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在保守和傳統的教育下長大，長大後看到外麵的世界是另一個樣子，那種崇尚個體、崇尚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有吸引力。但是，被吸引的人也不想完全放棄伊斯蘭，於是年輕人就感到迷惑了，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作者|麽思齊 編輯|漆菲
當同齡人都在為賺錢和生計發愁時，25歲的雷紮·海達裏（Reza Heydari）忽然成了朋友圈中的“暴發戶”，平均幾千美元的月收入相比於普通伊朗人來說，堪稱天文數字。
這主要歸功於他從事的旅遊業。平日裏，他負責接待來自中國的旅行團，當下伊朗裏亞爾急速貶值，反而吸引更多外國人來此旅遊。
雷紮有著標準的波斯人長相，黑西裝藍襯衣是日常標配，圓圓的臉龐蓄著絡腮胡，一頭自來卷，深眼窩搭配高鼻梁。但一開口，流利的中文卻讓人驚豔。
盡管就業壓力沒有殃及自己，他仍對國內的經濟形勢倍感焦慮。“如果經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年輕人的命運會大不相同。”讓他感到不解的是，“伊朗究竟做錯了什麽？我們傷害不了美國，美國卻采用極其不公平的方式對待我們。”
這也代表了大部分伊朗年輕人的心聲。今年恰逢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40周年，伊朗各地紛紛舉行集會和遊行，很多人當眾焚燒或踩踏美國國旗，高喊：“美國去死！”但遊行結束，他們回到家中，繼續看著好萊塢電影、吃著美式快餐、聽著美國的流行音樂。如果經濟條件允許，更多人還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去“宿敵”美國看一看。
30歲極少能在大城市買房
雷紮出生在靠近波斯灣的小城市賈納韋。這裏物價不高，父親經營一家家具店。他從小就對語言有濃厚興趣，考大學時與第一誌願西班牙語失之交臂後，便選擇了中文。之後他漸漸被中國所吸引，並給自己取了“偉民”的中文名，寓意“偉大的人民”。除了中文，他的英語、阿拉伯語也不在話下。
由於從小學到大學都就讀於伊朗免費的公立學校，雷紮未能體會到大環境的變化。美國製裁的影響於他20歲以前的人生而言，隻是一種宣傳概念。直到近幾年在首都德黑蘭開始獨立生活，他才意識到國家經濟形勢之嚴峻，看到個體命運與國家命運之息息相關。
從至少8年前開始，雷紮的母校——伊朗極負盛名的沙希德·貝赫什提大學的核能工程學院，便上了美國的黑名單。隻要是該學院的教授，就無法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他的一個物理學專業校友，因為製裁無法獲得去美國的簽證，失去了參與國際一流研討會的機會。
2018年6月，特朗普頒布的“旅行禁令”全麵生效後，伊朗絕大多數公民無法入境美國。美國國務院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以違反現任政府“旅行禁令”為由拒絕批準超過3.7萬份簽證申請，占全年“拒簽”總數約百分之一。
伊朗人想去美國讀書或工作近乎奢望，即便被美國高校錄取，簽證也是一道跨不過去的鴻溝。除此之外，一些大學教授由於缺少進口實驗器材，不得已而停止研究計劃。
這一年來隨著製裁加重，手機、手表、電腦和照相機等電子產品，價格翻了2.5倍。對於普通職員來說，一部蘋果手機是其5個月的工資。由於伊朗金融係統未能融入國際支付體係，即便想在網上購買海外物品，超過一百美元也無法付款。
對於德黑蘭、馬什哈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來說，房子也變得難以企及。德黑蘭普通地段的公寓一平方米要800美元（約合5000元人民幣），購買一套普通兩居室約10萬美元，月薪才兩三百美元的年輕職員需要30年不吃不喝才行。
據伊朗中央銀行數據顯示，受貨幣貶值影響，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德黑蘭的平均房價增長了74％。這讓年輕人更加絕望。在大城市的人隻能選擇租房，即便如此，住房支出仍然占到他們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二。“在伊朗，30歲的人很少能在大城市擁有自己的房子。”雷紮說。
