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先生每天“付費上班”,卻覺得很開心
上班不拿薪水還倒貼錢給老板,恐怕沒人願意這麽做。但“付費上班”卻在中國年輕人中流行起來,發展出一眾“假裝上班公司”,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就業市場低迷情況下,年輕人對職場環境的最新抵抗和探索。
30嵗的周先生去年創業失敗,轉型做跨境電商,今年4月開始到東莞一家“假裝上班有限公司”上班,每天付給老板30元。
在那裏,他和五位“同事”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們大多沒有全職工作,靠副業賺錢或從事自由職業,都是來這裏“付費上班”。
“我覺得很開心,有種一群人一起走的感覺”,周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的采訪時說。他掙的錢沒有以前全職時多,每個月還得拿出來一部分交給“假裝上班有限公司”,但他心滿意足。
這間公司這樣給自己定位:這裏是“職場失序者的精神避難所”,“給都市漂流者一個傢和工作之外的窩”。
這類型公司在深圳、上海、南京、武漢、成都、昆明等多個地方出現。外觀上與寫字樓裏的辦公室無異,配備電腦、網路、會議室、茶水間等等。
但它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司,通常不與員工簽署長期雇傭合約;一方麵承租工位,另一方麵打造共享空間,分享求職和創業經曆。一般每日收費30至50元,有的還包午餐、點心和飲料。
“回不去的體麵”
來自潮汕的周先生2018年大學畢業,曾任職大型電商公司,2020年開始創業,與合夥人開了一家拚多多店鋪,主賣潮汕牛肉丸,在社交媒體抖音上推廣。前幾年生意不錯,高客單品類的牛肉丸賣50多元一斤,一天能賣幾十單。
但隨著拚多多邁向低價市場,越來越多低價產品和大廠品牌進駐平臺,周先生的牛肉丸不再好賣,銷量減少到每天十幾單,甚至寥寥幾單。去年,他不得已關掉店鋪。
創業失敗後,他回到農村老家,開始探索互聯網和跨境電商項目,包括用人工智能(AI)工具寫網路爆文,向東南亞市場推廣熱銷品。他父母是農村人,始終搞不懂兒子究竟在做什麽。
“他們覺得,大學生畢業後應該做那種白領辦公室工作,比較正常的那種崗位,老在家待著好像沒個正業”,周先生說。父母一遍遍地問,他一遍遍解釋,慢慢地也沒有耐心了。
許多年輕人和周先生一樣,父母一輩總渴望他們大學畢業後有個“鐵飯碗”,最起碼有個坐辦公室的工作,平平穩穩地度過一生。這是他們那一代人走過的路——中國恢複高考後,畢業生的工作崗位由國家統一安排,到崗後在一個單位裏工作一輩子,對工作和組織也有較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但在當今中國,經濟下行、就業市場低迷,許多本科畢業生找不到對口工作,不得不回到學校繼續讀書,造成學曆貶值,薪資縮水。上一輩人走過的路變成了一種“回不去的體麵”,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管理學院資深講師姚迪博士說,“新一代年輕人需要尋找新的認同和體麵”。
根據中國教育部,2022年中國大學畢業生達1,076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67萬人,是史上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 2025年畢業生預計達1,222萬人,再創曆史新高,進一步加劇就業壓力。
這種情況下,不少年輕人每天拎著電腦去圖書館、咖啡館投簡曆,或發展副業,嘲諷自己在“假裝上班”,甚至像周先生一樣直接進駐“假裝上班有限公司”。
姚博士說,“假裝辦公的現象非常普遍,由於經濟轉型,教育和就業市場不匹配,導致年輕人需要這些場所來思考下一步做什麽,或者先打零工過渡,假裝辦公公司就是其中一種過渡性解決方案。 ”

