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大齡未婚女性達3800萬，大齡單身男性近3900萬。代表委員建議，適度放開未婚女性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未婚女性超過一定年齡，沒能生育但有生育願望的，可考慮先予生育力保存，待生育條件滿足後再按程序完成輔助生殖技術。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成為熱議話題。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原副主席姚愛興指出，隨著養育成本增加、教育焦慮蔓延、經濟環境和勞動就業壓力大、女性工作與家庭衝突加劇、子女養老需求降低等，90後、00後一代推遲婚育、不婚不育現象越來越多，“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問題日益突出。
對此，代表委員們從完善生育津貼、加強稅收補貼、增設普惠製托兒機構、免除學費、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等多個方麵，建言獻策。
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出現61年來首次負增長。今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項數據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生育問題的熱議。
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告訴《財經》記者，為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今年她帶來了一份《關於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的提案》。在謝文敏看來，一方麵，當前中國人口形勢正麵臨嚴峻挑戰，釋放生育潛能，滿足群眾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是人口工作的必要舉措。另一方麵，隨著當代環境變化，女性的婚戀和生育觀發生了一些改變。未婚生子也是未來有更多獨立女性主動選擇的結果，法律主動照顧這部分少數人群，是中國法治溫度的體現。
一體化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尚待完善
生育成本和養育成本無疑是影響年輕人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現金和稅收補貼能否減輕育兒負擔？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助理吳瑞君認為，生育問題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兩類來探討，現階段生育政策引導重點應放在解決“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為其減負賦能，提振生育水平。
對此，吳瑞君建議，按照遞進式差異化的補貼思路，實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補貼，同時，提高個人所得稅教育專項扣稅比例和返還強度。允許丈夫參保的全職太太或靈活就業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貼。在配置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時，適當向有困難的多孩家庭傾斜，給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貸款利率優惠。
謝文敏在提案中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二是切實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戶、托幼、上學、就業等相關權益保護，逐步向未婚女性生育開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務體係；三是基層組織社區、街道、學校應該積極地介入非婚生子女家庭，給予幫扶保護，做好引導教育，不讓非婚生子女感受到歧視與傷害。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原副主席姚愛興也帶來了一份《關於進一步優化生育支持政策體係建設的提案》。姚愛興建議，從國家層麵製定完善生育津貼發放政策規定，對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別給予一次性生育獎勵，並對0個-36個月齡的嬰幼兒家庭每月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予定額的育兒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建議，應促進生育支持政策配套銜接，家庭育兒階段可給予稅收減免，在家庭購房、購車方麵，給予優先優惠。此外，發揮社會保險的協同作用，經濟壓力較大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積金和養老金的個人賬戶部分。多方降低家庭生育養育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
在分擔生育成本方麵，也有很多代表委員從稅收補貼方麵提出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萬事利集團董事長屠紅燕建議，出台政府財政稅收政策，解決生育成本分擔問題。落實企業稅收減免政策。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按照企業在產期女性職工休假期間支付的工資、生育津貼、崗位空缺填補支出等相關費用給予一定扣除。
農工黨中央今年遞交了《關於構建生育支持稅費政策體係 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提案》，提案建議，一是盡快出台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進一步降低家庭撫養孩子的養育成本。二是試行“負所得稅”製度。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對達不到專項附加扣除中的學前教育、學曆教育扣除標準的低收入家庭，計算其“負所得稅”金額，由政府予以一定的補助，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緩解撫養壓力，提升生育意願。三是對現有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標準上按照150%加計扣除，進一步減輕家庭育養子女的負擔，鼓勵適齡育養家庭多生多育。
在養育孩子的成本中，教育是一項大開支。根據育媧人口專家團隊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全國家庭0歲-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其中，上海生育成本全國第一，一個孩子養到18歲前需要102.6萬元。另據2021年《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數據，中國家庭的教育支出甚至超過了住房支出，成為家庭中較大的開銷。
