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遙領先的預言？向八名謠言發布者致敬

最早向社會公開武漢疫情的不是專業部門，而是普通民眾。

對於社會重大事件、突發事件，國家從沒規定過，普通民眾對該類消息的發布傳播，是違法的。實際上，社會普通民眾對重大社會事件的關切，正是一個公民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一月一日，武漢警方公開發布，“經調查核實，已傳喚八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為此，警方還特別提醒，“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網上發布信息、言論應遵守法律法規，對於編造、傳播、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警方將依法查處，絕不姑息。”

此時，據傳病源發生地，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已經休市整頓。

警方在處置傳謠事件中，都有個“調查核實”的過程，這也是警方處置謠言的事實依據，也正是有這個依據，警方才能依法處理。那麽武漢警方現在是否可以公布它當時是怎麽調查，向誰核實的。

如果警方沒有認真調查就對當事人依法處理，那麽警方的處理就是違法；如果警方的調查核實來自權威部門，那麽權威部門就要承擔瀆職責任。

從一號的武漢傳謠者被查處，到二十號全國各地該疫情的發現公布，這二十天時間的耽誤，正出在武漢警方對傳謠者的處理上。

武漢警方基於錯誤或瞞報的信息對八名普通民眾的“依法”處理，讓社會失去了防控疫情擴散最關鍵的二十天。

對重大疫情瞞報造成的重大社會損失，我們在2003年的ＳＡＲＳ事件中，就有過慘重的教訓，時隔不到二十年，在武漢居然還再次出現。

到底社會和民眾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讓這些職能部門吸取教訓？

在“非典”時期，社會出現了一大批英雄，特別是醫務人員。可最早向社會披露真相的普通民眾，他們的作用一點不亞於甚至更超過這些英雄。

隻是，我們的有關部門到今還沒形成一個真正能聽取民意的氛圍，對發自民眾的不同聲音，特別是和有關部門不一致的聲音，往往當作謠言處理。

其實類似武漢警方對此次“謠言”的處理，並沒有平息民眾對疫情的懷疑，反而更加劇了對疫情的恐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警方對所謂“謠言”的處置，已經失去了權威。

在民間對於警方處置的謠言，往往視為“遙遙領先的預言”，這種認知，正是社會對警方權力濫用的反應。

很遺憾的是，本來應該承擔向社會第一時間通報疫情的職能部門，沒有承擔起應負的責任。

而社會民眾的自發傳播，又被當成“謠言”傳播者“依法處理”。

我們難以想象，麵對官方和民間兩個渠道都被封閉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疫情怎麽能做到真正防控？

好在這次的處置還算及時，中央高層及時做出部署，希望被武漢有關部門耽擱的時間能夠奪回來，在春節國人流動量最大的假日，讓民眾的健康有切實的保障。

麵對謠言，除了警方的依法，更應該公布真相。任何謠言都止步於真相，而不止步於智者，更不會止步於權力。

而對於民眾的言論，相關部門是否能用更寬容的態度，而不是苛求他們的精準。

就如那八個被依法處置的所謂謠言傳播者，他們不是專業人士，他們的說法肯定有不精準的地方，如果依此就定義他們是造謠傳謠，勢必會打壓民眾言論自由的權利。

現在疫情已經公布，那八個被當作謠言製造或傳播者的普通民眾，警方會如何處置目前還無法了解。

但作為個人，我把他們當作英雄，為民眾對疫情的防控，敲響了第一聲警鍾。

致敬，被依法處理的八名“謠言”發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