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最近一次訪問中國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圖源：新華社）
自1971年首次訪問中國以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後70多次前往中國，始終活躍在中美關係領域，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五代中共最高領導人都建立了“私交”。可以說，無論如何看，基辛格都是美國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不二候選人。但也正如毛澤東所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基辛格的落選自有其原因。
首先，從10位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獲得者的國籍來看，美國、日本兩人入選，德國、瑞士、英國、法國、新加坡、西班牙各一人入選，名額極其有限，最多的國家也僅兩人。美國、日本的兩人入選也並非偶然，美國是當今世界秩序的構建者與主導者，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融入這一世界秩序，並且中國是這一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日本在改革開放早期給與中國的投資與援助意義重大。
從美國的兩位入選者來看，一位是“倡導並推動中外經貿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業家”、美國保險巨頭國際集團（AIG）前總裁莫裏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一位是“致力於向世界講述當代中國的國際友人”、曾出版《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羅伯特·庫恩（Robert Kuhn）。其中，格林伯格與基辛格都是美國民間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局副主席。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對華友好組織之一，1966年由中國問題專家施樂伯、鮑大可、白魯恂等人發起，致力於“促進美中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的“乒乓球外交”就是由該委員會促成。2016年該組織成立五十周年時，基辛格與格林伯格一同被授予終身成就獎，以表彰兩人對中美關係所做的貢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也出席了紀念活動。
由此來看，盡管格林伯格在中國的名氣不如基辛格，但在美國人看來，其對中美關係的貢獻並不遜色於基辛格。但由於名額有限，中國政府不大可能從同一個組織選擇兩人入選，格林伯格與基辛格兩人必須二選一。
其次，從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來看，基辛格最大的貢獻即1971年破冰之旅，其對中國的影響固然極大，但基辛格的貢獻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改革開放後，基辛格已經卸任公職，此後的中國對於基辛格而言除了繼續發揮和保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更多的是一門生意，就像很多外國退休高官一樣“端起了中國這碗飯”。
1977年卸任國務卿後，基辛格很快被美國投行聘請為高級谘詢顧問。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谘詢公司KAI，核心業務是以不菲的價格向美國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拓展的政策谘詢以及國際公關工作。“在基辛格和中國政府的良好信任關係基礎上，他可以把美國客戶帶到中國來，和相關高級官員商談。”
1988年，在基辛格安排下，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與鄧小平會麵。1989年，基辛格帶著美國國際集團原總裁莫裏斯·格林伯格訪華，受到鄧小平等人接見、宴請。2003年來華時，同行的是摩根大通董事長及其亞太團隊，摩根大通董事長稱：“基辛格博士是我個人的老朋友，他向我們介紹了他在中國的很多老朋友，對摩根大通來說，這種友誼非常重要。”
基辛格將中美關係當做一門可以牟利的生意，盡管中國官方不會點破，每次訪華仍然予以優待，但難免會心有芥蒂，影響到中國高層對其的觀感。2018年8月，又有媒體爆出基辛格曾建議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聯俄抗中”，盡管基辛格與美國政府都未回應，但無疑又一次使基辛格在中國的形象減分。
最後，基辛格的落選恐怕還與他在中國的一次政治投機不無關係。2011年6月基辛格訪問中國時，正值中共領導層換屆前一年。基辛格試圖左右逢源，“在北京會見了中國領導層的年輕一代：習近平副主席、李克強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王岐山副總理，專程到重慶會見了薄熙來書記。”
在重慶的三天裏，基辛格多次與薄熙來一同出席活動，稱讚薄熙來的“重慶模式”與“唱紅打黑”，並在“中華紅歌會”開幕式上即席演講：“中國的巨大進步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重慶的巨大變化已經充分展示了薄熙來書記的遠見卓識。”
但基辛格不曾料到的是，中共換屆尚未開始，薄熙來就在2012年兩會後落馬。可能基辛格正因為了解中國，所以介入到中國國內政治中，但他對中國政治理解終究有限，最終使他又一次透支了在中國的信譽。也有文章稱基辛格也是為了維護在重慶的美國企業利益才吹捧薄熙來的，如在重慶投下巨資的美國惠普公司就是基辛格引入中國的。