這些困擾，亦讓遠在廈門大學留學的伊朗女生賽達（Saeideh）深有感觸。“雖然伊朗年輕人的心態是積極的，但麵對就業、買房、結婚時壓力都很大。我身邊的朋友比過去更加關注國家的經濟形勢。”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獲勝後，宗教領袖霍梅尼開啟抵製美國的外交政策，同時在國內開始了對西方遺留文化的大清洗。但此前的巴列維政權時期，伊朗世俗化發展至深，女性可以穿緊身牛仔褲、超短裙、泳裝，也能和男性一起在聚會時跳舞，人們開派對、玩搖滾、考托福。伊斯蘭革命後，與西方文化有關的一切都戛然而止——女性被禁止在公開場合穿泳衣遊泳，必須穿能遮住臀部的長款上衣、戴頭巾，女性還不能在公共場合唱歌。
多年來，伊朗的道德警察一直在騷擾那些沒有完全按照法律要求，即沒有在公共場合遮好頭發和身體的女性。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將頭巾向後移，露出前額，作為對著裝要求無聲的抗議。
2017年6月，一項名為“白色星期三”的運動在伊朗女性之間廣泛傳播開來。它的形式是讓伊朗女性在社交網絡上發布自己戴白色頭巾或身穿白色衣服的照片以表達抗議，目的同樣是為了反對強製性著裝規範。
對伊朗人而言，宗教身份生而就有，但內心對外部世界的向往也難以壓抑。在德黑蘭、伊斯法罕的大街上，經常能看到牽手、擁抱的情侶；深受星巴克影響的雷伊斯咖啡館也遍布於伊朗各大城市；伊朗禁酒，但很多人都會在家偷偷釀酒，還會在私人聚會時暢飲一把。很多年輕人翻出父母年輕時的照片，用翻牆工具上傳到社交網絡來分享，拚湊出他們對多元生活的想象。
鼻子整容是近年來伊朗女性興起的潮流。雖然亞洲人以高鼻梁為美，但伊朗人反而喜歡把鼻子削平、削小，認為這樣顯得更自信。走在街上，經常能看到剛做完手術、鼻子上貼著膠布或者創可貼的女性。
在對待美國和西方文化元素上，政府要求和民意也常常是分裂的。在對西方遺留文化的大清洗中，革命前入駐伊朗的西方品牌快餐店被悉數查封。此舉雖然限製住了“正規軍”，卻擋不住山寨貨——“怎德基”（ZFC）、“麥氏當勞” (Mash Donald’s)、“必勝帽”（Pizza Hat）接連冒了出來。
2015年伊朗核協議談判成功後，一家“清真肯德基”在伊朗開業，從口味到包裝都模仿得十分到位。但才開業一天就被警方查封，還被文化部門列為西方外來文化和資本入侵的典型案例。對此，餐廳老板大喊冤枉，“我們不是美國的‘肯德基’，是來自土耳其的‘清真肯德基’！”
伊朗政府禁止西方音樂尤其美國音樂的流入，歐美正版唱片受到管製，可民眾私下卻經常聽西方的流行樂；年輕人喜歡好萊塢電影，雖然能合法播出的都是經過篩選的刪減版，或是在一些暴露部分打上馬賽克的，但他們還是有辦法找到完整版。伊朗引進的大部分海外影視作品是相對保守的古裝劇，韓國的《大長今》《風之國》、中國的《笑傲江湖》都曾風靡一時。
“我們這代人在保守和傳統的教育下長大，成長環境中伊斯蘭色彩濃厚，長大後看到外麵的世界是另一個樣子，那種崇尚個體、崇尚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有吸引力。但是，被吸引的人也不想完全放棄伊斯蘭，於是年輕人就感到迷惑了，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徘徊。”賽達坦言。
雖然年輕民眾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但在伊朗，沒有任何一個政治派別願意被扣上親美的帽子。廈門大學伊朗問題專家範鴻達向《鳳凰周刊》解釋稱，“在伊朗現政權眼中，反美是一種政治正確。作為政權內部的人，不對美國表達反對就是犯錯。”
“我們聽到了骨裂的聲音”
