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原檢測出陽性的前一個工作日，93歲的植物學家李恒還在照常上班。昆明植物研究所坐落於元寶山，早上8點，這位頭發花白的老太太便從山腳的家裏出發，不用拐杖，不要人扶，一步一步前進，半小時內抵達那間位於山頂的辦公室。
作為昆植所裏年紀最大、加班最狠、唯一一位退休後仍保有辦公室的研究員，她每天都要工作到淩晨1點以後，有時淩晨3點還能收到她的郵件回複，以及朋友圈點讚。到了周五晚上，她放心地加班到淩晨4、5點——第二天是周末，不用早起。昆植所的36個保安都熟悉這位老太太，等她淩晨最後一個下班，值班保安就開著巡邏車送她回家。
在昆植所，一提老太太，人人都知道特指李恒。不僅因為她成就斐然——出版了44部專著，參與過超過5000萬字的《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發現了100多個植物新種，被國際天南星學會授予最高獎“H.W.Schott獎”——還因為她在整個學術生涯中，做了許多超出人們想象的冒險工作。她每年都會出野外考察，50多年來每年平均天數是100天，61歲的時候帶著馬隊深入人跡罕至的高黎貢山，爬過大樹、滾過雪山、墜過馬、得過瘧疾，70多歲時還作為負責人組織了高黎貢山大型野外考察，幾次考察結束後直接進了醫院。
李恒
89歲那年，老太太摔了一跤，挺嚴重的，但她照樣上班。直到一位細心的女同事發現，她的腳踝腫到鞋子都塞不進去了，有下肢靜脈血栓的風險，李恒這才進了醫院。這一年，一位比她小9歲的自然文學作家（就是說也80歲了）和她約好一起去參觀重樓種植地。但台風“山竹”突然席卷，一路上山路崎嶇，往返開車要8個小時，他以為會延期，結果老太太如期來接他，“別聽他們瞎咋呼什麽強台風……真下雨了，我把你們挨個兒背下去！”
李恒九十大壽那天，一位90後學生打來問候電話。電話裏，老太太說這年準備春天去轎子雪山，秋天去碧羅雪山和高黎貢山。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學生聽完表示服氣。就在這年去高黎貢山的路上，遇到了輕度的山體滑坡，砂石嘩啦往下掉，這位強悍過人的老太太淡定地對司機說，“衝過去。”
退休後，李恒每年還要和昆植所的在職員工一樣寫年終總結，哪些不足，哪些展望。幾年前所裏開會，請她上台講話，老太太一語驚人，“呼籲大家絕不躺平！”台下有人連這個詞都沒聽過。大家愣了一會兒，接著掌聲雷動。
2019年，當90歲的李恒聽說，她的好朋友、80歲的曾孝濂，這位“中國植物畫第一人”檢查出了惡性腫瘤，準備去北京做手術時，她讓同事張全星開車載去他家。
一進門，沒有寒暄，沒有慰問，李恒對曾孝濂說，“我有個東西，你得趕緊給我畫，你看你還沒走。”陪同在旁的張全星感到不可思議，“我想怎麽說得出這種話，人家是去做手術啊，回不回得來都不知道。”
李恒和曾孝濂
“你要畫什麽東西？”曾孝濂並不詫異（“李恒要是講客套，她就不是李恒了”），當他得知，這是李恒即將投稿給《Nature》的論文上的插畫，立馬就答應了（遺憾的是投稿失敗轉投了其他雜誌）。整個昆明植物研究所，至今沒有人在《Nature》這樣的世界頂級期刊上發表過論文。
“我必須要支持她！”曾孝濂在電話裏說。在住進醫院的前兩天，他完成了畫作，把畫快遞給了在昆明等待的李恒。
“我們這一輩的人都是這樣過來的，生死看得很淡，還是手上這個工作更重要。”李恒後來向張全星解釋道。
李恒和曾孝濂合作的滇重樓
