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高峰才過去月餘，近兩周各地又迎來流感季。城市裏，有發熱門診徹夜的長隊、醫院藥房斷貨的奧司他韋，而農村和鄉鎮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度過。
在華東某村，衛生院並不是多數村民治感冒的首選，上羅大夫那兒打一針才是——羅大夫是村裏的赤腳醫生，“一針治感冒”，撐起了他的“神醫”口碑。
村民陳麗琴也和大家一樣信任羅大夫：“他連新冠都隻要幾針就能治好，而我過年在縣醫院治的新冠，拖足了兩個星期。”
“我以前到鄉衛生院問過能不能給打‘感冒針’，醫生說不能，想打消炎藥也要先做檢查、抽血。”
可是在村裏大多數人眼中，感冒發燒還要做檢查，錢和時間都消耗不起。衛生院醫生說的耐藥性、毒副作用，他們大多一知半解，甚至將信將疑。生活要求他們盡快消除症狀，省錢和好得快就是最核心的訴求。
同樣的事，在許多不同的農村和鄉鎮都正在發生。從衛生院的候診區，到診所門口的一排排塑料椅，都坐滿了等著打針的病人。沒有誰期待測了抗原用什麽藥抗病毒、血檢後決定要不要抗生素。
一針“感冒針”，是基層最主流、最有口碑的治療方案。
新冠高峰後的流感季，“感冒針”還是主角
所謂“感冒針”，是“抗生素＋抗病毒＋解熱鎮痛＋激素”的肌肉注射組合，不同醫生組方會有些許不同。
首先，抗生素並不會先查血再決定如何選擇，而會使用克林黴素、林可黴素、慶大黴素等相對廣譜、便宜的種類，甚至聯合使用。第二，抗病毒用藥也不會通過症狀經驗性選擇，更不會測抗原判斷流感類型，而是使用廣譜的利巴韋林。
第三，解熱鎮痛不使用布洛芬、乙酰氨基酚這些單一成分的藥品，而用安痛定。安痛定本身就是一種複方藥物，含有安替比林、氨基比林和巴比妥鈉。
前兩種為 NSAIDs，氨基比林半衰期長（12 小時）但起效慢，安替比林則半衰期短（1～4
小時）但起效快，兩者配伍實現既速效、又長效。而第三種成分巴比妥納，則既有鎮靜作用，又能協同解熱鎮痛。
而糖皮質激素地塞米鬆兼具抗炎、免疫調節、抑製下丘腦對致熱原的反應的作用，則加成了其他組分的效果。
似乎可以這麽總結：所有和感冒症狀相關的藥，“感冒針”做到了一針打盡。
“感冒針”處方 圖源：醫生提供
華中某鎮衛生院醫生徐衛寧，今天看了三十幾個病人，近一半處方用了“感冒針”。
“幾乎都是病人自己要求，說就開上次的針。”
在剛剛過去的新冠高峰期，徐衛寧所在的衛生所病人驟增，在幾天之內從每天三四十直奔兩三百。很多老人發熱三四天了才來，缺設備看不明白到底有沒有肺炎，甚至因為患者太多，連查血都難以保證。
“在衛生院四年多，‘感冒針’早有耳聞，但我從不主動開。”徐衛寧說，“但當時缺人、缺藥、缺檢查設備，新冠特效的抗病毒藥就不用說了，輸液器都缺，布洛芬也隻撐了兩三天。到了什麽都缺的時候，就顧不得了。”
發燒到 39℃
以上的病人、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徐衛寧和同事盡量了解基礎疾病情況，看看血象、胸片。而更多的病人會直接開“感冒針”。
“感冒針”通過肌肉注射給藥，相比輸液大大縮短了病人在院時間；沒了頭孢、克林，還可以用林可、慶大，藥品就顯得相對充足；用上安痛定和激素，病人一定能退燒、周身疼痛能快速緩解；足夠“廣譜“的用藥，也減少了問診、檢查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
在高峰中的那幾個星期，徐衛寧在現實的掙紮中，還是接受“感冒針”的一項項“優點”。
圖源：視覺中國
高峰過去後，徐衛寧不止一次反思過給病人打“感冒針”，是不是自己的科學意識開始滑坡。但被他形容為“兔子急了咬人”的應急措施，卻收獲了比往常多得多的肯定：“
一位大娘還誇我治新冠比平時治感冒強，年輕人也進步了、有兩把刷子了。”
“他們（病人）隻知道讚‘感冒針’好用、良心醫生良心診所，其實很多都不知道用的哪些藥。”現在應急時期過去了，今年的流感季卻讓徐衛寧感覺到了空前的為難。