在中美貿易戰大背景下，基辛格仍不失是中美溝通與喊話的渠道之一，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念舊情的中共高層仍會予以優待、接見。2018年11月，基辛格最近一次訪華時，習近平、王岐山都予以禮遇進行了正式會見，但要授予友誼勳章這樣的最高榮譽，恐怕就難了。
首先，從10位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獲得者的國籍來看，美國、日本兩人入選，德國、瑞士、英國、法國、新加坡、西班牙各一人入選，名額極其有限，最多的國家也僅兩人。美國、日本的兩人入選也並非偶然，美國是當今世界秩序的構建者與主導者，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就是融入這一世界秩序，並且中國是這一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日本在改革開放早期給與中國的投資與援助意義重大。
從美國的兩位入選者來看，一位是“倡導並推動中外經貿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業家”、美國保險巨頭國際集團（AIG）前總裁莫裏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一位是“致力於向世界講述當代中國的國際友人”、曾出版《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羅伯特·庫恩（Robert Kuhn）。其中，格林伯格與基辛格都是美國民間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局副主席。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對華友好組織之一，1966年由中國問題專家施樂伯、鮑大可、白魯恂等人發起，致力於“促進美中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的“乒乓球外交”就是由該委員會促成。2016年該組織成立五十周年時，基辛格與格林伯格一同被授予終身成就獎，以表彰兩人對中美關係所做的貢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也出席了紀念活動。
由此來看，盡管格林伯格在中國的名氣不如基辛格，但在美國人看來，其對中美關係的貢獻並不遜色於基辛格。但由於名額有限，中國政府不大可能從同一個組織選擇兩人入選，格林伯格與基辛格兩人必須二選一。
其次，從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來看，基辛格最大的貢獻即1971年破冰之旅，其對中國的影響固然極大，但基辛格的貢獻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改革開放後，基辛格已經卸任公職，此後的中國對於基辛格而言除了繼續發揮和保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更多的是一門生意，就像很多外國退休高官一樣“端起了中國這碗飯”。
1977年卸任國務卿後，基辛格很快被美國投行聘請為高級谘詢顧問。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谘詢公司KAI，核心業務是以不菲的價格向美國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拓展的政策谘詢以及國際公關工作。“在基辛格和中國政府的良好信任關係基礎上，他可以把美國客戶帶到中國來，和相關高級官員商談。”
1988年，在基辛格安排下，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與鄧小平會麵。1989年，基辛格帶著美國國際集團原總裁莫裏斯·格林伯格訪華，受到鄧小平等人接見、宴請。2003年來華時，同行的是摩根大通董事長及其亞太團隊，摩根大通董事長稱：“基辛格博士是我個人的老朋友，他向我們介紹了他在中國的很多老朋友，對摩根大通來說，這種友誼非常重要。”
基辛格將中美關係當做一門可以牟利的生意，盡管中國官方不會點破，每次訪華仍然予以優待，但難免會心有芥蒂，影響到中國高層對其的觀感。2018年8月，又有媒體爆出基辛格曾建議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聯俄抗中”，盡管基辛格與美國政府都未回應，但無疑又一次使基辛格在中國的形象減分。
最後，基辛格的落選恐怕還與他在中國的一次政治投機不無關係。2011年6月基辛格訪問中國時，正值中共領導層換屆前一年。基辛格試圖左右逢源，“在北京會見了中國領導層的年輕一代：習近平副主席、李克強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王岐山副總理，專程到重慶會見了薄熙來書記。”
在重慶的三天裏，基辛格多次與薄熙來一同出席活動，稱讚薄熙來的“重慶模式”與“唱紅打黑”，並在“中華紅歌會”開幕式上即席演講：“中國的巨大進步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重慶的巨大變化已經充分展示了薄熙來書記的遠見卓識。”
但基辛格不曾料到的是，中共換屆尚未開始，薄熙來就在2012年兩會後落馬。可能基辛格正因為了解中國，所以介入到中國國內政治中，但他對中國政治理解終究有限，最終使他又一次透支了在中國的信譽。也有文章稱基辛格也是為了維護在重慶的美國企業利益才吹捧薄熙來的，如在重慶投下巨資的美國惠普公司就是基辛格引入中國的。
在中美貿易戰大背景下，基辛格仍不失是中美溝通與喊話的渠道之一，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念舊情的中共高層仍會予以優待、接見。2018年11月，基辛格最近一次訪華時，習近平、王岐山都予以禮遇進行了正式會見，但要授予友誼勳章這樣的最高榮譽，恐怕就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