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兩個兒子上完大學，又給家裏買下農民房，黃敏麗才開始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那時她已近50歲，在疫情中丟了百貨銷售工作，再去找活兒幹，都說她年紀大了。回到城中村的超市賣蔬菜，每天清晨起來搬貨，身體逐漸吃不消。去社保局一打聽，得知自己的社保還得熬7年多。
“按時退休，早拿退休金”的誘惑出現在短視頻裏，很快擊中這樣一群大齡打零工者。為了在當下環境裏有個養老保障，又不麻煩子女，他們多數瞞著家人，跟公司簽了合同，交出積蓄，以為找到安享晚年的可能。
黃敏麗等了4年，直到今年三月，廣州多家號稱能提供補繳服務的公司出現拖延退款、業務員失聯的情況，被媒體曝光，接著立案調查，她才徹底明白陷入騙局。住院的一周，她腦子停不下來——如果身體垮了，不能上班了，還怎麽繼續供社保？沒有社保，以後生病又怎麽辦？
壞消息是從妹妹那裏傳來的。今年3月30日，廣州藝嘉谘詢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藝嘉”）的社保補繳委托協議到期，本應補完121個月的172909元，如果操作失敗，也會在15個工作日內退還全款。但妹妹的個人賬戶始終沒有動靜，她女兒上網搜索，發現已經有人碰到麻煩——業務員踢皮球、玩消失，或提出分期退款，流程或長達十幾個月。
53歲的黃敏麗聽說時，正在家裏看電視，第一反應是不相信。她也和這家公司簽過協議，想補上之前7年半打零工的社保空白期。找妹妹借了四五萬，搭上手頭的積蓄，一共交出140760元。等待完成補繳的時間裏，她打工供社保，空白期在縮短，公司因此退過她4萬，讓她覺得挺靠譜。
兩個兒子工作後，黃敏麗和丈夫就各拿各的銀行卡，自理財務。補繳的錢是她存了五六年的積蓄，盤算如果能領到退休金，一年幾萬塊，很快會回本。
沒想過要仰仗孩子養老。她自己就是在外地成家，隻有春節回去，沒給父母出過多大力。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在東莞做銷售，一個在廣州做行政。以後他們組建家庭，也要養老婆孩子，房貸車貸都要還。黃敏麗想，有份社保，“起碼不會餓著自己”。
現在這份在超市的工作，需要她5點起床，5點半到崗，晚上6點下班，每個月隻有兩天休息。作為采購員，她被分配到捆菜、打包、上貨的環節。最累的是上貨，要把三四十斤蔬菜一箱箱從貨車上搬下來，捆好後，再搬到貨架上。
重複的彎腰、蹲起，讓黃敏麗的腰直不起來，站久了，膝蓋也疼。每天回到家，她隻想躺著不動，吃飯隨便對付幾口，小心用藥控製高血壓，沒有精力再去跳廣場舞。父親有次突然暈倒住院，她和4個兄弟姐妹平攤下來，一個月都要3000多塊錢。“我現在隻有兩個兒子，他們以後的壓力有多大？”
前幾年，丈夫的身體也出了狀況。甲狀腺腫大，做了切除手術。要到外地做的活兒，他也不去了，基本待在家。丈夫比她大8歲，從沒交過社保， “他老了的話，可能吃我的比較多。”
在過去近20年裏，家庭都是黃敏麗的重心。21歲她嫁到廣州，第二年當了母親，做起家庭主婦。為了讓老大有個伴兒，她又生下老二。因為戶口在外地，兩個兒子都隻能上私立學校，每學期學費一共4000塊。不像其他全職帶娃的同鄉，黃敏麗不敢去打麻將，怕一打，生活費就沒了。
