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樂求學時期的照片
采寫 | 潘文捷
編輯 | 朱潔樹
從複旦大學新聞係本科畢業以後，殷樂已經在家鄉做了5年多公務員。
大年初一的晚上是同窗聚會。當年一同走出家鄉，考上複旦的8個年輕人，有的還在深造，有的當上了大學教師，有的做了醫生，都在上海紮了根，隻有他一人選擇了回家擔任公職。席間，同學們談到最近流行的遊戲和電視劇，他有些跟不上節奏，當話題轉向上海的新市政規劃，他也無話可講。殷樂覺得，五年前剛回家時，他和這些同學的生活差不多，現在好像感受到了自己與他們生活的某種脫節。回到家中，殷樂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聊起：“以後我可不可能再去上海讀個研究生？”身為教師的妻子並不讚同這個構想，她既不想和丈夫兩地分居，也不想在上海租房。殷樂有些黯然。
殷樂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學，我們縣城很小，中學不多，才有這種機緣。小時候寫作文，老師讓我們寫我的家鄉江蘇靖江。我寫靖江雖然是蘇北城市泰州的縣級市，但我媽每次都說我們原本應該屬於蘇南城市無錫。而我爸則說，靖江毗鄰長江，靠水吃水，把“長江四鮮”吃到隻剩下“長江三鮮”。老師不大滿意這種寫法，但總之大概就是這麽個狀況。那時候，蘇州、南京都是靖江人心目中的大城市，上海更是了不得的都市。
在高考成績出來的那一天，殷樂覺得，自己也可以去大城市打拚，未來大概不會再留在家鄉了。他的分數比北大隻高出一點點，但是如果去複旦，一定能報個不錯的專業。
“學霸”的進階：從小鎮考進縣城，再來到上海
殷樂的父母都是靖江斜橋鎮的普通工人。他本人從小就是個“學霸”。在他小升初那年，全市統考，從沒上過輔導班的他比分數線高出三十多分，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初中之一。那年夏天，他和爸爸去斜橋鎮教委轉學籍關係到靖城鎮，經辦人特別不情願，說：“340分的轉走也就算了，怎麽370多分的也要轉走？”想留下他在本鎮初中念書，雖然他沒有同意，但這個場景至今還讓他覺得受到了認可。
殷樂的家鄉江蘇省靖江市斜橋鎮
初一剛剛開始，殷樂就成為了全校的焦點。他沒有什麽灌籃技巧，也不是社團風雲人物，既不愛說話，也不怎麽和人主動交流，但是他每門功課都能考近滿分或者就是滿分，不是年級第一也是年級第二。就連我同校讀書的表妹，時隔十幾年都還記得年級大會給他頒發獎狀的場景：“那個年級第一的殷樂哦……”他爸媽每次來開家長會都是眉開眼笑。高中三年，殷樂的“學霸”人設仍屹立不倒，依然次次考前三。
但是一個成績優異的普通學生，並不能突破小鎮“無處不在的關係網”。高三那年，各大高校開始自主招生，自主招生一旦通過，過一本線就可以錄取。殷樂的爸爸打電話問我們班主任：“有沒有南京大學的名額？”他本來以為肯定會有——殷樂的分數考上北大也有可能，詢問南大有沒有名額本來也是帶點兒謙虛的意思。班主任卻告知，沒有名額。不久後殷樂發現，不僅南大有，“北大的也有，清華的也有，複旦的也有。光南大就有6個名額。班主任一個個地叫人，喊來喊去，都沒有我。直到東南大學，才喊到了我。”他發現那些獲得自主招生名額的，大多不是領導子女就是教師子女。殷樂有些憤怒，他拒絕了東南大學的名額，靠著高考成績考上了複旦大學新聞係。
在大學裏，殷樂依然對自己要求嚴格，他形容自己依然在“拚命地讀書”，每天早起去圖書館，一節課也不落下。他發現上海同學和自己這種從小鎮走出來的學生很不同——那些學生睡懶覺的也有，翹課的也有，成績不會冒尖，但是卻表現得更加輕鬆，帶著一種“在主場的自信”。