東莞“假裝上班有限公司”一角
在“假裝上班公司”工作是什麽體驗
周先生是在刷小紅書時看到了東莞這家“假裝上班有限公司”的。他覺得辦公室環境可以讓他更加自律,提升執行力,於是成了一名“員工”。幾天下來體驗不錯,他從日付過度到月付,每月支付500元,已經持續3個多月。
這原本是閑工作室,約80平米,有8個工位,配有電腦、桌椅等基本辦公設備,還有直播間、會議室。辦公室設計風格輕鬆,主墻有綠植點綴、下方擺放一個多人座沙發和折疊躺椅。旁邊是冰箱,裏邊的飲品可以按需使用。
牆上掛著一幅字帖,寫著:“見山見海見自己”。桌上一處相框裏印著幾個大字:“幹就完了”,旁邊小字寫著“想都是問題,做才是答案”。
周先生把辦公室的照片傳給父母,他們安心了許多。
不像許多公司要求員工上下班打卡,這裏沒有強製製度,也不需要加班。但周先生通常8、9點就來到公司,有時忙到晚上11點,等到“老板”下班他才走,“不是為了維持麵子,在無意義的加班中消磨時間。”
同事之間沒有利益衝突,大家會隨意開玩笑,忙了就悶頭工作,閑了就聊聊天,玩玩遊戲,讓他覺得“精神放鬆,效率很高”。
一年前,他在探索新專案中感到迷茫,沒人交流更加孤單。那時的他隻有一個好朋友,兩人偶爾喝喝悶酒,也曾彼此誇口,“等賺錢了給你買套房”。但終究還沒有實現。
現在,他有了幾個朋友一樣的“同事”,他們工作中相互激勵,下班約定一起打台球、吃晚飯,也算是團建,他比過去開心多了。

打台球是“假裝上班公司”的一種團建方式
“要假就假到底吧”:從摸魚到假裝上班
在上海一家“假裝上班公司”,23歲的小文租了一個月的工位。她去年大學畢業,還沒找到全職工作。學校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學生在畢業一年內簽署就業合同,或提供實習證明,否則不發畢業證書。
幾個月前,她進入當地一家私企實習。“剛開始還好,但我越來越覺得大家好假”,小文對BBC中文說。她做文員工作,每天隻需要把手上分到的項目完成,就可以準時下班。但她發現,即便到了下班時間,隻要老板不走,大家也不離開。
“其實很多時候在摸魚”,小文說。“摸魚”是近年來出現的網路熱詞,意思是假裝在工位上認真工作,實際可能在聽音樂、看小說,做與工作無關的事,是年輕人對抗中國職場“內卷”的一種手法。
小文不喜歡作假,完成任務就下班,但這種方式與公司文化格格不入,她最後也沒能留下來。
抱著一點破罐破摔的態度,小文走進了家附近的“假裝上班公司”。 她把辦公場景寄給學校,算是有了實習證據。而實際上,她每天省下一杯奶茶錢,交了工位費,就坐在辦公室寫網路小說,掙一點零花錢。
“要假就假到底吧”,她說。

桌上一處相框裏印著:“幹就完了”幾個大字,旁邊小字寫著“想都是問題,做才是答案”。
自我嘲諷的反抗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對BBC中文說,“假裝上班”和“摸魚”都是一種假裝的狀態,但前者的意圖性沒那麽明顯,不是有利可圖而采取不正當手段,更像是年輕人透過自我嘲諷來反抗職場加班和“996”文化。
他表示,目前整個社會的價值體係和生活方式都高度單一,許多人覺得有份穩定的高級白領工作最合理,考大學也一樣,一定要重點大學,否則生活就是不好的。
“年輕人無法被傳統的社會體係所接納,導致一種挫敗感和無力感”,項飆說,“假裝辦公是年輕人為自己找的一個殼,跟主流社會稍微拉開一點距離,給自己一點小小的空間。”
他說,假裝上班公司這個名字“具有批判性”,不叫社會創新空間、新人文空間等等,符合年輕人的複雜心理,一邊想要抽離主流社會,一邊又有點糾結,不太自信,也有一點無力感。
“他們想改變的心態很強烈,想反抗但又沒有自信直接反抗,因此透過這種自我矮化的方式來尋求探索”,項飆說。
“這種複雜心態與‘躺平’‘摸魚’‘擺爛’等其他社會現象並不對立,是在不同階段和背景下的表現。”
“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假裝上班公司”的老板飛魚說,“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30歲的“飛魚”(化名)是周先生的“老板”,他2017年大學畢業,在一家大企業儅程序員。後來轉行做電商,自己創業,目前主打直播帶貨。
2022年,他來到東莞,家裏給他提供了這間工作室。“我不指望從中盈利”,他說,“我賣的不是工位,是不當廢人的尊嚴”。
他自己就曾經曆過一段無力的時期。 2019年辭職後到雲南創業,但疫情因素加上利益糾葛,導致一次大的訂單失敗,最終隻能關閉店鋪,總體損失了約20萬。
從那以後,他常常一人待在出租屋裏,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玩手機,有時吃飯也不出門,叫外賣解決。
“很頹廢,有點自暴自棄的狀態”,“飛魚”回憶,“你想要力挽狂瀾,但又無能為力。”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回到東莞再起爐灶。江西長大的他在那裏沒有朋友,從早到晚待在工作室,慢慢覺得社交圈越來越窄。本著交友和好玩的初衷,他把空餘的工位釋放出來,與人共享,成就了這間“假裝辦公公司”。
今年4月,“飛魚”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推廣。每天都有人私訊找他,詢問公司狀況。一周下來,他能收到70至80封私訊,相關貼文下方會有數百人留言。
5、6月期間,所有工位都滿員,新人需要預約才能進來,他也開始篩選一些有穩定業務的人。
官方:“靈活就業人士”