為了減輕教育壓力，此次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提出，建議對2024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免除學費、課本費，直至大學畢業。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老年醫學中心主任醫師甘華田則建議，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發放教育專項補貼，為第三孩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階段的免費教育。
事實上，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推出了係列生育支持政策及配套措施。但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來看，家庭生育意願依然不高。
在吳瑞君看來，目前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實和展開，但從效果來看，相關政策在製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頂層設計整體性和體係性不足、家庭和性別視角缺失等問題，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化的政策體係尚未有效形成。
姚愛興表示，要優化和支持生育，不僅要關注生育政策本身，還要做好經濟社會相關政策的配套銜接，並堅持以人為本的政策導向。比如加強生育政策與育幼、教育、就業、醫療衛生、養老、戶籍管理、住房、土地等製度政策的協調聯動，增加農村家庭和農村人口抵禦風險能力。
營造對女性友好的生育環境
年輕人不願生不僅僅是成本的問題，營造對青年尤其對女性友好的生育環境也至關重要。
在賀丹看來，隨著中國生育政策的不斷調整，特別是放開生育政策以後，對性別歧視的擔憂一直存在。盡管中國婦女的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些長期的社會習俗、女性在職業發展中必然麵臨的婚育問題，都讓性別歧視難以解決。
雖然男女平等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但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並未消失，由於生育和撫育孩子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一些女性因為擔心職場“性別歧視”而不敢生育。
從性別平等和生育水平的關係來看，賀丹梳理國際經驗後發現，性別平等做得越好，性別平等進步到更成熟的階段，生育水平反而會提升。賀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於消除職場性別歧視，不能光喊口號，基礎製度的構建尤為重要，比如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麵，加強對生育群體的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馬璐表示，2012年出台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與當前社會關切和女職工實際需求存在不適應的地方。例如，近年來，女職工勞動保護執行不到位、工作場所性別歧視、女職工禁忌從事勞動範圍有待調整等問題有所凸顯，女職工對加強生育保護、享有平等就業和職業發展機會等方麵的訴求強烈。因此，《特別規定》應對女職工勞動保護製度機製作出全麵係統的規定。
今年，馬璐帶了“關於修訂《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提案”。馬璐建議，提升立法層級和效力，全麵準確界定女職工勞動保護的概念、範圍，並適應靈活就業女性勞動者規模不斷擴大的現實，擴大適用範圍。同時，依據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回應社會關切問題，適度完善保護內容和程度。如，明確細化產假前工資標準、孕期哺乳期調崗、產後返崗、用人單位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等相關規定。
趙冬苓則從減輕用人單位負擔角度提出建議。趙冬苓認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規，用人單位需要承擔大部分產育假的用人成本，客觀上造成了企業不願意吸納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女性，也造成了育齡女性的就業困難，影響女性生育意願。她建議，將國家政策規定的、由企業負擔的經濟成本，納入企業減免稅收或退稅的核算範圍。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險製度，改變主要依賴企業繳費的機製和路徑，減輕用人單位負擔。
此外，也有不少女性代表委員從關愛女性心理健康等角度為女性發聲。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表示，在減輕女性的經濟和家庭負擔、鼓勵女性生育的同時，希望家庭及社會重視並理解女性不同時期的心理變化，宣揚生育關懷，從個人、家庭、社會對女性進行全方位嗬護，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她同時呼籲，在生育問題上，要尊重每位女性、每個家庭的自主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編劇蔣勝男則從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角度出發，指出近年來的超時工作問題，已造成年輕人沒時間戀愛、沒時間育兒、沒有家庭時間，從而使得整個社會結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況出現，提升生育率的其他辦法都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對此，蔣勝男建議，加強勞動法對勞動者的休息權保護，對企事業單位八小時工作製執行情況加強監管。
蔣勝男這一建議也衝上了互聯網熱搜。《財經》記者在該話題下看到不同網友的評論稱：“這倒是，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哪有時間去生育養育孩子”，“加班造成很多人一人做兩個人的事，沒時間生孩子。”
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是文明進步體現
前不久，四川省發布《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下稱《辦法》），稱將取消
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製條件，將“夫妻應當在生育前進行生育登記”更改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應辦理生育登記”。這一舉措也迅速成為了網絡熱點，引起網民對未婚女性生育權保障的討論。
《財經》 記者梳理發現，今年兩會上，多個代表委員也就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提出了建議。
謝文敏告訴《財經》記者，她提交的上述《關於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的提案》建議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切實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戶、托幼、上學、就業等相關權益保護。
