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每天“付費上班”，卻覺得很開心
上班不拿薪水還倒貼錢給老板，恐怕沒人願意這麽做。但“付費上班”卻在中國年輕人中流行起來，發展出一眾“假裝上班公司”，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就業市場低迷情況下，年輕人對職場環境的最新抵抗和探索。
30嵗的周先生去年創業失敗，轉型做跨境電商，今年4月開始到東莞一家“假裝上班有限公司”上班，每天付給老板30元。
在那裏，他和五位“同事”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們大多沒有全職工作，靠副業賺錢或從事自由職業，都是來這裏“付費上班”。
“我覺得很開心，有種一群人一起走的感覺”，周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的采訪時說。他掙的錢沒有以前全職時多，每個月還得拿出來一部分交給“假裝上班有限公司”，但他心滿意足。
這間公司這樣給自己定位：這裏是“職場失序者的精神避難所”，“給都市漂流者一個傢和工作之外的窩”。
這類型公司在深圳、上海、南京、武漢、成都、昆明等多個地方出現。外觀上與寫字樓裏的辦公室無異，配備電腦、網路、會議室、茶水間等等。
但它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通常不與員工簽署長期雇傭合約；一方麵承租工位，另一方麵打造共享空間，分享求職和創業經曆。一般每日收費30至50元，有的還包午餐、點心和飲料。
“回不去的體麵”
來自潮汕的周先生2018年大學畢業，曾任職大型電商公司，2020年開始創業，與合夥人開了一家拚多多店鋪，主賣潮汕牛肉丸，在社交媒體抖音上推廣。前幾年生意不錯，高客單品類的牛肉丸賣50多元一斤，一天能賣幾十單。
但隨著拚多多邁向低價市場，越來越多低價產品和大廠品牌進駐平臺，周先生的牛肉丸不再好賣，銷量減少到每天十幾單，甚至寥寥幾單。去年，他不得已關掉店鋪。
創業失敗後，他回到農村老家，開始探索互聯網和跨境電商項目，包括用人工智能（AI）工具寫網路爆文，向東南亞市場推廣熱銷品。他父母是農村人，始終搞不懂兒子究竟在做什麽。
“他們覺得，大學生畢業後應該做那種白領辦公室工作，比較正常的那種崗位，老在家待著好像沒個正業”，周先生說。父母一遍遍地問，他一遍遍解釋，慢慢地也沒有耐心了。
許多年輕人和周先生一樣，父母一輩總渴望他們大學畢業後有個“鐵飯碗”，最起碼有個坐辦公室的工作，平平穩穩地度過一生。這是他們那一代人走過的路——中國恢複高考後，畢業生的工作崗位由國家統一安排，到崗後在一個單位裏工作一輩子，對工作和組織也有較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但在當今中國，經濟下行、就業市場低迷，許多本科畢業生找不到對口工作，不得不回到學校繼續讀書，造成學曆貶值，薪資縮水。上一輩人走過的路變成了一種“回不去的體麵”，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管理學院資深講師姚迪博士說，“新一代年輕人需要尋找新的認同和體麵”。
根據中國教育部，2022年中國大學畢業生達1,076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67萬人，是史上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 2025年畢業生預計達1,222萬人，再創曆史新高，進一步加劇就業壓力。
這種情況下，不少年輕人每天拎著電腦去圖書館、咖啡館投簡曆，或發展副業，嘲諷自己在“假裝上班”，甚至像周先生一樣直接進駐“假裝上班有限公司”。
姚博士說，“假裝辦公的現象非常普遍，由於經濟轉型，教育和就業市場不匹配，導致年輕人需要這些場所來思考下一步做什麽，或者先打零工過渡，假裝辦公公司就是其中一種過渡性解決方案。 ”
東莞“假裝上班有限公司”一角
在“假裝上班公司”工作是什麽體驗
周先生是在刷小紅書時看到了東莞這家“假裝上班有限公司”的。他覺得辦公室環境可以讓他更加自律，提升執行力，於是成了一名“員工”。幾天下來體驗不錯，他從日付過度到月付，每月支付500元，已經持續3個多月。
