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 this.width=750' alt="" src="http://img1.cache.netease.com/cnews/2009/9/19/20090919104655e9f48.jpg" border=0>
60年光陰足以湮滅太多的東西。
太多的東西湮滅了。
尤其是那些偽裝的崇高，閹割的性別，定做的臉譜，和反人性的表演。
但是仍有很多人，很多事，銘記在人們心裏。
共和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這是建國以來早已或者正在進入我們的集體記憶，閃耀著動人光輝的12位中國女性的麵孔。
她們是：林徽因、王丹鳳、楊麗坤、嚴鳳英、張誌新、章含之、潘虹、周曉蘭、鞏俐、伏明霞、楊瀾、章子怡。
世上的任何獎項，都敵不過人民的集體記憶。
對於美的集體記憶，是發自內心的致敬，不受任何外力的強製，無論意識形態的香花毒草的命名，還是商業勢力的追捧封殺。
這樣的集體記憶不會被時間任意損毀和塗改，但凡有人提起，被記憶的人與事就會栩栩如生，自動浮現，盡管我們會暫時忘卻，盡管我們的大腦和心思隨時會被形形色色的新奇事物填滿。
向世界輸出自身的魅力，是所有文明國家大力經營的一項事業：正義的魅力，山水的魅力，思想的魅力，藝術的魅力，人的魅力。
有輸出，就有引進。民國時期中國引進的最著名的文學形象，是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這位身穿希臘民族服裝的美男子，在魯迅和蘇曼殊心目中，他的形象是和他為希臘獨立赴湯蹈火的英雄行為聯係在一起的。
整個20世紀，西方的美麗麵孔走馬燈般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幾乎所有中國青年都有（或曾經有過）他們熱愛的西方偶像，很多人甚至迷戀到如數家珍的地步。
作為一種互動，中國的美麗麵孔，也從來沒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腳步。
1949年以後的中國並非意識形態全麵掌控的鐵板一塊。我們能看到那些美麗的身影，活躍在各自的舞台上——林徽因、戴愛蓮、王丹鳳、白楊、上官雲珠、袁雪芬、秦怡、王文娟、新鳳霞……她們的美，甚至可以輕鬆地突破政治的濃墨重彩，散發出來。
林徽因不但是中國人心中的美的化身，也是美國人費正清和費慰梅心中的中國之美的代表。出色的詩人，了不起的建築學家，妙語連珠的沙龍女主人，征服了眾多傑出男性的迷人的知識女性，這一切令林徽因的美具有了鑽石般堅實華彩的魔力。
1956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開始挑戰斯大林的個人崇拜；1969年，普通中共黨員張誌新向中國的個人崇拜發起了挑戰。這個追求真理，熱愛藝術，喜歡聽妹妹用小提琴演奏波隆貝斯庫的《敘事曲》的美麗女性，6年後被判死刑，臨刑前慘遭割喉。這樣一位推動了時代進步的偉大女性，她的美有著青銅的堅不可摧的質地。
女性在重要關頭的果敢與勇氣永遠令人動容。1980年代以來，我們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勇敢女性的形象。這是鞏俐，她在銀幕上的形象充滿了力量，這力量源自抗爭的意誌，與傳統倫理中東方女性的溫順與柔弱有著天壤之別。
這並非孤立的形象，中國曆史上的勇敢女性，甚至有著壓倒男人的大義凜然的氣概，這就是曆史學家陳寅恪要將那麽隆重的敬意投向柳如是的原因，這也是張誌新贏得我們愛戴，鞏俐受到世界推崇的原因。
林徽因美與智慧的絕唱
本刊記者蒯樂昊發自上海
我們常常要借助一個男人的光線，才看到他背後的女人——對於那些從民國時代走來的文藝女青年們——但林徽因是個例外。在她身上，折射著許多優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過來又為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們舉著她這支蠟燭，把那些有著別樣才情與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啟超、胡適、梁思成、徐誌摩、金嶽霖、費正清、沈從文、張奚若……這串散發著光芒的名單裏，間或瞥見林徽因的衣袂飄動，她與他們終生保持著或父或兄、或親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親、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林長民，不無驕傲地對徐誌摩說：“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彼時林徽因剛滿16歲，但談吐和悟性已經超越了她的年齡，在她的美貌和聰慧麵前被迫放低天倫輩分的不隻是林長民，徐誌摩也不顧自己是林徽因父親的好友，且在國內已有妻兒，公然鬧離婚並追求起這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小姑娘來。這段公案因影視、小說、文史學家津津樂道的介入而婦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誌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長民互相引為知己，還玩過一場互通“情書”的遊戲。在通信中，徐誌摩扮一個有夫之婦，林長民扮一個有婦之夫，雙方假設在這不自由的景況下互相愛戀。兩個接受過留學教育的舊知識分子，用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來描摹他們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愛世界以及政治抱負。徐誌摩寫過一篇濃豔的短篇小說《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長民為原型的。
林徽因最終沒有選擇徐誌摩，她和梁思成在長輩的安排下相識相愛了。梁啟超對長子寄予厚望，親自挑選了未來兒媳人選，並在林徽因喪父後視她一如親女。兩家安排隻待梁思成從清華一畢業，就送他們一起去美國深造。
這對小兒女於是常在一起憧憬未來，林徽因告訴梁思成，她以後準備學習建築。梁思成大感意外，他從未想過文弱的女孩子要學蓋房子：
“建築？”他反問道，“你是說house（房子）？還是building（建築物）？”
林徽因笑起來，她左邊臉腮上有一個不對稱的酒窩：“更準確地說，應該是architecture（建築學）吧！”
這位建築學巨匠晚年承認，自己最初選擇學習建築，隻是為了林徽因，“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麽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種重要身份存在於曆史之中，但貫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個一心疼顧老婆的溫和男人，這一點，在後來的金嶽霖事件裏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見過梁氏夫婦的人，莫不承認他們是恩愛的一對。1923年一次學生遊行示威中，梁思成被軍閥金永炎的汽車撞傷，並因此留下終身殘疾，林徽因每天都來安慰他寂寞的病榻，為他拭汗、打扇、讀書。這一點讓梁思成的母親極為不滿，她認為思成傷臥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閨秀應該低眉斂目小心回避才是，一個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顧體統？
梁啟超卻因此更加欣賞林徽因，老爺子洋洋得意地寫信給大女兒梁思順：“老夫眼力不錯吧！”這個維新派因此生發出他的姻緣觀：由父輩留心觀察、看好一個人，然後介紹給孩子，最後由孩子自己決定，“這真是理想的婚姻製度。”
這場婚姻確實向人們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麽寬鬆，同時多麽牢固。終其一生，金嶽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飲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學術上的任何問題，常常請教金嶽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嶽霖來評理調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雙雙故去以後，金嶽霖還跟梁思成的兒子住在一起，梁從誡像對待自己父親一樣，陪伴這個為了林徽因終生未娶、亦無後人的大哲學家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從林徽因寫給好友費慰梅（費正清之妻）的一封信裏，可以看出他們3人的親密與默契。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蟄居李莊，生活困頓，貧病交加，金嶽霖一有假期就來李莊看望他們，同他們一道過年，林徽因一邊聽著日本轟炸機從上空飛過，一邊在信裏這樣寫道：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隻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裏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幹擾，卻總是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林徽因寫完信，就交給思成和老金看，問他們可有補充，於是我們看到了接下來由金嶽霖寫的一段：
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雲，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裏卻實實在在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們兩個搞混。
金嶽霖寫完，梁思成又接過信來附言道：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板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注：梁思成因車禍脊椎受損，一直穿著協和醫院為他特製的鋼馬甲），從我下方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這封信寫在又薄又黃的劣質紙張上，不分段，字極小，沒有天頭地腳，連多餘的半頁都被裁去，為了節省紙張和郵費。這封信讓遠在華盛頓的費正清夫婦笑了很久，接著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說：“人家講‘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覺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華是多方麵的，少女時代起，她已經是頗有名氣的詩人，同時翻譯西方文學、創作劇本、發表小說；學了建築以後，在設計和測繪方麵也多有建樹，與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許多建築學著述。雖然穿著窄身旗袍、體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築穹頂來卻根本不成障礙，金嶽霖到他們家去，常常看見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頂上，為野外測繪練基本功，老金當即作了一副藏頭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這夫婦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興，林徽因卻不以為然，“真討厭，什麽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個女人就沒有什麽事可做，隻配作擺設似的！”
她怎麽可能是擺設？在她家客廳的著名沙龍裏，任何談笑有鴻儒的對話，她都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發上跟客人們大談詩歌與哲學。曾經的沙龍客之一蕭乾回憶說：
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沈從文）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嶽霖也隻是坐在沙發上吧嗒著煙鬥，連連點頭稱是。徽因的健談決不是結了婚的婦女那種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後來心裏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夠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麽精彩的一部書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認自己是個“興奮型的人”，情緒喜怒不定，像朵帶電的雲，“隻憑一時的靈感和神來之筆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並不多。她的聰慧，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傳說，流傳在那些見識過這聰慧的文化名人們的口頭筆端，而戰爭、疾病、政治運動、貧窮而瑣細的家庭生活又剝奪了她大量的創作精力，所以，拋開她那些著名的“緋聞”，在學術層麵上，人們通常隻知道她是國徽的設計者、北京古建築的積極保護者，而忽略了她內心更加豐沛的才華。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終於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運，她躲過了後來席卷全國的“史無前例”。丈夫親自為她設計了墓碑，碑上移來她生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知己金嶽霖為她組成治喪委員會，悉心料理後事。人生得此，夫複何求？
她的墓碑上寫著：這裏長眠著林徽因，她是建築師、詩人和母親。
王丹鳳在家練唱，女兒為她彈琴（胡星原）
王丹鳳美麗不止60年
本刊記者李宗陶
嬌俏的小護士在哄女孩兒入睡：“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裏……”1957年，電影《護士日記》裏這首插曲，是導演陶金建議王丹鳳在同期錄音中自己唱的。後來20多年裏，大人孩子都會唱了。
