣，拿著一張本科文憑，就直接跳進求職的大海。
王河一些外地同學們，有的會選擇回到家鄉的二三線城市裏，找個醫院規培，結束後直接就業，或者邊規培，邊二戰，甚至三戰。
但現在，給學生們的第二次機會正在慢慢消失，規培的大門也在慢慢關閉——有消息稱，河南和湖北今年不允許非應屆畢業生參加規培。也就是說，如果邊規培邊考研，考專碩的機會隻有三次。而那些全脫產準備二戰考研的學生，將直接無法報考專碩。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內部人士委婉地告訴八點健聞，受疫情影響，這兩三年就業率都不好。“上海教委跟在屁股後麵要我們提高就業率。”他最後表示，2023屆可能也沒有好的結果。
根據2020年7月8日發布的《丁香人才2020應屆生就業流向報告》，文章發表時，超6成畢業生還處於找工作的狀態，僅有23%的應屆生已經簽約就業；談到疫情對找工作的影響，34%的人表示單位招聘信息延遲或取消，27%的人認為是線下招聘會延後或取消，另有17%的人，由於封控而錯失了筆試或麵試機會。
卷到底的學曆，卷不完的科研
考上研究生的幸運者，並非萬事大吉。
醫學生職業道路的獨木橋上有兩個“篩選”點：一次在考研，另一次在考博。每個節點，獨木橋上都會“掉下去”一批人。
2023年年初，上海某頂級醫學院碩士研究生溫雅意識到自己今年考不上博了。
往前推半年，她還在畢業論文中掙紮。2022年10月，她開始投論文，同時準備博士申請材料。
她采取的是“廣撒網”策略。投遍上海、北京、杭州的醫學院校，她唯獨沒有投本校——因為打聽一圈後發現“沒戲”。本校大多數博導都有自己的研究生，而這些研究生也大多有讀博意願。這種情況下，博導都會優先招收自己帶的碩士，溫雅基本不可能硬擠到別人的“師門”下。“就算投了，也大概率會成為炮灰。”
真正開始申請博士，她切身感受到了“卷”，“每個人手上都有十幾篇文章”。而科研能力是博士申請評價體係中的大頭，占比足足60%，包括文章數量、文章所在分區、影響因子、是否是一作，等等。
靠著包括十幾篇一區頂刊論文在內的豐碩科研成果，即將進入國內頂級醫院的某985高校博士宋超，成為了所有受訪者中在獨木橋上走得最遠的人。作為科研領域的“老油條”，他也觀察到了近些年醫學生科研的愈發內卷。
“時代早就不同了。”他斬釘截鐵地說。據他觀察，十年前，有一篇影響因子為十分的論文就能留在上海頂級醫院，但現在還要再追加一個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從前本科生不需要做科研，跟著學習就行，現在連本科生都需要原創性成果，“不然不可能進頂級單位。”
科研內卷，學曆貶值——獨木橋上的“攔路虎”正愈發強大，走下去變得愈發困難。
讀研三年，溫雅隻發了一篇論文。這其中有課題組的因素，也有疫情耽誤半年實驗的因素。畢業時，看著自己唯一的成果，她感到難過，因為“一切靠自己摸索，讀研讀得其實蠻辛苦”。
但一切已成定局，能做的隻有向前看。在得知所有博士申請落空後，她立馬調轉船頭，開始找工作。
和其他人相比，溫雅是幸運的。在上海解封前後的幾個月內，她所在學校舉辦了多場互選會，幫助學生就業，溫雅最終成功進入了上海某三甲醫院的檢驗科。作為最基層的小醫生，她要出門診、值夜班；下班回家後，還會在晚上七點半準時坐在電腦前，開始“打第二份工”——寫標書，申請國家自然基金項目。
因為她依然想讀博，想做研究，“相比門診窗口，我更喜歡實驗室”。她希望能在工作中積累一些成果，幾年後繼續申請博士。在她身邊，如此曲線救國的人不在少數。