賽達的父母參與過40年前的伊斯蘭革命，和當時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他們看到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的國富民窮，貧富差距顯著、腐敗問題嚴重，於是加入了革命。“但遺憾的是，現在這些問題依舊存在。”賽達說，如果說五六年前伊朗還有所謂的中產階層，近幾年隨著貨幣貶值，這些人也淪為了窮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經濟戰是現實，人們承受著極大的壓力。”接受美聯社采訪時，22歲的會計師希瓦·科沙瓦茲(Shiva Keshavarz)坦言。她說，政府領導人“一直告訴我們要堅強，要承受壓力，但我們已經聽到了骨頭斷裂的聲音”。
不管誰來統治，普通百姓的訴求都是能過上好日子，但這些年國家跌宕坎坷的命運，讓一些人開始懷念起巴列維時代。
伊朗電視製片人穆斯塔法·阿齊茲2012年回國時發現，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在看私人衛星頻道“Manoto”的節目。其總部設在倫敦，播出的節目中展示了革命前伊朗自由而多元的社會氛圍——女性穿著自由，王室與世界各國領導人共進晚餐。阿齊茲說，“觀眾主要是伊朗的中產階級，他們對被剝奪的自由感到懷念。”
《波斯朝聖之旅：伊朗之旅》一書作者阿夫辛·莫拉維也提到，當你在伊朗各地旅行時，會感受到所有階層都在懷念巴列維時期的經濟。“現在的人們都在抱怨失業和工資低。年輕人的不滿很大程度上與伊斯蘭社會的各種清規戒律相關。但也幾乎沒人希望恢複君主製。”
“魯哈尼上台後承諾的發展經濟、發展外交關係，絕大多數都沒做到，政府還為自己找借口，人們當然會不滿。”雷紮說。匯率大跌後，伊朗普通工人的月薪僅有200美元，公務員也不過500美元。盡管有政府補貼，這些人的生活已然捉襟見肘。
就業形勢也頗為嚴峻。2019年4月，伊朗中央銀行統計的失業率為12.2%，青年（15-29歲）失業率為28.3%，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超過40％。
對於家境優越的年輕人，父母有能力準備好一切，可以活得很瀟灑。但需要自己打拚的人，隻能先去餐廳打工，或者去開共享出租。據雷紮說，如今四分之一的畢業生要等幾個月才能找到工作，其間隻能打打零工。
範鴻達2015年去伊朗訪學時，一位中年人告訴他，“伊朗權貴階層的奢侈生活讓民眾氣憤，他們口口聲聲說著宗教，行為卻和古蘭經背道而馳。如果未來國際社會對伊朗開放，伊朗國內恐怕都沒有人了。”
人們對宗教階層的評價也變得負麵。“革命年代那批人的想法變化非常大，從早期對革命信念的堅守，慢慢因為革命理想沒辦法實現或發展道路經過驗證以後發現未必適合，從而產生對革命的懷疑態度。”範鴻達說。
想出去的人不少
自伊美兩國斷交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舊址就被改建成一座反美教育博物館。如今這裏已是德黑蘭的一大景點，很多遊客慕名前往。伊朗人稱其為“間諜窩”，1979年11月4日，美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此被扣為人質長達444天，館內至今陳列著他們撤離時沒來得及銷毀的發報機和通訊設備等物品。使館外牆上有很多醜化美國的大幅塗鴉，一些已經陳舊掉色，其中一幅骷髏臉的自由女神像猙獰恐怖，彰顯著伊朗人對美國插手伊朗事務、扶植傀儡政權的憤怒。
伊朗人發泄憤怒的途徑常帶有類似的“黑色幽默”。比如德黑蘭大學外語學院大樓入口處的地麵上畫著三國國旗，分別是美國、以色列和英國，讓人們進出時都能踩上一腳。
雖然發泄對美國的不滿成為日常，但如果談到出國，大多數年輕人還是想去美國看看。談到這一願望時，雷紮描繪了他心中的比例，“我覺得90%的年輕人想去美國旅遊或讀書，50%至60%的人甚至想移民去美國。”
“很多人嘴上說對國家有信心，隻不過是停留在口頭上。他們會覺得去國外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機會，何必在家坐以待斃？”雷紮感歎說。
經濟遭遇困境的情況下，逃離的人不在少數。今年2月，德黑蘭一名旅遊業人士告訴美國《華爾街日報》，“公司的簽證申請數量大幅增長，特別是去歐洲的簽證。”很多人開始出售電腦、地毯、電話和首飾，為離開籌集資金。
此前有報道稱，如果碰到適當的機會，伊朗每4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中就有1人想要離開，以爭取更好的就業機會。伊朗高等教育部的數據顯示，每年有超過15萬名高學曆人才出國求職，主要是前往經濟穩定、就業機會充足的美國和歐洲國家。
