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學,一個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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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係著鞋帶的同學,被一腳踹到臉上,隻因為他遲到了幾分鍾”;

“有同學剛下課伸了一下懶腰,被老師叫到教室外蹲了一整節課”;

“冬天跑操不允許穿外套”;

一位自稱是衡水二中的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控訴。

單看這些描述,很難分清學生到底是在學校還是在監獄。2023年春節過後沒幾天,衡水二中的學生抗議事件上了熱搜。

以衡水中學為代表的那批“超級中學”們,往往以嚴苛、精細的管理著稱。

打罵、體罰、人身限製和精神施壓,幾乎是它們共同的標誌。在這種環境下,學生的精神狀況受到很大打擊,這次出現輿論事件的衡水二中,曾在2014年出現高三學生連續跳樓事件。

當外界質疑這些學校對青少年精神衛生狀況的負麵影響之時,超級中學們往往會拿出一張張耀眼的升學榜單作為回應。麵對來自外界的質疑,它們回答: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更多的農家子弟能上大學,能上好大學。

然而,實情真的是這樣嗎?

經過數據梳理和專家訪談,我們發現:超級中學的神話不止建立在嚴格管理,更建立在通過非常規手段,對優秀生源跨區域“掐尖”之上。而在被超級中學抽空的縣級中學,更多出身普通的農村子弟在高考的競技場上從一開始就輸了。

我們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犧牲了孩子們的青春,得到的結果卻與初衷愈行愈遠,或許是時候來梳理一下“超級中學”的問題了。

1

早期的衡水,曾是“庶民的勝利”

談超級中學,故事總要從衡水中學說起,而很多人並不清楚的是,衡水中學的故事,其實是個屠龍武士終成惡龍的故事。

因為教育係統中的重點中學製度,90年代初,重點中學尤其是省會城市的重點中學,資源上已經和普通中學拉開了差距,並且還在通過行政和市場手段抽取縣級學校的生源和師資——農村的高分考生被重點中學挖走,優秀教師也離開鄉村去往城鎮,離開小城市去往大城市。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國家教育谘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在多年前的評論文章裏,把重點中學稱為高分學生的“收割機”,優秀師資的“抽血機”。強者越強的馬太效應已經初顯威力 [1] 。

這種“抽血”表麵上出現在城鄉、重點和非重點之間,其實質則是依托權力,從上到下的層層汲取。根據前幾年的田野研究,北京大學社會學係碩士孫凝翔傾向於把這種模式稱為“汲取型分層”。

在這個權力體係中,省會中學可以坐擁全省的優秀學生;地級市損失了一部分尖子生,隻能加大向下“抽血”的力度;縣中更慘,隻能在縣內“抽血”,由於身處下層,向下抽血也很難彌補損失,隻能通過加強管理,向學校內部施壓來維持成績 [2] 。

而早90年代初期,衡水中學,作為一個坐落在縣城的中學,曾是位於這套體製下端的被剝削者。

當時的衡水中學,雖然地處衡水地區行署所在地,但在整個衡水地區的十一個縣教學評比中,衡水中學經常處於下遊。

一個升學成績不佳的學校,便如同一個後進的差生,各方麵的情況幾乎都是一片混亂,老師公然把學校的桌椅、床板拿回家,用木料打製家具;校長開會,學生起哄“散夥吧”,直接一哄而散;甚至還有校外的竊賊跑到學校宿舍裏偷床板,搬出校門都沒人管 [3] 。

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決定了衡水中學,乃至中國今天的“超級中學”生態的一位校長——37歲的李金池來到了衡水中學。

李金池到任後,決定對校園進行封閉管理。所有學生一律住校,實行半軍事化的管理。

衡水中學的時間表精確到分鍾,每天從早上5點半出來跑操,到晚上10點10分睡覺,幾乎沒有時間給學生自由支配。

楊東平告訴《知識分子》,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女生,高中三年為了節省時間睡覺一直都不脫衣服。

量化的獎懲表細致到規定學生的一舉一動,上自習課發呆、抬頭都要禁止,甚至睡覺能不能穿短褲,也能在校規裏找到依據。老師也是量化管理的對象,班級的學習成績、紀律、宿舍衛生狀況都會影響考核進而影響績效。