謝文敏認為，這並不意味著鼓勵未婚生育，而是回歸到生育事實本身，讓未婚生育女性和非婚生子女的相關權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使其更好地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
民政部2020年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19年時中國的單身成年人口數量已達2.6億人，超過英法德三國人口總數，其中8000萬人處於獨居狀態。
民政部2022年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結婚登記人數是764.3萬對，對比上年下降了6.1%，辦理離婚手續是283.9萬對，比上年下降34.6%。這是從1986年以來，有數據記載中國結婚人數首次低於800萬對大關。
另據2020年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目前大齡未婚女性人數達3800萬人，大齡單身男性接近3900萬人。
在謝文敏看來，隨著當代環境變化，女性的婚戀和生育觀也隨之產生了改變。“在經濟、身體等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確實有女性希望不受婚姻的捆綁，通過生殖輔助技術來實現成為母親的心願。法律主動照顧這部分少數人群，是我國法治溫度的體現。”
謝文敏認為，將生育與婚姻捆綁，這樣的限製缺乏必要的正當性。如果單身女性有能力和意願生育，進而組建單親家庭，法律並無理由對其予以歧視或禁止。“每個想要生育的女性，都應該享有平等的待遇。”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要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隨著女性教育和職業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城市裏的大齡未婚女性也越來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孩子的未婚女性，為此，國家衛健委、婦聯應出台政策允許單身女性享有與已婚女性一樣的生育權利和福利。
除了放開生育的結婚限製，也有代表委員為支持未婚女性生育提出具體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徐叢劍帶來了一份《關於特定條件下應支持未婚女性凍卵的提案》，建議適度放開未婚女性進行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未婚女性在某些特定條件下，超過一定年齡沒能生育，但有強烈生育願望的，可以考慮先予生育力保存，待生育的其他條件滿足後，再按程序完成輔助生殖技術。
當前，中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徐叢劍認為，關於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需要與時俱進地修訂，“過去我們傾向於控製人口增長，現在傾向於鼓勵生育，這種情況下，關於生育技術的規定可能要適當修改。”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兼商學院代理院長金李也認為，對於單身大齡女性或暫時找不到適合結婚對象而主觀願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應放開生育保存機會。
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鑫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也表示，當前中國很多女性麵臨著職場壓力及尋找合適配偶較為困難的情況，但是她們未來可能不會拒絕結婚生子，“所以如果是因為社會因素想要凍卵，隻要我們有資源，女性又同意，那我覺得就可以做。”
2021年中國富裕家庭數量增加10萬戶，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廣東和浙江，占全國增加總數的六成。富裕家庭最集中的前30名城市，占全國富裕家庭總數的68%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成為熱議話題。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原副主席姚愛興指出，隨著養育成本增加、教育焦慮蔓延、經濟環境和勞動就業壓力大、女性工作與家庭衝突加劇、子女養老需求降低等，90後、00後一代推遲婚育、不婚不育現象越來越多，“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問題日益突出。
對此，代表委員們從完善生育津貼、加強稅收補貼、增設普惠製托兒機構、免除學費、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等多個方麵，建言獻策。
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出現61年來首次負增長。今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項數據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生育問題的熱議。
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告訴《財經》記者，為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今年她帶來了一份《關於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的提案》。
在謝文敏看來，一方麵，當前中國人口形勢正麵臨嚴峻挑戰，釋放生育潛能，滿足群眾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是人口工作的必要舉措。另一方麵，隨著當代環境變化，女性的婚戀和生育觀發生了一些改變。未婚生子也是未來有更多獨立女性主動選擇的結果，法律主動照顧這部分少數人群，是中國法治溫度的體現。
謝文敏在提案中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二是切實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戶、托幼、上學、就業等相關權益保護，逐步向未婚女性生育開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務體係；三是基層組織社區、街道、學校應該積極地介入非婚生子女家庭，給予幫扶保護，做好引導教育，不讓非婚生子女感受到歧視與傷害。
一體化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尚待完善
生育成本和養育成本無疑是影響年輕人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之一。現金和稅收補貼能否減輕育兒負擔？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助理吳瑞君認為，生育問題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兩類來探討，現階段生育政策引導重點應放在解決“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為其減負賦能，提振生育水平。