新中國第一代女護士的形象——年輕、勤快、充滿朝氣、略帶嬌媚，因王丹鳳而格外動人。共和國的男人們發現，從舊時代擺渡過來的精致五官、櫻桃小嘴、楊柳細腰，配上新時代的工作服，也是美的。據老影人回憶，影片上映後，許多男性找對象，首選護士。
王丹鳳那張臉，是標準美人的典範。她生得明亮、洋氣，且未曾到韓國整容。這樣的臉，走到哪裏，哪裏春暖花開。解放前，香港曾推出“滬港四大女星”，王丹鳳榜上有名，其他3位分別是李麗華、周璿、白光。
在她生活了68年的上海，電影院門口貼過她的海報，照相館櫥窗裏擺過她的照片，“有點像王丹鳳”成為衡量美麗程度的表述之一。即使80年代中，當她偶爾行走在陝西南路的家附近，也會因為不同尋常的肌膚、氣質，以及幹幹淨淨、一絲不苟的裝扮被人一眼認出。
如今要會王丹鳳，得去香港銅鑼灣或尖沙咀的“功德林素食餐館”碰運氣。走進銅鑼灣怡和街31號，淡雅、通透、氣派，淡綠的牆麵上懸字一幅“此中有真味”，是學界泰鬥饒宗頤的手筆。
“功德林”這隻牌子1922年在上海創立，1992年被王丹鳳和丈夫柳和清帶到香港。據說，那裏的素菜講究原汁原味，謝絕味精；茶蔬為有機肥種養，沒有農藥殘餘；廚藝不凡，能把麵筋做得像鱔絲，此外南瓜盅、西瓜豆漿、青豆沙酥餅、海苔鬆子炒飯，令人一邊食欲大振，一邊又不忍下箸。每逢初一、十五，多半要排長隊；內地眾僧尼，乃至不少知名活佛，也從西藏、甘肅、青海遠道而去，品素齋、結善緣。
時代變了，角色也變了
1951年1月的《青青電影》雜誌上，有整整兩個版是王丹鳳、柳和清在上海逸園大飯店舉行婚禮的報道，標題是：“逸園座上，賀客盈千；一對新人，合拜天地——王丹鳳和柳和清元旦結婚”。當時，王丹鳳剛剛婉謝了香港電影界的挽留，回到上海。
柳和清原是國泰影業公司的少東家。他父親柳中亮與叔父柳中浩在上世紀40年代共同創辦上海國泰影業公司，柳和清完成學業後，幫助父親打理業務，後自立門戶，創立大同影業公司。解放後，私營電影廠先公私合營後又並入國營，成為上海電影製片廠，柳和清擔任上影廠宣傳科長，專事攝影，後來擔任過上海攝影家協會理事。
王丹鳳原名王玉鳳，寧波籍上海人，父親是經營旅店的，平常看戲帶著女兒。舞台，加上後來的電影，讓王玉鳳對水銀燈生涯有了憧憬。她首登銀幕是在吳茵（《一江春水向東流》裏圓圓臉的婆婆）主演的《靈與肉》中，演少爺的表妹，一個女學生。雖然是配角，但演得惹人喜愛。老大姐吳茵對她的影響，尤其是政治上的，延續一生。
16歲那年，她跟同學去合成影片公司攝影棚參觀，無意中被導演朱石麟發現。當時這家公司人手少，朱石麟見她天真美麗，聰明伶俐，試了鏡頭後，覺得有潛質，便動員她拍戲，並贈一個“丹”字。
不久，她主演了影片《新漁光曲》，表演質樸、真實、動人，不僅受到專家的讚賞，更得到觀眾的認可。影壇從此升起一顆新星。
在上海淪為孤島的5年間，她拍了25部片子，扮演的多是受侮辱和欺淩的婦女形象：招待員、歌妓、丫頭等等。1948-1950年，應香港長城影片公司邀請，她參加拍攝了《錦繡天堂》、《瑤池鴛鴦》、《瓊樓恨》、《海外尋夫》等7部影片，多為古裝戲。
此後30年裏，她拍過《家》、《海魂》、《護士日記》、《春滿人間》、《向陽花開》、《女理發師》、《桃花扇》等13部影片，所演角色是：工人、農民、護士、理發員、售票員等等。其中，《家》中的“鳴鳳”，《護士日記》中的“小燕子”簡素華，以及《女理發師》中的角色讓老觀眾記憶猶新。她的封箱之作是1980年的《玉色蝴蝶》。
為了演好女理發師，王丹鳳曾經到南京路理發店拜滬上名剪劉瑞卿為師。她虛心好學，沒有一點明星架子，天天準時到店裏當學徒。很快，理發店門前天天清早排出影迷長隊，情狀不輸今日粉絲。
1963年的《桃花扇》讓她倒了黴，因為“宣揚才子佳人”。此後15年，她沒拍過一部電影。
“先批王丹鳳！”
十年動亂期間，王丹鳳也不可避免地經曆了抄家、批鬥會、幹校勞動。但她一不是共產黨員，排除了“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嫌疑；二無緋聞，扯不上“腐化”；三沒有參加過所謂的“大毒草”攝製組，所以直接受到的威脅打擊比白楊、黃宗英少得多。據白穆回憶，當看到別人被拳打腳踢時，她偷偷躲在食堂堆放雜糧的倉庫裏，嚇得魂不附體。
有一次，她與黃宗英、白穆、石靈在上海近郊勞動，造反派展開“田頭批判”。批判會還沒開始，年輕的農民們早已在前排小木凳上坐好。4位受批對象一經押到，有人大喊：“先批王丹鳳！”
“是唱花旦的嗎？”有人交頭接耳。
輪到瘦高個兒黃宗英上前，有人笑著說：“她是唱小生的。”
一場鄉間批鬥會，竟也開出些觀眾見麵會的意思。盡管被身後的工宣隊重重敲了一下，白穆還是笑得停不下來。
麵對上影廠造反派的胡言亂語，王丹鳳溫順而誠懇地聽著，沒有流露絲毫不滿情緒，在當時，屬於“難能可貴”。
在奉賢幹校，有的女演員暗中帶點醬瓜、鹹菜，王丹鳳從不帶吃的。她嚴格遵守作息製度，在宿舍裏不與人高聲交談，手拿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翻來覆去地讀。大太陽底下勞動，她總是帶頂帽子，一鋤一鋤地挖，從不偷懶。出勤時，她走在前麵，到工作間取農具也不挑不揀……
總之，她當時給人們的印象是：乖巧、隨叫隨到、任人擺布，積極要求進步，投入人們常說的“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她能活到今天。
王丹鳳當過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當過第四、五屆上海市政協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也是第四、五屆民盟中央委員，第六、七屆民盟中央常委，第九屆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
1985年1月20日，柳和清王丹鳳夫婦應邀赴華盛頓，參加裏根總統的就職典禮。他們順路到加拿大溫哥華探望78歲的影後胡蝶。臨別時，胡蝶將一對燒製著彩蝶圖案的精美小瓷盆送給王丹鳳，說：“我一共隻有兩對，一對送你，一對自己留著。”
4年後，胡蝶病逝。王丹鳳成為大陸惟一探望過她的友人。
在國外，她遇到過許多影迷。有一次，在新加坡機場，有人拿出珍藏40多年的少女王丹鳳的照片送她。這張照片她自己都沒有，激動得連說，謝謝你了，謝謝你了。
2005年，作別影壇20多年的王丹鳳被授予“優秀電影藝術家”稱號。81歲的王丹鳳說，她“懷念過去的文藝片”，如深深影響過她的《飄》、《魂斷藍橋》；她念念不忘當年貼在閨房牆壁上的那些偶像：周璿、袁美雲、胡蝶、阮玲玉、陳雲裳……
楊麗坤 悲情阿詩瑪
她的美麗因＂阿詩瑪＂廣為人知，卻因政治運動迅速凋零
本刊記者彭蘇實習記者易潔發自北京
馬鈴兒響來喲玉鳥兒唱
我陪阿詩瑪回家鄉
遠遠離開熱布巴拉家
從此我們不憂傷
不憂傷，哎羅哎羅不憂傷……
“現實哪能真有那麽好？兩部電影我都參與了，我還不清楚情況？”電話中，殷佩嫻頗為感慨。
作為雲南省歌舞團的老演員，她還記得1959年的某天，長影廠的導演王家乙來團裏為即將開拍的電影《五朵金花》挑選演員。一時間傳得沸沸揚揚。
“那天，我們幾個正在台上擦玻璃，有人把我叫出去了。我出門一看，團長李堅和王導站在院子裏說著話。”接著有人給她送來了一張當晚的戲票，囑咐她千萬別送人。
“我坐在中間第四號，王導和上影廠的攝影師坐在旁邊。”她說，這張“不許轉送”的票，一共送出了3張，除了她與一位姓趙的演員，第三個就是正值17歲的楊麗坤。
楊麗坤是團長向王家乙推薦的。殷佩嫻肯定道。她不僅是楊的同事，更是其生前好友。
她倆以及雲南省話劇團的王蘇婭、譚堯中後來一同入選《五朵金花》。不同的是，楊麗坤在片中扮演的是花叢裏最“金”的一朵。
小九
1941年4月27日，楊麗坤出生在雲南普洱縣磨黑鎮。家中兄弟姐妹10人，母親早逝。由於她排行第九，身邊的人都親昵地稱呼她——“小九”。
“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愛動腦子，個性很強，脾氣強得像死牛，碰上不高興的事，就獨自坐著生悶氣，有時竟憋得鼻子裏流出血來。10歲的時候，二妹黃曉夫婦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身邊生活、學習。黃曉的丈夫是當時的省委組織部長。這給小九的成長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楊麗坤的丈夫唐鳳樓，曾經聽楊家大姐楊琴如此介紹。
小九12歲時陪愛好文藝的黃曉一起去省歌舞團看演出，“這樣省歌舞團便知道了小九，覺得她身材極好，五官端正，想讓她進歌舞團當學員。團長問她時，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什麽也不肯說。事後，我問她到底喜不喜歡舞蹈？她說喜歡的。但學習怎麽辦？我能不能一邊學習，一邊跳舞？”多年後，在《電影傳奇》裏，黃曉對主持人崔永元說及往事。
楊麗坤生前對丈夫唐鳳樓透露：“後來，我進了歌舞團。團裏的領導專門派了一位同誌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組織部長後，對我特別關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個小礦山勞動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沒有一個親人，昆明的家也沒有了，團裏也對我變了態度。對我‘特別關心’的人最先板起臉，好像我也是一個右派。那時我才15歲，世態炎涼使我更加不愛說話了。從此以後，我就拚命地練舞蹈，因為這就是我唯一的樂趣了。”
楊麗坤的低調未能掩飾她身上的閃光點，與她交往過的顧春雨暮年回首：
“她的打扮向來自然、樸實。起初我以為她非常內向，不大說話，看她老是一個人坐著。後來才發現，她跟談得來的人在一起時，是非常能說並且敢說的。
“她非常好學。喜歡外國古典名著。喜歡古典音樂。喜歡跟別人討論事情。看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別人沒有注意到的。她絕對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違背意願跟領導套近乎。”
唐鳳樓想起晚年麵目全非的妻子，曾向他演示過一段舞蹈。
“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肩膀一抖手那個一動，整個人完全變了。太美了，太美了。”他歎為觀止。
那是楊麗坤14歲上台表演的獨舞《春江花月夜》中的某段。
金花
1958年中宣部發文，指示各電影廠拍攝若幹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都好的電影，以備在來年的國慶節前後上映。1959年4月初，上影廠發電報讓王家乙火速回京，準備接拍《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編劇季康和公浦創作出的一部反映雲南白族人民熱情奔放、輕鬆活潑的輕喜劇。
影片格調喜氣洋洋，影片背後卻是難以輕鬆。盡管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說，《五朵金花》要拿到資本主義國家放映，在政治思想上可以“不表現黨，不表現團，不出現毛主席像”。但王家乙仍然忐忑不安，“1958年剛對愛情片、喜劇片進行了批判。現在部裏讓拍這個劇本，不知以後會如何，又不好不拍。”
雖然拍片時有種種不如意，王家乙還是耐心地指導著手下的每一個演員入戲。“再看《五朵金花》，我不覺得自己演得好。主要是王導引導得好，換了任何一個人都能演好。”70年代末，楊麗坤對唐鳳樓說。
參演該片的演員聊起過片中的某一橋段：楊麗坤扮演的公社社長參加完婚禮，喝了點酒後，一個人照照鏡子，摸摸自己的臉。心裏想著心上人，頭卻搖了搖。事業女強人含情羞怯又無可奈何的心思，讓第一次演戲的楊麗坤演繹得非常到位，別忘了她那會兒才17歲。
《五朵金花》在十一公映，受到了全國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周總理特別接見了楊麗坤。當時北京飯店擺國宴，她就坐在總理身邊。雲南省歌舞團進京演出時，周總理又向毛主席特別介紹了她，令她激動萬分。
和她一個舞蹈隊的嚴學恒說，“電影是成功了，但楊麗坤做人還是很謙虛，不張揚。”
她甚至沒有告訴自己的家人，自己都做了什麽。“直到1961年，有人為我送來了《五朵金花》的電影票，要我晚上一定去看看，因為那是小九演的，我還不敢信呢。電影放映時，我問我家孩子，這是不是坤娘？他說，是坤娘。我才確信真是她演的。”黃曉含笑麵對鏡頭說。
阿詩瑪
1960年，撒尼族長詩《阿詩瑪》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被改編成電影，並由上影廠的導演劉瓊執導。
60年代初，尋找演員的劉瓊來到了雲南省歌舞團，團裏正在上演一部歌劇，名叫《娥卞與沙洛》。
“《阿詩瑪》裏扮演阿茲，還有阿茲母親的演員都是在這部歌劇裏找到的。演娥卞的女演員杜麗華後來為阿詩瑪配唱。”嚴學恒說。
至於阿詩瑪的人選當然非楊麗坤莫屬。當時團裏有人與她競爭過，“即使按我們的眼光，那人也是不行的。據說對方還想賄賂劉導，但劉導沒有改變主意，堅定地選擇了楊麗坤。”
1963年4月，楊麗坤等30多名演員來到了上影廠，進行一係列的排練。
“當時上影廠裏一個姓姚的化妝師為我們講授化妝技巧。他跟我們講，這部電影用的化妝品是廠裏最好的了，因為是上影廠與香港合作拍片時剩下來的化妝品。”
殷佩嫻認為化妝師很是用心，為阿詩瑪試裝多次。原來《五朵金花》裏的淳樸健康的金花更接近楊麗坤本人，通過化妝師的手，仿佛為她的美增添了一種華麗的色彩。
《阿詩瑪》裏有大篇幅的載歌載舞，舞蹈難不倒楊麗坤，但論聲音實非她的強項。曾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的陳荒煤在《阿詩瑪，你在哪裏》文中寫過——
當她（楊麗坤）說起周總理說她，“你說話怎麽還奶聲奶氣的，像個孩子”的時候，她臉紅了，淚珠流在臉頰上，神態十分嚴肅，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那時候，我心裏難過極了，講不出話來，可是我心裏向周總理保證，我一定要把普通話說好！”
片中有一幕，阿詩瑪關進熱布巴拉家的地牢時憂慮道，我什麽都不怕，隻擔心年邁的老媽媽……幾句讀白是迄今為止，我們僅能聽到的楊麗坤的原聲。
她的努力是能感受得到的，為阿黑配唱的胡鬆華說，錄歌時，他一看就知道楊麗坤是下了工夫的。
發病
1964年，曆時3年，投資巨額成本，讚美自由與愛情的《阿詩瑪》殺青。而這一年，中國電影界正在批判兩棵“大毒草”——《早春二月》與《北國江南》。此後，它隻能被打入冷宮，直至文革結束方才公映。
“1966年8月文革開始，我們在四清工作隊的工作還沒結束，就被調回團裏。後來出現了一些大字報，上麵文藝黑線的紅人裏提到了楊麗坤。”
“1967年，越南代表團來到雲南，當時的紅星劇場3樓小放映廳小範圍地放映了《阿詩瑪》。放之前講了，這是一部不好的片子，是讓越南代表團看後吸取經驗教訓，以後不要拍。大家都很好奇，很多人擠破了腦袋想去看。我去了，楊麗坤也去了。”
“結果她看了一半就跑出來了。後來她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她心裏很難受，很後悔‘為什麽拍了這麽一部電影’。那時她畢竟還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姑娘啊！我安慰她。其實我當時覺得這部片子沒什麽，而且音樂非常棒。當然我也沒公開說它好。”顧春雨直言道。
顧春雨是1965年9月到雲南省歌舞團，最初是樂隊演奏員，同時也常寫歌曲和舞蹈音樂，後來又兼樂隊指揮。與顧春雨正式交往前，楊麗坤絕不缺乏追求者，據說其中還有地位顯赫人士。