“衡水中學的管理說到底就是封閉管理和量化考核,這是一個鋼鏰的兩個側麵。”這是李金池自己的總結 [4] 。

三年之後,衡水中學高考升學率便提升3倍,躍居全市11所縣重點中學首位。2002年,衡水中學升學率達到創紀錄的98%。

利用嚴格管理,衡水中學一舉成為全國知名的中學,全國各地高中的人來衡水取經,後來甚至發展成了旅遊產業。衡水中學的名額也開始一票難求,市區和各縣的尖子生都聚集到了衡水中學。

衡水並不是一個特例。楊東平介紹,早在衡水沒出名之前,強調苦學、題海戰術的“縣中模式”已經在經濟不夠發達,教育資源不是特別豐富的地區一些中學中開始流行。

一手抓嚴格管理,讓學生苦學,一手吸引優秀學生,於是,便可以取得不錯的升學成績,而升學率又進一步吸引優秀學生,這便是最早的“衡水式”中學們的套路。

回望當年的衡水中學,作為市縣級中學其中的一個,招生範圍隻限於全市30多萬人口的衡水中學,相比省會強校絕對是弱勢群體。盡管不認同衡水中學的管理模式和思路,但楊東平還是認為,李金池當年帶領學校打了“翻身仗”。

作為少數有全國性影響的地方中學,衡水中學無疑成了地方中學對抗省會強校的標杆。盡管管理模式一直飽受批評,但十多年前,對抗省會強校並逐漸取得勝利時,衡水中學在主流媒體上經常以正麵形象出現,幾乎是一個寒門子弟勤奮刻苦終獲承認的完美的應試教育範本,代表著“庶民的勝利” [5] 。

如果時間能夠停止在那幾年,這麽說可能還不算錯,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開始變了味。

2

超級中學誕生

那是在本世紀初,中國的GDP仍徘徊在兩位數左右的時期,所有的行業都在飛速發展,成為標杆沒幾年的衡水中學卻發現,它遭遇了瓶頸,漲不動了。

這是因為,決定學生成績的部分因素是生源質量,而衡水的招生範圍是有限度的。

根據2012年《南方周末》的報道,衡水中學原來的招生範圍僅限(衡水)全市,多數學生都來自於市區桃城區(原來衡水縣級市),衡水中學已經將這些學生的潛能最大程度挖掘了。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認為“衡水中學能考上十幾個清華北大,已經到了極限 [6] 。”

衡水中學在招生上已經算是很有辦法了。早在2004年,河北邢台各縣高中就反映,衡水中學每年中考前給老師放假,通過關係了解到本地尖子的姓名,然後挨家挨戶家訪。承諾不看中考成績錄取,年年都能招走20來個 [7] 。

但這還不夠與另外一些開了金手指一般的省會名校競爭。那些學校擁有麵向全省招生的政策支持,在招生方麵還有很多特權。

湖北宜昌的一位校長曾在2012年的《中國教育報》的采訪中抱怨,“每年,我們很多尖子生被華師一附中和武漢外國語學校等省示範學校挖走了。有的學校春節一過,就在我們這些縣市辦起培訓班,搜羅尖子生。”

湖北省曾推出一個“飛翔計劃”,所有省級示範高中要拿出50個招生名額到農村初中招收農村戶口並在農村讀滿3年的學生。“這個計劃本來是基於農村孩子上大學比例低,而把優質資源向農村傾斜的一種辦法,但實際上給省示範中學增加了一個明目張膽地在全省範圍內挖尖子生的由頭 [8] 。”

這種特權自然是政府和學校利益交換的結果。政府為學校提供特殊招生政策,學校如果成為名校,不僅能帶來升學率、一本率等等績效和擇校費、學區房漲價等經濟收益,而且,名校本身的席位就是拉關係的好工具。

身處地級市的衡水中學,盡管有當地政府撐腰,在全省在招生競爭中還是隻夠分一杯羹。但在製造壟斷的競爭中,不前進,很有可能就要倒退。

一項基於兩所精英大學2007-2013入學數據的研究顯示,如果把高中分為三類,兩所大學生源數量排名前10%的高中為第一類高中,中間50%的為第二類,後40%為第三類,第一類高中70%都在直轄市、省會、副省級城市,縣中的比例一直沒有超過5%。