上海同學不像他一樣，與老師說話總是恭恭敬敬，他們可以很隨意地和老師交談，有時候直接用上海話。班級要舉辦什麽活動，要拍什麽片子，都是上海同學先張羅起來。“他們有的會剪片子，有的會做視頻，有的會做主持人。總是比別人快一步，能很自然地能夠進入到團體裏。”他宿舍裏也有一位上海同學，平時很少見到人影，開一輛小汽車上學，這個同學也是他們宿舍裏唯一一個有女朋友的。殷樂覺得，在宿舍裏，他和那位總是默不作聲，認真完成學業的東北同窗有更多相似之處，這位東北同學畢業後也返回遼寧老家做“一份穩定的工作”了。
殷樂畢業時成績是班上第三。成績唯一的用途就是保研，但他放棄了保研名額。他覺得，文科研究生混日子很容易，碩士和本科讀下來沒有什麽差別。而且，他也想早點兒賺錢養家了。
工作地點的退卻：從上海到南京，再返回家鄉
高中畢業後，我再次和殷樂有交集是在2012年，我們大三。殷樂先是在網上告訴我，已經來到北京，預備到中央電視台實習，見見世麵，找的房子離我的大學很近。過了兩天，他又告訴我，不準備在北京實習了，準備逛一逛就走。我驚訝於他態度轉變如此之快。他卻說，被北京的房子嚇到了：他租在石油大院的房間，月租900塊，價格不低，卻是個“老破小”，衛生間和廚房是公用，房間隻有一張床，門呲呲地漏風。他半夜翻來覆去睡不著，感到生活離想象差距太大，想著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估計也很難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夜深人靜，風吹打著門，他聽到隔壁赴京看病的爺爺在咳嗽。從沒有在大城市獨自居住的他對這種環境感到不安，每天出門，都把最值錢的電腦提在手上。我帶他到動物園逛了逛，期間他也一直拎著筆記本電腦。整個北京之旅，“前兩天充滿希望，中間兩天比較頹廢，最後兩三天想開了，就放開了玩。”遊玩結束，殷樂離開了北京，換到了學校安排的另一個實習單位，離家和學校都近一些的江蘇電視台。
大四，殷樂的履曆表上已經有在網站和電視台的實習經驗。國慶節假期，他花三千多塊錢買了一套西裝，包裝了一下簡曆，到照相館拍了證件照。信心滿滿地開始找工作。他想在廣播電視領域找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媒體，當時上海的文廣、文新、解放三大集團，新華社、人民日報，都是他關注的重點。可是現實比理想殘酷得多，殷樂發現，上海的各大媒體都注重學曆，要求不是研究生就是海歸，自己在簡曆第一關就被刷了。他又去了一些傳媒相關的小公司麵試，發現起薪隻有四五千且漲幅有限，可是那時候上海包括崇明島在內的房價均價上兩萬，未來購房希望渺茫。就這樣，他求職的“標準一降再降，要求一降再降”，到了江蘇省某電視台，他已經覺得到了底線。他在省會這家電視台的一個欄目做民生類的外勤記者，崗位“又苦又累又沒錢”，但他跑的一則新聞給了他信心。當時，執法部門發現某軍區基地有一塊罌粟地，各方麵都感到棘手，找來新聞媒體協助調查，殷樂就和江蘇電視台的記者一起到達現場，他們用直播的方式頂著壓力把新聞報道了出來。這件事給了殷樂很大的鼓舞，感到這份工作也是“有點偉大的”。
和這家電視台簽好三方協議以後，殷樂才發現，傳統媒體的衰退影響到了他的工作環境——電視台進行了薪酬結構調整，也就是變相降薪，逼得不少老職工都走了，由於缺少人手，工作量都加到他們這些新人的頭上。殷樂用“苛刻”“壓榨”這樣的詞來形容那時的環境。借住在親戚家的他也開始發現，南京的房價雖然不比上海，但也“相當可怕”。這時候，靖江市政府打電話給殷樂，告知他家鄉在選聘985高校畢業的黨政青年人才，他就參加了麵試。他想，自己的朋友圈要麽在上海，要麽在家鄉，或許應該回家試一試。
電視台的工作還在繼續，原本新聞欄目的記者每個人兩天做一條新聞，由於台裏的變動，到了殷樂手上，每個人每天要做兩條新聞，中午沒時間吃午飯都很正常，他感到吃不消。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種奇怪的生物。這種生物隻有指甲蓋大小，像魚不像魚，像蝦不像蝦，它到底是什麽？熱心市民打來電話，領導把這個新聞分配給了殷樂。他從電視台出發，兜兜轉轉來到熱心市民家中，再到研究所去詢問專家，繞著南京城轉了一個大圈，拍攝來拍攝去，折騰大半天，就在某個說不清道不明的瞬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灰心喪氣。這個新聞播出一個禮拜以後，家鄉來電說麵試通過了。於是他收拾行囊，回到小城，當上了公務員。