楊麗坤的七哥楊克武說過，妹妹紅了以後，收到過大量的求愛信件，但她一心追求事業，不想過早論及兒女私情，有意識地處理掉了這些信件。
殷佩嫻說，在上海時，楊麗坤曾和趙丹之子趙矛談過一場短暫的戀愛。她喜歡那種年輕有為，追求上進的青年。
“我喜愛唱歌。從四清工作隊回昆明之初，有時晚上沒事就和歌隊的同誌在琴房唱歌，她愛趴在窗戶旁聽，慢慢地我們就熟了，有時還一起去看電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們在四清工作隊時，我接到長途電話得知我父親過世了，心裏十分痛苦。她專門過來安慰我，這讓我印象非常深，覺得她很善良。
“我剛開始跟她好的時候也有顧慮。有人勸我，覺得她跟很多人好不長。我也有這個擔心，還去找她鄭重地談了一次，但是她很堅決。事情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她並不是一個作風不好的人，實際上她很嚴肅。”
“後來發生的事，我想，很有可能她哥哥覺得她是大明星，我當時隻是一個小小的歌舞團團員，不希望我們在一起。所以在1967年12月26日下午，她的五哥楊克文采用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手段強製地帶走了她。”
顧春雨的回憶被殷佩嫻證實，她說，那會得知消息的顧春雨氣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去找她，大家拚命把他勸了下來。
“他們把她帶到了鎮沅，恐嚇她，你在這兒是出不去的，你死了這條心吧。你寫信也沒用，郵局有我的人，信我能給你截住。”
“她信以為真了。他們還在她的床頭貼了一張白求恩的畫像，告訴她，她就要找這樣的人，並且已為她相中了一個醫生。於是她就病了。誰給她吃藥都不吃，她老覺得有人要害她。”
“這樣楊克文著急了，給我打電話。電話裏他吞吞吐吐的，我覺得不對。我站在裝滿油罐的大貨車裏一路到了鎮沅。他哥哥見了麵後，說對不起什麽的一大堆，然後帶我去看她。見了她，她說，你怎麽來了？我已經在這兒了，你怎麽也來了？你來了我倆就都出不去了，這是一個魔窟。我這才相信她真的發病了。”
“我讓她吃藥，說不會害她，她很信任我，每天堅持吃藥，一天3次，吃了就睡覺。一個月之後基本好了。等她完全清醒的時候，原原本本告訴我是怎麽回事：過年前，她五哥被單位派到鄉下。三十那天晚上，她五哥的朋友請她吃飯，當時外麵有人放鞭炮，她突然覺得心裏有蟲子在爬，覺得人家給飯裏下了毒。那時雲南搞武鬥很厲害，她極有可能將這些事都糾合在一起想了。”
“我們回到昆明後，我都計劃好了，把她接到上海治療，遠離那個環境。但看到她好了，楊克文他們又改了主意，要把她帶走。楊麗坤素來尊敬這位兄長，不敢違背，她走的前一天才對我說。他們帶她去了東川，一連四五個月沒有消息，我寫信給她也不回。等到這年七八月份，她突然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要跟我斷絕來往。我們最終分了手。”顧春雨說。
風暴
1969年，文藝界集中在雲南民族學院進行思想改造。殷佩嫻認為那是楊麗坤發病最嚴重的時期。
“你說她有病嘛，她平常做事說話很文靜，外人根本看不出來。而且心裏清楚得很！”
她舉了一個例子，楊麗坤得病後，每次上她的屋，都會故意在門口大聲喊道，小白（殷的昵稱），我來給你送毛主席畫像了。進屋後，她馬上把七八本外國名著，即那時的禁書，請殷佩嫻代為收藏。
楊麗坤的某次舉動把他們著實嚇住了。在顧春雨看來，“那次她真的不太正常了”。
1969年夏，支持823派的軍代表在一次講話中壓製了炮派，隻見楊麗坤騰地站起身來，徑直走到台上對軍代表說，“你一邊去，我來講兩句。”
她在台上振振有辭，“毛主席說，兩派鬥爭要一碗水端平。譚甫仁（時任昆明軍區政委）來雲南後，沒有一碗水端平，而是采取了一派壓製一派的做法。”
“哎喲，我們坐在下麵，心裏怦怦直跳，誰都不敢吭聲。”殷佩嫻驚詫。
“正常人絕不會在那種場合下說那種話，誰都知道要保護自己的。”顧春雨當時坐在禮堂靠前處。
立刻有人衝上前，想駕住楊麗坤搞“噴氣式”，她激烈反抗了，並掌摑了其中一人。
“楊麗坤啊，你們是不了解。她內心很剛強的，搞下跪什麽的，她絕不會屈從。”嚴學恒還聯想到，曾有一次823派批鬥某人時，楊麗坤也是拍案而起。她憤怒地質問全場，“他根本沒做過這樣的事。你們有人可以為他證明，為什麽不出來講話？”
楊麗坤被關進了禮堂的地下室，嚴學恒形容裏麵寬六七米，深四五米，堆滿了雜物。他酸楚地對我說，當時的政治環境極其恐怖，楊麗坤想不通這點。她這個人的性格決定了她鑽進牛角尖就鑽不出來了。她老問，人與人之間為什麽會變成這樣子？為此她還喝墨水自殺過一次。
她的病起初隻是輕微的疑神疑鬼，覺得有人在監視她，還沒有到達那麽煩躁的地步，也沒有幻聽出現。自從關進地下室後，這個期間，工宣隊與群專組的人不斷開小會整她，用各種方式鬥她，其中包括有嫉妒過她的人。他們不承認她有病，咬定她裝瘋來發泄對政治的不滿，以至貽誤了她的病情，她終於徹底地“病”了。
一天天蒙蒙亮，殷佩嫻等人從睡夢中驚醒，他們聽到民族學院禮堂裏傳出陣陣淒厲的歌聲。
有人循聲找去，發現楊麗坤站在大堂中央，高唱《白毛女》中最悲憤的一段——你要害死我，瞎了你眼窩，我不死，我要活……
婚姻
雲南省歌舞團第一批下放宜良羊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人裏有楊麗坤。她在那裏待了近一年時間。
殷佩嫻覺得彼時的楊麗坤“還好”，至少看上去和大家一樣，甚至還參加了樣板戲的演出。
但楊麗坤私下的言論卻讓她膽顫心驚，“她評論國家高層領導，說江青不好，不配做主席夫人等等。我趕緊要她別說了，千萬別被外人聽見。”
終於有人向組織上匯報了楊麗坤的“妄言”。時值1970年夏，《雲南日報》頭版頭條正在登載《徹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
楊麗坤的二姐黃曉在“電影傳奇”裏談到，某次大會批《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說《五朵金花》是毒草，楊麗坤當即反駁道，周總理說《五朵金花》是好電影，江青同誌說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下子不得了了……
這年，楊麗坤的大姐楊琴寫了一封信，千方百計托人呈交周恩來。周恩來看後下達指示，治病要緊，速將楊麗坤同誌送往精神病院醫治。
楊麗坤在昆明長坡醫院小住後，轉送到了醫療環境相對寬鬆的湖南郴州醫院。殷佩嫻在那裏陪她度過了一個月。她說，病房裏，病人與陪護睡一張床，房間裏擠滿了18個人。睡覺時時有男病人突然闖進房內，鬧得不得安眠。
後來，楊麗坤的大姐接替了她的工作。等她再見到楊麗坤時，已是1973年，楊麗坤剛結婚不久，並懷有了身孕。
“唐鳳樓把她從上海送回了昆明。那天我看到他倆拎著行李站在兩棵大樹下，團裏的人從他們身邊經過，不敢理睬她，樣子十分可憐。我上前一把拎過她的包說，你們跟我走。”
楊麗坤與殷佩嫻談過她與唐鳳樓的婚姻。殷佩嫻感到，唐鳳樓雖然隻是廣東凡口鉛鋅礦的工人，但楊麗坤還是滿意這段婚姻，她覺得，“唐是上海大學生，精通英語，知識麵蠻廣的。”
“我和楊麗坤的婚姻真是一兩句話難說清楚。原來廣州文藝出版社要為我寫的一本書取名為《我與阿詩瑪的愛情》，我堅決不同意。我說我們之間不是愛情，隻是傳統意義上的結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顧她誰照顧她？假使現在倒過來活，我沒有這種勇氣。”唐鳳樓說。
1973年，他從廣東趕到湖南郴州，第一次見到楊麗坤時，他幾乎驚呼：“天啊，她身上哪裏還有一點演員的痕跡？除了一雙眼睛好看，臉色灰暗，全身胖乎乎的。”
明知她有病卻選擇了她，唐鳳樓說一是基於強烈的同情，二是楊麗坤的善良打動了他。
在凡口領取結婚證後，楊麗坤不安地告訴他，她的幻聽還沒有好，感到對不起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說給他。
“所以說她很天真善良。我聽後一愣，就想以後多安慰安慰她，多給她點溫暖，她就好了吧。”
他不知道，婚後楊麗坤的幻聽頻頻發作，耳邊常有位“爺爺”跟她說話，指揮著她的意誌行動。
最令他難以忍受的是，楊麗坤在生完孩子後，曾一度每天精心打扮外出，回到家後對他說，某某才是她的丈夫，而他是她的弟弟。
“她說，我不想與你結婚的，是姐姐要我和你結婚的。她還給別人寫信，那信拿出來，完全不像是病人寫的。我那時才30出頭，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提出過離婚。
“等我搞清這也是一種病態時，我放棄了。我看了一部朝鮮電影《賣花姑娘》，裏麵有一句話，隻要心誠，石頭也能開花。我就用它來鼓舞自己。”
眼見妻子的病情漸漸加重，唐鳳樓決定送楊麗坤回到郴州精神病院。
臨行前，楊麗坤坐在兩個兒子身邊，一會親親這個，一會吻吻那個。一邊用大蒲扇給兒子扇著風，一邊溫柔地說：
“明明啊，媽媽明天就要走了，媽媽可想你們嗬！你們可別忘了媽媽！”說著，她的淚水汗水摻和一塊滾落而下。
從郴州精神病院出來後，楊麗坤獨自在昆明生活。1976年文革結束，她被送往長坡精神病院。其後唐鳳樓又將她轉到上海精神病院。
嚴學恒說，1978年他和殷佩嫻陪著團長一起到上海為楊麗坤平反落實政策。他們為她念平反書，並告訴她，江青已經垮台了。她叫道，你們不要亂說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不會垮的。
他們把她接出了醫院，在外玩了兩天。楊麗坤還清楚地記得殷佩嫻女兒的小名。告別時，殷佩嫻聽到身後的鐵門“哐”地合上了，她扭回頭來，透過網狀鐵門，發現楊麗坤站在裏麵望著她，哭。她不禁在門外潸然淚下。
2000年7月21日早，唐鳳樓告別時，妻子不吭聲。他坐在藤椅上陪著她，最後他對她說，小九，我真的要走了。她“嗯”了一聲，在他的頭上摸了摸說，走吧。
傍晚時分，唐鳳樓在外接到家裏打來的電話——小九“走”了。
嚴鳳英 永遠的七仙女
本刊記者李乃清發自上海
“我在舊社會是一個鬼，解放後黨把我變成了人。”
黃梅戲名伶嚴鳳英，生前說這話時，眼裏噙滿了淚。但在廣大戲迷看來，她更是個仙，從《天仙配》到《牛郎織女》，人們記住的，是她迎麵撲來的美與善。
“嚴鳳英這一生最重要的意義，是把黃梅戲從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戲，變成全國普受大眾喜歡的劇種。怎麽變成的？正是嚴鳳英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她既沒學過文化，也沒學過樂理，這些她都不懂，她隻是為黃梅戲而生、為黃梅戲而死。她個人的美，都在舞台上展現了，她的《天仙配》演得質樸，《女駙馬》演得可愛，我們這些沒見過她本人的人，看到的不就是這些嗎？再一個，生活中的她，我相信一定是率真的！”接受采訪時，“小嚴鳳英”吳瓊，對前輩大師充滿肅然的敬意。
戲道
嚴鳳英乳名小鴻六，出生於安慶，祖籍桐城羅家嶺。啟蒙老師嚴雲高是位補鍋手藝人，當時牽頭草台戲班。小時候，一上午她就學會一出唱做並重的小戲，讓師父大為吃驚：“鴻六兒真乖巧，戲像是前生學會的一樣！”
她不僅用心研究黃梅戲唱腔，更是博采眾長。北昆名家白雲生曾到合肥，看了嚴鳳英的表演，他將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橫：“你這下麵的戲不能看！”意思是，嚴鳳英除了一雙靈活的眼睛和一張會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鍛煉，不會做戲。麵對尖銳的批評，嚴鳳英臉紅了一陣，隨即表示感謝，開始拜白雲生為師。
曾與嚴鳳英合作15年之久的黃梅戲作曲家時白林回憶說,1954年嚴鳳英扮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以她樸實圓潤的唱腔榮獲華東區戲曲會演的演員一等獎。這個劇目搬上銀幕，她立即成為戲劇舞台上一顆明星。
拍電影《天仙配》時，曾有一則美談。拍“分別”這一重場戲時，嚴鳳英趁換布景的空閑，與劇組人員打起撲克牌。導演石揮很擔心，問等會拍戲用不用眼藥水，嚴鳳英說：“不用。”實拍一到，她淚流不止地演著“七仙女”與董永生離死別的痛苦心境,隻拍一遍就過了。石揮很興奮：“今晚為你加個菜，辣椒炒肉絲。”
時白林對記者說：“56年春，電影《天仙配》一放就很紅，觀眾對嚴鳳英真是讚不絕口。那時候來信最多的是學生。開始嚴鳳英還能自己回，後來沒那麽多時間，她說你能不能代我回一些，那時郵票8分錢一封，我記得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給她回信要花掉8塊錢。”
時白林回憶：“56年，她的工資300塊，但錢都用別人身上了，比如，我第一次吃西餐就是嚴鳳英請的，她這人很大方，誰要有困難，她就資助人家。”
嚴鳳英的慷慨和愛心出了名的，每當看到同事、鄰居，甚至素不相識的人遇到困難，她都解囊相助。1960年“自然災害”，一位外地婦女在合肥臨產，舉目無親，嚴鳳英在排戲間隙趕回家，給人家拿去衣物和糧食。
情路
嚴鳳英一生，有過坎坷的情路，貫穿始終的，則是她對文人的傾慕。
為了寫嚴鳳英藝術評傳，7旬老人張光亞，多年探訪了幾十位相關人士，他對記者的敘述，從側麵展現了嚴鳳英的情路波折。“嚴鳳英是個很好的女人，一般男人她是看不上的。王冠亞、王兆乾、甘律之，這3人都不錯，王冠亞和王兆乾我都見過，都是有識之士。”
南京甘家，居南捕廳100多年，從抗戰始至解放後，梅蘭芳等多位梨園英華都是甘貢三的座上賓。三子甘律之不僅老生、小生都能唱，還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與幾位名票發起“友藝集”京劇茶座，期間吸引了輾轉流落南京的嚴鳳英。當時，不滿20歲的嚴鳳英在舞廳伴舞，迫於生計，易名嚴岱峰。
“友藝集”活動中，嚴鳳英出演過《禦碑亭》等戲，她曾與甘律之合作《梅龍鎮》，扮演李鳳姐，獲得好評。一次演出，她還出奇製勝反串張飛，一炮打響，傳為佳話。
這段時間，嚴鳳英從京、昆藝術吸取營養，也為她日後成為黃梅戲大家奠定了基礎。1951年，嚴鳳英擬回故裏，甘律之為她購置“行頭”，支持她重登黃梅戲舞台。
“從家庭關係看，甘家解放前是個大戶，嚴鳳英是個歌女，他們雖然在一起，但一直沒結婚，既然同意她回安慶，也就意味著關係將來也難說了。嚴鳳英回去後越唱越紅，排《柳樹井》時認識了王兆乾，王兆乾是部隊文工團的，又是黨員，很有才華，十八般武藝都會，這點肯定打動嚴鳳英的芳心，他們也就好了。”
“嚴鳳英的性格敢作敢為，感情也不是很纏綿的那種，她說斷就斷。但同時她又非常講情義，甘家教她唱昆曲，排戲、練功，她都記著。”1953年夏，嚴鳳英隨安徽省黃梅戲劇團到南京，在南京大戲院公演《打豬草》，為感謝甘家的幫助，她買了許多禮品去看他們。
“去南京時，王兆乾也跟過去了，還跟甘律之碰上了，嚴鳳英挺大方，給他們互相介紹，但王兆乾沒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沒握，據說還打了嚴鳳英。嚴鳳英氣得要死，把被子也甩了，這樣以後，兩個就分掉了。”
“有個情況，王兆乾在世時，我也問過他。嚴鳳英曾托人帶信給王兆乾，說孩子（王小亞）要生了，但王兆乾沒去，結果甘律之去了，而且表態，孩子我要，我願意照顧你。這樣嚴鳳英54年就跟甘律之結婚了。”
甘律之曾有回憶：“婚後，我與鳳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後我隨汪劍雲（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東、河北一帶演出，夫妻分居。後因曆史原因，夫妻離異。盡管如此，離婚後鳳英還多次在朋友麵前稱讚我為人忠厚，對她體貼關心，在藝術上對她幫助極大。”