對此，吳瑞君建議，按照遞進式差異化的補貼思路，實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補貼，同時，提高個人所得稅教育專項扣稅比例和返還強度。允許丈夫參保的全職太太或靈活就業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貼。在配置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時，適當向有困難的多孩家庭傾斜，給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貸款利率優惠。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原副主席姚愛興也帶來了一份《關於進一步優化生育支持政策體係建設的提案》。姚愛興建議，從國家層麵製定完善生育津貼發放政策規定，對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別給予一次性生育獎勵，並對0個-36個月齡的嬰幼兒家庭每月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予定額的育兒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建議，應促進生育支持政策配套銜接，家庭育兒階段可給予稅收減免，在家庭購房、購車方麵，給予優先優惠。此外，發揮社會保險的協同作用，經濟壓力較大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積金和養老金的個人賬戶部分。多方降低家庭生育養育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
在分擔生育成本方麵，也有很多代表委員從稅收補貼方麵提出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萬事利集團董事長屠紅燕建議，出台政府財政稅收政策，解決生育成本分擔問題。落實企業稅收減免政策。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按照企業在產期女性職工休假期間支付的工資、生育津貼、崗位空缺填補支出等相關費用給予一定扣除。
農工黨中央今年遞交了《關於構建生育支持稅費政策體係
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提案》，提案建議，一是盡快出台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進一步降低家庭撫養孩子的養育成本。二是試行“負所得稅”製度。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對達不到專項附加扣除中的學前教育、學曆教育扣除標準的低收入家庭，計算其“負所得稅”金額，由政府予以一定的補助，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緩解撫養壓力，提升生育意願。三是對現有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標準上按照150%加計扣除，進一步減輕家庭育養子女的負擔，鼓勵適齡育養家庭多生多育。
在養育孩子的成本中，教育是一項大開支。根據育媧人口專家團隊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全國家庭0歲-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其中，上海生育成本全國第一，一個孩子養到18歲前需要102.6萬元。另據2021年《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數據，中國家庭的教育支出甚至超過了住房支出，成為家庭中較大的開銷。
為了減輕教育壓力，此次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提出，建議對2024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免除學費、課本費，直至大學畢業。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老年醫學中心主任醫師甘華田則建議，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發放教育專項補貼，為第三孩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階段的免費教育。
事實上，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推出了係列生育支持政策及配套措施。但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來看，家庭生育意願依然不高。
在吳瑞君看來，目前各地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實和展開，但從效果來看，相關政策在製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頂層設計整體性和體係性不足、家庭和性別視角缺失等問題，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化的政策體係尚未有效形成。
姚愛興表示，要優化和支持生育，不僅要關注生育政策本身，還要做好經濟社會相關政策的配套銜接，並堅持以人為本的政策導向。比如加強生育政策與育幼、教育、就業、醫療衛生、養老、戶籍管理、住房、土地等製度政策的協調聯動，增加農村家庭和農村人口抵禦風險能力。
營造對女性友好的生育環境
年輕人不願生不僅僅是成本的問題，營造對青年尤其對女性友好的生育環境也至關重要。
在賀丹看來，隨著中國生育政策的不斷調整，特別是放開生育政策以後，對性別歧視的擔憂一直存在。盡管中國婦女的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些長期的社會習俗、女性在職業發展中必然麵臨的婚育問題，都讓性別歧視難以解決。
雖然男女平等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但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並未消失，由於生育和撫育孩子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一些女性因為擔心職場“性別歧視”而不敢生育。
從性別平等和生育水平的關係來看，賀丹梳理國際經驗後發現，性別平等做得越好，性別平等進步到更成熟的階段，生育水平反而會提升。賀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於消除職場性別歧視，不能光喊口號，基礎製度的構建尤為重要，比如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麵，加強對生育群體的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馬璐表示，2012年出台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與當前社會關切和女職工實際需求存在不適應的地方。例如，近年來，女職工勞動保護執行不到位、工作場所性別歧視、女職工禁忌從事勞動範圍有待調整等問題有所凸顯，女職工對加強生育保護、享有平等就業和職業發展機會等方麵的訴求強烈。因此，《特別規定》應對女職工勞動保護製度機製作出全麵係統的規定。
今年，馬璐帶了“關於修訂《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提案”。馬璐建議，提升立法層級和效力，全麵準確界定女職工勞動保護的概念、範圍，並適應靈活就業女性勞動者規模不斷擴大的現實，擴大適用範圍。同時，依據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回應社會關切問題，適度完善保護內容和程度。如，明確細化產假前工資標準、孕期哺乳期調崗、產後返崗、用人單位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等相關規定。