去年11月，在昆植所食堂門前，李恒、曾孝濂，以及曾經昆植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孫漢董三人偶遇了。作為所裏最著名的、還健在的三位老人（一位93歲，兩位83歲），他們難得湊一塊聊天，就愉快地合了一張影，臨別前還達成共識：身體好好的，再多幹兩年。
但僅一個多月後，李恒確診了新冠，腹瀉不止，送去醫院當天就住進ICU。在這前一天，她仍坐在家裏的電腦桌前工作，像過往的每一天一樣，用紅筆在台曆上對這一天做了記錄——多雲，陣雨，4~9℃，腹瀉，沒有惡化。那是她在台曆上最後的筆跡。一切來得太過突然。李恒住院三個多星期，呼吸機插管，無法說話，不能探視，一聲告別都來不及說，就因髒器衰竭，在今年1月12日下午5點離世。
工作的電腦桌
有一顆老虎的膽
作為一位有著傳奇色彩的植物學家，李恒的傳奇經曆開始得很晚。直到快60歲退休，她在昆植所裏仍是一名副研究員，那些讓人目瞪口呆的植物學冒險之旅還沒有展開。她是半路入門，年輕時本是一名俄語翻譯，32歲隨丈夫從北京調任昆植所後，才開始轉向植物學，又趕上十年“文革”，等到第一篇論文發表時，她已經47歲。
歲月當然蹉跎了，但對於當時這位還默默無聞的研究員，凡是蹉跎的，都成了內心積攢的火焰。李恒的碩士研究生、如今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龍春林記得，57歲的李恒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抽煙的女知識分子，這在當時既罕見，又霸氣。
無論身在何處，李恒都是一個剛強之人。“文革”時，她被關進過“牛棚”。“打得滿嘴鮮血，她頭發一甩，就那樣。”兒子王群路回憶道。當時昆植所停止了所有工作，時任所長吳征鎰成了“牛棚”裏的頭號走資派。在那些沒有自由、飽受屈辱的日子裏，李恒就跟在吳征鎰後頭，認全了昆植所周圍全部的雜草。吳征鎰是天才型的植物學者，他可以一邊燒開水爐，一邊在碎紙條上憑記憶力寫植物學著作。後來昆植所恢複工作，吳征鎰作為《中國植物誌》的主編，讓李恒負責了其中幾個科。
理論上，李恒會在60歲時退休。但在她退休前兩年，1987年，吳征鎰負責的全國第一號重大基金項目“中國種子植物區係研究”啟動，項目分解成多個子課題，其中最難的兩個課題之一是獨龍江區係考察，李恒接下了它。
獨龍江是雲南省貢山縣的一個鄉，在獨龍江和貢山縣城之間，橫亙著海拔4000米的高黎貢山。對一個區係的研究，需要有完整一年的考察。此前有過多次獨龍江的夏季考察，但從未有植物學家在冬天進過獨龍江。每年11月到次年6月，高黎貢山大雪封山，唯一一條可以進獨龍江的路也被阻隔。而李恒要做的，便是史上第一次、長達8個月的獨龍江越冬考察。
“吳先生把這兩個硬骨頭拿出來之後，她就義不容辭地把這個任務給接下來了，李老師當時跟我說，‘這不是我去做還能誰做？’她有一種豪氣在裏邊。”龍春林說。
為了進獨龍江，李恒光準備物資就花了2年。做標本用的大量報紙和木炭，各種食物和作料，一包菜籽（當地沒有青菜），幾箱蠟燭（唯一的照明工具），兩百條煙和酒（當地硬通貨），以及運輸物資的馬匹——整個貢山縣隻有十幾匹，而李恒最終找來64匹。“兩年了好多人都寫了文章，我還沒有去。”對此行，李恒後來有過回憶。
但就在出發去獨龍江的前兩天，李恒的丈夫、昆植所的園林設計師王今維突然病重，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當時所裏的領導建議李恒，不要去獨龍江了，留下來陪一陪丈夫吧。
李恒拒絕了。“我在也不能讓他好起來。”
兒子王群路當時完全不能理解母親的決定，“這個家就丟給我和我姐姐，她就走了。”
