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化下，城市的社會空間正不斷被瓦解、破碎，緣於國際化草根力量的“跨國移民”聚居區，開始在中國部分城市出現。
與北京五道口的韓國城、上海古北虹橋的日本人、台商居住區、義烏的“中東人一條街”不同，廣州的跨國移民多為來自西非地區的族裔散居者、漂泊者，以男性居多。
這些講阿拉伯語、法語的非洲人，輕易地勾畫出其廣州遷徙路線：從最先的三元裏，到主流聚集地小北路，再到二沙島、天河北、番禺等區域。而現在，由於金融危機導致的貿易萎縮，還有中國對入境簽證的收緊，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無簽證無護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監控更寬鬆的地區轉移。
廣州寶漢直街,非洲人在這裏聚集交流和購物。攝影·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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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洲人在廣州石室教堂做彌撒。攝影·孫炯 實習生·鄭璿
在老廣州人看來，這裏一直不是單純之地。
早在1980年代末，中國西北省份的穆斯林就開始聚居在此。之後，按照國際商人們的描述，中國穆斯林帶來了阿拉伯國家的商人，然後阿拉伯商人帶來了北非穆斯林國家的淘金者；最後，在2000年初，非洲中西部傳統貿易國家的黑皮膚商人，在北非同胞的指引下進占這一個區域，延續著這一片城市空間的繁雜與神秘。
從空中俯瞰，這裏是一個鐵路橫向分割的漏鬥形區域。在鐵軌路基的南邊，是越秀公園側畔小北路的商用高樓，著名的天秀大廈；到了鐵軌路基的北麵，是一片典型的廣州城中村。由南往北，當你在地麵穿越鐵道下一段漆黑的橋洞，你將從黑人商業區進入一個熱鬧的多國居住區，那種境況，猶如置身異國。
在兩個多月前，中山大學的李誌剛副教授曾發表過一項調查：在這個漏鬥形區域底部的天秀大廈，已經形成了一個50個國家以上人群的國際化聚集地，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馬裏、多哥、岡比亞、幾內亞、加納、塞內加爾和剛果等七個黃金海岸周邊國家；除了非洲人，這裏還有中東人、南亞人和南美人。
與他們一起毗鄰生活，互相交錯的，還有那些為他們提供衣食住行一條龍服務的中國人，一個“無微不至”的服務係統，這個係統的長度，可以從小北路一直延伸到新白雲機場。
“現在的天秀大廈，可能是中國內地最國際化的大樓。”李誌剛把廣州黑人聚居區形容為“跨國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而且這個空間的形成，緣自國際化的草根力量。這使廣州的黑人聚居點與北京的韓國人聚居區、上海的日本人居住區、義烏的“中東人”一條街顯示出分明的區別——這裏更多跨國流動商販，更多散居和漂泊者，他們主動聚集，和廣州的本土社會劃開一條隔痕。
這道隔閡還橫亙在公安部門和非洲黑人之間。李誌剛的調查是在2006和2007年間展開的，而現在，黑人們已經在廣州市周邊或者農村初步形成了新的聚居點。由於金融危機導致的貿易萎縮，還有中國對入境簽證的收緊，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無簽證甚至無護照的人正在向生活成本更低、監控更寬鬆的地區轉移。
新的黑人聚居地，通常有著像寶漢直街一樣，如同城中村一般相對自由無序的環境，同時，那些在天秀大廈、寶漢直街為黑人生活提供支持的飲、食、住、行的生態係統，也被當地人迅速地建立起來。黑人的“外逃”給地方帶來了像小北路一帶的治安風險和管理壓力：用一個剛果商人的形容，這對於廣州的警察來說，可能是一場無盡頭的 “貓捉老鼠”。
灰色商務
國際商人們相中這裏是有原因的：這裏距離廣州火車站等交通樞紐僅僅3公裏，附近還分布著大量的輕工業產品批發市場。不過，地理距離並不是非洲黑人集結於此的主要理由。在這個有著長期民族混雜居住傳統的地區，擁有著成熟的、幾乎能提供外來非洲客一切需要的支持“係統”。
走在天秀大廈首四層，你會看到一個個簡單拚裝的單元，商品滿當當地掛在牆上。老板將服裝像大白菜一樣堆在過道裏，忙亂時他們直接從上麵踏過。這樣的賣場集中了“中國製造”的特色——既有廉價的正牌出口批發產品，也有80元一個的LV包。
在中山大學的調查中，當問及職業，出沒在天秀大廈的多數非洲人都認為自己是“商人”，他們經營著紡織品、電子產品乃至“任何東西”的出口生意，他們大多將在廣州購得的貨品運回所在國或周邊地區，再通過本地銷售網絡進行銷售。
人民幣和外幣的兌換是這種出口生意遇到的經常性問題。在這裏有一些做兌換生意的人，能夠用比銀行更優惠的匯率跟非洲商人做兌換。這些業務可以是“明目張膽”的：桌子上擺著點鈔機，以及數疊萬元一疊的人民幣。“我們有幾個同行就因此喪了命”，來自蘭州的馬新生對記者說，他每天都要背著錢往銀行跑幾次，冒著被搶的風險。
兌匯販子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把美元與人民幣進行兩次兌換，兩次兌換之間的匯率有差別，這就是利潤所在。每換100美元能賺得五毛錢人民幣，而商人們也樂得方便——按照現在的規定，不管中國人外國人，每年隻有5萬美元的兌換額度，這對做貿易的人來說並不足夠。
在記者前往天秀大廈的采訪中，曾數次遇到出租車司機不願意把車停靠到門口的情形，因為他們抱怨非洲黑人的體味，也認為黑人們打車一般都很計較零頭碎錢，不過，對於那些專門為非洲商人服務的小車來說，態度則完全相反。
深夜裏，MPV汽車們會在這裏的臨時停車場等候貨主。這些車其中一部分是私人的出租車，另一部分是某些貿易公司的專用車，它們能載人或載物去廣州的任何一個地方——很多非洲商人完成采購或者下完訂單的時候，卻已經是深夜，所以一些後續的物流工作，通常要拖到第二天一早來進行。
除了金融和物流有灰色從業人員的支持，天秀大廈還有很多針對非洲黑人而設的家政公司、外賣公司、中介公司，甚至按摩店??它們多數藏匿在在天秀大廈或者附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裏，猶如非洲黑人們的各種“商務中心”，用李誌剛的比喻來說，“勢頭直逼香港的重慶大廈。”
機場鬥法
來自尼日利亞的frank（右）在向同伴展示他購買的服裝。攝影·孫炯 實習生·鄭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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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機場專門負責國際辦票的F島前，由黑人專業“托包佬”和普通客商組成的辦票隊伍。
