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走低的社會生育率，讓我國麵臨人口負增長的嚴峻現實。圖/新華社
近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生育問題廣受社會關注。今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末我國人口比上年減少85萬人，這也意味著，我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常態化時期。
這一人口發展現實，令如何提升我國社會生育率的相關議題，更見緊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將法定結婚年齡降至18歲，以刺激生育，引發了討論。
事實上，早在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時，就有委員提出這一建議，以此調節婚姻人數下降和老齡化上升趨勢。當時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為熱搜。
但是，從法律層麵看，民法典規定，18周歲以上的自然人為成年人，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婚姻權是一項基本民事權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齡到18歲，其意義主要在還權於民與賦權於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權益。
在晚婚情況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趨勢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齡到18歲這一措施，對於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顯作用，尚待現實驗證。
▲養育條件是否具備，直接影響到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圖/新華社
降低結婚年齡作用可能不大
18歲，是國際上普遍認可的成年標誌。但我國現行法定結婚年齡男性22歲、女性20歲的規定，明顯偏高。如，日本規定男性18歲、女性16歲，美國為男性18歲、女性18歲，印度為男性21歲、女性18歲，德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則男女均為18歲。
由此也可以看出，18歲即可結婚成家，是多數國家約定俗成的共識。因此，如果將我國的法定結婚年齡降低到18歲，這是同國際接軌，同時也滿足了小眾人口的願望。
但是，這一措施對於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不能寄予厚望。因為，隨著社會的變遷，我國年輕人的婚育模式已經轉型到極晚婚極晚育的模式。全國已有多地公布的婚姻登記大數據顯示，晚婚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如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2020年，我國平均初婚年齡提高到了28.67歲，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9.38歲，女性為27.95歲。而在2010年，我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4.89歲，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5.75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4歲。10年間，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近4歲。
在現實生活中，到了18歲就早婚的人口少之又少，而且早婚也未必早孕早育，隻是在理論上提供了多生多育的可能性空間。可以說，試圖通過降低法定結婚年齡來提高生育率的想法，未免有些簡單，18歲允許結婚也不等於18歲就必須結婚。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18歲還是20歲，隻是可以結婚的門檻年齡。能否結婚涉及的因素則比較多，譬如能否找到結婚對象，雙方是否有結婚意願，是否具備相應的經濟條件等。
我國適婚人群普遍晚婚的趨勢說明，降低法定結婚年齡，對於提高已婚生育率作用，恐怕並不會如想象那麽大。
▲提升社會生育意願，也需照顧到女性職業發展需求。圖/新華社
提振生育率仍需從源頭做起
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2022年因此成為人口負增長元年，我國將由此進入人口負增長常態化時期。而這也將讓我國麵臨少子化、老齡化、過度城市化以及國際移民輸出的多重挑戰。
問題的關鍵是，目前已經出現了以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為主體的低生育文化，決定著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
“人口即命運。”正如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孔德所說，低生育率人口問題乃中國的“國之大者”，將極大影響未來中國的國運民生。人口安全問題，也將成為非傳統安全的重要一維，成為新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此，自2016年全麵實施兩孩政策以來，如何回應生育率持續低迷的挑戰，從源頭上提振生育率到適度水平、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已經有了高度共識，亦成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的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
建議將法定結婚年齡降至18歲，以促進生育，無疑也是對此嚴峻現實的積極回應。但是，要提高我國社會生育率，仍需針對我國目前主要麵臨的不敢生、不願生、不能生情況，切實有效進行分類施策。
“不敢生”的原因是怕養不起、養不好。這需要從人的生命曆程出發，建立大生育觀念，降低婚嫁、生育、養育和教育的成本，國家和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銀給予補貼，讓每一個家庭生得起養得好孩子。這是國際上應對低生育危機的普遍對策，我國部分地方也已有一些探索，但力度要加大、進度要加快。
“不願生”主要是指生育意願低下，而不僅僅是養育條件是否具備。可以觀察到，我國生育意願出現了代際弱化的傾向，一代不如一代。這也直接導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意願持續普遍走低。
而經濟負擔重、子女無人照料和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因素，已經成為製約生育的主要障礙。為此，需要傳播積極的種族繁衍文化和多樣化適度生育文化，創造條件激發生育熱情。
“不能生”則主要是指不孕不育症、人工流產等生殖健康問題。目前，我國不孕不育症發病率逐年上升，約占總人口的12.5%-15%。為不孕不育症患者提供優質的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務，如將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等，也因此有其現實意義。
同時，也應糾正無痛人流的誤導，設法降低人工流產比例，保護育齡女性的生殖健康和生育力，積極挖掘生育潛力。
總之，生育既是家事亦是國事，麵對人口負增長的嚴峻現實，降低法定結婚年齡是一個應對嚐試，但更需多方努力、多措並舉，方能有效緩解育齡人群的生育焦慮、切實提振社會生育願望，確保我國人口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