更可怕的是,在這7年裏兩極化越來越明顯,第一第二類高中入學精英大學的學生有所增加,第三類高中入學精英大學的人數卻下降近三成 [9] 。

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中國高中教育階段資源配置的基本邏輯有關,在高考升學這一單一目標下,每一級學校都要通過集中資源來壯大自己,而這些資源——優秀的學生與老師,幾乎隻能通過剝奪下層學校的資源換來。強者恒強與製造壟斷成了遊戲的規則,馬太效應由此顯現。

不出幾年,衡水中學壯大自己的資源就來了。

楊東平的一篇論文指出,2013年,衡水中學和房地產公司河北泰華錦業共同出資,成立民辦的衡水第一中學,也叫衡水中學南校區。盡管一個是民辦校一個是公立校,但兩校幾乎是一體的。

公辦學校在招生規模和範圍上都有限製,衡水一中建立後,衡水中學可以借民辦之名做公辦做不到的事情,麵向全省招生。早在1999年,衡水還建立過民辦的滏陽中學,主要招收外地學生和複讀生,不過相比後來建立的衡水一中規模有限 [10] 。

2015年左右,衡水中學每年級招生1000餘人,但衡水一中招了3200人 [11] 。三個年級加上複讀班,整個衡中成為了萬人規模的超級大校。加上舊有的滏陽中學,幾所學校構成了衡水係超級中學。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曾在接受《今日教育》專訪時表示,“超級高中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違規辦學。公辦高中舉辦民辦學校,然後以民辦學校的名義跨省、跨地區搶生源,按照民辦方式進行收費和擴大招生規模。這種公辦民辦不分的辦學本身是違反《民辦教育促進法》的 [12] 。”

背後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2013年兩會上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地方政府是“超級中學”現象的始作俑者。許多地方領導以轄區內擁有“超級中學”為榮,一些教育行政部門甚至向中學校長下達招生、升學指標,完不成任務的“一票否決” [13] 。

超級中學的時代開始了。

3

超級中學攻陷全國,甚至衡水也被迫更卷了

本來衡水中學已經是全國知名的學校,衡水一中建立後,借助民辦高中全省招生的政策加上巨大的辦學規模,衡水成為了一台巨大的抽水機,在河北各地“掐尖”,全省優秀的學生和教師資源都被衡水吸取。至此,衡水中學告別了“縣中”,成為超級中學。

衡水係中學把聚集資源、製造壟斷的邏輯推到了極致。孫凝翔告訴《知識分子》,衡水相當長時間裏,能把整個省所有地區的中考前十名甚至更多全部抽走。這在湖南、浙江的省會強校不可想象,一是拿不到如此政策,二是沒有這種規模。

據《第一財經》報道,河北滄州中考570分以上的高分生持續多年被大量挖走,現在考上清華北大的人數遠遠無法和衡中相比。這無疑加劇了省內學生向衡水係中學流動的動力,讓衡水之外的市縣教育處於成績下降-學生流失惡性循環。盡管河北已經明文禁止違規外地招生,但仍然屢禁不止 [14] 。

掐尖帶來了無意義的競爭,高考錄取是看排名,優秀學生原本分布在各個學校,同樣能上好大學。現在都集中在超級中學裏,其他學校想不衰退就隻能另想辦法,無論是加大投入、外地挖人甚至送學生出外借讀。競爭的門檻越來越高,整個教育環境都變得內卷了。

衡水係超級中學無節製的汲取,帶來了整個河北地區的“軍備競賽”。為了彌補“抽血”的損失,維持地方教育的表現,河北各地都開始以衡水模式為模板進行改革,教師與學生的壓力都翻了幾番。在更卷的環境下,甚至那些坐擁資源省會強校也不得不加強管理力度。楊東平告訴《知識分子》,衡水模式興起後,河北省北大清華的錄取分數線提高了很多。

甚至衡水中學也被迫更卷了。當生源更弱的衡水二中在2004年按照衡水中學模式進行改革後,管理更嚴格的衡水二中成了衡水中學多年的對手 [15] 。

衡水係中學開啟的超級中學模式,已經傳播到全國。每當超級中學出現在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教育生態就被破壞。熊丙奇對《知識分子》表示,超級中學在全國都有,隻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河南省,河南省實驗中學本校和分校師生人數已經接近1萬人;江西撫州的臨川一中原來也以當地學生為主,但後來也成為萬人大校。這些學校出高價在跨地區挖走尖子生,同時收取高達數萬元的擇校費 [16] 。