在天秀大廈這一類“黑人地標”以外，非洲商人在廣州的集體行蹤，也會出現在機場等地點，遊移在商業物流的節點上。
就記者所見，每逢有飛往非洲方向航班的日子，廣州白雲機場出發大廳的G、F兩個辦票島就會被一大群非洲客商占據；用機場工作人員的話來說，就是“黑壓壓”的一片。
利用客運班機盡量多帶貨物，是非洲商人節省成本、規避麻煩的一個有效方法。近年來，肯尼亞航空、卡塔爾航空和埃塞俄比亞航空等先後進駐新白雲機場，提供的航線和航班都比以前增加，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運力，這也是“黑人運輸團”的基礎。
事實上，聚集在辦票島前的非洲人，並非每個人都會坐飛機離開廣州，因為這些人當中包含了另一個重要的小群體——“托包佬”。這是非洲黑人組成的服務群體。所謂的托包佬，其實就是登機手續代辦人，他們受客人所托，為客人在機場打點一切證件查對、登機手續、托運行李方麵的繁瑣事務。
在托運行李方麵，托包佬可謂是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托運行李的時候，托包佬會趁機場的工作人員不注意就做小動作，例如輕輕托起行李秤上的行李，使行李的重量有所減輕，以便托運更多行李；在行李實在是超重的時候，托包佬又會和機場工作人員周旋，費盡唇舌在超重費用問題上討價還價，即便是一塊錢也會舌戰到底。
通常情況下，非洲商人在托包佬的幫助下，能用最低的代價盡量送走最多的貨物，所以他們可以獲取不錯的報酬；因此黑人托包佬早已職業化，成為了專業的隊伍。根據記者的調查，由於很多托包佬經常在機場露麵，以至於和機場的一些工作人員都有所熟絡。
除了論斤兩外，普通非洲客商在其它物流方麵所花的心思相當縝密。機場的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非洲客商所攜帶的貨物主要是服裝和手機這兩大類。很多人為了多帶幾件衣服，把很多件衣服都穿在身上一起過安檢，到了登機口再脫下來；而很多婦女則在她們寬大的袍子下麵隱藏眾多如襪子、內衣等的小件衣物，以致遠看上去體態是超常臃腫。至於托運手機電池，是空中交通的一個重要安全隱患，但經常有人一次就托運多達20公斤的非優質手機電池。
由於這種情況越來越多，廣州機場和航空公司經常要和這些非洲商客“鬥智鬥勇”，在各個環節上對他們做檢查。但是，現在這種通過客機帶貨的手段已經變成了一種常態化的手段，而且貨運量不在少數，難免會出現半推半就的情況。
社區裏的中非交際
年輕的非洲青年晚上在廣州城市學院練球。攝影·曉桐
除了商業區咖啡店，很多的好東西可以在寶漢直街吃到。夜越深，這裏越是非洲人的天下。除了那些在黑人聚居前就存在的穆斯林餐廳、拉麵館，還有放映黑人音樂碟片，專賣嘉士伯或青島啤酒的小酒吧。
有些非洲特有的食物材料也會在這一區的市場裏買到，譬如木薯麵，很多住在別處的廣州黑人，會專門到這裏來購買，一家叫作“登峰寶漢”的農貿綜合市場，可以買到各種非洲菜肴和調配料。
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在狹窄繁雜的寶漢直街，更多的非洲女性出現了。由於宗教各異，她們有的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有的穿著深色的服裝，抱著孩子閑逛。她們有時會一家接一家地逛大號服裝店或鞋店，而精品店裏掛著大量色彩鮮豔的飾物也能提供給她們選擇。
事實上，寶漢直街的店鋪完全足以應付非洲人每天的基本消費。在一家“金山象商貿城”中，有專門提供國際長途機票的櫃台、有可以撥打長途電話的網點、還有專門為黑人理發修指甲的理容店。寶漢直街上還有一間24小時營業的泰安診所，坐診的醫生可以應付非洲人一般的生理疾病。
在小北附近的街頭，很多人在沿路兜售電話卡。“外國人通常都是直接用手機打電話回本國，所以電話卡生意很好做。”一個小販告訴記者，他一天最少能賣出1000元的電話卡，而他的熟客說兩天就會花掉100元。即使是擦鞋的阿姨，也向記者反映他們的生意相當不錯。
曾經有報刊調查，做這些“後勤”生意的多數是寧夏人和新疆人，他們懂得少量的阿拉伯語，能跟一些外國人進行簡單溝通。很多學英語的大學生有時也會來給外國人做翻譯，幫著他們經營生意和處理生活上的瑣事。甚至，在記者的采訪中，很多保安的夢想都是在上夜班的時候惡補英語，爭取某一天能成為某個檔口裏的翻譯。
由於生活所需基本齊備，這個外國人社區已基本成型。有一個賣裝飾畫的老板生意格外好，他賣得最多的一種畫是沙丘中的大象。“我知道非洲人喜歡這個，”他洋洋自得地告訴記者：“來中國這麽久了，想家了吧？”
過了晚上12點之後，天秀賓館已經找不到任何空閑的房間，寶漢直街上的登峰賓館也全部客滿，隻有新登峰賓館和寶漢酒店還有少量價格偏高的餘房。非洲妓女們坐在天秀賓館的左側圍欄上抽煙，期待某個喝酒晚歸的非洲人能夠把她帶走。不過男人們一般都會帶著黃皮膚的妓女回來。
對於非洲黑人召妓，在小北路幹活的值班保安郭峰說自己通常沒有辦法幹預——“值班的保安不會讓妓女上樓，但是很多時候他們會說‘這是我的女朋友’、‘這是我的親戚’，最後隻能隨便登記一個訪客名字，根本攔不住。”
無邊界的黑色
攔不住的事情還有很多。由於貿易糾紛，天秀大廈附近時而會發生衝突事件。“每次打架，中國人總會越打越多，七八個人打一個外國人，有時卻占不到什麽便宜。”保安羅昱對記者說：“其實老外的脾氣還好，但有些中國人不老實，有些人總是故意把次一些的貨賣給他們。”
在廣州，到目前還沒有涉及黑人群體，以及為其提供生活支持的群體的權威調查，但是在小北路、三元裏一代居住的中國人，認為黑人是治安隱患的基本上成為坊間的共識，其中以尼日利亞人的聲譽最差。對黑人的體味、生活習慣和外形作風的不接納，構成了這些隔閡的主要基礎。
生意上的糾紛、互不理解所造成的或明或暗的對立，一直橫亙在非洲黑人與廣州社會之間。在李誌剛於2006年在小北路調研的時候，就發現問卷的有效回收率相當低，幾乎不到一半，因為黑人對於相關調查持著戒備心理；而且，他們的蹤跡一般限於采購市場和居住點的生態係統之中，跟其他人幾乎不打交道。
記者接觸的大多數廣州居民都傾向於應該對黑人進行社會管理，但這管理的難度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廣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黃石鼎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境外人員原來是由出入境管理機關統一管理的，但現在他們隻管出入境事項，把境內的管理交給了派出所，公安部門沒有多少涉外管理經驗，也沒有相對應的外語人才，導致很多黑人入境後就‘消失’了。”