因為新冠時遺留的好印象，要求打“感冒針”的病人比原先多得多。對此，徐衛寧依然有自己的堅持：“新冠高峰是一時的，但感冒不是，我不會主動開‘感冒針’。”
“當然了，我的堅持不一定有多大用，到了診所和赤腳醫生那裏，隻會用得更多。”
其實就算是診所的大夫，也並非不懂“感冒針”存在的規範性、安全性問題。“這個處方不必是呼吸科專家，很多醫生看到都會覺得離譜。但所幸也沒出過事，就一直用下來了。”華南某鎮診所醫生鄭昌林表示。
“雖然在用，但一般也不會和患者說明這針裏都有哪些藥。”
一邊勸熟人不要打，一邊每天開出十幾針
“患者開玩笑說，診所醫生比我會治病。”
華北某三甲醫院副主任醫師陳延聊起“感冒針”在基層的使用，覺得情有可原，又十分無奈：“這一大套藥當然會見效，但顯然既不規範又不安全。”
感冒一般分為“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可能需要且有特異性抗病毒治療藥物的是流行性感冒，由甲、乙、丙三型流感病毒引起。而普通感冒病原體為鼻病毒、冠狀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一方麵尚無特異性抗病毒藥物，另一方麵免疫係統在
3～5 天內就可以把病毒清除。
1972 年廣譜抗病毒藥利巴韋林問世，“病毒唑”這個俗稱，讓人以為它對什麽病毒都管用。事實上，國食藥監注 [2006] 69
號文件已寫明：本品適用於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與支氣管炎，皮膚皰疹病毒感染
[1]。
WHO 現行基本藥物標準清單提示：“利巴韋林用於治療丙型肝炎和一些病毒性出血熱的治療。”
利巴韋林用藥信息 圖源：WHO 基本藥物標準清單電子版
同時，在 WHO 藥品不良反應數據庫中，利巴韋林的不良反應報告共 96353 份（截至 2023 年 3 月 5 日），涉及不良反應
23 萬餘例次。早在 2006
年國家藥監局已通報警惕利巴韋林的安全性問題，指出“應對其生殖毒性和溶血性貧血等安全性問題予以關注”[2]。
因此不論病因和症狀，使用利巴韋林無差別治療感冒，既不規範也不安全。
“感冒針”中必備的抗生素，更是存在根本性問題：抗生素隻對細菌有效，對病毒引起的感冒並無效果。不加區分的給感冒患者用抗生素，對病情無益。
抗生素的誕生曾大大降低了許多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這樣的“神奇”作用讓人們無比信賴抗生素，我國逐漸成為生產大國後，也使抗生素迅速普及。
2021 年，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發布了中國二級和三級醫院門診抗生素處方合理性大型研究結果。研究納入
28 個省級地區 139 家醫院的 1.7 億門診數據。結果顯示，近 1900 萬張（10.9%）抗生素處方中，高達
51.4%（968 萬張）不合理，能直接判定為合理的僅 15.3% [3]。
2 月 10 日，the Lancet
剛剛刊登了一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所撰文章，提示防控措施調整後，短時間內新冠患者的激增，讓我國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很快回到疫情之前，甚至更加嚴峻
[4]。
圖源：the Lancet
而在解熱鎮痛部分，國家藥監局曾要求臨床應用安痛定務必加強用藥監護，建議僅限短期應用、加強血象監測以免因血液係統反應造成嚴重後果。而很顯然在打“感冒針”的地方，多數不具備血象監測的條件 [5]。
另外，安痛定的組分巴比妥還會加快地塞米鬆代謝影響藥效，同時地塞米鬆本身的使用又有諸多禁忌。2015 年 11
月，國家食藥監局關於修訂地塞米鬆注射劑說明書的公告中，要求細菌性、病毒性感染者慎用，提醒在選擇用藥時，應進行充分的效益/風險分析
[6]。
這樣有問題的“神針”，患者要打，醫生就不勸嗎？