超級中學發展到這個地步,早已不再是一個地方學校對抗省會強校的故事。屠龍勇士變成了惡龍。

楊東平對《知識分子》表示,“我相信最初衡水中學的確有幫助農村子弟的功能,過去完全是靠學生苦讀苦學,那個時候學生在考試麵前是平等的。但是後來它變成了一個強勢的學校,可以大量接收現成的高分學生,這個情況就改變了。”

4

興起的超級中學,衰敗的縣中

2021年,“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誌去拱了大城市裏的白菜”引發熱議。

這句話出自衡水中學張同學在綜藝上的一次演講。他說自己出身農村的普通家庭,去城裏讀書後感受到了巨大的城鄉差距,立誌要走出去。而在衡中,這裏的考生“都是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拚了命地學,沒日沒夜地和時間競賽,就是為了有一個“改命”的機會。

這也是超級中學們一直堅持的“人設“:為普通農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提供可以和城市考生競爭的舞台和資本,是一種“公平”。

然而,據《時代周報》報道,那位演講的張同學高考結束後,坐著學校提供的三輪車走出校門,但沒走多遠就坐進了自家的轎車。張同學初中時就讀的桃城中學,一年僅學費和住宿費需要3.2萬元,這價格並不是一般農村家庭可以負擔的 [17] 。

超級中學雖然打著為農村學生提供機會的旗號,但更多的農村學生並沒有因此獲益。

教育部公開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縣鎮和農村高中6821所,占全國普通高中學校總數約48%。中國有2800多個縣,縣鎮和農村高中在校生1258.56萬人,容納了全國50%以上的學生。這些縣鎮和農村的中學,是大部分農村普通家庭的選擇。

而每一個崛起的超級中學背後,都有一片倒下的縣中。在超級中學無節製的汲取下,教育資源相對薄弱的縣級中學的衰敗是無法避免的。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教授幾年前去一所縣中調研。這所縣中曾經是省級示範高中,不出十年,衰敗到當地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這個學校的課桌椅,因為學校的東西都快被偷光了。全縣前100名中85名都離開了縣裏,老師也打不起精神上課。

林小英在調研中發現,留在縣裏的學生“83%都是周邊農村的孩子,多數是留守兒童,家庭情況複雜,父母文化水平低。”相反,縣政府的官員的孩子,以及大量中學教師的孩子沒幾個在縣中讀書。有些人有資本離場,有些人隻能被迫留下。

連對縣中的希望也消失了,家長們認為在縣中讀書是沒出息的表現,留下的孩子則因為不出成績,成了學校和教育局嫌棄的對象。出身普通的農村子弟不僅沒有高考競爭力,甚至失去了接受合格高中教育的權利 [18] 。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廣西鳳山縣,一個21.5萬人的縣城,在2016年沒有一個人考上一本。甚至300多分的本科線,也隻有十分之一的學生能達到。

這些年,這裏的優秀教師和學生的流失已是常態。按照中考成績,每年有大約70名“A+”和200名“A”等級的考生全部離開鳳山,即使給錢也留不下。甚至從小學和初中階段開始,家長就帶孩子去其他地方上學,早早成為高考移民 [19] 。

縣中並不是曆來都如此衰敗。《今日教育》專訪中熊丙奇介紹,90年代有所謂的縣一中現象。幾乎每個縣都有一所教學質量不錯的一中,每年有幾個人能考上北大清華。現在的江蘇還維持了這一現象,因為江蘇明確禁止出現超級高中,不允許在全省範圍內跨地區大規模搶生源。

在《今日教育》專訪中,熊丙奇表示,“縣中問題的根源是過去十幾年來,各地方基礎教育存在嚴重的升學導向。有的地方為了打造升學名校,縱容當地超級高中在全省範圍內掐尖、搶生源,由此造成優質的生源都匯聚到少數超級高中,也對縣域內的優秀師資產生了虹吸現象,最終導致縣域內學校辦學麵臨嚴重困境。”

5

縣中突圍,隻能成為小衡水嗎?