據中國官方統計，2003年以後，在中非貿易熱潮的帶動下，赴廣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 40%的速度遞增。廣州常住的外國人數目前已達5萬，其中可統計的非洲人就有2萬多，並且這個數據還不包括數量不詳的“隱居”非洲人，有報道稱這個數字至少20萬。在天秀大廈等地方，部分黑人經營的生意多未經工商管理部分登記注冊, 有些甚至是‘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住、非法經商) 人員。”
過去，“三元裏”、“小北”等地段是廣州人熟悉的黑人聚居點，但近兩年，由於廣州警方盤查非法居留的密度不斷增大，再加上金融風暴造成的國際貿易不景氣，很多黑人都選擇離開傳統的聚居點，越來越多的黑人出現在番禺、黃岐等廣州周邊的城鄉交接地區，與“天秀大廈-寶漢直街”相仿的黑人社會生態係統，正在悄悄地在廣州的其他地方建立起來，這對當地的社管係統來說，無疑是一項“新鮮”的挑戰。
在每個星期天下午，廣州的石室大教堂，數百個來自的黑人會聚集在一起祈禱、唱詩、學習《聖經》。他們出發來這裏的地點將會越來越多，而祈禱可能是他們最獨立又清淨的時刻：沒有人兜售貨品，沒有美金要兌換，沒有成堆的貨物要塞進貨櫃，也沒有警察查護照——踏出教堂，他們又立刻會回複街頭獨行人的角色。
廣州黑人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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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三元裏
集中街道：登峰街（麓景路）、永平街（沙湧南）、遠景路、廣花三路、增槎路
集中商埠:唐旗服裝城、迦南服裝城、禦龍服裝城
集中居所：金麓山莊（登峰街）陽光雅居（馬務）
登峰街多是尼日利亞人，下棠西是讚比亞人的聚居地，東至增槎路，北至馬務，三元裏大麵積地居住著難以計數的非洲人。這一帶的非洲客多在服裝城裏做生意，他們以極低的價格倒賣大量服裝販回非洲，最主要的是牛仔褲。
三元裏的非洲客中有大量人口，住在白雲區無數不見天日的接吻樓、鴿子籠裏，常常是十幾個黑人住一間，白天睡覺，晚上出來做搬運——為非洲或中東老板打工，以躲避警察對居留證的搜查。
廣州的布魯克林—環市東-環市中沿線
集中街道：越秀洪橋、小北路、淘金路、童心南路、建設六馬路
集中商埠：天秀大廈、陶瓷大廈（中非貿易城）、登峰酒店秀山樓
1998年，第一批進駐廣州的非洲兄弟就是以洪橋為中心開疆辟土的。如今這裏依然是廣州定居人數最多的黑人聚居地。
環市中路的天秀大廈有400多家非洲商埠，陶瓷大廈的租用者中則有30%以上的非洲人，一棟不起眼的遠洋運輸公司的住宅樓裏一半以上的租戶是非洲客。
在這一帶常住的非洲人多數從事貿易，在寫字樓裏擁有自己的一間辦公室。他們批發衣服及手機等各種電子產品，也兼做物流和運輸。小北路附近的居民樓裏，很多非洲人是拖家帶口過來的，多為常住，居住期在一年以上。
如今走在小北路上，儼然置身巧克力城。擦肩而過的黑皮膚比黃皮膚更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混合著中文和白話從耳邊飄過。
石室教堂一德路石室聖心天主教堂
周日下午的彌撒幾乎是非洲教徒的聚會。除了零星點綴著的中國人和歐洲人（多為工作人員），來做彌撒的90%都是非洲人。他們從三元裏、小北路、東圃、番禺趕來參加每個禮拜日下午三點半開始的英文彌撒，唱聖歌，做禱告，與同胞和兄弟姐妹們聊天。不少非洲人已成為了石室教堂的工作人員，他們義務分發講義，引導第一次來的兄弟姐妹熟悉環境，並以成為讚美詩合唱隊的一員為榮。對於很多非洲客來說，這是他們在廣州孤獨的生活裏最為動人的時刻。
番禺
集中居住地：麗江花園 、祈福新邨
入住麗江和祈福的多為非洲家庭，且是在廣州已居住多年、可能還有定居意向的家庭。他們在廣州打拚多年，不再選擇與同胞聚居，而與中國人做起了近鄰。入住環境優美、設施完備的大型社區，標誌著廣州的非洲客人由漂浮狀態變為融入。
麗江和祈福都有針對外國人專門的管理條例。
東圃
集中商鋪：天河廣場
住在這一帶的大多數是在天河廣場做生意的非洲人，也有很多人每天搭乘公交來回於火車站和東圃之間。白馬服裝城中很多非洲業主都居住在東圃。
東圃一帶的很多教師樓最先有黑人入住，教師們把自己多餘的房屋介紹給黑人留學生住。久而久之，留學生們帶來了他們的朋友和同鄉，如今東圃也已形成了規模不小的非洲人聚居群。
Julio自傳:Still alive in GuangZhou
julio和中國妻子及長女在廣州租住的公寓樓前合影
眼睛圓大，生活在廣州的剛果人Julio最近有點煩：一是金融風暴讓他的生意陷入了低穀，二是近來警察頻頻到他家查護照、簽證，三是哥哥Mathew一家的照片出現在一份本地報紙上，成為了尼日利亞人在廣州聚集事件報道的配圖，盡管他們與此毫無關聯。
我是Julio，來自剛果，42歲。小時候住在首都金沙薩，除了讀書，我會跟夥伴們拿兩條木棍做球門，光著腳踢足球。我也叫朱力，現在生活在廣州。我有一個中國老婆，還有兩個女兒。我去過中國很多地方，最後留在了廣州。
1990年代中期，廣州還沒有多少黑人，我已經在沙河頂（注：廣州的老服裝批發集散地）做生意。我愛廣州，熟悉這裏的酒吧，老婆也是在這裏認識的；我也曾在城中村被偷過褲子，在小北路（注：目前廣州非洲人最密集的地區）開過公司，不過最近卻被警察頻繁地查護照。
世界在變。小時候我是天主教徒，現在我信基督。小時候我不想來中國，但爸爸跟我說“中國至少可以發射衛星”，所以我來了。小時候我和哥哥在教堂彈吉他，10年前我在東莞夜總會賣唱，現在我要為兩個女兒還有車子與房子，在廣州奮鬥。我曾經差點崩潰——從香港到上海都找不到工作，我打國際長途向爸爸訴苦，但爸爸卻說 “你是個男人，你回到剛果照樣也沒有工作，你必須留在中國”。
我在中國的20多年跟太多中國人打過交道，而我在廣州的故事，也可以說上幾天幾夜。
哥哥說，我們的孩子就是Afircan Chinese，他們的中文都會說得很好，在中國的前路將會更順利。未來他們的中國故事，大概也不會像我這樣離奇。
中國印象
如今我在廣州租房居住，一個月2500元。這是個炎熱的城市，有時我會帶著孩子們去遊泳。我的故鄉很少高樓，四野開闊，廣州曾經也這樣，很適合我，可惜現在廣州的高樓也多了。
李小龍和《丁丁曆險記·藍蓮花》是我最初的中國印象。動畫片裏那些帶著飛簷的建築，還有象形文字都是我感興趣的。想不到，這些在幾十年後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