這原本是閑工作室，約80平米，有8個工位，配有電腦、桌椅等基本辦公設備，還有直播間、會議室。辦公室設計風格輕鬆，主墻有綠植點綴、下方擺放一個多人座沙發和折疊躺椅。旁邊是冰箱，裏邊的飲品可以按需使用。
牆上掛著一幅字帖，寫著：“見山見海見自己”。桌上一處相框裏印著幾個大字：“幹就完了”，旁邊小字寫著“想都是問題，做才是答案”。
周先生把辦公室的照片傳給父母，他們安心了許多。
不像許多公司要求員工上下班打卡，這裏沒有強製製度，也不需要加班。但周先生通常8、9點就來到公司，有時忙到晚上11點，等到“老板”下班他才走，“不是為了維持麵子，在無意義的加班中消磨時間。”
同事之間沒有利益衝突，大家會隨意開玩笑，忙了就悶頭工作，閑了就聊聊天，玩玩遊戲，讓他覺得“精神放鬆，效率很高”。
一年前，他在探索新專案中感到迷茫，沒人交流更加孤單。那時的他隻有一個好朋友，兩人偶爾喝喝悶酒，也曾彼此誇口，“等賺錢了給你買套房”。但終究還沒有實現。
現在，他有了幾個朋友一樣的“同事”，他們工作中相互激勵，下班約定一起打台球、吃晚飯，也算是團建，他比過去開心多了。
打台球是“假裝上班公司”的一種團建方式
“要假就假到底吧”：從摸魚到假裝上班
在上海一家“假裝上班公司”，23歲的小文租了一個月的工位。她去年大學畢業，還沒找到全職工作。學校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學生在畢業一年內簽署就業合同，或提供實習證明，否則不發畢業證書。
幾個月前，她進入當地一家私企實習。“剛開始還好，但我越來越覺得大家好假”，小文對BBC中文說。她做文員工作，每天隻需要把手上分到的項目完成，就可以準時下班。但她發現，即便到了下班時間，隻要老板不走，大家也不離開。
“其實很多時候在摸魚”，小文說。“摸魚”是近年來出現的網路熱詞，意思是假裝在工位上認真工作，實際可能在聽音樂、看小說，做與工作無關的事，是年輕人對抗中國職場“內卷”的一種手法。
小文不喜歡作假，完成任務就下班，但這種方式與公司文化格格不入，她最後也沒能留下來。
抱著一點破罐破摔的態度，小文走進了家附近的“假裝上班公司”。 她把辦公場景寄給學校，算是有了實習證據。而實際上，她每天省下一杯奶茶錢，交了工位費，就坐在辦公室寫網路小說，掙一點零花錢。
“要假就假到底吧”，她說。
桌上一處相框裏印著：“幹就完了”幾個大字，旁邊小字寫著“想都是問題，做才是答案”。
自我嘲諷的反抗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對BBC中文說，“假裝上班”和“摸魚”都是一種假裝的狀態，但前者的意圖性沒那麽明顯，不是有利可圖而采取不正當手段，更像是年輕人透過自我嘲諷來反抗職場加班和“996”文化。
他表示，目前整個社會的價值體係和生活方式都高度單一，許多人覺得有份穩定的高級白領工作最合理，考大學也一樣，一定要重點大學，否則生活就是不好的。
“年輕人無法被傳統的社會體係所接納，導致一種挫敗感和無力感”，項飆說，“假裝辦公是年輕人為自己找的一個殼，跟主流社會稍微拉開一點距離，給自己一點小小的空間。”
他說，假裝上班公司這個名字“具有批判性”，不叫社會創新空間、新人文空間等等，符合年輕人的複雜心理，一邊想要抽離主流社會，一邊又有點糾結，不太自信，也有一點無力感。
“他們想改變的心態很強烈，想反抗但又沒有自信直接反抗，因此透過這種自我矮化的方式來尋求探索”，項飆說。
“這種複雜心態與‘躺平’‘摸魚’‘擺爛’等其他社會現象並不對立，是在不同階段和背景下的表現。”
“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假裝上班公司”的老板飛魚說，“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30歲的“飛魚”（化名）是周先生的“老板”，他2017年大學畢業，在一家大企業儅程序員。後來轉行做電商，自己創業，目前主打直播帶貨。
2022年，他來到東莞，家裏給他提供了這間工作室。“我不指望從中盈利”，他說，“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他自己就曾經曆過一段無力的時期。 2019年辭職後到雲南創業，但疫情因素加上利益糾葛，導致一次大的訂單失敗，最終隻能關閉店鋪，總體損失了約20萬。
從那以後，他常常一人待在出租屋裏，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玩手機，有時吃飯也不出門，叫外賣解決。