對那時已經61歲的李恒來說，某種意義上，她過去所做的努力，都是為了此刻。她靠著母親和妹妹做手工活掙錢，才得以讀書，從一名中科院圖書館的辦事員，拚了命地成了中科院專家處的俄語翻譯。在一場翻譯比賽裏，她24小時接連不斷地翻，比賽結束，手抖到連字也寫不了。沒多久中蘇關係惡化，她的俄語沒了用處，又從一名隨夫南下的家庭婦女，拚了命地成了一名植物學家。現在到了退休前最後一項也最重要的工作，她無論如何都要拚到最後。
1990年10月29日，李恒和一個研究生、一個繪圖師、一個派出所所長、64匹馱物資的馬一起出發了。如同要上戰場一樣，她連遺書都提前寫好了。
進獨龍江的山路要走上三天。第三天從東向西，翻越3840米的高山。馬隊一路上穿過了常綠闊葉林、野核桃林、石櫞、杜鵑矮林，抵達山脊處的風雪埡口，這裏山勢陡峭，如同鬼門關。在最為艱險的路段，他們偶遇了一位獨龍族男子。看著隊伍裏唯一的女士，年過花甲、身形瘦弱的李恒，他表示從沒見過像她這麽年長的女性要翻山進獨龍江。他對李恒說了一句獨龍語，“你長了一顆老虎的膽。”
1990年在獨龍江走藤條吊橋過江
山中無歲月，考察隊沿著雪線采集標本，而雪線每天都在變化。高黎貢山的一天有四季。這裏垂直高差4000米，山穀下雨，山頂下雪。晴天是這裏的稀缺品，到了雨季，一個月有時隻有4個晴天。他們紮營在山裏，帳篷半夜也會被雨水淹沒。
野生動物隨時來訪，黑熊、扭角羚、貓一樣大的老鼠，還有響尾蛇，在500米內，李恒曾經碰到了72條。但艱險之外，對於植物學家，這裏同樣是一片迷人之境，40萬公頃的山野之間，人跡罕至，但白堊紀時代就存在的禿杉林卻在這繁衍了上億年，這裏還有世間罕見的大樹杜鵑——幾萬朵紅色的花盛開在幾十米高的大樹上，如同漂浮的紅雲。
8個月的獨龍江越冬考察結束後，帶著裝在86個箱子裏的3萬份標本，考察隊整整走了四天。第三天，李恒從馬背上摔了下來，當即昏迷。醒來後，她的身體不能動彈，整個人趴在馬背上，每顛一下就劇痛難忍。抵達貢山縣城後，她沒有去醫院，而是去給縣政府做報告，說這趟考察收獲極大，請他們務必要好好保護當地生態。直到幾天後回到昆明，去醫院拍片，李恒才發現自己斷了三根肋骨。
李恒沒有住院，而是要了幾張膏藥，就回昆植所鑒定標本。標本室裏，她僵直地站著或坐著，在顯微鏡下檢視那些得之不易的標本，久而久之，她感覺肋骨愈合，活動自如。但6個月後，她突然咳出了血，醫院的檢查結果是，她吸入過量標本裏的殺蟲劑，中毒致血管破裂。
她的手機就掛在脖子上
透過那86箱來自獨龍江的植物標本，李恒第一次讀取出了獨龍江的曆史。千萬年前，獨龍江所在的地殼板塊位於熱帶地區。在一次劇烈的地殼變動後，它向北推進了450千米，從熱帶來到了溫帶。造物的奇跡在此時顯現。熱帶植物漸漸和溫帶植物融合，產生了許多新種和變種，這裏植物的豐富程度，幾乎涵蓋了從海南到東北的所有植被。
一片全新的廣闊天地，在李恒退休以後徐徐展開。1996年起，67歲的李恒重新率隊，這次她帶上了包括全球多個國家的科學團隊，對高黎貢山進行了20多次、長達11年的大規模考察。根據她的考察日誌，她在野外考察最久的一年有200多天。最後一次大規模考察結束時，她已經78歲。
李恒的野外考察筆記
在野外，李恒有一種令人膽寒的魄力。去獨龍江越冬考察時，李恒被馬鹿虱子咬了，這是一種毒蟲，咬上之後，頭會埋進人的肉裏。她先用鹽巴搓死了馬鹿虱子，用刀片劃開了傷口，將它的屍體從她的肉裏取了出來。那期間，李恒還染上了瘧疾，高燒不退，一個星期都下不來床。當時他們才來獨龍江兩個月，昆植所的領導就來電讓他們趕緊撤回昆明。李恒的回複是，“行前不是已寫了遺囑？”