剛果也有中國這樣的官僚係統。我爸爸是公務員，他在首都國土局工作的時候，生活得很滋潤，給我們幾個兄弟每人都準備了一塊幾十平方米的土地（將來蓋房子），可惜後來一個一個地都賣掉了。
老實說，我在剛果時隻對上海有好印象，因為留學歸來的同胞說上海人思想很開放。後來我也到過上海找工作，當時上海人確實不排斥外國人，他們“排外”排的隻是外地人，不過聽說現在已經好多了。
我剛來中國的幾年，是在北京的大學裏度過的。那是1980年代，街上基本上看不到黑人，很多人見到我都會“哇！看看看！”這樣叫，讓我有點不舒服。在學校，有的老師會告訴學生尤其是女生不要接近我們，說我們會傳染疾病，所以如果我坐在某個位置，旁邊是絕對不會有女生的。
即使是現在的廣州，仍會有類似的情形。我哥哥說廣州有兩種中國人：一種就是主宰廣州的人，他們覺得外國人沒有什麽不同；另一些就會很在意你的膚色，如果你走近他們，他們會走得遠遠的。
我現在還記得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北京快畢業的時候，我曾經在一個飯館裏被幾個中國人圍攻，額頭都被打破了。當時我和一個中國朋友在飯館裏坐下來，就聽有人喊我“滾”，接著先是有一個人拿扁擔來襲擊我，後來又來了三個人用凳子砸我。我沒有反抗，拚命用手護著頭，直到血流出來，他們才停手。
後來警察對我解釋說，這是因為那些人早前被一些換外幣的黑人欺騙了，希望我不要把這個事情鬧大。我覺得很委屈，為什麽其他非洲人的犯罪，要讓我來承受痛苦？
1990年前後，我在中國的生活並不順利。我畢業後去過上海和香港，但找不到工作。香港對外籍人打工監管很嚴，上海企業則對我說他們隻招本地人。那時我最大的樂趣是在酒吧裏彈唱賺錢，酒吧裏外國人多，在音樂中喝酒的氣氛也很適合我，那些時刻，我就像回到了金沙薩。
夜場江湖
我住過廣州的各種樓房。1996年我住在天河的城中村，有一天我的褲子被偷了，後來發現是窗外的小偷，用長長的棍子伸到屋子裏挑走的。我在城中村住得並不久，因為警察很快就跟我說，我（非洲人）不能在這裏住，因為不安全。於是我隻得搬到更貴的地方。
活在廣州，不免要跟派出所打交道。我當時住的一個小區，就隻有我一家黑人，我入住時還主動去派出所登記。我就算接待故鄉的朋友，也會主動帶他們去派出所登記，但警察還要到你家裏查，我就想，為什麽要這樣？是的，他們對我不信任，他們太緊張了。
在中國最艱苦的一年，是1990年，當時剛畢業的我在順德打工。公司安排我住農民房，整個冬天都沒熱水。我跟上司經理出去談業務時，必須說英語，不準說中文，還要自稱美國人。這個經理不喜歡我跟其他人接觸，甚至不讓我跟董事長接近，但我開始交朋友了，學會吃狗肉、吃海鮮，董事長秘書還開車帶我去兜風。
1990年代下半期到2000年年初，我是個到處跑場的非洲歌手。我到過很多省份唱歌，有小城市的小劇院，也有大都市的酒吧。在有些地方，人們來看演出隻是為了圍觀我，廣州曾經很旺的“非洲吧”，也是我1995年駐場唱歌時帶紅的。東奔西跑地，很多人請我喝酒、洗腳，我還曾經很納悶，中國人為什麽要專門去洗腳呢？
在夜場唱歌，基本上沒遇到過警察來盤查的情況，反倒是在一些小城市裏，文化部門會來演出現場找碴，然後說我是外國人，又沒有演出證那樣的要罰款，有一次還把我的護照給沒收了。不過，經紀人還是能通過關係或花錢把我的護照給弄回來。
彈琴唱歌的那些年，我才二十多歲，月收入上萬，花錢很隨意，每個月交給廣州移動的話費都有兩千多。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去東莞的夜總會演出的情形：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列在大門口，好架勢，我從來沒有見過。在一些大的夜場，我還跟一些明星同台過，譬如香港藝人“大傻”，成奎安。我當時好奇地問他，你能演這麽多黑社會角色，而且演得這麽像，他回答說：“我自己就是黑社會，當然演得像啊！”
在夜場的台上，我要唱歌，要搞笑，有時客人還要你陪喝酒，有的客人喝瘋了，把一疊疊港幣、澳（門）幣、人民幣拿出來甩，成千地給我小費。有的客人喝多了也會亂說話，有一次，我穿了八路軍的演出服唱歌，一個觀眾就走上台來，搶了話筒，說你們外國人敢侮辱中國的解放軍！還有些客人，會用很難聽的話來挑釁我，但慢慢地，我也就習慣了。
放浪的生活始終不是長遠之計。我經常兩三點才能睡覺，偶爾被迫喝醉，而且我遇到的人都是素質比較低的，站在台上還得不到尊敬。在2001年的時候，我已經32歲了，我真的想放棄那種生活了。
風月過後
我是有夢想的。剛果有很多河，很多水資源，卻沒有人知道利用，剛果人不會用機器，隻會用手去勞作。我和哥哥最大的夢想，就是在中國買一些養殖設備，將來運到剛果去發展農業。
但是，在中國的頭十幾年，我幾乎把自己的信仰都拋卻了。在我想離開夜場，離開唱歌歲月的時候，我又重新接近了上帝。是的，我感覺到孤獨，我想跟上帝說說話，得到他的指引，而且我很想安定下來。
這時候我想結婚了，但在中國找老婆並不容易。第一個跟我玩得好的女生，是在北京讀書時的大學同學，班上同學都對她說外國人很會騙中國女孩子感情，但她覺得我人很好，而且她找我也是為了練習英文。在夜場唱歌的時候，我也交過一些女朋友，但我知道那些都是短暫的——很多隻是想我給她買東西，或者懶得幹活，住在我家而已。
我曾經對一個中國女孩動過結婚念頭，她叫阿蘭，我在1996年開始跟她談戀愛。她是一個開美容店的廣州人，從來不要求我買什麽、做什麽，一切都是順其自然，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樣懶惰或者隨意。我們斷斷續續地在一起，直到2001年的某一天，她跟我說，她交了個可能要結婚的男朋友??結果我參加了她的婚禮，當然，新郎不是我。
2002年認識我太太時，我也沒想到會與她結婚。她是在小北路做服裝生意的北方人，粵語說得很好。除了阿蘭，她是第二個會幫我洗衣服、做飯的女孩子，也不喜歡看我在夜場的那些演出。我一直跟她說，我很想安定下來，好好地在這裏生活下去，但如果你的父母不同意找一個黑人做女婿，我不會勉強與你在一起——很幸運，這次跟過去的女朋友不一樣，她父母並不反對接納一個非洲的女婿。
2005年，在拍拖3年後，我們結婚了。我到太太的老家去時，她家裏來了好多親戚，四鄉的人都來了，每天都有很多人來看我。那真是很奇妙的事情，那種感覺，跟過去在北京，或者現在在廣東的農村被圍觀的感覺不一樣。我爸爸媽媽也過來了，他們不懂中國話，但兩個不同種族的長輩能坐在一起，真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