那時丈夫是家庭收入的唯一來源。他做室內裝修，一天的人工費100塊，單量不太穩定。為了降低成本，他經常跑外地工作，一個月回來一兩次。一家人每天的夥食費控製在20塊，隻有晚上做正餐，葷菜一般是豬肉，沒有買過牛肉和蝦。
等老二上學，黃敏麗上午的時間被解放出來，去批發市場幫人賣衣服，一個月賺500塊，“可以吃10天到半個月”。時間更寬裕後，她去做超市和商場銷售，工資不輕易動，存在銀行卡裏當作積蓄。
2013年底，聽說丈夫同鄉在城中村買了套自建房，80多平，三室一廳，19萬。黃敏麗很心動，但丈夫覺得存款不夠，還在猶豫。她態度堅決，“我怕它再漲，我們就更買不起”。最後，她找妹妹借了六七萬，夫妻倆再一起掏了12萬，把房子買了下來。
“有個自己的窩了，你的心才會安定下來。”解決完這些，黃敏麗終於輪到為自己考慮。49歲那年，她跑到人社局谘詢，得知還差7年多的社保才滿15年，這意味著她沒法在50歲領到退休金。
黃敏麗聽說過，有位在商場工作的同齡人，曾通過第三方補繳了9年，已經領到了退休金。刷到的短視頻，也有自稱提供補繳服務的，她點了關注後，業務員就來聯係她——補繳的辦法是先匹配和補繳時段吻合的企業，偽造勞動合同、工資單證實單位和個人的雇傭關係，再打勞動仲裁，要求企業以單位的名義補繳社保。
●短視頻平台上，宣傳社保補繳服務的自媒體。源自網絡截圖
業務員背後的公司就是藝嘉，黃敏麗去過線下簽合同。在廣州天河區商業中心地段的駿唐大廈裏，有兩層樓都有辦公室，職員坐在格子間裏敲電腦、打電話，“看起來也不像騙人的”，業務員沒怎麽勸，她就簽了合同。
後來妹妹也跟她說起社保焦慮，她推薦了這家公司。一開始，妹妹有些質疑，說沒聽說有相關政策，但到了公司現場，看到那陣仗，也相信了。現在搜了帖子，妹妹的女兒覺得不對勁，找到黃敏麗的小兒子何凱明，要一起去公司討個說法。
等他們到大廈時，辦公室已經搬空，連前台都不見了，隻剩下貼在牆上的公司名字。燈也關著，玻璃大門上貼著“公司搬遷通知”，稱因辦公場地寫字樓租賃合同到期，且在整頓期暫停辦理相關業務。何凱明給業務員打電話、發消息，都沒有回音。
●搬空的辦公室。講述者供圖
這是黃敏麗等待的第四年，反複簽了6份補充協議。
在2021年8月19日的那份合同裏，明確寫到服務期限是12個月，但她每次詢問進度，業務員都以“匹配企業難，要排隊”“材料遞上去，還在審核”等理由拖延。一年後，她簽了一份補充協議，有效期被順延半年，到期後，她又答應延期一年……最後一份協議，讓到期時間變成了2025年8月23日。
什麽東西要搞這麽久？黃敏麗也不理解，也擔心過是不是騙人的。但她的疑慮會被業務員推回來，“再過幾個月，肯定能弄好，最後一次了”。如果黃敏麗說沒時間去簽補充協議，對方會給她寄過來。
在補繳的前一年，黃敏麗開始在村口超市打工。5點半出門時，家人都沒醒。路燈亮著，她要走10多分鍾去上班，早餐店開了幾家，但時間太早，黃敏麗沒胃口吃。捆好蔬菜，上完貨，已經8點半。逆著人流，黃敏麗回家休息不到3個小時，中午去食堂吃大鍋飯，趁“辦公室那些人”還沒上班，她蹲坐在稱重台旁打會兒盹。
這是一份為了熬社保才選擇的工作，剛開始工資3000出頭，還要拿出1000多買社保。一筆可以早點拿到的退休金，像吊在眼前的胡蘿卜，讓她忍受這份疲憊——如果能補繳成功，就不用做這麽辛苦的工作了，可以打份簡單的零工。這些她很少跟家裏人談起，“也幫不上什麽。”
最後一次續簽前，黃敏麗的信念要耗光了，想著“這次一定要退”，結果到了公司，對方承諾“保證給你弄好”“就差一點點了”，黃敏麗想“都弄了幾年了，不差這幾個月”。四年來，業務員換了好幾個。每次續簽，對接的都是不同人，說之前的人離職了。