“甘律之在那個時代每況愈下，他到合肥也做生意，但很不成功，那是國有化時期，你私有化怎麽搞得起來？嚴鳳英是蒸蒸日上。省委書記找她開會，看她演出，兩人之間出現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門房意識，嚴鳳英也受到傷害。你當時為什麽不娶進門，54年紅了後才和她結婚呢？”
關於此事，時白林也有記憶：“當時安徽的黨政領導對嚴鳳英很看重，認為甘律之不過是個小開，覺得嚴鳳英不應該嫁給他，應該嫁給共產黨員，所以動員她先入團、後入黨。”56年下半年，嚴鳳英在排演《王金鳳》時認識導演王冠亞，感情漸深，是年結為連理。
“他們剛結婚沒多少日子，有次，我在樓底下走，她就喊我，老時！她趴在3樓的窗戶上，我說，你吃飯沒？她說，沒。怎麽還沒吃飯？她說，我等人。我說你等誰？她就做了個鬼臉，悄悄道——等小亞哥！”
新鳳霞曾在回憶文中寫道：“冠亞老實、善良，對鳳英可說俯首貼耳，體貼萬分，是個模範丈夫，自和鳳英結婚以來，沒有給鳳英帶來過一點麻煩和痛苦。但在鳳英生命最後一刻，他是遺憾的。”
嚴鳳英過世後，王冠亞一直未再娶，傾注其心血，為愛妻立傳，後拍成電視劇《嚴鳳英》。而今，這位耄耋老人行動不便，大兒子王小亞在安慶，小兒子王小英在深圳。
殤途
“又誰知花正紅時寒風起，再要回頭難上難！生生死死人間去，恩愛夫妻難團圓！”
仿佛一語成讖，《牛郎織女》最後一幕，恰恰寫照了嚴鳳英的悲劇。
她一生自殺過3次，吞金、上吊、服藥。前兩次在解放前，原因是不堪淩辱，均被搶救脫險；人生如戲，第三次，“仙女”最終撒手人寰了，向著那個嚴酷的結局逼近，不忍卒說。
“當時我們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那晚（1968年4月7日）7點多鍾，因為第二天造反派要她交待問題，她就到我家，問怎麽辦？當時我也受衝擊，我就說，實事求是吧，總有一天這個事會說清。我記得她端了個大茶杯，穿了個黃色大棉襖，呆了十來分鍾就走了，在門口對我愛人說：‘我站得直坐得正，隻是眼前難熬啊!’沒想，第二天早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柏龍駒（原安徽省文聯副主席，1952年認識嚴鳳英，曾與王冠亞共事）向記者回述嚴鳳英自殺前晚的情景。
文革初期，嚴鳳英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等罪名，受盡“文批武鬥”折磨。“他們黃梅劇院之前在我們院子裏開了個批鬥大會，那個會上鬥得很不像話，把她過去的事情都翻了出來，甚至她在舊社會被侮辱、被傷害的那些，全搬出來了，還把她丈夫、孩子都喊出來陪鬥。她當時就喊我母親：‘媽媽’啊，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那次對她刺激很大。”
當晚，寫不出交待材料的嚴鳳英陷入絕望，服下大量安眠藥，王冠亞見到空藥瓶和遺書，忙叫起孩子，讓大兒子去找醫務室醫生，為了找救護車送入部隊醫院，他又去找了一位軍代表，誰料此人帶著一夥造反派頭頭，把王冠亞等關在門外，對嚴鳳英進行了床前批鬥。可憐的嚴鳳英已經臉色發青，口吐白沫，輾轉送至醫院時，因急救的黃金時間被耽誤，嚴鳳英告別了人間，這日離她38歲生日還差一個多月。
據王冠亞在紀念嚴鳳英逝世40周年的文字記述，“嚴鳳英死後不到一個小時，劇團領導就趕來了，任務隻有一條：嚴鳳英之死有不少疑問，有人檢舉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了上級命令自殺而死，所以要剖開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內髒，檢查她肚子裏的特務工具！”可憐的嚴鳳英，在死後還遭到了殘忍的剖屍。
1978年5月，嚴鳳英去世的第10年，安徽省終於為她平反昭雪。
時白林說:“現在，每次給嚴鳳英慶祝生日，提起她被迫害致死，大夥都是淚流滿麵。”
（感謝白燕升、吳瓊、時白林、柏龍駒、張光亞等人對采訪的幫助）
張誌新
死神也不能奪去的勇氣和美麗
張誌新的兩個孩子回國很少。親人相聚時，絕少提起他們的母親，那是一個從未結痂的傷疤
本刊記者衛毅發自北京
每當張誌勤拉起波隆貝斯庫的《敘事曲》，大姐張誌新的形象就會在來回移動的琴弓前浮現，幾十年來，包括北京2009年9月6日這個秋陽沉靜的下午，皆是如此。
73歲的前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張誌勤仍然在給一些年少的學生傳授琴藝，為的是讓自己的腦子不閑著，舒絡日漸衰老的神經。她給每一個學生都拉過《敘事曲》，學生們很認真地聽很認真地學，但沒有幾個學生知道這位張老師有著怎樣的一位姐姐。在他們父母那一代，張誌新則是個廣為人知的名字。
50年多前，當張誌勤還是天津音樂學院一名懷擁音樂夢想的學生時，逢及周末，她會抱著父親買給她的小提琴，坐兩個小時的火車從天津來到北京，跟隨老師馬思聰學習小提琴。她的大姐張誌新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工宿舍。她每次來京，都會去大姐家。大姐會讓她演奏自己喜歡的曲子，低沉憂婉的《敘事曲》是張誌新的最愛。“她就這麽皺著眉頭，認真地聽。”
張誌新、張誌惠和張誌勤3姐妹自童年時代便因擅長樂器演奏而聞名天津。這得益於她們的父親張玉藻的音樂傳承。張玉藻是一位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音樂教員。張誌新擅長吉他，張誌惠擅長懷琴，張誌勤擅長小提琴。在張誌勤看來，倘若姐姐專注於音樂，並不會遜於自己。
張誌新在家人心目中幾近完人，貌美，多才，勤奮，有著洞察世界的清晰頭腦。在張家7個兄妹中，“父母是最欣賞姐姐的。”張誌勤說。
張誌新已經去世34年，她眾多美麗的黑白影像及其遭遇曾為世人浩歎，如今卻漸歸沉寂。張家7兄妹有的去世，活著的都已老邁。巧的是，張誌勤如今的住所離誌新橋很近，妹妹張誌玲的家則位於誌新西路。“這些巧合都沒辦法解釋。”北京這麽大，歲月那麽長，她們繞不開“誌新”。
眾多張誌新的親人已經不輕易再談起她，原因是每次言及都是觸動內心的傷痛往事。多年來一直在整理有關姐姐資料的張誌勤也因健康原因，曾有5年沒有再觸碰關於姐姐的點滴。
最後一封信
張誌勤最後一次和已調至沈陽的張誌新通信是在1968年的冬天。彼時張誌勤已經在北京的中央樂團工作。“姐姐在信中囑咐我要經常回天津看望老人，定期帶父母去看病，告訴老人容易得什麽病，如果有可能的話，將父母接到北京。”
從此，張誌勤與張誌新斷了音信。張誌勤給姐姐和姐夫寫過多封信都沒回音。
張誌勤準備到沈陽去找姐姐。臨出發前，她給姐姐所在單位打了電話，一位負責人接的。“我問姐姐出了什麽事，他說，反革命！我問是什麽罪行，現在什麽地方，他說罪行不能講，地方不能告訴你。我問見見她可以嗎？回答是不能。找你們組織談談行麽？回答是，領導不接待。”
張誌勤繼續給張誌新的丈夫曾真寫信。1972年她得到回音。曾真告訴她，張誌新因反革命罪入獄，他們已辦理離婚手續，他建議張家來人將張誌新的東西拿走。
張誌新被捕的時間就是張誌勤與之失去聯係後的1969年。
1973年，天津的大哥給張誌勤來信，說遼寧有人來了解情況，問張誌新小時候得過什麽病。“當時我這一聽，我和我母親就想到了，姐姐肯定是在監獄裏受了什麽折磨，精神出了問題。我母親跟我說過，家中的女孩子裏麵，大姐的身體是最好的。來人還說，可以去人做說服工作。”
張誌勤賣掉父親給她拉了20多年的小提琴後，籌得了給三哥張士華去沈陽探監的路費。在沈陽的監獄門口，張士華被拒絕入內，無奈而歸。
張誌新的入獄，為這個家庭加重了政治上的“不幸”。在張家兄妹中，二哥張士光是“右派”，“文革”開始的時候就被隔離起來，孩子3歲才見到他爸爸。三哥張士華的經曆更有荒誕劇的意味。“文革”時，他在掛毛主席像的時候，因為像大相框小，他於是把主席像的周邊給裁剪了一下，扔掉的裁剪部分被人看到了，他因此而被揪鬥。二姐夫在美國、台灣、香港都有親人，如此多的海外關係在那個年代隻會為增加莫須有的罪名提供方便。
被打成“反革命”的張誌新對於親人前途有著直接影響。在張誌新女兒曾林林的回憶裏，因為張誌新是“反革命”的原因，“弟弟報考沈陽音樂學院少年班，得了全縣第一名，卻沒有被錄取。”
“三哥的孩子在青海一向是先進工作者，申請入黨，長期不批，她問組織，自己還有什麽缺點，我改。有人跟她講，她有一個很反動的現行反革命姑姑，所以她的入黨問題根本不考慮。”張誌勤說。
一份帶血的報告
時間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聯係的張誌勤家人決定到沈陽去探監。恰在此時，中央樂團的領導突然通知張誌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說遼寧法院來人找她。
張誌勤見到來人後急切地問姐姐的情況，來人支支吾吾半天，說張誌新在1975年就被處決了，他們是來處理張誌新的遺物的。“當時我正懷著5個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兩手使勁扶著凳子。”
張誌新的女兒曾林林正好從沈陽來京看病，住在張誌勤家，張誌勤的母親也已從天津住到北京張誌勤這裏。她白天得裝出沒事的樣子，睡覺時則止不住湧出的淚水。
張誌勤給身在遼寧建昌的曾真寫了封信，信寫好後，還沒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親看見了。結果是，“老母親倒在床上3天沒起來，隻能蒙著被子低聲哭泣，都不能放聲痛哭。”
“文革”結束之後，張誌勤和家人開始為張誌新申冤。全國各地對於文革中冤假錯案的重審也逐漸開展。1976年後，遼寧有關人士看到了張誌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難得”，到沈陽的監獄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於一年前被槍決。
1976年後，經曆了“文革”的新華社記者陳禹山對新聞業失望之極，他打算與過去十多年這一段令人羞恥的經曆告別，為調往中國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學。”《光明日報》一位熟悉他的副總編得知後，告訴他，你還這麽年輕，不要改行，現在是清算他們的時候。陳禹山對他說，這也是清算自己的時候。
張誌新曾經在獄中發問，誰應是領罪的人？陳禹山覺得，張誌新的死是集體罪惡，自己寫的那些“造神”報道是為文革搖旗呐喊，這項集體罪惡中有自己的一份。
陳禹山認為自己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都沒有張誌新的勇氣，他知道，像張誌新那樣說話，是不要命了。任仲夷後來在看望張誌新母親時也說，他“沒有誌新敢想敢說”。
陳禹山最終沒有離開新聞業，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報》，在機動部做記者。到那裏不久，他就被派往沈陽采訪張誌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等文章，政治風向開始轉變。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決定給張平反，與此同時，一些人則反對任的做法。
張誌勤拿出了兩份同出自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給本刊記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決書上寫到：“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張誌新死刑，立即執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決書上寫到：“張誌新純係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被判處無期徒刑，……所謂事實，均係在精神失常情況下所為，不應視為犯罪。……宣告張誌新無罪。”
第二份判決書上對“精神失常”是著重強調的。張誌新反對的對象被限製在林彪和“四人幫”身上。
張誌勤還記得，平反時她和家人來到沈陽。當時晚上還安排了看戲等諸多項目，家人無心參加這些娛樂活動，他們留在旅館裏。晚上過了10點之後，經常有人來敲他們的門，偷偷告訴他們了解的情況。“他們進門前都往屋裏看，確定沒其他人後才進門說話。”張誌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後，甚至有當年的知情者賣血換取路費從沈陽去到北京告訴他們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事情。
許多情況，陳禹山也在采訪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東西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法寫，但也無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張誌新）在充分肯定毛澤東同誌豐功偉績的同時，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對自己的領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見和看法，表達了她對自己的領袖的熱愛和深厚的階級感情。”這是陳禹山當年寫的《一份帶血的報告》中的一段話，他覺得自己隻能寫到這個份上了。關於毛的討論在當時仍會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區”。任仲夷為張誌新平反的做法是繞過“禁區”。
陳禹山自己並不滿意的關於張誌新的係列報道仍然是轟動一時，“革命烈士”張誌新的宣傳遍及全國。
張誌新的殘酷遭遇被逐漸披露了出來。比如，深及骨頭的手銬腳鐐，一米見方的陰暗囚室，肉體的侮辱，割喉，一槍擊碎頭部……張誌新遺體的具體去向至今成謎，4年之後的追悼會，靈堂上放置的隻是一個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許多遲來的追悼會陸續舉行。張誌勤記得，她還在和平裏住時，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來敲門，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輕人站在她麵前，說他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母親讓他來給張誌新的母親送劉少奇追悼會的入場證。在那之前，劉源的母親王光美曾親自到家中看望了張誌新的家人。張誌新在“文革”中有諸多為劉少奇辯護的言論，這同樣是“不要命”的表現。
子女已入中年
直至今日，張誌勤也沒法完全理解姐姐當時為何要說出如此不要命的言論。許多人在那個年代已經想清楚一些東西，但不會說出來。“姐姐平時也是非常有頭腦的人，並不會這麽做。”多年後，她將其歸結為姐姐內心所秉持的民主、科學與道德信念。