我現在有兩個女兒，長得既像她們的爸爸，也像她們的媽媽。我每天給他們看英文兒童碟片，逗她們玩，教她們說中文、英文和剛果話。我會帶女兒參加基督教小組的活動。我的大女兒說她將來要做個醫生，每天都要給我打針，我則學會了用打針來嚇唬其他小朋友，無論他的皮膚是黑的，還是黃的。
在我的故鄉，家庭的關係就是像彈簧一樣，可以無限地拉長，卻不會斷裂；親人間會有不同的意見，會有一些矛盾，但是決不會斷絕關係。但我覺得很奇怪的是，現在很多中國人都把自己的孩子丟在故鄉讓老人家撫養，我們剛果人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生意難做
我做的第一筆貿易生意，是在2002年。那次我為一個剛果商人采購了一萬多人民幣的貨物，她給了我100美元的酬勞。哈，當然，她不知道我在采購時，其實也像其他中國人一樣吃了回扣。當時，廣州向非洲的出口正在起步加速，小北路開始有非洲商人聚集，我已經能帶著同胞在沙河頂一帶采購貨品、運回剛果了。
廣州周邊的輕工業、電子工業發達，又有很多批發市場，加上離香港很近，很多非洲人都來做生意——有的是穆斯林國家的商人帶過來，有的是香港的非洲商人轉移過來。廣州不像香港那樣空間密集，生活成本也低一點，買貨、發運都很方便，而且，廣州的警察長期以來對我們也算友好。
2005年，我的公司也開到了小北路附近。那時候生意真是好啊，很多非洲下家的采購者一來，就有很多人——無論是非洲人或者中國人擁過來搶生意。我很聰明，把公司稍微開在附近非洲人沒那麽密集的地方，這樣我就可以避免客人被撬走。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從去年奧運會之後開始變得糟糕的。之前很多事情都很好，生意很順利，非洲商人來來往往，但奧運之後，很多人從非洲的中國大使館那邊拿不到簽證了。既然沒有簽證，非洲客戶也來不了，加上金融海嘯，所以對於我來說，2008年真是很壞很壞的一年。
金融海嘯加劇了一些貿易糾紛，收了錢沒出貨，給了定金不付款等事情經常發生。其實，中國商人提供的貨物的質量未必過關，非洲經濟也不穩定，非洲客戶簽了合同也會有付不起的時候??唉，很倒黴，我的公司現在也有個生意官司纏身，已經花了十幾萬（打官司及賠償），還有幾萬（花銷）在後頭呢。
我是個良民，每年都會去工商部門辦執照年審，不過也有小部分商人不辦手續，一般是那些沒有固定辦公室的皮包客。你想想看，不辦執照，在天秀大廈裏每個月租金就要3000多，被查封的話損失該有多大呀！而且有了營業執照，你就可以辦就業證，這樣你的簽證就可以有效了。
今年六月和七月，人們不知道的是，警察查非洲人護照的次數突然增加了很多，這讓我很不習慣，我經常跟那個早就認識我但又三番四次到我家查證的警察說：“你明知道我不會跑路，為什麽還這樣不信任我呢？”
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國家，是非洲國家的榜樣。中國30年之前和現在的非洲國家一樣，我們到這裏，是想知道中國是怎樣做到（目前的樣子）的。連你們記者都不懂，這裏麵有複雜的東西，但很多非洲人卻以中國為豪。
在尼日利亞人聚集的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媒體一下子都來關心黑人問題了。其實對於黑人，記者是應該多報道的，這麽多非洲人在中國，又有哪個中國人肯坐下來好好跟他們談談，看看他們在想什麽呢？人們總是懶得去尋根問底。我猜測，尼日利亞人並不是針對中國人在遊行，而是針對公安部門的執法，為什麽你們（記者）隻去寫非洲人的不好呢？
去年金融海嘯到現在，我公司的生意很淡很淡，我曾經請過三個中國雇員，現在為了節約成本，隻留下了一個。生活還是得繼續，我還得養大我的孩子。我還得尋找安哥拉的大客戶，他們有石油、有購買力，我想繼續把醫療設備和電器交易賣到非洲去。
希望倒黴的日子盡快過去吧。
mathew一家在廣州番禺麗江花園住所內的合影。
一個跑，一個抓，永遠都沒完
Q：你最近上了報紙卻是負麵新聞，怎麽看？
A：你是問我對尼日利亞人聚集事件的看法嗎？這涉及了很多問題，很多外國人住在中國，尤其是廣州。但我剛來廣州的頭兩年都沒有和警察打過交道，唯一的一次還是因為我的簽證過期了，我要去警察局續簽。當時也沒有警察問我為什麽會在這裏，出示你的護照。
Q：你與中國警察相處很好？
A：是啊，他們很好，我不怕警察。不過到2007年、2008年，事情發生了變化，他們會不斷地檢查護照和簽證。但這對我並不是什麽大問題，因為我知道很多的國家都是要檢查的，需要查看你的passport，你的常住居民證，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這種檢查後來變得不是很正常了。去年，我居住在另一個小區，盡管他們知道我在那裏住了差不多四年了，很多人都認識我的家人，也知道我有工作，但他們每個月還是都會來檢查我。
Q：你會感覺不舒服嗎？
A：我說了，我生氣了。有一次我下去買東西，他們都要查我，甚至你上廁所他們都要查護照，真的很生氣。到底是什麽事？現在我每次看到警察，都會覺得他是來查我的。以前看到警察，還會和他打招呼，說“hello”、“how are you”，但是現在看到警察就頭疼，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覺，很多外國人都有這樣的感覺。簽證的環境也在變壞，包括香港和澳門的簽證，過去經常很快能簽到短期的，但現在已經很難了。
Q：有沒有朋友因為簽證而被抓過？
A：有的，警察看到他們的簽證過期了，就會把他們關進監獄，然後讓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聯係，幫他們買好飛機票，另外交5000塊錢，然後警察會送你去飛機場。很多朋友都這樣回家了，然後就沒有再過來。
Q：你覺得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A：如果你去問所有的外國人，他們都會說，噢，中國政府不喜歡我們，尤其非洲人反應更強烈。但是，中國人對白種人的印象通常比較好，提起黑人，有些中國人就會說，“啊！他們很臭。”其實，如果你不能將在廣州的非洲人召集在一起討論問題，了解他們，你就不會知道他們到底有什麽困難，你就沒辦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目前的做法，就像Tom and Jerry（貓和老鼠），一個跑，一個抓，永遠都沒完。
尼日利亞人的新居點
一個剛做完彌散的非洲人在廣州石室大教堂前照相留念
記者·炫風 實習生 黃薪儒 廣州、佛山報道 攝影·孫炯
8月9日(星期天)下午，尼日利亞人Miky和Johnson去廣州的教堂去做禮拜。他們從居住的地方——佛山南海的黃岐出發，到廣佛公路邊的公交車站坐車。天氣潮熱，公交車很擠，當這兩個膚色黝黑的非洲人上車時，司機開始習慣性地不耐煩了——他皺著眉頭，撇了他們一眼。