但這個過程同樣艱難。作為年輕醫生，她沒有資金，沒有數據，隻能靠碩士期間的研究中剩下的一點問題申請項目和經費。
“掉隊的人”，另尋他路
相比於執著考博的溫雅，上海某頂級醫學院在讀學碩劉可的腳步慢了下來。看著漫漫前路，他感到疲憊。
和王河不同的是，劉可並不喜歡醫學生這種一眼望得到頭的感覺——雖然在之前的七年中，他沒想這麽多，“順順利利地總能當個副主任。”靠著多年讀書的慣性，他讀完5年本科，本著繼續讀博的想法考取上海頂級醫學院的學碩，如果一切順利，他會繼續走下去。
但如今的他卷不動了。“一想到後麵還有主治、副主任、主任……要卷這麽多年，我著實有點乏了。”說這話時，劉可剛辦完複學手續。去年4月左右，他患上了抑鬱症，隻能休學回家休養。
他為申博而“攬下”的大課題，進度完全被打亂。記不清多少次，劉可因被封控而錯過了回收標本的期限，甚至“一停就是半年”，隻能反複重做。這使他沒能完成原本有信心在兩年內完成的課題。
劉可撐不下去了。
剛進醫院做科研時，劉可對周圍的一切好奇又興奮，做什麽都很有動力，“感覺對自己的期望更高了”。那年，他所在科室的獨立研究所剛落成，“很大，估計有兩三百個平方”。看著越來越多的設備和器械逐漸把空曠的實驗室填得滿滿當當，他覺得很有“成就感”，像是受到了嘉獎一般。
他能見到來自五湖四海的病人，與導師一起研究各種各樣的疑難雜症，偶爾還能跟以前的同學吹牛，“我碰到的這些病人，他們見都沒見過。”
留在上海，是他休學之前的想法。
現在，劉可累了。曾經，覺得畢業不做醫生對不起這八年的努力，但如今，聽得多了、看得多了，他慢慢發現好像去企業工作也挺不錯。“企業也招醫學生，人家都去了，我去也很正常。”
同時，劉可發現，疫情期間醫院收入堪憂，一些科室不怎麽看病人，甚至都發不出工資。“我們科的工資沒受太多影響，但一些科主任自己疫情期間的獎金也就一兩千塊，真的發不出錢來。”
因為疫情而改變人生軌跡的醫學生們，不止劉可一人。這場瘟疫在徹底打亂人們生活節奏的同時，也讓許多醫學生意識到，原來眼前不止一種選擇。
也許走上岔路也是可以的？也許不卷學曆、不卷科研也是能接受的？“跌落”獨木橋的人，真的是所謂的“掉隊”嗎？除了考試之外，真的隻有永遠無法“上岸”的求職汪洋嗎？
除了回二線城市“躺平”，越來越多的985醫學生們也將目光放在了考公上。
即將畢業於上海某醫學院的八年製臨床醫學博士陸鳴（化名）發現，曾經的學長學姐裏，很少聽到有去考公的，“偶爾有一兩個”。但去年，至少他知道的想要考公的同學，就有兩三個。“從去年的情況來看，我感覺身邊讀完八年製博士出來不做醫生的人，是比以前要多的，”他說。
劉可也考慮出國。在國外的大部分國家，他雖然不能繼續學醫，但可以讀一些生命科學類的學科，比如生物或公共衛生。在國外讀博，劉可不僅能爭取全額獎學金，還能賺一筆工資。
上海某985大學醫學院的小繆也走上了出國的路。讀了五年臨床醫學本科，他發現自己完全適應不了醫院的工作節奏和體係。加之保研無望、考研失敗，小繆決定放下這掂了五年的重擔，出國讀商科。
在他一戰失敗，被迫休息的一年裏，小繆申請到了兩所院校的商科和健康管理交叉項目，還獲得了學校提供的20%學費減免。
“我對成功的定義很狹隘，就是賺到錢。”小繆說。“但我知道，醫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沒辦法真正經濟獨立的，所以我想轉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