陳禹山認為張誌新的言論是被逼迫講出來的，緣起於她對同事說了自己對文革的不同看法。“她有這樣的思想苗頭，被人給抓住了，審她，要她交待黑思想，她是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沒錯，把她的思想全說了。她沒公開去散播，連愛人也沒有說，所有言論都隻限於內部。”
如今養老於深圳的陳禹山仍在為張誌新感到無限惋惜。“再堅持一年，她可能就出來了。”
在張誌新沒能挺過的1975年，曾真及其兩個子女突然被要求進入學習班學習。他們被來人告知，張誌新在監獄裏堅持反動立場，要加刑。曾真意識到，在無期徒刑上再加刑，就是死刑。
曾林林和曾彤彤沒有再見到自己的母親。張誌新平反之後，女兒曾林林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習，兒子曾彤彤考上了清華大學化學係。多年後，姐弟先後去往美國，如今都定居在明尼蘇達州。姐弟倆回國很少，親人們相聚時，有說有笑，絕少提起他們的母親，那是一個從未結痂的傷疤，傷痛仍在不時翻湧。
張誌勤手上有一張曾林林在2005年回國時，去沈陽青年公園張誌新塑像前拍下的照片。時值春節，白雪飄落於張誌新的塑像之上，塑像上貼著“福”字和對聯，鮮花擺在塑像前，一派過節的氣息卻透著經年的心酸。看著照片，張誌勤感歎時光過得太快，照片拍攝時，張誌新已離去整整30年，與她容貌極像的女兒也已進入她母親當初的中年時光。
章含之 上海最後一位名媛
“我這一生，永遠是別人的什麽人，惟獨沒有我自己”
本刊記者李宗陶
上海青浦的福壽園是個墓園。蔡元培、潘漢年、汪道涵等近代聞人安息在那裏。2002年清明，章含之看著章士釗的銅像在園裏立起來；2003年清明，她看著喬冠華的銅像立成，“我請錢紹武塑的，非常漂亮。”2009年清明，她的骨灰入住福壽園，一尊同樣出自錢紹武之手的漢白玉雕像緊挨著父親的，與對麵的丈夫，相望。
女兒洪晃說，母親向護士長好友交待後事時關照：跟父親葬在一處，隻把喬冠華的兩束遺發放在骨灰裏即可，因為“到另外一個世界就不想再要有這個世界的是是非非了”。
上個世紀70年代，但凡看到過章含之的人，都會一震。她的倩影，留在一幀幀照片和一部部紀錄片裏。她在毛澤東“大權旁落”的空閑期裏當過主席半年多的英文老師；她曾讓老布什印象深刻，時隔十多年邀至白宮做客；她也曾被尼克鬆讚揚：“你翻譯的每一個詞我都聽得很清楚。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翻譯。”
中國有許多英語翻譯人才，但隻有一個章含之。
2003年，記者在史家胡同51號初入“章含之的客廳”時，她說純正的英式英語，標準的京片子，地道的上海話，還誇讚某位女演員的滬語講得“糯”。她貴氣的白發、談笑風生的態度，與正廂房盛開的鮮花、隨處可見的人物照片、長長的卷軸，以及院子裏斑駁的樹影、圍廊上的紅燈籠，交匯成一種奇異的氣場，推著人回到從前。
紅色上流社會
兩位暗中較量的小姐坐在一道，喝茶。
“你要糖麽？”住在鄉下的小姐問。
“糖現在不時興了。”城裏小姐不說“我不加糖”。這一回合，她贏了。
晚年章含之，告訴在網上鬥富的少年們，什麽叫上流社會。
季羨林在《留德十年》裏記述過章士釗的夫人吳弱男（吳長慶的孫女，吳保初之女，當過孫中山秘書），“一開口就是：‘我們官家如何如何，你們民家又如何如何。’態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這種優越感，換個樣式總能代代相傳。
章含之是章士釗的養女。8個月大之前，她叫王秀蘭，險些被送給上海“下隻角”的黃包車夫。她的生母談雪卿，是3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貨員，明眸皓齒，神態嫻雅，美國CANKLIN牌金筆因她熱銷，《申報》上曾有“康克令小姐”的報道。
談雪卿遇到一位陳姓公子，珠胎暗結。公子有家室，隻要女兒不要女人，一時很僵。談雪卿尋到當時滬上知名律師章士釗，索來10萬大洋賠償。恰章士釗二夫人奚貞生育無望，便收下做了養女。
章含之18歲上知道了身世，大哭一場，同年與戀人洪君彥偷偷抵滬。母女相認，淚罷亦有尷尬——母親又嫁富商，育有子女3人，過著花園洋房小汽車的生活。這跟段祺瑞政府時期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新中國被毛澤東稱為“行老”的章士釗的家，氛圍完全不同。
這一切，章含之在著作裏都不諱言。作曲家陳鋼和劇作家沙葉新都說她真性情，沒什麽心眼，是個上海大女人。
章含之12歲時想當演員，被父親斥責“章家不能出戲子”，雖然章老深情題贈孟小冬的楹聯在史家胡同51號掛了很久。
1957年，章含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係畢業，與相戀8年的北大經濟係教授洪君彥結婚，婚禮由洪的老師陳岱孫先生主持。3年後，她從研究生班畢業，留校任教師。同年隨父搬入周恩來總理指示贈予的史家胡同51號，次年生下洪晃。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70大壽的家宴上，除家人外招待了4位湖南同鄉：程潛、章士釗、葉恭綽和王季範，每位各帶了夫人或子女。程潛帶了女兒程熙，章士釗帶了章含之，王季範帶了孫女王海容。就在那一天，毛澤東突發興致，請章含之當他的英文老師。
上海文匯出版社社長蕭關鴻經手刊發了章含之幾乎每一張照片和最早的回憶性文章，他曾經問過章含之：毛主席是否真想學英語？章答：最初以為是，如今明白，主席想借此休息。那段時間，毛澤東很空，有閑心與她聊天——每次她講一小時英文，主席講一小時曆史，然後閑聊。
其時，畢業於燕京大學國際經濟專業的林克是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並教授英語。他從1954年起，在毛澤東身邊12年。
在那個全國人民見到毛主席都會熱淚盈眶的年代，這段經曆像鑄鐵一樣烙在章含之的記憶裏，令她講述了一生。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記》中記：“1994年1月29日。早去八廠見到章含之，談話中問及章士釗著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對章死後房子事十分關注。至於在毛身邊教英語事，則頗津津樂道，飯後回家倦甚。”
一輩子經曆三輩子
1971年3月末，毛澤東一聲令下，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章含之被調進外交部。從科員起步，曆任科長、副處長、處長，至1975年，她位居亞洲司副司長。
章含之參與過1971年11月的聯合國大會，會上，中國恢複了合法席位；那張被命名為“喬的笑”的照片後來榮獲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紐約時報》對喬冠華的縱情一笑倍加讚賞，稱他為“大國家的大人物”；在那次會上，章含之見到了時任駐聯合國大使的老布什。
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章含之陪尼克鬆夫婦參觀長城、故宮、北京飯店，遊覽上海、杭州，並在“上海公報”的談判過程中任翻譯。
晚年某一天，章含之拿出當年尼克鬆訪華的合影，發現照片第一排除了基辛格，其他人都不在了。她向記者感慨：“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3年末，章含之不顧28歲的年齡差，不顧世俗偏見，甚至“抗命”於毛澤東親自提名的“第一位出使加拿大的女大使”，與時任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結婚。
從70年代初期到中期，章含之在外交舞台上嶄露頭角，與王海容、唐聞生，首席法語譯員齊宗華、羅旭一道，被譽為外交部的“五朵金花”。當章含之晚年頻頻出現在簽名售書現場，甚至被女兒洪晃拉進了寧瀛的《無窮動》劇組客串一把開門倒茶殺雞的阿姨、一個開門動作拍了幾十條、並搭上四合院裏一株老樹之時，另4位悄無聲息，在家含飴弄孫。
2008年1月26日上午，章含之因呼吸衰竭在北京朝陽醫院逝世。洪晃選擇了1957年母親大學剛畢業時的照片擺在靈堂上。她說，母親的眼裏有一種神氣，貫穿她的一生：相信愛情，特別浪漫。
潘虹在謝晉執導的電影《最後的貴族》中的造型（潘索菲）
潘虹演 藝圈最後的貴族
潘虹老了，但她依然修長、冷傲，耽於內心，氣質卓然
本刊記者蒯樂昊發自上海
1994年1月1日，潘虹獨自在上海的家中守歲。
“零點。一個最特殊的時刻。它既屬於前一夜，又屬於後一夜。它既不屬於前一夜，又不屬於後一夜。尷尬如我。”她寫道。這一年，潘虹40歲，作為女人，她站在青春與衰老之間的門檻上，作為演員，她麵臨盛極而衰還是東山再起的選擇題。
已經過去的整整一個80年代，是屬於潘虹的：1983年因在《人到中年》中飾演陸文婷獲金雞、百花雙料最佳女主角；1985年因在《火龍》中飾演李淑賢獲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1987年因在《末代皇後》中飾演婉容獲大馬士革國際電影節榮獲最佳女主角；1988年因在《井》中飾演徐麗莎獲金雞獎最佳女主角；成為中國唯一一位兩次獲得金雞獎影後桂冠的女演員，同年還在意大利陶爾米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最後的貴族》拍攝完成後，美國《時代》雜誌以潘虹作為封麵人物，照片是由一位美國記者在《最後的貴族》片場拍攝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第一位成為《時代》封麵人物的是鄧小平，第二位就是潘虹。
因為她大眼睛裏傳遞出來的那種高貴的憂鬱，影壇大師戈達爾甚至突發奇想，要讓這個來自東方的女演員飾演好萊塢最神秘的影星嘉寶。
抱著骨灰盒上路
潘虹原名劉蓉華，身世複雜，據說有俄羅斯血統。1950年代期間，父親被打成右派，父母被迫離婚，潘虹改隨母姓，她起了安全的名字：潘紅。在到處遭人白眼的年代，她得用“紅”字表達跟自己的“黑”劃清界限的忠心。跟米家山結婚後，米家山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彩虹的“虹”。絢爛的幻影，仿佛她半生的讖語。
10歲的時候，潘虹的父親服安眠藥自殺了。母親去了龍華火葬場，想看他最後一眼，她在雨中站了很久，“但是他們不讓她進去，他們要她劃清界限。”
即使領骨灰也不讓去，隻好由潘虹去把“爸爸”領回來，
10歲的潘虹站在龍華火葬場的門口，發現那裏全都是跟她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樣，手裏提著一個包袱，沒有一個大人，隻有替他們的父親或母親來承擔一個結果的孩子們。”
這是她第一次觸摸到死亡，她後來無數次回憶這一天，並堅信這一天裏，某些東西滲進了她的血液，決定了她的性格與命運。
火葬場看門的老頭出來了，接過死亡通知書，第一句就問潘虹，有沒有給爸爸帶襪子。“他說他一個腳光著。”
老頭停了停，又說：“回去不要告訴你媽媽，你爸爸的一個耳朵被撕下來一大半，掛在臉上呢。”
“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爸爸死了，這是解脫。……我把錢遞給他。他拍拍我的頭，說，‘回去聽話一點。’我點點頭。那種感覺，不像是一個老人在關照一個孩子什麽，倒像是兩個大人在達成一種默契。”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甚至超越了痛苦。也就在那一刻，我徹底失去了我的童年。”潘虹說，人的一生無非考慮兩大問題，愛與恨，生與死，其他的一切問題都依附在這兩大主題之上。
她身上始終有種跟演藝圈格格不入的落寞、矜持、倔強，由來於此。
80年代悲劇皇後
過早的成熟，讓她早早地盛放了。
23歲憑借一部《苦惱人的笑》成名，導演楊延晉力排眾議選中她出演女主角，隻因認定潘虹那雙大眼睛“具有一種耐人尋味的憂鬱氣質”。輝煌接踵而至，27歲得全國大獎，29歲得國際大獎，32歲獲“世界十大影星”稱號。
1982年飾演《人到中年》的陸文婷時，潘虹隻有28歲。諶容本人對潘虹出演陸文婷就十分不看好，她當麵對潘虹說，“你太漂亮了，不是我想象中的陸文婷形象。”
陸文婷的美是不露聲色的，演員太漂亮當然會為陸文婷減分。既然如此，潘虹就隻能寄望於觀眾忘掉潘虹，記住角色。她斷絕了一切交際活動，到四川醫學院體驗生活，整天跟醫生泡在一起，查病房，看手術，跟病人談話，而且一次次地在醫院搶救室中，膽戰心驚地目睹了更多的死亡。
潘虹傳神的大眼睛，同樣給《人到中年》的另一位導演兼攝影師王啟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因此修改了分鏡頭劇本，加進許多陸文婷眼睛的特寫鏡頭，潘虹試圖用戀愛時的陸文婷、工作時的陸文婷、丈夫前的陸文婷和病人前的陸文婷的不同眼神，傳達人物堅毅、嚴肅的個性和複雜的內心世界。——為了得到陸文婷臨死前那迷茫、失神和飄忽的眼神，拍攝這段戲前，潘虹連續幾天熬夜不睡覺，好叫眼睛看起來更加渙散。
《人到中年》在國內公映，取得了轟動效果，喚起了中國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趨同感。無數觀眾哭著看完了這部影片，自認“鐵石心腸”的女排教練袁偉民哭得熱淚盈眶，諶容看完影片感動不已，承認自己當初判斷失誤，她撰文說：“我聽到很多關於潘虹為塑造這個人物而做的種種努力的故事，那本身也是一篇動人的小說。”
《寒夜》、《火龍》、《末代皇後》、《井》、《最後的貴族》……潘虹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一串悲劇角色，“我這個活在銀幕上的女人，已經在角色裏經曆了太多的人生。總是在別人的故事裏流著自己的眼淚，所以在自己的故事裏就隻好三緘其口，欲說還休。”
永遠不忘米家山
“所有的人都以為，我倆的手裏，握著無限幸福。隻有我知道，那裏麵一無所有，連最起碼該擁有的也沒有。還有什麽樣的誤會比這樣的錯覺更叫人黯然神傷？”
“一個從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兒，一個10歲父親就自殺的小姑娘，一個24歲結婚、32歲離婚的獨身女子。”
“從10歲起，我就知道，我的頑強是我唯一的依靠。當我追著那個罵我是反動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滿臉唾沫的男孩，拽著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幹淨我的臉時，我不是勇敢。我隻是明白，一個沒有父親的女孩，沒有資格哭泣。”
跟米家山的新婚之夜，這個普通的電影廠美工問這個普通的電影廠演員，“你想要什麽？”潘虹說，“我想要成功。”
她要到了。但是她後來無數次希望她當時不曾要過這個，而是別的。
為了能在事業上對潘虹有所幫助，米家山專門去北京電影學院進修了導演係。潘虹接戲，他是第一個把關人；潘虹演戲，他四處幫她找參考資料、錄像帶；新片上映，他又是第一個觀眾和批評家。普通的美工後來成了知名導演，普通的演員後來成了大腕明星，可惜改變的不僅止這些，他們不再在一起了。兩個曾經默默無聞的年輕人，他們要為對方做的事情已經做到，但對方已經不在。
跟米家山低調的不置一詞不同，驕傲的潘虹惟有在這件事情上一反常態。離婚以後，在任何采訪中，她都不諱言米家山是她一輩子的牽掛，始終對他念念不忘，永遠強調她跟米家山還是親密友人，常有往來，甚至在米家山再婚以後依然不改口徑，聲稱自己對米家山比他的新太太對他更好。雖然自尊讓她對當初離婚的真正原因語焉不詳，但卻不妨礙她懷念起前夫來總有話說。她有過男友，可再未婚嫁，孑然一身，絕少緋聞，每次看到她在媒體的勸誘下又一次追憶米家山，總叫人替她唏噓。