上車的地點，距離廣州著名的石室大教堂大約7公裏，而非洲黑人大約半年前才開始經常出現在這條行車路線。也正是這短短半年間，Miky和Johnson所居住的黃岐，逐漸有黑人聚居，其中絕大部分都來自尼日利亞。
不過自從上個月在廣州三元裏一帶發生了尼日利亞人的聚集事件之後，尼日利亞人群體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對他們不利的社區情緒也開始在這裏蔓延。
“黑客來了”
7月31日夜晚，在黃岐商業街，第一次見到Miky時，他拿出了一張廣州中院的旁聽證。“我的朋友和中國人打架（的官司），今天我去旁聽。法庭上隻有我們兩個黑人。不過他下周就會被放出來。” 說話時，他有點靦腆。
對於住在三元裏、小北路附近的廣州人來說，僅從外貌上，尼日利亞人的樣子和其他黑人並無二致，但他們有個特點——往往離不開“打群架”、“犯罪”或者 “治安問題”這些字眼。不過，對於非洲人來說，尼日利亞就像香港，由於大量進非貨物要經由尼日利亞轉到其它非洲國家，所以尼日利亞人幾乎就等同於進出口商人。
“他們更‘國際化’，穿著得很隨便，通常都是牛仔褲T恤，像我們這些其他國家的非洲人，穿著會更民族一些、鮮豔一些、講究一些。”在廣州居住的剛果人Mathew說從衣著上可以簡單辨識尼日利亞人。
在黃岐商業街，不斷增加的尼日利亞人給房產業主們帶來了生意。記者探訪的一棟四層高的商用樓裏，上麵三層已經住滿了尼日利亞租客，而一層則是士多，為這些黑皮膚租客們提供啤酒、香煙和餅幹。在幾天前，又有兩個尼日利亞人過來租房子，但包租婆陳太太實在騰不出地方，隻好把他們轉介給其他有房產的當地朋友。
這棟商用樓的樓主，是自稱“黑人居委會主任”的包租公陳德（化名），他把每一層樓都劃分成若幹套房，每個房間分租給一到兩黑人。“一般外地人出400元租的房間，他們出到600都沒問題。”據其介紹，從春節開始陸續有不少尼日利亞人到這裏租住。在幾天前，又有兩個尼日利亞人過來租房子，但包租婆陳太太實在騰不出地方，隻好把他們轉介給其他有房產的當地朋友。
尼日利亞人的消費力對於陳德來說潛力無窮。一個半月前，他在一樓開了一個有英文標識的雜貨店，還專門買進嘉士伯、喜力等適合非洲人口味的啤酒；現在，他的房子每天晚上都坐滿了黑人，既有Miky和Johnson這樣在黃岐居住的，也有很多專門從廣州小北路等地跑來玩耍的尼日利亞人，他們與商業街上日漸增多的小販混雜在一起，演繹著這一帶今年來最明顯的變化。
在商業街附近，大多數樓盤（無論屬於廣州或佛山）的住戶都表示，由於擔心治安隱患，他們不容納非洲黑人入住，尼日利亞人隻能在商業街這類流動性更大的地段尋找聚居點。黃岐商業街的物業這幾年的租售情況很不理想，所以樓主們對這些“天上掉下來”的租客，多數采取了歡迎的態度。
在半年前，黃岐商業街還是一段空空蕩蕩，零星分布著夜宵排檔的步行路，現在兩邊已經陸續出現了長途電話店、發廊、非洲食品店，24小時幾乎都有黑人來消費。這些電話店的資費一般都比電信運營商要低的多，而發廊則多數由黑人師傅打理——你付上30美元，就可以做一個富有非洲特色的辮子頭。
開會自治
8月4日晚，陣雨。二十多個尼日利亞人圍成一圈，他們正在“開會”。其中的一個人站起來激動地申訴，他的一個同胞向他買手機但遲遲沒有付錢，經過一輪激烈的爭吵後，他們達成協議要給欠款者施壓，以平息這個內部的糾紛。
自稱 “黑人居委會主任”的陳老板在會後還熱心地表示，如果尼日利亞人有需要，他可以幫助解決糾紛。“（尼日利亞人）有什麽生意做，我都會攬下來；想解決的，都可以幫忙解決。”
對於Miky們來說，警察無法與他們溝通，他們在社會上遇到矛盾，通常都要靠“Nigeria Union”解決。“這是一個很鬆散的組織，有尼日利亞人聚居的地方就會存在，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另外，我們也很怕壞的同伴破壞我們的形象，Union 甚至會把做壞事的同胞揪到派出所。這是在尼日利亞人墜樓事件前就有的。”
根據多個被訪非洲人的描述，從去年末開始，廣州警方針對外國人的查證行動有所增加，而中國對非洲人的簽證及延期則日益嚴格，這使很多無法獲得正常居留條件——尤其是那些有護照，做小本生意但沒有固定辦公場所，因此得不到簽證保證的非洲人，不得不離開小北路等傳統的市區聚集點，向更偏遠的居住點轉移。
很多非洲人都說，他們不應該全被當作小偷一樣的 “壞人”。“如果警察要查小北路，他們會馬上逃出小北路。他們想補辦他們的簽證，繼續留在這裏做生意，但現在補辦簽證已經變得不可能，所以他們陷入了麻煩，也開始製造麻煩。他們人太多了，你沒辦法一次抓住他們，而且你早上來檢查，前一天晚上他們就已經躲了起來。”在廣州居住超過十年的剛果人Julio說道。
Miky無疑是黃岐尼日利亞人中備受尊重的一個，因為他得到了廣州執法部門的信任，還邀請他去法庭旁聽涉外案件。在與記者聊天時，Johnson曾把Miky的中國妻子以及混血孩子的照片給記者看，其他人都流露出讚歎的神色，他們談到Miky的妻兒，通常都會顯得十分興奮。
國際Store
8月9日晚有切爾西與曼聯之間的比賽。Miky是切爾西的球迷，他押了兩百塊錢賭切爾西獲勝。通常，尼日利亞人對擁有眾多非洲球星的切爾西隊懷有好感，他們多會聚集在商業街一帶收看電視轉播。
這個夜晚，就像記者和他們共同坐在露天躺椅上的多個夜晚一樣，Micky們坐在露天檔攤邊，時不時會用簡單中文買啤酒、香煙，甚至打電話叫麥當勞的外賣或者糧油店的大米。這是他們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間。
Miky的朋友，母親是尼日利亞人的南非人Ossy，也住在黃岐，很胖的他在商業街聚居的黑人中很突兀。Ossy的“職業”是按照家鄉親友發來的短信在廣州采購各類電子配件。“在我的家鄉，我也開了這樣一家‘Store’，我買的東西就是托運過去讓那個‘Store’賣。”他指著陳德的小店說，“陳老板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除了喝酒，Ossy經常做的是打電話以消解無聊，已經30歲的他目前還沒有在中國找到女朋友。在黃岐，一些尼日利亞人已經找到了女朋友，住在同一棟樓的年輕人KC，就跟一個廣西女孩住在一起。“隻要你能講中文，其實沒想象中那麽難。”KC對記者說。
陳老板的英文不好，他沒有辨認尼日利亞人的居留資格。他對每一個黑皮膚租客的身份查核，就是看看他們有沒有護照，並告訴他們“如果‘搞事’的話，就到附近的河邊去弄”，否則他這個“黑人居委會主任”會取消他們的租住資格。
看慣了香港電視新聞的黃岐本地人，有些還記得十年前尼日利亞人在香港製造了多起罪案。不過，對於尼日利亞人來說，中國人也是危險的。Johnson就對記者說，他曾經下單買10000美金的手機，結果拿到的都是假貨：“我一開始就不喜歡中國人。他們不但騙外國人也騙自己人。他們99%都是壞人。”