周先生同時用多部手機尋找爆款視頻,研究它們背後的產品
據他觀察,來的人當中有約四成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來拍一些照片,向學校證明實習經驗。也有少數人是為了應付家長的壓力。
另外六成是自由工作者,多是數位遊民,包括跨國電商從業人員、互聯網項目運營、網路小說寫手等等。平均30歲左右,最小的25歲。
在官方語境中,這部分人被稱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或“靈活就業人士”,還包括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截至2024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突破2億人,占勞動人口比例接近三分之一。
與傳統的全職勞動者相比,這部分人在勞動關係、職業屬性等方麵有明顯不同,但社會保障較弱。
在不少“假裝辦公公司”的貼文下,不少人問能不能代繳社保和健康保險。“飛魚”就收到過類似詢問,但他擔心可能涉及法律問題,明確告訴對方不會提供。
和他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少,在南京某科創園,一家提供人工智慧場景應用和跨境電商產業創新基地的公司,就曾把工位釋放出來,啟動了“假裝上班有限公司”。
負責人表示,這個項目是公益性質。團隊由教授和研究生組成,可以指導大家學習跨境電商、三農電商等知識,也歡迎正在考研、考公的人來自習。
在小紅書賬號上,相關推文有近5,000人點讚,900多人評論。有評論表示,這樣的計劃有前景,能吸引投資人前來投資。也有人質疑,“感覺像是一家公司,但是不想發工資和社保。”
負責人在今年1月啟動該項目,6月在BBC中文查詢時已經關閉。負責人說“因為公司業務板塊做得比較好,一些空餘的場地不夠用了,然後就停了。”
打造一場社會實驗

“飛魚”說,5、6月期間,所有工位都滿員,新人需要預約才能進來,他也開始篩選一些有穩定業務的人。
長期看來,如果僅僅通過租賃工位來盈利,能否持續是個問號。“飛魚”認為不能作為長期商業模式,他更多是當做一場社會實驗。
他在公眾號上寫道,“它用謊言維係體麵,卻讓一些人找回真實;它逃避真實職場,卻可能誕生更自由的協作模式。”
“若我們隻助用戶延長‘演技’,便是共謀一場溫柔的欺騙;唯有助他們把‘假職場’變成‘真起點’,這場社會實驗才算不負期待。”
“小富即安”,“飛魚”說,他不指望賺大錢,而是希望發展一群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各自的夢想努力。工作之餘,他把自己在創業中踩過的坑,遇到的人和事,分享給初出茅廬人,希望他們“少走一些彎路”。
作為“假裝上班有限公司”的“老板”,他還時不時給“員工”布置“任務”,比如在忙不過來時接替他的直播。沒有傳統公司上下級的約束,有人拒絕、有人拖延,但他不介意。
“員工”周先生會直截了當地說,“晚點再做”。時間長了,他們形成了默契,在直播中按各自的銷售額分成。
大部分時間裏,周先生在摸索如何用AI工具撰寫網絡爆文。他留意到一些企業在招聘時注明熟練使用AI工具,因此不管是當下賺錢,還是以後再找份全職工作,“都會更容易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