角色附體，她多麽像《最後的貴族》裏佩著金蜘蛛獨舞的李彤。
邁過40的門檻
《最後的貴族》以後，潘虹一度陷入事業上的低穀，《獨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兩部戲反響不佳，加上當時整個電影行業不景氣，潘虹想過逃避，她去德國、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戲了。不演又怎樣？中國電影又不靠我一個人。”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進廚房喝咖啡，然後看電視，中午出去上學，有時還去各處旅遊。收入也不愁，在黑澤明的攝影所隻拍兩部廣告，報酬就比國內拍幾十部片子都多。可精神上的失落依舊，甚至更甚。
“後來我想明白了，中國電影是不靠我，可我靠著電影啊。沒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電影就像抽大麻，毀我身體，耗我精力，使我傷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癮。簡直有病！”
她回來了，自己磨劇本、寫故事大綱、找編劇、報批，她在《股瘋》裏飾演上海裏弄小市民範莉。
範莉是個普通女人，有著市井女人的精明、潑辣，她十幾年如一日勤儉生活，對生活的要求那麽低、那麽簡單，就盼望著能從石庫門的閣樓搬進新公房，用上煤氣和抽水馬桶。她去炒股，目的很單純，無非是想發點財，活得過癮一點。潘虹說，表麵上範莉是個喜劇角色，但是越向她靠攏，越覺得這個小人物悲劇的深刻。
“我畢竟是第一次以這樣一種形象出現，不少朋友聽說後都為我捏了把汗，擔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們的話來說：潘虹平時就有點雲裏霧裏、神神秘秘的，總給人一種距離感。以這種好像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演一個成天和柴米油鹽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懸！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這個樸素的道理。而且還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這一年，她憑借《股瘋》，獲得了百花獎和金雞獎的雙料最佳女演員，再次站上了事業的高峰。
這一年就是1994年，她獨自在家守歲，寫下自歎身世的《潘虹獨語》，這一年她40歲，已經是陸文婷的年紀。
人間已無陸文婷
演藝圈是勢利場。這幾年，關於潘虹的消息越來越少，在百度上搜索“潘虹”，大量優先跳出來的選項，是一個年方20的叫做“潘虹樾”的快女。我們有時會在電影電視裏看到潘虹依然清瘦優雅的側影，演技已經爐火純青，大多時候是演某個母親、某個皇太後或某個婆婆。
促狹的記者們會在新片發布會上，誘導潘虹說出對戲份的不滿足，但潘虹隻說，“像我這個年紀的女人，不演媽媽又演什麽呢？”
電視裏新版本的《人到中年》正在熱播，女一號是陳衝，也算跟潘虹一代的影人。可惜，劇本麵目全非，加進了許多時代元素，跟諶容當年的小說已經無關，女主角的名字，也不叫“陸文婷”。老一代的懷舊觀眾在這裏找不到他們的陸文婷，而新一代的觀眾根本不知道誰是陸文婷。
“我這個年紀的女人”成了潘虹的口頭禪，也是她用來對付外界的另一把自我保護的盾牌，你很難猜測這句話背後，埋伏的到底是美人遲暮的不甘，還是她與歲月之間達成的一種和解。她依舊獨居，做運動也隻做不用跟任何人協調合作的遊泳，讀書，寫些類似《風吹哪頁讀哪頁》的隨性文字，刻意保持著跟勢利場的距離。她們那一代為了演個醫生就要花半年泡在醫院裏的電影人，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作為經典回顧，電視裏偶爾還放《人到中年》和《最後的貴族》，常常是在夜半檔。
潘虹老了，但她依然修長、冷傲，耽於內心，氣質卓然，在她筆下出現過的情人“賽”，曾經真誠地讚美她：“你是一個平民貴族。”隻是，我們已經漸漸進入了一個沒有貴族的時代。
周曉蘭 永不消逝的“天安門城牆”
紅極一時的雜誌《大眾電影》，1982年3月的封麵，就是周曉蘭和演員龔雪的合影。那是雜誌創刊以來首次用非電影人物做封麵
本刊記者王年華
受寵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女排”就如同當下的流行語一樣被人熟知，因為一群姑娘在18米×9米的場地上摸爬滾打出中國第一個大球項目的奧運會冠軍。周曉蘭，這群姑娘中的一位——即使是最不關心體育的中國人也會知道這個名字——場上的“天安門城牆”。
1981年，北大80級的學生圍在一台13吋黑白電視前，觀看男子排球世界杯亞洲預選賽中國與韓國的比賽。11點，電視屏幕一片雪花白，中央電視台購買的轉播時間結束了，此時總比分是2比2。大家接著聽中國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3比2！熱水瓶、碗、茶缸全從寢室窗戶飛了出來，隻要砸在地上帶響的，能扔的都扔了。
同年，第三屆女排世界杯在日本舉行，最後的冠軍讓“鐵榔頭”和“天安門城牆”家喻戶曉。女排精神感染了整個社會，掀起了“為中華民族崛起而奮鬥”的熱潮。北大學生們走上街頭，高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看球振奮之餘，大家的話題也離不開這些排球運動員。“汪嘉偉真帥”是個共識，有時還會替他“操心”：你看女排裏麵有一個隊員也很漂亮，叫周曉蘭，他倆真合適！
合適也是不可以隨便戀愛的。訓練下來就是政治學習讀報紙，剩一點時間看新聞聯播，10點鍾必須關燈睡覺。國家隊的領隊和助理隻管男女球員在一起做些什麽，大家需要女排姑娘心無旁念的繼續訓練，所有人都期待她們連冠。
1982年的春節，人們在電影院裏看到了紀錄片《拚搏》，講述的就是中國女排贏下老對手艱難奪冠的過程。之後1982年的秘魯世界錦標賽，1984年的美國洛杉磯奧運會，每次決賽都是對陣東道主，女排姑娘們成為中國在世界展現國人形象的代表。體育隨之被賦予更多的政治含義。
在一場文藝界和體育界的新春聯誼會上，女排姑娘們被邀請參加。會上，文藝明星紛紛表示要發揚女排的拚搏精神。與郎平同坐一桌的劉曉慶說：“女排打開世界冠軍大門的關鍵在於她們具有自強不息的拚搏精神，這種精神特別值得學習。我想今後在表演上要從縱橫兩個方麵要求自己，要創造各種類型的任務。”演員沈丹萍說：“在拍攝上一部電影時，暴露了我很多弱點，嬌氣、軟弱、缺乏信心。我今後要學習女排運動員那種刻苦練好基本功的毅力。”
當時紅極一時的雜誌《大眾電影》，1982年3月的封麵照片，就是周曉蘭和電影演員龔雪的合影。那是《大眾電影》雜誌創刊以來第一次用非電影人物做封麵。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不少第一代女排明星，很快就走上了仕途。周曉蘭在上海體育學院畢業後，1988年進入國家體委，出任排球處長。周曉蘭一上任便改革排球運動管理體製，改進訓練和比賽組織形式，在國家撥款不足的情況下為國家和地方排球隊籌措比賽訓練資金，並嚐試引進外資……1994年擔任國家體委球類司副司長之前，她一直是住在隻有一間臥室的公寓，“當官”後住房標準才升格為兩房一廳，薪水仍然是人民幣54元，“官場”成了球場的延續，但是球場上的那份豁達、坦誠和信任卻因場地文化迥異而消失殆盡。
遠離
隨著女排老隊員的陸續退役，中國女排在世界排壇上未能保住常勝不衰的紀錄，五連冠後一路滑坡，名次一跌再跌。1992年西班牙巴塞羅那奧運會中又曝出女排隊員服用興奮劑事件。體委相關領導層麵臨各方壓力，時任主管球類運動的國家體委副主任、原中國女排教練袁偉民要求周曉蘭出麵舉行記者招待會，為中國女排的頹勢負責，後者出於對老教練多年來的信任並從大局出發，同意承擔責任並試圖以自己的忍辱負重來化解中國女排所陷入的困境，然而，此舉卻遭到中國排球協會工作班子全體人員的堅決反對。記者招待會未能如期舉行，但是周曉蘭的工作卻從此開始遭遇困難。
1995年初，周曉蘭代表中國排協，動員正在美國讀書的前隊友郎平回國出任女排主教練。由於熟知情況，周曉蘭第一時間向外界透露了“中國排協同意郎平回國執教”的消息，引起了高層的不滿和批評。正當郎平答複同意，周曉蘭在準備工作一切就緒、隻等航班到達的時候，上麵通知：朗平回國及相關其他事宜已由別人代理，要求周曉蘭不要再過問郎平回國之事，甚至連機場迎接朗平也不必去了。過去朝夕相處，並肩苦拚的隊友回國，而且是由自己一手促成，周曉蘭卻不能親往接機，令她情何以堪。就在一片“發揚愛國精神，振興中國女排”的歡呼聲中，周曉蘭還是前往機場迎接朗平的到來，但是周曉蘭必須為此言明她是以個人名義而來……
在排球界奮戰20餘載的周曉蘭，此時覺得她與8個月的“體委副司長生涯”緣份已盡，決定辭職。然而，國家部委司局級幹部請辭需經國務院批準，更何況自動辭官的又是為中國女排五連冠立下汗馬功勞的體壇名將，各方麵“希望經受考驗”的慰留也勸不動周曉蘭，在缺勤3個月的情況下，有關部門終於批準了她的辭職報告。有人認為周曉蘭是為了去美國才辭職的，她說那是個“天大的誤會”，因為在作決定的過程中根本沒有想到過離開後能去哪，但“我出國前已經是司局級的幹部了。我了解做官員的生活是什麽樣子。我並不覺得離開那樣的生活是失去了什麽。”
在排球作為“國事”被公眾熱議之時，周曉蘭突然請辭，隱姓埋名遠離中國體育，隨丈夫、原中國男排主攻手侯曉非旅居美國，成為了醫學器材工程師。
約定
2003年，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組織《中國奧運冠軍錄》的專題拍攝，對1984-1992年的所有奧運冠軍進行追訪，這個引起轟動的專題節目，200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名為《巔峰》的文字版。關於周曉蘭，隻有這樣一句話：“周曉蘭1984年退役，1995年前往美國。此次采訪途中，采訪組雖經多方打聽，始終沒有她的消息。”2004年悉尼奧運會上，中國女排再奪冠軍，央視又找尋老女排隊員的行蹤，還是“唯獨聯係不上周曉蘭”，似乎她在人間蒸發了。
2007年1月8日，央視體育頻道的新聞節目中播出了“周曉蘭現身北京街頭”的消息。當時央視體育部正在做一個《英雄》的項目，要對所有中國奧運冠軍進行肖像拍攝。“不接受采訪沒關係，見麵拍張照片總可以的。”周曉蘭勉強答應了，她同時強調要保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鏡頭中50歲的周曉蘭麵龐清瘦，麥穗一樣的劉海被額頭橫向的皺紋代替，昔日的美麗已經遠去，但她卻笑得開懷。
周曉蘭有兩個可愛的女兒。大女兒越越（Lucy）在美國馬裏蘭大學讀國際貿易，而且是排球隊主力二傳手。小女兒Mary在美國出生，並沒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周曉蘭為兩個孩子的中國文化教育很發愁，她不希望孩子回到自己的祖國卻像個外國人，“我這個人，雖然回國不多，但祖國情結很重，比如孩子練球，打著玩可以，代表外國人打那絕對不行，那成什麽樣子了。”
老女排姑娘們曾有個約定：今後都要生女孩，20年後重組一個強大的中國女排。夢想成真了一半，周曉蘭和郎平、孫晉芳、曹慧英、陳招娣先後都有了女兒，但一年一次的老女排聚會大家不再提及這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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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俐 中國向世界輸出的最美麗形象
她曾站在中國影壇的巔峰，她是西方人眼中最美的東方女人，時光流逝，她的光芒非但沒有褪色，反而更加奪目耀眼
特約撰稿馬小莫
在鞏俐的生命中，1988年，是濃墨重彩的一筆。那是中國的龍年，街上流行咖啡色眼影、蘿卜褲、色彩豔麗的墊肩上衣，女人們在前額吹起高高的劉海，用超硬發膠定型。而鞏俐被人關注，卻與這些“流行”元素無關。
那一年，她在濃烈張揚的電影《紅高粱》中，扮演了紅彤彤的九兒，於是人們記住了她——平直的眉毛，小虎牙，平靜淡然的眼神，毫無顧忌的大笑。而鞏俐在片中茫然而又憧憬的樣子，正如當時處在巨大變革中的中國電影。
當《紅高粱》在當年的柏林電影節上亮相並最終獲得最佳影片金熊獎後，穿著旗袍的鞏俐走上紅地毯，西方媒體發出驚歎：“她是最美的東方女人。”不僅因為“這個中國女孩擁有和瑪麗蓮·夢露一樣的三圍”，更重要的是，她麵對閃光燈時的那份超乎年齡與閱曆的從容。
尹大為一直記得，當年幾次報考藝術院校落榜的鞏俐，找他拜師時的情景。“我問她，為什麽想當演員？”“沒想到她給我的答案，一如她日後的人生軌跡——‘大家都說我像山口百惠，但我自己不這麽認為。我就是我，我是鞏俐。有朝一日，我還想讓外國人說鞏俐穿的衣服真是漂亮。’”在尹大為看來，出生在東北，生長在山東的鞏俐，骨子裏既有東北人的耿直，又有齊魯人的豪爽，性格決定了她的命運，“若她不成功，是天不助她。”
然而鞏俐能夠最終成為中國電影的傳奇，怎會僅靠“天賜的恩寵”——拍《紅高粱》，鞏俐曾一次次從毛驢上摔下來；拍《秋菊打官司》，她很長一段時間是在發燒狀態下工作，最終昏倒在雪地裏；拍《霸王別姬》，卻得到姐姐鞏雯病逝的消息，但接下來就要“興高采烈”演好出嫁那場戲；1995年5月，鞏俐攜《活著》去戛納，在香港轉機的途中，得到父親病逝的消息，但她仍要馬上微笑麵對整個世界；2001年7月，鞏俐在雲南拍《周漁的火車》，因為有3個片場，需要到處趕，結果在趕往昆明的路上遭遇車禍，頸部受傷。
“多年來，鞏俐一直反對“明星”這個字眼，隻肯接受“演員”的稱謂：“我的職業就是老老實實做個演員。如果我這一生能把表演做好就可以了。明星是什麽？這種稱呼會誤導人。”
在她看來，“很多東西不必去在意”。她不會把自己關在“名聲”、“傳言”的牢籠中，“即便關也關不住，我關不住我自己，別人也關不住我。”鞏俐說，自己性格中如此“強悍”的一麵，多少和母親有關。“媽媽在文革後，為了平反，去北京告過狀。《秋菊打官司》裏就有她的影子。”
2006年，一部《滿城盡帶黃金甲》是鞏俐和張藝謀分開十幾年後再次合作。人們發現，鞏俐的光芒非但沒有減弱，反而經時光的磨礪、閱曆的鋪墊，更加奪目、灼人。張藝謀也說，多年以後，再一次從鏡頭裏看鞏俐，再一次拍她的臉部大特寫，“我很驚訝，她的臉，沒有多添幾道皺紋，她好像沒有老。沒有幾個演員經得起大特寫這樣的拍攝，鞏俐卻可以。”張藝謀說。
如今的鞏俐，作為“中國向世界輸出的最美麗的形象”，經常出現在好萊塢影片中。但她對角色的選擇卻極為苛刻，鞏俐不喜歡性格單薄的人物，在她看來，演戲是要活在角色的生命中，去過另一個人的人生。於是，她曾推掉很有商業票房前景的《007》，選擇了《藝伎回憶錄》中“敢愛敢恨，為愛情可放棄一切”名伎初桃。因為，“初桃的內心複雜到了極致，每場戲都是種挑戰”。
鞏俐拍戲有個習慣，一定要弄清楚“角色為什麽要這樣說、這樣做”，即便是在好萊塢拍片，也不例外。“我不明白，就會一直找導演談，”鞏俐說，“我就坐在導演的辦公室一直等，他沒時間，我有時間。角色是我來演，搞不清‘為什麽’，怎麽能活在人物心裏麵。”