尼日利亞人墜樓後聚集的那天，情緒激動的Johnson就在現場。“當時的情況是，警察並沒有跟那兩個尼日利亞人說清楚意圖，兩人情急之下隻能逃跑，結果一人不慎掉了下去。”
對比之下，黃岐的警察以及為尼日利亞人提供生活空間的陳老板們，與尼日利亞人之間的關係目前還算融洽。盡管近兩個月，在黃岐商業街一帶巡邏的警察也多了起來，但目前，他們仍隻是在巡邏時跟陳老板們打個招呼——“大家都係兩餐，隻要不鬧事就得啦（大家都是為了謀生，隻要不鬧事就可以了）。”
但似乎誰都沒有底，這種目前尚算融洽的狀態能維持多久。
很近，很陌生——廣州人對非洲裔客人的印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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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居住在廣州的剛果人坐公車去弟弟家做客。 攝影·孫炯
中國本地居民和非洲裔外籍人口這兩個種族群體在身體和文化上有著巨大的差異。雖然目前尚沒有出現種族的對立，但部分的、局部的緊張關係已經初現端倪。
這一點從廣州人現在對非洲裔外籍人口的稱呼上也可以看出來。本用於泛指外國人的“鬼佬”，在廣州現在幾乎成了“黑人”獨享的代名詞，更多的人則直接稱呼為“黑鬼”。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很多本地人在提到非洲裔外國人時常常要極力表現出自己沒有種族歧視，麵對調查者詢問時往往稱呼其為“黑人”，但稍微不注意在講話中就直呼“黑鬼”了。雖然這樣的稱呼在廣州人那裏並不帶有歧視或蔑視的意味，但我們還是能夠從人們的稱呼中感覺出居住在廣州的中國人對非洲裔外國人與其他外國人態度的不同。
本地媒體和公共傳媒對於廣州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報道，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更能反映出公眾對於黑人的態度。廣州城市的開放性、文化的多元性和中國人固有的文化寬容性使得國人或公眾對於非洲裔外籍人口相當包容，極少會表現出種族的或群體的歧視。但是從媒體的報道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公眾對廣州市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形象塑造過程，以及在這個塑造中所呈現特點：
其一是在報道過程中盡量避免出現種族歧視或族群歧視的口氣和字眼，尤其是在傳統媒體上，這個特點更為突出，而在網絡上則表達得更為自由一些；其二即強調非洲裔外籍人口在廣州的總數多，而且增長快，必去重視黑人問題；其三，即提示目前出現和可能出現的社會問題，如非法滯留、社區內的違法和犯罪行為、黑幫、毒品、艾滋病以及中非人種的混血等問題；其四是部分網民開始表達對大量非洲裔聚居廣州的不滿，並開始討論種族歧視等敏感性問題，也有部分人在網絡論壇上表現出對非洲裔的種族和族群的不滿和歧視傾向。
公眾對在廣州黑人的不滿和負麵評價情況在調查中也有所體現。在不同社區的對與黑人有過近距離接觸或互動的10名本地人的訪談中，幾乎全部被訪者都提到了“黑人體味較重，不習慣與他們近距離接觸”的問題，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不願意跟他們做鄰居。
在小北路天秀大廈、環市中路陶瓷大廈中非商貿城、登峰街批發市場、廣園西路迦南服裝城等對10名中國商戶的訪談中，全部都提到黑人缺乏誠信的問題，並提醒與非洲人做生意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其中有4人是自己遭遇過被騙，其餘都是聽熟人說起存在這種情況。
在對10名隨機抽取的出租車司機的訪談中，全部被訪者都提到黑人體味的問題；全部被訪者都說從禮貌和素質上來說黑人不如中東人、印度人和日韓人，中東人、印度人、日韓人不如白人（西方人）；全部出租車司機都說黑人小氣，打車的時候常常少給錢，並且不給1元錢的燃油附加費，而且還常常要求違規停靠；有8 名出租車司機表示不願意拉黑人，如果是其他外國客人和黑人同時打車，他們優先拉其他外國客人。
由於是初步調查，很多更為深入的問題還沒有展開分析。但這些情況表明廣州市許多公眾已經開始對部分非洲裔外籍人口表現出不滿，並且有一部分人開始把這種不滿投射到整個非洲裔群體上麵。
當然這些問題不是出於種族歧視或族群歧視造成的，其中有些是因為文化差異、生理差異、有些是因為溝通不充分或缺少溝通造成的。因此，在這些問題未激化為種族問題和族群衝突之前，我們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盡早出台一些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以全麵地或部分地改善族群緊張的程度與實際和潛在的種族衝突的強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來到廣州的這些外籍人口已經是這個城市的一部分了，他們已經不僅僅是我們城市的客人，他們正在主動地參與這個國家和城市的發展進程，他們的需求、權利和存在的各種問題都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廣州市民談黑人：“別對他們笑，笑了他們會求愛”
旅居廣州的廣大非洲裔客人的存在影響著市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在與中國人交往的過程中，他們的形象也被日益鮮明地塑造出來。記者采訪了部分與黑人有過親密接觸的普通市民。也許每一個人的觀感都是片麵的，隻要綜合起來，我們或可以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廣州市民心目中的黑人形象。
羅欣欣 (小北路外國食品專營店Hayat店員)
我男朋友是赤道幾內亞人，在天秀大廈做貿易。前幾年他還是跑腿的，現在算是老板了。他批發衣服帶回他們國家賣，我經常陪他一起去三元裏看貨。
為什麽和他在一起？因為他懂禮貌、負責任，而且他中文很好，我們很談得來。很多中國人對非洲人有偏見，覺得他們粗魯啊，不講禮貌啊。但我男朋友就是一個特別勤奮負責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對我有看法，覺得中國女生居然傍老外，還是個黑人。我不想解釋。在美國，白人和黑人結婚的不是很多麽？中國人有很多偏見和不信任，相比之下，我男朋友簡單多了。