●黃敏麗妹妹與公司人員的聊天記錄。講述者供圖
意識到暴雷後，兒子何凱明想到法院申請立案，走民事訴訟。黃敏麗嫌他多事，讓他不要管。她認為就算最後辦不成，這家公司也會退錢。何凱明覺得，母親是要臉麵，不願承認被騙。直到今年四月底，廣州警方立案，黃敏麗才徹底相信被騙了。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包括藝嘉在內，有8家提供社保補繳業務的公司都出現了類似情況。那一陣，從事法律谘詢的尹正接到委托，幫一個在廣州打工十多年的湖南人追回4.2萬的社保補繳費。他聯係到公司法人，告知其法律後果，對方在20天內分三次把錢退了回來。這樣順利退款的，屬於幸運的少數。尹正估計，因為當時沒有全麵暴雷，公司還有錢退款。
尹正查了這家公司的經營範圍，發現裏麵沒有社保補繳業務，也搜到它有多起和服務合同糾紛有關的案件。短視頻平台上，尹正看見有不同公司的受騙者出來發聲，他們大部分生活在廣東，或者曾在這裏打工，以初高中學曆為主，有工人、清潔工和保潔員，也有部分全職家庭主婦。
尹正接觸到一位廣東的清潔女工，離異，和孩子關係疏離，花了10萬補繳，還有位兒子去世的河南女性，花了7萬。更多受騙者是主動瞞著家裏人。尹正聽說，有中年女人為了不讓女兒幹預，直到暴雷才說出實情。一個廣西人補繳了11萬，獨自去報警，說如果被丈夫知道，就要鬧離婚了。
黃敏麗簽過一份保密協議，其中要求作為甲方的她不能向第三方透露乙方的代理價格、方案和運作流程。她也確實覺得，說出來家裏沒人會相信，況且拿的是自己的錢，沒必要理睬別人的意見。她把裝合同的文件袋藏在衣櫃底下，堆上自己的衣服。
●黃敏麗簽署的保密協議。講述者供圖
2022年底飯後閑聊時，何凱明才知道這事。他猜，可能因為合同快要到期，母親覺得事要辦成了，才開口說。父親和哥哥聽了，都說是騙人。
在何凱明眼裏，父親沉默，很少和家人聊天，母親會花更多時間在他們身上。直到高中，都是母親輔導他們功課，參加家長會。她舍得給他們花錢，哥哥上初中後近視，母親帶他配了副1200塊的眼鏡。父親知道後不高興，讓母親退，但也沒退成。後來，母親打工賺到錢，給他們買了4000塊的電腦。
解決房子問題，也是黃敏麗在推動。當年，一家四口常年擠在城中村兩室一廳的一間臥室，她和丈夫睡雙人床，兩兄弟睡在用凳子加寬的單人床上，中間拉個窗簾。沒空調，到了夏天頂樓高溫難耐，他們往樓板潑水降溫，或直接睡在地上。孩子到了青春期，還沒有自己的房間，黃敏麗過意不去，想要盡快買下新房。
長大後，因為催婚、對職業發展的意見不同，何凱明慢慢覺得和母親也難以溝通。家裏四個人，基本上各做各的決定。第一次聽到母親說補繳這事，他心裏明白有問題，但在網上沒查到公司什麽負麵新聞，沒再多想。
知道母親被騙了十多萬，何凱明覺得“天塌了”——家裏條件不好，母親在那樣的操持中，能攢下這筆錢有多不容易。母親一個月休息兩天，沒空弄維權的事，他“不能不管”，攬下了寫訴訟、找律師的活兒。
在民間自發統計的表格裏，有人被套住的金額高達百萬，很顯眼。事後，他們坦承，自己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以為找到了賺錢的縫隙。
周小萍接觸到藝嘉是在2023年，那段時間聽到還沒退休的同齡人講起養老問題——社保沒交夠，還在打工供著，費用卻在逐年遞增，感到焦慮。這些熟人在大廈裏做保潔，孩子也是打工人，薪水普通，沒法出力。她開始代辦社保補繳業務，想事成後收1000-2000跑腿費。