曾有人覺得，與張藝謀在一起的日子，是鞏俐事業最巔峰的時期。然而事實證明，歲月賦予了她更強大的能量，更耀眼的光芒。這或許在於，鞏俐始終堅信，女人是水做的，時間不是女人的大敵，反而是天賜的禮物，“它可以讓水擁有穿透鋼鐵、穿透石頭的非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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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跳水女皇”
在體育明星進軍市場經濟這股潮流中，伏明霞的脫穎而出代表了中國體育產業的第一個高點，隨後，才是姚明、田亮、郭晶晶、劉翔
特約撰稿周欣
在接受《光耀60年——最具影響力的新中國體育人物》頒獎晚會上，久未謀麵的伏明霞出現在人們麵前。和以前的許多次亮相一樣，身著黑色小禮服的她在參加完活動，接受主辦方的簡短采訪，並給老朋友羅宏濤掛了一個電話後，第二天便悄然返回香港。
“老大和老二已經開學了，我得趕緊回去。還有，老二昨天有點咳嗽，好在不是發燒，隻是氣管不太好，但我還是放心不下，”她慢條斯理地說著，用這種方式提醒我們：她已經是3個孩子的居家母親，而不再是那個給我們留下無數美好記憶的“跳水女皇”。
采訪過自從1992年至今所有夏季和冬季奧運會的意大利記者博紮見過無數美女運動員，唯獨對伏明霞念念不忘：“伏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
隻會說“不知道”的世界冠軍
1990年5月，伏明霞在美國佛羅裏達的世界友好運動會上征服了裁判和觀眾。人們從這個單眼皮、黃皮膚的東方女孩身上發現了可貴的童趣。出席賽後發布會的伏明霞從教練和領隊那裏得到指示，無論外國記者問什麽，一律回答“不知道”。隊裏的考慮是，讓一個12歲剛出頭的孩子麵對美聯社、路透社老記們的拷問，萬一說錯話怎麽辦？給祖國抹黑了怎麽辦？
“你訓練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媽媽？”“你今年多大？”一連3個問題，伏明霞嚴格按照領導的吩咐作答。
於是，比小小年紀獲得跳水冠軍更有爆炸力的新聞誕生了。《一個隻會說“不知道”的中國姑娘獲得了世界冠軍》，這是美國一家報紙的標題。
1991年，澳大利亞珀斯舉行的遊泳世錦賽，這也是伏明霞第一次在沒有自己教練的指導下比賽。出發之前，於芬教練在圖書館給伏明霞寫了幾張紙條，交待動作要領，要她每到一個動作時怎麽跳。從未離開過於芬的伏明霞在上飛機時沒看到熟悉的身影，竟大哭起來。伏明霞決賽時後來居上，一舉成為世錦賽最年輕的冠軍，當時她隻有13歲。後來，於芬聽其他教練講，伏明霞比賽時，每到關鍵時刻，就會拿出一張小紙條來看。
1992年，伏明霞再赴澳大利亞比賽。在飛機上，隊裏領導對伏明霞說：“小伏，上次你在美國比賽奪冠的影響多大啊，這回如果再拿冠軍，可不能什麽都說不知道了。記者問你問題，你都可以回答，沒有關係。”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能要求她答記者問的每句話都說得那麽圓滿和準確嗎？她說錯了又有什麽關係？不就是個孩子嗎？這是領導們當時的考慮。
其實，大人們多慮了。盡管伏明霞在回答某些問題上稍顯稚嫩，比如你父母做什麽的等，回答仍然是不知道。但她說出了愛吃冰激淩，同時又愛歌星麥當娜，特別是當被問及“晚上會不會給你慶功”時，她答得很精彩：“不知道，現在還沒有到晚上。”
澳大利亞奪冠次日，外國報紙風向大轉地寫道：伏明霞小姐幽默機智談笑風生。
對於國外媒體來說，伏明霞代表了改革開放的中國的形象，沒有了束縛的她，開始顯示自己個性的一麵。英國報紙說她是迎風飄曳、頭發如輕燕展翅，《華盛頓郵報》形容她躍身離開跳台時“似乎停止了時間”。巴塞羅那奧運會尚未結束，美國《時代》周刊便已經將封麵位置讓給騰空於巴塞羅那上空的伏明霞。
如果簡單地用吉尼斯世界紀錄、童真來形容伏明霞，未免有些簡單。伏明霞跌宕起伏的運動生涯，正是源於對跳水的熱愛。1996年，她複製了那些退役運動員的老路，在獲得亞特蘭大跳板和跳台的雙料奧運冠軍之後，伏明霞走進了清華大學。
1998年中國跳水隊兵敗世錦賽，身體發福的伏明霞來到了北京木樨園體育技術學校跳水館，清華大學跳水隊正在此訓練，昔日教練於芬已經成為清華大學跳水隊總教練。伏明霞向教練表達了重新跳水的願望。跳水已經融入了她的血液，她在訓練中被稱為拚命三郎，即便是最困難的時候，她也能用樂觀情緒感染隊友。
但伏明霞很快發現，困難比想象中要大——傷病如影隨形（左腿膝蓋突出等）、恢複速度慢、與外界絕緣的三點一線都讓她經曆了很大的掙紮。
1999年4月的濟南全國比賽，我親眼看著複出不久的伏明霞隻拿到了第三名。麵對記者時，她哭了，什麽都不肯說，就像小時候那樣，失利之後非得哭一場。
10年之後，伏明霞感慨當時的情景：“那一次，我真的是從零開始。我的目標是進入全國前三名，每一次比賽，對我來說都是生死線。”
正因為這樣的煎熬和堅持，才讓她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淚水有了更多的分量。“領獎之後，我看著成績顯示大屏幕，我沒有想過，連續三屆我能夠拿到金牌，知道這是自己最後一屆奧運會了，真的是百感交集。”
這次《時代》周刊再次選擇她作為封麵。
“我們期待著一個成熟的伏明霞再次回到跳板上，向世人展示她的技術和勇氣。”時代記者如此表述他們的立場。
隻有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伏明霞小時候很不好看，眼睛小小的，脾氣還特倔，不服輸，一定要跳好，跳不好就會哭，特別要強。她的腦子特別靈，一點就透，運動成績好那是必然的。隻是不知道怎麽回事，越長大就越漂亮，成了大美女。這讓我覺得，我還是很有遠見的。”從小訓練伏明霞的於芬教練說。
單以成績論，伏明霞並非是最突出的。至少，她的同門師妹郭晶晶目前的成就已經超過了她。但伏明霞的最大意義在於，她向人們展示了脫離專業體製這個母體之後的中國運動員的多元化，其中既包含了單純、刻苦、睿智，還有叛逆、保持自我等個性，她最終走向了成熟。在曾經模式化、概念化的中國體育界內，她如一陣清風，吹醒了人們。
複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比賽獲得第三名後，她拒絕接受頒獎；通過八卦新聞，人們知道了她的男朋友、足球運動員南方，後者效力於北京國安隊。
雖然這段戀情，以2000年奧運會後兩人巨大的差異為分水嶺，但伏明霞卻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自己追求個人生活的勇氣。
由於年輕氣盛，態度簡單，經常訓斥隊員，嚴師於芬給了隊員們極大的壓力。於芬承認，在個別極端的時候，曾經扇過隊員的耳光。
但伏明霞開始有了自己的對抗方式，遇到不高興時，伏明霞會用自己的極端方式，宣布“我不練了”，然後甩手走人。
更多的時候，她會用一種溫和的方式，給教練的要求“打折扣”。比如教練要求她留短發，她會不動聲色地染頭發、染指甲。對教練禁止零食的“命令”，她會私下讓田亮等小隊員做“跑腿”，照吃不誤。
伏明霞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在骨子裏，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懂得忍受與服從的運動員。多數時候，她會一邊抱怨著訓練太累了，一邊乖乖地完成教練布置的任務。“她可能前一天私下叫嚷著再也不練了，第二天早晨一到6點，照樣起床、出操。”CCTV體育記者羅宏濤說。因此，就算煩惱纏身，金牌還是如期而至。
但不斷增多的金牌並沒有化解伏明霞成長道路上的煩惱，高強度、枯燥的訓練和比賽壓力，讓她身心疲憊。1996年奧運會後，她選擇了退役，進入清華大學。
對於伏明霞的選擇，人們很不理解：畢竟，對於運動壽命可以很長的女子跳板項目來說，19歲的伏明霞才剛剛開始，像如今的年輕選手何姿才剛剛起步，郭晶晶已經28歲了，仍然保持著最佳狀態。
眾人的疑惑沒能阻擋伏明霞的退役；同樣，1998年她又在反對聲中複出：她清楚自己的實力，沒有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也沒有顧及圈內圈外人的各種考慮和利益。悉尼奧運會奪冠後，她堅決退役，這一次，她再也沒有回頭。
在伏明霞內心深處，她始終記得這一幕：在一次比賽中奪得冠軍、全場觀眾掌聲雷動，然而比賽結束了，觀眾們很快就退場了，遊泳館變得空空蕩蕩；接下來的新聞發布會，被閃光燈包圍、被媒體輪番轟炸之後，還是她一個人，背著運動包，孤零零地走在路上，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剛才的那一切都不真實。“不管你是誰，怎樣輝煌，你都要吃飯、睡覺，都要回到生活中。隻有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2000年奧運會之後，伏明霞的個人影響力達到了沸點，而這種影響力也讓她開始成為娛樂節目的座上賓，知名品牌紛紛找到了這位擁有“世界上最迷人的笑容”（《時代》周刊語）的人氣明星。她的麵孔和新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的娛樂版上。對於一個中國的奧運冠軍來說，這在以前並不多見。她甚至還和父親一起代言了某產品，而她所拍的一條廣告，據說有上千萬的天價。
有人說，在體育明星進軍市場經濟這股潮流中，伏明霞的脫穎而出代表了中國體育產業的第一個高點，隨後，才是姚明、田亮、郭晶晶、劉翔們出現。
嫁入豪門的幸福生活
2002年3月22日，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梁錦鬆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問時證實，他正與伏明霞熱戀，並準備一年內結婚。伏明霞回應：“我想我會嫁給他。”後來兩人在夏威夷舉行了婚禮。
雙方在年齡上的差距（26歲）和財富、地位和經曆的差異，讓很多人無法接受，也有人說婚姻是伏明霞“最成功的一跳”。伏明霞卻微笑著說：“別人怎麽看，我們左右不了，但我怎麽生活，是我自己的事。”
嫁入豪門之後，伏明霞就此慢慢退出公眾的視線。這個多產的奧運冠軍，在孩子的產量上也堪稱多產。伏明霞在過去6年多裏產下了兩子一女，繼2003年生下大女梁司渝後，2004年底再次剖腹為梁家誕下兒子；2008年5月初，伏明霞為梁錦鬆生下第三個孩子，是個7斤多重的兒子。
在她的世界裏，已經沒有了以往比賽時的殺氣和霸氣，隻有對家庭生活的熱愛。
“我是和他（梁錦鬆）交往了一段時間才結婚的，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我和他有很多相通之處，比如我們都是通過個人的不斷努力，才獲得了後來的成就。”
“一個女人，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就遇到了可以依靠的人，結了婚生了孩子，還有什麽要求呢？以前的輝煌都過去了，現在最真實。我覺得一家人每天都健康平安，每天都開心，這樣的生活，我已經很幸福了。”
“她對我說，我的孩子很仰慕你，可以合個影嗎？”郭晶晶回憶起師姐的舉動，感覺很溫暖。
伏明霞可能不知道，在如今的中國跳水隊裏有很多運動員是因為她才走上了跳水道路，比如北京奧運會女台雙料冠軍陳若琳、世界冠軍何姿等人。她是很多運動員心目中的偶像。
而伏明霞自己的心意，是希望有一天走在街上沒有人認識她，然後走在大街上被星探挖掘。“我也有追星或者街頭奇遇一類的想法，這個不會因為我嫁給了梁錦鬆或者生了孩子就有所改變。”
章子怡 2009年5月24日，章子怡出席法國第62屆戛納電影節
章子怡東方臉，西方眼
章子怡在挑戰一些人（尤其中國男人）寬容度的同時，交代了全球化時代的價值觀、可能性、時空跨度，以及變數
本刊記者江素雲
常常，這個電信幹部和幼兒園教師的女兒在接受采訪時，一個字一個字往外擠出句子，拘謹、幼兒園腔、反應不快、說標準答案，讓人有點替她著急；但她又生得那麽好看，精美到牙齒，會令人繼續看下去——王家衛說：“長了這樣一張臉，是老天爺賞飯吃。”
從1998年出道，到2009年成為國際影壇的“ZiyiZhang”，章子怡的成功基於以下前提：漂亮，不一般的漂亮；機會，不一般的機會；用功，不一般的用功……她自己講過：笨鳥先飛。
8歲學跳舞。穿過北京胡同，上學、放學。
17歲考入中戲表演係。不是班上最好看的，但“絕對是最狠最拚的女生”。
19歲遇到張藝謀（相當長一段時間，這位導演似乎迷戀“柴禾妞”），在《我的父親母親》裏，穿了8條褲子一遍遍在山坡上跑，兩隻羊角辮晃啊晃；等了5個月等來張藝謀一聲“做得好！”幾年後，他們又合作了《英雄》和《十麵埋伏》。此後的關係是：張是章的“良師益友”。
20歲，據說是經張藝謀推薦給李安，在《臥虎藏龍》裏苦苦地打，一邊打一邊等待導演的肯定（她留意到，每場戲拍完，李安會擁抱周潤發、楊紫瓊，並讚美他們），期期艾艾地。最後她得到了。
導演們是怎麽說的
張藝謀：她是用兩條腿走路的女演員，在中國像她這樣的女演員不多。我認為她是近年在世界影壇上獲得認同的中國女星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或許有人會認為她的成功有運氣的成分，但這決不是重點，章子怡是非常優秀的。
——什麽叫“用兩條腿走路”？
李安：都說《臥虎藏龍》成全了章子怡，其實玉嬌龍也成全了《臥虎藏龍》。
——這是客氣話。
在另一場合他說：“章子怡是跟我合作過的最肯自己學習、最敢於吃苦的女演員。我相信這個個性會幫助她征服所有的導演。”
——章子怡認為自己最大的優點是“不服輸的勁兒和堅持到底的毅力”。
王家衛：很多人問我為什麽起用章子怡，那是他們對章子怡根本不了解，章子怡在鏡頭前有很多的可能性，隻要你不斷地要求，她就會不斷地前進。
——主要是審美。
馮小剛：演藝圈是很講究世家背景的，章子怡草根崛起，很難得……她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是個誠懇的坦率的朋友，我們交流起來非常容易；她高興和她不高興都會很直接地告訴你，不用猜，這是我非常願意打交道的人。
——馮導涉水深，難免過度勞累與猜想。
徐克：章子怡給我的感覺，可柔可硬，有很多種可能性，是一個很有個人特色的女演員。表演的時候很有氣度，很大氣，她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演員。
——導演都較審美。
婁燁：章子怡是一個好演員，她很勤奮，工作非常努力。
——來自《紫蝴蝶》現場。
侯詠：其實媒體上的章子怡和我們接觸的章子怡不是一個人。作為一個女孩子，她很“孩子氣”，很單純；作為一個演員，她又很聰明。她的領悟能力和表現能力在我看來強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她的未來會怎麽樣，我覺得沒有必要讓我來說，大家都看得到的。
——侯導拍紀錄片出身，說話比較靠譜。
合作過兩次的楊紫瓊這樣說：她碰了那麽多的好的導演，而且每一位都在合作中往前推了她一把，她是一個非常幸運的電影演員。
選擇了笨拙
同時，章子怡碰到了一些業內高人，進一步推動她的前程。“大家覺得她有野心，是因為她身邊有給她出主意的能人。”中戲班主任常莉說。
李連傑說：“在拍《英雄》的那半年裏，她一直留在劇組沒有去接其他的戲，直到這部戲殺青為止。如果她整個人很浮躁，大可不必留在這兒，她的做法很讓我佩服。”
最先教給章子怡“取舍”的，是良師益友張藝謀。《我的父親母親》出來之後，張紀中砸了一個相當高的價碼請章去拍《笑傲江湖》，章子怡請教了張藝謀之後，沒有去。對這些每周都會收到許多劇本的演員來說，學會丟芝麻揀西瓜，是素質要求之一。