趙冬苓則從減輕用人單位負擔角度提出建議。趙冬苓認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規，用人單位需要承擔大部分產育假的用人成本，客觀上造成了企業不願意吸納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女性，也造成了育齡女性的就業困難，影響女性生育意願。她建議，將國家政策規定的、由企業負擔的經濟成本，納入企業減免稅收或退稅的核算範圍。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險製度，改變主要依賴企業繳費的機製和路徑，減輕用人單位負擔。
此外，也有不少女性代表委員從關愛女性心理健康等角度為女性發聲。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表示，在減輕女性的經濟和家庭負擔、鼓勵女性生育的同時，希望家庭及社會重視並理解女性不同時期的心理變化，宣揚生育關懷，從個人、家庭、社會對女性進行全方位嗬護，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她同時呼籲，在生育問題上，要尊重每位女性、每個家庭的自主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編劇蔣勝男則從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角度出發，指出近年來的超時工作問題，已造成年輕人沒時間戀愛、沒時間育兒、沒有家庭時間，從而使得整個社會結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況出現，提升生育率的其他辦法都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對此，蔣勝男建議，加強勞動法對勞動者的休息權保護，對企事業單位八小時工作製執行情況加強監管。
蔣勝男這一建議也衝上了互聯網熱搜。《財經》記者在該話題下看到不同網友的評論稱：“這倒是，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哪有時間去生育養育孩子”，“加班造成很多人一人做兩個人的事，沒時間生孩子。”
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是文明進步體現
前不久，四川省發布《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下稱《辦法》），稱將取消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製條件，將“夫妻應當在生育前進行生育登記”更改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應辦理生育登記”。這一舉措也迅速成為了網絡熱點，引起網民對未婚女性生育權保障的討論。
《財經》 記者梳理發現，今年兩會上，多個代表委員也就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提出了建議。
謝文敏告訴《財經》記者，她提交的上述《關於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的提案》建議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製，切實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落戶、托幼、上學、就業等相關權益保護。
謝文敏認為，這並不意味著鼓勵未婚生育，而是回歸到生育事實本身，讓未婚生育女性和非婚生子女的相關權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使其更好地享受相應的公共服務。
民政部2020年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19年時中國的單身成年人口數量已達2.6億人，超過英法德三國人口總數，其中8000萬人處於獨居狀態。
民政部2022年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結婚登記人數是764.3萬對，對比上年下降了6.1%，辦理離婚手續是283.9萬對，比上年下降34.6%。這是從1986年以來，有數據記載中國結婚人數首次低於800萬對大關。
另據2020年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目前大齡未婚女性人數達3800萬人，大齡單身男性接近3900萬人。
在謝文敏看來，隨著當代環境變化，女性的婚戀和生育觀也隨之產生了改變。“在經濟、身體等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確實有女性希望不受婚姻的捆綁，通過生殖輔助技術來實現成為母親的心願。法律主動照顧這部分少數人群，是我國法治溫度的體現。”
謝文敏認為，將生育與婚姻捆綁，這樣的限製缺乏必要的正當性。如果單身女性有能力和意願生育，進而組建單親家庭，法律並無理由對其予以歧視或禁止。“每個想要生育的女性，都應該享有平等的待遇。”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要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隨著女性教育和職業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城市裏的大齡未婚女性也越來越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孩子的未婚女性，為此，國家衛健委、婦聯應出台政策允許單身女性享有與已婚女性一樣的生育權利和福利。
除了放開生育的結婚限製，也有代表委員為支持未婚女性生育提出具體的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徐叢劍帶來了一份《關於特定條件下應支持未婚女性凍卵的提案》，建議適度放開未婚女性進行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未婚女性在某些特定條件下，超過一定年齡沒能生育，但有強烈生育願望的，可以考慮先予生育力保存，待生育的其他條件滿足後，再按程序完成輔助生殖技術。
當前，中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徐叢劍認為，關於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需要與時俱進地修訂，“過去我們傾向於控製人口增長，現在傾向於鼓勵生育，這種情況下，關於生育技術的規定可能要適當修改。”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兼商學院代理院長金李也認為，對於單身大齡女性或暫時找不到適合結婚對象而主觀願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應放開生育保存機會。
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鑫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也表示，當前中國很多女性麵臨著職場壓力及尋找合適配偶較為困難的情況，但是她們未來可能不會拒絕結婚生子，“所以如果是因為社會因素想要凍卵，隻要我們有資源，女性又同意，那我覺得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