一到野外，李恒就像一顆高度敏銳的植物雷達。一次她被一隻躲在樹葉後麵吃東西的猴子吸引，再仔細一看，猴子藏身的樹葉有點特別，不知哪來的力氣，當時三四十歲的李恒猛地爬到了10多米高的樹上，由此發現了她人生中第一個天南星科新種，綠春崖角藤。當她已經73歲，主持高黎貢山考察時，野外登高爬低采集標本的活兒大部分交給了團隊，但一次她去給學生送食物，突然就在這幫學生每天進進出出的帳篷外麵發現了天南星科新種，丹朱南星。
第一次獨龍江越冬考察回來後，龍春林發現，李恒開始關注、談論各種社會問題。過去她更多隻關心自己工作中的一畝三分田，現在遇到誰她都會講一講高黎貢山的貧困問題，醫療資源匱乏，教育資源匱乏，交通閉塞等等。“她會有意識地說這些事情，然後也會努力去做，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1990年李恒進獨龍江時，那裏還像一個原始社會，以物換物，對錢沒有概念。他們給李恒一隻雞，李恒給他們20塊錢，錢當場成了擤鼻涕的麵巾紙。李恒聽不懂獨龍語，但能感受他們待客的熱情。她曾在多年前一次采訪中提到，“我在山上采標本，知道我要來，我進去的時候，他們人不在，但是火塘邊雞蛋已經煮好了，皮都剝掉了。”李恒感激他們，但她並不浪漫化所謂邊民的生活。當地人太愛喝酒，成天醉醺醺，有的人酒精中毒，“我覺得這個是最值得憂慮的。”聊起當地的教育，她也非常擔憂，“裏麵大部分人都不讀書，甚至鄉長的、教師的孩子也不讀書。”
獨龍江越冬考察結束那天，當地孩子給李恒送花
去年12月初，張全星去高黎貢山出差，從當地官員那裏第一次聽說了一件有關李恒的事。當年獨龍江越冬考察回來後，項目成果在1995年獲得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獎金兩萬元。李恒把這筆錢捐給了獨龍江當地的學校，還和一位女企業家聯合捐助了44名獨龍江失學女童。但這件事情，李恒幾乎沒有聲張過。
晚年，作為出版過重樓屬植物專著的專家，李恒經常到現場指導種植戶種重樓。重樓是雲南白藥的主要成分，但事實上，隻有重樓屬裏的滇重樓和七葉一枝花才是有用的。很多種植戶不懂，亂種，經常白費力氣，又虧了錢。李恒為此在2016年寫了一本重樓種植手冊，免費分發給種植戶。很多種植戶都有她的手機號，她的手機就掛在脖子上，任何人打來電話她都會接。
“好好休息，永動機該停了。”
李恒的葬禮非常簡樸，沒有遺體告別儀式，直接就在公墓落葬。老太太最討厭大張旗鼓，更不想在疫情緊張時期給大夥添麻煩。公墓坐落在附近山上，在那裏可以俯瞰整個昆明植物研究所，那個她為之工作了60多年的地方。
“好好休息，永動機該停了。”站在墓前，69歲的王群路對工作了一輩子的母親說。他從2014年退休起，就變成李恒的“王大秘書”，無論出差還是開會，他都陪在母親左右。父親去世後，一直是他在給獨居的李恒做好每天的飯菜，幫忙打掃家裏衛生。
作為兒子，王群路並非沒有怨言。自打記事，他就知道母親是一個工作狂，不會做飯，不做家務，從來沒參加過他小學的家長會。因為“文革”，王群路隻讀到小學四年級，又因為家庭成分不好，他當年被分配了一個最苦最累的工作，鑄造車間裏的清砂工。他在這個崗位幹了8年，每天到家洗澡，水都是黑的。他向母親抱怨過工作的辛苦，李恒卻說，“人家能幹你也應該幹。”
在昆植所研究員羅吉鳳眼裏，晚年的李恒不再隻是一個工作狂，“80歲以後才感覺她是那種有血有肉的老太太。”在這之前，她一心撲在工作上，也要求學生像她一樣，誰要是提前下班去接孩子放學，老太太準要數落幾句。現在老太太會對學生說，工作缺了誰都能做，得好好陪伴家人。羅吉鳳猜測，是丈夫王今維的離世，才讓她有了這麽大的轉變。