“很頹廢，有點自暴自棄的狀態”，“飛魚”回憶，“你想要力挽狂瀾，但又無能為力。”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回到東莞再起爐灶。江西長大的他在那裏沒有朋友，從早到晚待在工作室，慢慢覺得社交圈越來越窄。本著交友和好玩的初衷，他把空餘的工位釋放出來，與人共享，成就了這間“假裝辦公公司”。
今年4月，“飛魚”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推廣。每天都有人私訊找他，詢問公司狀況。一周下來，他能收到70至80封私訊，相關貼文下方會有數百人留言。
5、6月期間，所有工位都滿員，新人需要預約才能進來，他也開始篩選一些有穩定業務的人。
官方：“靈活就業人士”
周先生同時用多部手機尋找爆款視頻，研究它們背後的產品
據他觀察，來的人當中有約四成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來拍一些照片，向學校證明實習經驗。也有少數人是為了應付家長的壓力。
另外六成是自由工作者，多是數位遊民，包括跨國電商從業人員、互聯網項目運營、網路小說寫手等等。平均30歲左右，最小的25歲。
在官方語境中，這部分人被稱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或“靈活就業人士”，還包括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截至2024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突破2億人，占勞動人口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與傳統的全職勞動者相比，這部分人在勞動關係、職業屬性等方麵有明顯不同，但社會保障較弱。
在不少“假裝辦公公司”的貼文下，不少人問能不能代繳社保和健康保險。“飛魚”就收到過類似詢問，但他擔心可能涉及法律問題，明確告訴對方不會提供。
和他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少，在南京某科創園，一家提供人工智慧場景應用和跨境電商產業創新基地的公司，就曾把工位釋放出來，啟動了“假裝上班有限公司”。
負責人表示，這個項目是公益性質。團隊由教授和研究生組成，可以指導大家學習跨境電商、三農電商等知識，也歡迎正在考研、考公的人來自習。
在小紅書賬號上，相關推文有近5,000人點讚，900多人評論。有評論表示，這樣的計劃有前景，能吸引投資人前來投資。也有人質疑，“感覺像是一家公司，但是不想發工資和社保。”
負責人在今年1月啟動該項目，6月在BBC中文查詢時已經關閉。負責人說“因為公司業務板塊做得比較好，一些空餘的場地不夠用了，然後就停了。”
打造一場社會實驗
“飛魚”說，5、6月期間，所有工位都滿員，新人需要預約才能進來，他也開始篩選一些有穩定業務的人。
長期看來，如果僅僅通過租賃工位來盈利，能否持續是個問號。“飛魚”認為不能作為長期商業模式，他更多是當做一場社會實驗。
他在公眾號上寫道，“它用謊言維係體麵，卻讓一些人找回真實；它逃避真實職場，卻可能誕生更自由的協作模式。”
“若我們隻助用戶延長‘演技’，便是共謀一場溫柔的欺騙；唯有助他們把‘假職場’變成‘真起點’，這場社會實驗才算不負期待。”
“小富即安”，“飛魚”說，他不指望賺大錢，而是希望發展一群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各自的夢想努力。工作之餘，他把自己在創業中踩過的坑，遇到的人和事，分享給初出茅廬人，希望他們“少走一些彎路”。
作為“假裝上班有限公司”的“老板”，他還時不時給“員工”布置“任務”，比如在忙不過來時接替他的直播。沒有傳統公司上下級的約束，有人拒絕、有人拖延，但他不介意。
“員工”周先生會直截了當地說，“晚點再做”。時間長了，他們形成了默契，在直播中按各自的銷售額分成。
大部分時間裏，周先生在摸索如何用AI工具撰寫網絡爆文。他留意到一些企業在招聘時注明熟練使用AI工具，因此不管是當下賺錢，還是以後再找份全職工作，“都會更容易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