公務員生活：“這裏一切都不用我再操心”
今年大年初四，殷樂剛剛值班結束，在他辦公室裏接待了我。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摞《中國共產黨》《半月談內部版》雜誌，還有一堆會議記錄，桌子正中，豎著他寫給自己的便簽，上麵端端正正寫著“掙錢養家”。
殷樂辦公桌上“掙錢養家”的便簽
殷樂一回家就開始被催著相親。據我爸透露，在小鎮的相親市場上，殷樂的背景非常吃香，因為像他這樣學曆的男孩子畢業以後離開大城市的並不多。殷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不大好意思地告訴我：“相親的話，對方女孩還在猶豫的時候，父母已經非常喜歡我了。”
去年12月，我參加了殷樂的婚禮。他在婚禮上背誦了大段大段賀詞，引用了不少“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鬥藪龍蛇動”之類的詩句，殷樂的記憶力好得讓司儀咋舌，開玩笑說幸好不是同行。後來殷樂告訴我，背誦這些段落並不費勁，畢竟很多是自己寫的。
婚後，殷樂用公積金貸款在單位旁邊的小區買了房子，房價完全能夠負擔得起。過去他在上海某網站實習，來回路程要兩個小時；在南京工作時，去單位也得30分鍾；現在，他每天8點半起床，出門拿一個包子吃，慢悠悠就可以準點走到單位。
殷樂覺得最大的變化其實是業餘生活。大學時期，他喜歡在上海到處逛，桌遊店、電玩城、公園、博物館、小資情調的咖啡館、書店，都是他喜歡遊蕩的場所。他也喜歡去上海美術館看展覽，雖然看不大懂，也去了好幾次。回到家鄉以後，他覺得娛樂項目變了味。“大家也喝得起星巴克，可是卻喝不出星巴克的味道。”在靖江，人們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打牌，不論是在餐廳、酒店、茶座、肯德基還是星巴克，隨時有人在打撲克。
他妻子也曾經去上海觀光，回來說覺得在上海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們染著燙著各種各樣的頭發，人們都不會覺得奇怪，如果這些人在家鄉，肯定人們會覺得不正經。
家鄉也有讓人心安之處。“大城市裏要操心的，在這裏一切都不用我再操心。什麽都準備好了。結婚、買房、買車、生孩子、上學，都固定好了。”殷樂說。他做機關文字工作，也天天加班，這一點和大城市的工薪階層倒並無不同。他的工作就是寫請示、匯報、通知、領導講話稿，每當寫好了稿子或者得到領導表揚，他也就有了成就感。他有幾篇工作宣傳稿還刊登在了《新華日報》上。
從殷樂這一屆開始，靖江市的黨政青年人才選聘項目招了五十多個985高校的畢業生，“不願意回來的和回來了違約的也不少。”其中兩個人辭去了公務員職位，考上了大城市的研究生，另外還有不少人在讀在職研究生。我問殷樂，想過回到家鄉，未來再也回不到大城市了嗎？他說，那些當時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學如果沒有戶口，買不起房子，也有不少工作了一兩年就離開了。“在大城市壓力會一直很大，未來某一年隻要放棄，回到家鄉，肯定還是從頭再來。”殷樂工作了五年時間，已經走上了一種人生的軌道，他有時會自問：“未來的人生還有幾十年，到底該怎麽度過？”這個問題可能無解，但無論留在大都市或返回家鄉，或許，每個年輕人都會把這個問題想了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