王今維離世前，依然是兒子王群路在醫院照護。那年李恒已經79歲，工作忙到周末也在昆植所的辦公室裏度過。但自丈夫去世後，李恒主動放棄了周末在辦公室的加班時間。每到周六，她就到兒子家裏住，和孫輩們待在一起，周日晚上再回自個家——當然，工作照樣要做，王群路家裏有一台她的專屬電腦。盡管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有一次李恒告訴兒子，每天從家走到辦公室的路上，她會刻意在王今維題寫的“標本館”石碑旁駐足，那種感覺就像他還在身邊一樣。
李恒與丈夫王今維題寫的“標本館”石碑
曾孝濂也是王今維的朋友。他說，對於李恒當年在王今維病危時，依然選擇去獨龍江，“王公心裏很明白，應該成全她。”“她就是個亡命徒，為了自己鍾愛的事業，她可以不要命……某種程度上，她是一個很孤獨的人。這個孤獨是一個有層次的孤獨，因為知識的積累是在孤獨當中升華的，思考問題在孤獨當中效率最高，要保證科研的時間，她就必須要孤獨。而跟李恒相處，要理解她很不容易。”
人生最後三十年，李恒都在拚命考察，研究，寫書。最後一本書是出版於2020年12月、多達150萬字的《高黎貢山植物資源與區係地理》。和李恒一起合著此書的是她的學生、昆植所研究員李嶸。在李恒住院的前兩個星期，她興奮地告訴李嶸，對高黎貢山植物區係的分析她又多了一點新認識。李嶸說，李恒生前仍在寫一本關於高黎貢山的書，上一本隻是對高黎貢山的植物多樣性做了記載和羅列，而這本書是對高黎貢山更深入的分析，如今書已經寫了100萬字。
李嶸曾經問過李恒，她是不是真的對植物分類學感興趣？“她給我的回答就是，在他們那個動蕩的年代，能有份工作，有給吃飯，已經不錯了，沒想那麽多。”她被命運牽著走，但也不完全屈從於命運。“用她的話來說，‘我幹上它，我就喜歡它，就努力去做好它。’”
在李恒的學生裏，和她最像的一個可能是龍春林。當然不是個性，今年59歲的龍春林待人極為溫和，而是同樣一顆事業心。33歲時，他已經是昆植所的研究員，在李恒所有學生裏最早評上正高職稱。但因為工作太狠，事情不幹完就不吃飯、不上廁所，每天熬到淩晨，辦公室裏堆滿方便麵，大概20年前，他就已經腰椎間盤突出，動過手術。前幾年又動了一次手術，手術不成功，導致他左腳神經受損。“現在我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受的。”但和我打電話時，龍春林依然在外地出差。“很多人勸我，都快退休的人了，也都功成名就了，不需要這麽拚命了。我跟他們說，如果我休息下來，我可能會短命的。我老師就是這樣。”
89歲那年摔過一跤後，王群路雇了一個住家保姆陪著她。保姆50來歲，小學文化，每天陪李恒上下班的一路，老太太要教她認植物，第二天考她，說不出來就要被罵。起初保姆也鬱悶。李恒在家還要讓她抄寫唐詩。但漸漸地，她認得出路上的植物，也覺得自己寫的字挺好看。
前兩年為了鍛煉身體，晚飯過後，年過90的李恒就會換上跑鞋，讓保姆陪她到昆植所在的山上溜達一圈——當然她絕不允許被扶著走，哪怕下雨天，保姆頂多隻能給她撐個傘——一圈走下來有1.7公裏，有的路段連個路燈都沒有。
去年夏天，曾孝濂去山上采標本，路上碰見了李恒，告訴她要去采漾濞槭。那是一種在野外即將滅絕的植物，有人工種植，就在昆植所最高、最遠的山頭上。
到了晚上10點，李恒突然去曾孝濂家敲門，手裏還拿著兩三個漾濞槭的果實，綠色的果實有兩個翅膀，掛起來一串串的。
曾孝濂很感動，但也嚇壞了。當時天早黑了，93歲的李恒居然在山裏高一腳低一腳地采標本，“你要是磕磕碰碰摔一跤，我怎麽擔待得起。”
“剛剛9點多鍾才采到，你看，這是很完整的。”曾孝濂還記得老友手拿植物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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