林珍是華東某鄉衛生院醫生，上周表姑感冒了也來問林珍能不能也給打“感冒針”。
根據以往的勸說經驗，要都解釋清楚顯然會收獲一句“聽不懂”。最終林珍隻能從表姑在意的體重下手，告訴她那針有激素，打了人會胖。而表姑卻並未完全被勸服：“說實話，要是別的醫生，我真可能認為是想讓我做檢查、用貴的藥。”
對此林珍卻也能夠理解。在鄉鎮和農村，更多是被生活追著不能停歇的人們。相比縹緲的耐藥性、所謂的安全和長期的健康，一家人的三餐、小店裏的生意、田地裏的活計，顯然更迫在眉睫。
因此，林珍每天還是會開出十幾個“感冒針”：“如果患者說要打，大多數時候我也就不勸了。”
急速見效的“神針”，和不得不擔憂的後患
如果僅從症狀上看，“感冒針”的確可以極速見效，才有了患者口中“神針”的說法。
華南某縣中心醫院退休醫生肖德望就說到：“這針確實是 30
年前一直用到現在。不怪病人認可，抗生素、抗病毒都是廣譜的，安痛定有三個成分，加地塞米鬆這麽一放大，對付頭疼腦熱就是大炮打蚊子，怎麽不覺得好得快？”
對於普通感冒，《普通感冒規範診治的專家共識》指出“不建議用抗菌藥物治療，且抗菌藥物預防細菌感染是無效的”、“無需抗病毒藥物治療，過度使用有明顯增加相關不良反應的風險” [7]。
而“一老一小”和基礎疾病患者，2015
年發布的《特殊人群普通感冒規範用藥專家共識》，提出同樣無需使用抗病毒藥物、抗生素使用應遵循指征，同時對安痛定的使用風險做出了警示
[8]。
普通感冒抗感染藥物選擇、安痛定風險提示 圖源：文獻 8
針對流行性感冒，現行 2020
版診療方案明確要求：避免盲目或不恰當使用抗菌藥物，僅在有細菌感染指征時使用；非重症且無高危因素者，應充分評價風險收益，考慮是否給予抗病毒治療；合理選擇退熱藥物，解熱鎮痛藥物僅在高熱患者中明確需應用；除重症急性壞死性腦病患者以外，均未推薦糖皮質激素
[9]。
國家藥監局也曾發文提醒抗炎、抗感染藥物需合理應用，普通感染最好不要使用抗炎藥物，如地塞米鬆等，以免掩蓋病情
[10]。
不論是普通感冒還是流感，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限性，“感冒針”對症狀立竿見影的消除效果很大程度上隻是表象。對於健康狀況良好的人，一年一兩次“感冒針”或許不足以讓個人體會到危害，但一些有基礎疾病的患者，卻已經開始嚐到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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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陳蘭芬患有支氣管哮喘等基礎疾病，上了年紀“感冒針”打得多了，漸漸自覺出現了其他問題：“原來一兩針就好，現在咳得越來越久。背上還總長癤子，這臉和肚子也越腫越厲害。”
直到被女兒拖去縣醫院看病，醫生說病因很可能是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她才意識到自己眼中的“神針”是罪魁，衛生所不給開“感冒針”的醫生，並不是在嚇唬她。
如何治感冒，醫生和患者都有各自的意願和為難，讓大有問題的“感冒針”，在基層的應用有了肥沃土壤。
陳延對此談到：“和基層醫生、患者交流時，不得不感慨‘感冒針’真的很受認可。患者認可，醫生也缺少改進的動力，或許隻有從製度上監管才能立竿見影。”
“‘感冒針’的危害更多在安全性和公衛層麵，所以老百姓個人總覺得不會立時三刻應驗在自己身上，甚至認為勸阻他們打針的醫生有私心。”肖德望這樣理解“感冒針”擁有的口碑。
與此同時，他也在前兩個月的新冠疫情中，看到了變化的可能：“新冠疫情推動了基層設備和藥物的普及。繼續讓患者需要承擔的檢查和藥物費用降下去，用得起、也用得到藥，如果監管製度能配合上，這很可能就是個東風。”
患者的口碑因為不懂，醫生的選擇源於現實。無論是用規範來管理，還是用宣教來引導，都需要時間，但也不容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