有些縣中還沒有認命,它們或多或少在尋找一些走出困境的方法。但最普遍的方法,恐怕還是學衡水。

在河南周口市鄲城縣的鄲城一高,很多來自周口、駐馬店、鄭州甚至外省的家長把孩子送來這裏上學。近些年來,鄲城一高創造了縣中的高考神話,幾乎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學生考入清北。

根據《財新》報道,神話始於2008年,鄲城一高新校長劉成章上任,以衡水中學為模板進行了全麵改革。鄲城一中的管理模式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同樣精細到每分鍾的時間表,緊盯學生的攝像頭,嚴苛紀律。學校的領導甚至公開說一高是“衡水第二” [20] 。

鄲城過去曾是省級貧困縣,鄲城一高帶來的高考經濟和教育政績,拉近了政府和一高的關係。政府允許鄲城一高開設民辦分校擴大學生規模,據估算,2019年鄲城一中在擇校費和補習費上收入已超6000萬元[20]。

鄲城教育產業還成為了“教育扶貧”政績的一部分,縣每年教育投入占縣財政支出的30%以上,高於河南省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 [21] 。

鄲城一高隻是眾多“小衡水”中突出的一個,複刻這種模式的縣中非常普遍。倒是衡水中學這幾年經常宣布要反內卷,惹得家長們一陣陣反對。這當然有政策壓力和公共形象的考慮,但開啟超級中學模式的衡水中學,可能也真的不那麽想卷了。

2022年,衡中在五大學科奧賽中獲得25金、34銀、4銅,金牌數獎牌數均為全國第一。11人保送清北,50人獲清北強基計劃破格入圍資格。和它同列的,是人大附中、成都七中這樣的強校。集中大量資源和特權的衡水係超級中學,已經不那麽需要拚高考“裸分”了 [22] 。

故事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一個經濟不發達的縣城,憑一套嚴格的管理方式、對本地生源的壟斷以及當地政府的傾力支持建立起一座標杆學校,對抗那些掌握資源和特權的超級中學。不過這次,上層的掠食者更多,從底層能汲取的資源更少了。

隻是,看過上一次故事上演的我們,應該知道這次輪回的結局會如何。

參考文獻:

1.楊東平. (2005). 重新審視重點學校製度. 群言(4), 5.

2.孫凝翔(2019):減負難題背後的隱形邏輯:教育內卷化與汲取型分層,《澎湃新聞》

3.李金池:衡水中學大麵積提高教學質量的管理策略

4.雷磊,藏瑾(2012):衡水中學的“封神”之路超級高考工廠,《南方周末》

5.孫凝翔(2018):在那些漂浮的縣中,屏幕究竟能改變多少命運?,《澎湃新聞》

6.雷磊,藏瑾(2012):衡水中學的“封神”之路超級高考工廠,《南方周末》

7.李俊義,馬書平(2005):河北高中生源大戰硝煙四起校長稱根在收費體製,《新華網河北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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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叢斌, & 林英傑. (2020). 精英大學入學機會校際差異的馬太效應研究.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 18(4), 18.

10.楊東平, & 王帥. (2018). 從"衡中模式"看基礎教育治理的困境與出路.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39(4), 7.12.

11.熊丙奇(2017):看清衡水模式的實質與真相,《澎湃新聞》

12.蒙石榮. (2022). 專訪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從縣中塌陷到縣中振興,要構建良好的基礎教育生態. 今日教育(5), 8.

13.(2013):教育部:必須盡快消除“超級中學,《新華每日電訊》

14.張劍(2019),河北衡水異地“掐尖”當地學生高中就學問題待解,《第一財經》

15.張豔(2020),衡水中學:超級中學煉成後,《新潮》

16.林露,熊旭(2013):"超級中學"怪相:花錢壟斷尖子生被指破壞公平,《燕趙都市報》

17.陳佳慧(2021),衡水“土豬拱白菜”演講者:1年學費夠30人上學,有專屬粉絲群,《時代周報》

18.林小英(2019),賭局與賭徒:一個縣域教育生態的非典型素描,《騰訊新聞》

19.(2017),廣西鳳山去年“零一本”:教師呆不住生源被抽走,《中國青年報》

20. 黃蕙昭,劉力鑫,李蘭馨(2019):逆襲清北不止靠分數:一所貧困縣中學的秘訣,《財新周刊》

21.李文哲,從“一個都不能少”到“個個都能好:河南鄲城積極探索高質量辦學,《新華每日電訊》

22.(2023),25金、34銀、4銅!2022年衡中奧賽碩果累累,再造高峰!,《河北衡水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