“如果家庭條件允許，年輕人留學的首選還是美國，其次是歐洲。”賽達說，盡管在政治方麵未必認同，很多人看到美國在經濟、科技方麵的實力領先，心裏還是很佩服。“很多人遊行時喊著‘打倒美國、以色列’的口號，但你去跟他們聊聊，就知道大家其實沒有那麽強的恨意。遊行是一種宣泄不滿的途徑。”
因為在中國成了家，賽達決定留在中國生活。“但我每年都會回國探親的。”她補充說，“伊中兩國在一些傳統價值觀上非常相似，家庭觀念都很重，身為子女都要尊重父母，講究祖祖輩輩的傳承。”
“伊朗被嚴重妖魔化了”
伊斯蘭政權自誕生之初，便遭遇了伊拉克挑起的8年戰爭。但如今讓他們選擇誰是朋友，很多人腦子裏第一個閃現的國家卻是曾經的敵人。兩伊戰爭爆發時，雷紮的父親和叔叔都上了戰場，“當時的年輕人基本上都參了軍”。不幸的是，叔叔再也沒有回來。30多年的時光逐漸平複了伊朗人對於戰爭的痛苦記憶。“父親平時很少談起這場戰爭。但奶奶每次想起都非常難過，畢竟叔叔離開的時候才16歲。”
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由什葉派掌權，伊拉克則由遜尼派掌權，直到2003年美國發動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伊拉克組建了以什葉派為主的新政府，兩伊關係出現轉機。一脈同枝的宗教信仰，為兩國發展友好關係奠定了基礎。
今年3月，伊朗總統魯哈尼對伊拉克進行了上任6年來的首訪，旨在加強兩國友好關係和經濟建設，打破美國製裁的掣肘。雙方還簽署了多份諒解備忘錄，涵蓋石油、貿易、醫藥衛生領域，並計劃修建一條連接伊拉克南部石油城市巴士拉和伊朗邊境城鎮薩拉姆切赫的鐵路。魯哈尼特別強調，“兩伊關係與伊拉克和美國‘占領者’之間的關係完全不同。”
不久前伊朗發洪水，伊拉克向伊朗提供了現金、基本必需品的援助，很多伊拉克人隨行來到伊朗為災民提供服務。
“現在伊朗和伊拉克的關係非常好，民間往來也多了起來。伊斯蘭宗教節日時期，很多伊朗人會專程去伊拉克朝拜。”在雷紮看來，戰爭已經過去了，不會影響雙方如今的感情。“即便是恨，大家也主要是責怪西方國家和伊拉克當時的薩達姆政權。”
周邊國家中，土耳其、阿曼、阿富汗、卡塔爾、敘利亞同樣被伊朗視為朋友。中國也成為伊朗重要的戰略夥伴。尤其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伊朗將其視為國家發展的重大契機，因為“一帶一路”將使伊朗成為中國、印度、俄羅斯和中亞國家不可或缺的貿易合作夥伴。
目前在伊朗的中國人大多從事貿易和服務業，但談到中國，大部分伊朗人仍停留在對“中國製造”的認知上。“過去有很多中國商人將質量差的商品銷往伊朗，所以伊朗人對中國產品的印象不太好。但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發展得很好，希望能借鑒和學習中國的發展道路。”雷紮稱。
另一個大國俄羅斯，曆史上與伊朗發生過多次戰爭衝突。由於俄羅斯帝國的擴張主義，過去500年中，其不僅侵占伊朗領土，讓伊朗簽訂割讓領土的條約（如高加索地區），還屢次幹涉其內政。二戰後，蘇聯、美國和英國均意欲幹涉伊朗內政，巴列維國王為了擺脫蘇聯的影響，投向美英的懷抱，直到蘇聯解體，雙方關係才有所緩和。
如今在美國的壓力下，伊朗和俄羅斯逐漸靠近，但老百姓卻難以立刻轉變看法。“我們認為曆史上俄羅斯一直背叛伊朗，完全不可信。”雷紮稱。
雖然遭遇史上最嚴酷的製裁，相對很多中東國家而言，伊朗的社會仍趨於平穩。“生活是有些痛苦的，但並非完全過不下去。”雷紮說，外界之所以比我們還緊張，是因為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離不開“製裁”“戰爭”“經濟惡化”等內容，“伊朗被嚴重妖魔化了”。
除了沒有酒吧、KTV，雷紮並沒有覺得祖國跟其他國家有何不同。伊朗年輕人下班後喜歡看電影、跟朋友聚餐，或者踢球健身，周末要麽去郊外野餐，要麽爬山，生活方式相當“佛係”。
“現在雖然有些艱難，但我相信，過段時間一切會慢慢好起來的。”雷紮依然對未來保持著樂觀，“我希望從沒來過伊朗的人能來看看我們真實的生活，消除誤解和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