12個客源從熟人的鏈路上出現，年齡從48歲到54歲。憑著老交情，金額最多的交了十萬多。暴雷後，周小萍背上了上百萬債務。考慮到那些熟人已經可以一次性補繳醫保，辦理醫保退休，繼續供社保，周小萍抵押出房產，把收上來的費用先退了。貸款利息每個月6000，她結束退休生活，去大廈裏當保潔。
補繳社保原本是這些大齡打工者“上岸”的一塊浮板。如今這個美夢碎了，能做的隻有繼續工作。
黃敏麗嘴上不說，小兒子何凱明也能明顯感到她的焦慮。每次他跟母親講起最新情況，或是電視上出現相關報道，母親都要給業務員發信息，雖然得不到任何回複。哥哥兩三個月回一次家，沒多問後續的處理。父親也不參與，隻說上幾句風涼話，“拿十幾萬去搞這些，也不拿這十幾萬去買點好吃的”。母親用沉默回應。
六月中旬，黃敏麗上班時突然感到肚臍以上一陣一陣痛，疼到沒法站起來。到醫院抽血檢查，指標高了十幾倍，被診斷是急性肝功能不全，住院了一個星期。她自己把這事歸結成，“熱氣的吃多了上火”。
何凱明開始擔心母親的身體，對父母的養老問題也產生了隱隱焦慮。他跟父母提過，要不要在居住的城中村村口開個彩票店，起碼能有個穩定的收入來源。但建議遭到全家人反對。父母認為，大環境不好，開店掙不了錢；哥哥覺得，父母都還有工作能力，沒必要。
讓何凱明惋惜的是，母親有高中學曆，在他的設想裏，如果母親以前能更有眼界，到國企或事業單位做個小職員，不僅工資高，退休後還不用發愁。他參考的是同事的母親——也是高中學曆，最早在通信運營商的傳呼台工作，後來被調去做文職，退休前一個月拿3萬多。
黃敏麗生在湖北農村，讀到高三，覺得學不進去，怎麽也記不住知識點，最後沒去參加高考。父母都是農民，有五個子女，顧不上這些。她在家幹了一年農活，想逃離出去，跟著姐妹到市裏的小飯館工作，一個月掙幾十塊錢。拿到的第一筆工資，給父親買了件襯衫。
飯館的工作不穩定，她想過進廠，沒門路，隻能憑熟人介紹，換到另一家飯店工作。後來在廣州，她在批發市場的兼職也是同鄉介紹的。最體麵的一份工作，是在廣百百貨的服裝店做銷售，每天工作6小時，有公司給繳社保，她幹了4年，直到疫情後生意不好做，店鋪關門。
再去找工作，她已經48歲。看了兩三家服裝店銷售，都要求45歲以下，還有老板說，你都要退休了，不收了。碰壁後，她回到這個城中村村口的超市，賣蔬菜。
●資料圖。源自東方IC
周圍都是四五十歲的人，有的為了供社保，還有的想多賺點錢養老，“以後不需要處處用錢都要問子女”。以前家裏隻有丈夫掙錢，過年要買新衣，黃敏麗都先給兒子、丈夫買。住院那一周，黃敏麗睡得不踏實，腦子停不下來——如果身體垮了，不能上班了，還怎麽繼續供社保？沒有社保，以後生病住院的錢怎麽辦？……
還有補繳盼頭的時候，她盤算過再幹個兩三年，加上養老金，就能真正休息。她羨慕別人晚年的自由，“這裏玩玩，那裏玩玩”。上午去公園爬山，晚上跳廣場舞，再去全國各地旅遊，是她對未來生活的想象。生活在廣州這麽久，她還不知道哪裏可以喝早茶，這件事在她看來一直很奢侈。
但現在，她更愁的是怎麽能把這份工作堅持下來，畢竟社保還有3年才能繳滿。“（哪天）小孩子要結婚了，我們多少補貼一點點”，還要把家裏裝修得漂亮一點。什麽時候能停下來？她說不準了，可能是等到幹不動的那天，“被迫停下來”。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