李連傑還描述過一些場景：“工作中，我常看見她不聲不響地拿個小板凳坐在邊上，很專注地看別人演戲，是非常勤奮用功的女演員。”
鄭秀文講過：“章子怡的勤奮不是每一個女人都可以做到的，我覺得她的勤奮應該感動更多的觀眾才對。”
很多時候，章子怡的用功和勤奮是為了讓用她的導演不失望。她像一個永遠憋著口氣的好學生，吭哧吭哧溫書、寫卷子答題，然後等待老師給個“5分兒”。老師看卷麵整潔，問答題下麵寫得滿滿的，意思也都中規中矩，手一揮，“5分兒”吧。
從阮玲玉、周璿、上官雲珠、白楊、秦怡，到劉曉慶、潘虹，到鞏俐、章子怡，這條線上，一代代造星和一代代的明星之間尚有邏輯可尋。而現代乃至後現代，常常是反邏輯的，資本和技術的力量常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跟資本親近比演戲重要，長得不夠攝人魂魄，飛趟韓國或日本好了。今天每一個冉冉升起大紅大紫的明星，都可以在前輩身上比照出自己所呈現的“現代性”、“當下性”。
這個圈子裏，聰明人太多了，最後勝出的，往往是笨拙一點的人——至少表現得笨拙一點。章子怡的天性，決定了她沒有丟掉最好的這粒芝麻。
在2009年，她推出了自己任製片人的《非常完美》。製片人是什麽意思呢？片中男一號何潤東笑嗬嗬說：“會有許多錢來找你咯，全是金條咯。”
章子怡已經到可以做回“婆婆”的份上了。當年，她在《藝伎回憶錄》裏遭遇“婆婆”鞏俐，兩人之間“有特別的氣場”；如今，她給發高燒堅持拍片的範冰冰送雞湯、鮮花和卡片，顯得大氣許多。但她又對著片中範冰冰扮演的那個很辣很心機的王菁菁直歎氣：“誰敢娶這樣的女孩嗬，那麽狠……”這邊廂範冰冰用手罩成小喇叭告訴觀眾：“我演的是章子怡。”玩笑間，上一代星與下一代星的交接完成了：誰比誰更狠。
潛規則和“道”
今天這個娛樂圈，如孫紅雷所說，比較髒，不是鄰家女孩能玩得轉的。原因出在投資人中心製，誰肯投錢拍片子，誰就有發言權，所以“貴圈”的水越來越深。女演員出頭之前要受多少煎熬、盤剝乃至欺淩，隻有天曉得。
王朔曾出頭替王子文叫板單方麵不平等“賣身契”；梁洛施是碰到了李澤楷，才贖的身；章子怡也是到2004年才說出“我現在很快樂，因為我有選擇的權利，不是他們選我”。至於潛規則中更下流的、須用錄像帶形式端給大家看的，在本人或狗仔隊沒有踢爆之前，不好妄加揣測……凡此種種，是在告誡世人：質本單純者勿來。
偏偏，這個圈子裏還有不少這樣的女子，盡管中戲老師不會在課堂上教她們如何“潔身自好”。某種程度上，她們是“被明星”的，身後一波波的推手，是男人和男權。
單純，與成長經曆有關：從家到學校到攝影棚到外景地，除掉單純，隻有單純。她們要跌打滾爬許多年，才能自這個坑裏站起身，一寸一寸把自己洗幹淨；近年也冒出個把厲害角色，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八爪魚一樣伸展。
這個圈裏，除了潛規則，也有約定俗成的“道”：正道、邪道，懂事、不懂事，會做人、不會做人……各自的腳步落到時間上，不用很久，即看分明。
章子怡走了11年。能走到奧斯卡頒獎台上，雖然稚氣，但總算跟國際接軌地說出“TheOscargoesto……”的中國大陸女演員，隻有她一個。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得到許多一般華人女演員得不到的國際知名度和關注度。
蘇菲·瑪索說：我覺得她的演技和形象都非常好，很具東方特色；她是我最喜歡的中國女演員。
《藝伎回憶錄》公映後，英國BBC預言她有望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演員，並稱讚她從完全不會說英語到能完成英語台詞，“敬業努力，征服了西方國家的影迷。”雖然事與願違，但這部片子讓她拿到3項最佳女主角提名：金球獎、英國學院獎、美國演員協會獎。
她登上世界名刊封麵的次數大概也是數一數二的。導演吳思遠說：“我在法國看到一些雜誌封麵上都是章子怡，這種影響力是用錢都買不到的，我們應該珍惜才好。”
今天的章子怡，眼界開闊許多。就同行來講，她的視線至少也在妮可·基德曼或查理斯·塞隆這個量級；她的朋友，公開的如嫁給默多克的鄧文迪，鼓勵她學英文的鄧亞萍，未知的豪門名流自會慢慢浮現；她的男友，從港人霍啟山到以色列人艾維·尼沃，章子怡在挑戰一些人（尤其中國男人）寬容度的同時，交代了全球化時代的價值觀、可能性、時空跨度，以及變數。
章子怡在好萊塢試了3部片子，歸來。她不能接受婚前財產公證，因而婚事擱淺的消息也嫋嫋而至。東西方的隔與不隔、貌合神離處在哪裏，須慢慢品味。
在中國大力擁抱西方的這30年裏，西方也在觀看中國。他們需要這個有著瓷娃娃般細小臉蛋、皮膚如5歲孩子般純淨無瑕（英《每日電訊》報語）的東方女子形象，如同需要姚明在NBA賽場上的高度。
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果不被推動著事業心這樣強、經曆這樣多、成長這樣迅猛，她會擁有怎樣的人生？
楊瀾優雅是一種職業
如今，“有才華的女人”已經無法定義楊瀾。今年7月她與流行天後席琳·迪翁合作打造中國首家高級定製珠寶店，品牌命名為“LAN”
本刊記者張歡
41歲的楊瀾無疑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符號。
她是知性、大氣、得體等一係列形容女性的褒義詞的最好代言人。在很多人眼中，她就是職業女性的典範，永遠優雅，永遠出色，永遠先行一步。
甚至在經營的企業出現慘況、丈夫的信譽受到外界攻擊時，她依然微笑著，坦然地走在聚光燈下。
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氣質
200000000！
曾經有超過這個數字的中國人在電視機前伴著楊瀾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開始認識中國之外的神奇世界。
1990年中央電視台開播了一檔全新益智類節目——《正大綜藝》，女主持正是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應屆大學生楊瀾。
這是一檔以介紹國外風土人情為主要內容，以益智互動為特色的電視節目，每周日傍晚7點半開播，和中央一套周六的《綜藝大觀》共同成為這個國家當時僅有的兩檔帶綜藝色彩的節目。
據《正大綜藝》製片人辛少英回憶，麵試時楊瀾就顯得與眾不同，“這個女孩說話挺衝的，特別地卓爾不群”——沒有任何科班背景的楊瀾敢說出“女主持人不是一出場就給男主持人做陪襯，女性也可以很有頭腦”這樣的話，並自信地表示，“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氣質。”
這個其實還挺漂亮的長發姑娘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和她搭檔過的男主持人有相聲演員也有朗讀新聞的播音員。和當時大陸主持“一姐”倪萍的煽情風格不同，楊瀾的青春與活潑更讓人見識到一種非意識形態的美。
此前的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多是播音科班出身，嚴肅有餘活潑不足。她的灑脫則帶有一種大學生的誠意與清新。
還有一點讓中國人記住了她——這姑娘，英語真好！
從來沒有一個中國的節目主持人可以如此流利地使用英語采訪，可以把英語讀得這麽標準。某種意義上說，她能入選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代表團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很難再找到一個氣質同樣好、英語同樣流利的主持人。
可能連楊瀾自己都想不到，她在央視主持的4年，會成為很多少男少女學好英語、當電視主持人的最初動力。
她一共錄了200期《正大綜藝》。前200期節目在全國收視率領先，1993年曾達到過22.6%。這就意味著在這個國度裏，至少有兩億人同時收看過她的節目，這也許是奠定楊瀾事業基礎的最重要砝碼。
在很多“80後”的記憶裏，是這個節目第一次打開了他們的眼睛，原來世界是這樣豐富多彩，人生有那麽多不同的活法，節目裏那幾個台灣腔的外景主持人實在是太幸福了。
1990年代初，出國旅遊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依然還是一個夢。《正大綜藝》生逢其時，一出生就風華正茂。幾年後，當越來越多先闊起來的人邁出國境線的時候，心中懷揣著的大概還是《正大綜藝》展現的美麗新世界。
先是下了海，之後上了岸
1994年，楊瀾已成為中國最優秀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但這遠沒有達到她的理想。這是一個很難滿足的女人。她選擇去美國常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留學，而且是全脫產的。國家電視台曆史上，找不出第二個如此橫下一條心的主持人。
在丈夫吳征眼中，楊瀾去美國讀書的情況並不是那麽風光：“做了中央電視台4年的主持人，卻沒攢下幾個錢來。她外出演出開始得比別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要上繳給台裏，而主持節目的服裝卻大多是自費的。到了美國後，盡管‘正大’的謝國民先生主動地負責了學貸，昂貴的生活費卻令楊瀾感到拮據。認識我之前，楊瀾已有過多次拍廣告的邀請，開價竟高達百萬港幣，她卻拒絕了。認識我後，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願意支付相當可觀的廣告金，她又拒絕了。”
“1996年3月間，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知道了楊瀾過去電視生涯的情況，於是要求與她吃頓飯。想不到就此他竟寫了一篇篇幅極長的文章，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之後一個月內，竟有50多個媒體單位要求采訪楊瀾，除了《新聞周刊》外她一概謝絕。楊瀾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著實吃了一驚，因為幾乎無人真正知道她的過去。係主任約翰遜教授在被《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楊瀾總是穿著普通地來上學，與師生相處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於係裏的很多工作人員都不認識她。”而就在約翰遜教授作此評論的下幾周內，美國第一新聞主持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拉瑟卻這樣評論楊瀾：‘光彩照人，令人難以忘懷。’”
這是丈夫對楊瀾的回憶，他驕傲地誇耀了自己的太太。他們兩個人在美國相識並相愛。在此之前，兩人均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
吳征出生在上海，很早就去了法國，隨後來到了美國。很多中國人知道他是因為他娶了中國最優秀的女主持人，以及他的“學曆風波”。
吳征是商業人士，曾擔任過香港亞視運營總裁、新浪網聯席主席、盛大公司董事等職。
憑借其在香港股市的騰挪轉移，吳征和楊瀾開創的陽光文化網絡公司一時成為了焦點，尤其公司旗下的陽光衛視主打的人文曆史更是給人一種陽春白雪的感覺，夫婦倆還入選了福布斯富豪榜。
作為公司的股東、高管，楊瀾本人就是陽光公司最好的廣告。
對吳征、楊瀾夫婦的商海搏擊，有人曾質疑他們的運作方式，但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隨即，陽光衛視的虧損讓楊瀾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此前她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坦言“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而且有時候用價值的判斷標準代替了冷靜的商業思考。我這個人骨子裏的東西，還是文化上的。商業對我來說，需要了解它的規律，雖然這種了解有時候要付出高昂的學費。我就是沒有經商的天分。”
2005年7月，楊瀾宣布：將她與吳征共同持有的陽光媒體投資集團51％的權益無償捐獻給社會，並在香港成立非盈利機構陽光文化基金會，同時辭去陽光媒體投資董事局主席在內的所有管理職務。
這意味著，楊瀾的主要精力回到了文化事業上。
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溝通者
《正大綜藝》時代的楊瀾更多時候還是一個報幕員的角色，留給她發揮的空間並不是很大。
此後她和東方衛視、鳳凰衛視、湖南衛視、北京衛視合作過一係列節目：《楊瀾視線》、《楊瀾訪談錄》、《天下女人》、《唱響奧運》。
她訪問了中國乃至世界最成功的人士：希拉裏、張藝謀、章子怡、查爾斯王子、基辛格、默多克……能夠成為好的訪談者，對一名主持人來說，是很值得驕傲的。
今天，楊瀾更願意把自己定位成“溝通者”。她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的演講中對自己做了個總結——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做一個溝通者，一個中國文化與外部世界的溝通者。
她的榮譽已經和國家電視台無關。在她和她的團隊的精心經營下，楊瀾已是一個帶有更多國際色彩的名字。
2001年，楊瀾出任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會議上代表北京作申奧的文化主題陳述。
她還曾是國際艾美獎頒獎晚會的主席、紀錄片獎項的評委。
她的訪談風格有些過分柔和，香港才子蔡瀾曾有過評價：“楊瀾無疑是個聰明、漂亮而且很有才華的女人，但作為主持人她還是不夠尖銳，像采訪餘秋雨等一些自大沒料的人就太過寬容。她完全可以更大膽，像芭芭拉·沃特斯。可惜電視台也沒有空間給她，更加沒有一隊人馬給她做資料搜集、分析，出來的東西很難是精品。”
“如果男人跟有才華的女人一起感到壓力，那是他自信不足。有能力就把她搞掂做老婆。……從聊天中，從她言談間的反應、她對事物的感受看，我覺得她是個很有野心的女人。她完全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兩夫妻做生意肯定有互相扶持的地方，真正靠男人成功的女人其實不多。”
如今，“有才華的女人”已經無法定義楊瀾。今年7月她與流行天後席琳·迪翁合作打造中國首家高級定製珠寶店，品牌命名為“LAN”。
她給人的印象始終是優雅得體，帶有女性溫柔的智慧。做客央視著名節目《藝術人生》時，主持人朱軍介紹完後，楊瀾並沒有馬上出現在舞台上，她說：“我帶了兩盒麵巾紙，一盒給你一盒給我，因為《藝術人生》容易讓人感動。”一種狡黠的調侃。
從2003年3月起，楊瀾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現任中華慈善總會慈善大使和義務獻血形象大使，並在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環境文化理事會等多家公益機構中擔任理事。
她還在“胡潤2008百富榜”女富豪排名中名列第13位。
她的人生已經足夠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