江興華(出租車司機)
平時我經常跑機場。接的黑人那太多了，三元裏這兒的角落旮旯我都熟。很多黑人不會中文，我也不會英語。大部分時候還算平安無事吧，但有種情況很討厭。廣州出租車你知道不能超載的，後麵隻能坐3個人。常常有一個黑人在路邊招手攔車，我一停下來，嘩，突然竄上來五六個黑人。他們多高大啊，把整車塞得滿滿的。我讓他們下車，他們不聽，在後麵亂罵亂吼。反正隻能是我拉他們走。
有時幾個人坐在後麵一起唱歌，我挺受不了的。我兒子念小學，班上有黑人小朋友。他好像跟人家處得還挺好的呢。小孩子比我們少一些成見吧。
謝曉娟(新白雲機場安檢處地勤)
我在國際口做地勤，每天都和黑人打交道。幾乎沒有人不超重的，他們回一趟家不容易，中國物資多，他們總是能帶多少就帶多少。幾十條牛仔褲、幾十瓶洗發水的，超重了我當然要給他扣下來。他們特別能耍無賴，不高興就不吵大鬧，常常搞得我們地勤一點辦法也沒有。
一來二去也熟悉了其中一些黑人，有些可以稱作朋友吧。我對他們的印象就是，過分熱情，有點嚇人，和我們對感情的態度不一樣，很容易就要約會你，向你求愛。也不能說這樣就是壞人吧。感覺他們在廣州，大部分都很寂寞，無論是三元裏還是小北路，黑人多歸多，但和整個廣州當地社會生活並沒有融入。
江文婷(羅欣欣同事)
小北路的中國女孩都經常被非洲人搭訕，千萬不要跟他們有眼神交流，一交流就麻煩了。有次我搭電梯，對麵站著個黑人老外，那時我小，又緊張，而且他長得還比較麵善，我就朝他笑了一下，結果後來每次偶遇，他都纏著我要電話號碼，還總說一些我愛上你了我可以約你嗎我想和你結婚之類的話，太誇張了。
張先生(三元裏黃沙崗一帶治安巡邏)
（這一帶黑人多？）是啊。（對你們的管理上有沒有什麽影響？）沒有。礦泉派出所的事情，那是特例，你們記者不要一天到晚拿出來說事了。有幾起偷竊、搶劫啊，那都是正常啊。中國人也幹這事對不對啊？這一帶很正常，你們記者不要渲染得那麽恐怖。我巡的這一帶沒有黑人鬧事，你不要亂寫。
陳老板(環市路報刊亭老板)
我住的這棟樓，是廣州遠洋運輸公司環市中路住宅樓，原來這裏很安靜的，現在住滿了黑人！晚上吵死了！上次我兒子跟一個黑人吵起來了，他們大半夜的音樂放得好大聲，敲門根本聽不見，我老婆氣得每夜睡不著。我兒子說，他們講的英語裏全是髒話，而且動不動就想揮拳頭。
李澳(華南理工大學研究生)
我們華工有很多黑人學生，我實驗室裏就有一個，是剛果（金）人。平時上課做實驗很少見他來，上學期他掛了好幾門課，導師讓他暑假留下來補修，他說自己忙著去實習。其實我們同學都知道他又去滿中國的玩去了。真不懂他們為什麽要來中國讀書，幾年讀下來還是一句中文不會講，聽也聽不全，我們學校大部分課還是中文開的嘛，等於他們連課都上不了，不知道學校怎麽會招收這麽多非洲生。
成伯(三元裏工人)
黑人後生仔挺好的！我們倉庫很多臨時工就招的是黑人啦。你看剛才那個，我們喊他馬利啦，他們力氣很大，幹活勤快。
下班了我們還一起喝過酒。我老頭子也不會講英語，就看他們幾個黑人小年輕在那邊喝得很開心啊。他們好像無憂無慮的，雖然沒什麽錢，又背井離鄉。
前年有個後生仔是盧旺達的，會說中文。他跟我說中國很好，又和平又安全。他們家好像還在打仗呢。我覺得廣州不應該對他們有歧視，廣州一向是包容的嘛。
方師傅(出租車司機)
我也載過一家黑人，住天河北，男的高高大大，彬彬有禮，女的安安靜靜，小姑娘黑溜溜的長得特可愛。他們行李特別多，我就下來幫他們搬了一下，然後人家又是握手又是擁抱的。這樣的黑人太少了。
黑人湧動，裹挾五大問題
7月15日，廣園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當地派出所。攝影·楊曦
文·包勝勇 （社會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係主任）
一、原住民認同障礙
黑人的聚集對於原有社會的居民來說，是一種突生社會結構，會令本地民眾產生一定的認同障礙和文化震驚。
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族和種族關係相對簡單的國家和社會，大量的外籍人口聚居空間的出現，使得原有的社會空間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尤其是這個過程發生較快，對於原有社會的居民來說，是一種突生社會結構，會令本地民眾產生一定的認同障礙和文化震驚，接受起來需要一個過程，而能否成為一個良性發展的過程，則取決於這個過程中外籍人口與本地人群之間族群關係的發展。廣州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集在特定區域所引發的社會效應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種族問題的隱患
當這種聚集產生一些社會安全和秩序問題，並帶來利益競爭時，反應會更加強烈，也容易埋下日後種族問題的種子。
盡管廣州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的開放性、國際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城市，但非洲裔外籍人口聚居與本地人所形成的一種族群關係對於現代的廣州來說也是一個新生現象。它既不同於曆史上的情況，也不同於今天國內各民族之間相處的關係。這種新現象的一個主要特征是這個新型的族群關係，是基於種族關係的。
非洲裔外籍人口在身體上與中國人具有根本不同的種族特征，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差異，因此就像生物界的物種外侵時一樣，本地人具有一種本能的應激和反應，尤其是當這種聚集產生一些社會安全和秩序問題，並帶來利益競爭時，反應會更加強烈，也容易埋下日後種族問題的種子，這是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移民過程中一個特殊的社會反應過程，因此不得不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這種基於種族關係的新型族群關係如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及城市管理和社會管理部門的立場、態度和措施。
三、國際人口非法遷移
在非洲裔人口聚集區，形成相對排他的社會空間時，客觀上也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提供了一種社區和群體的掩護。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等所謂外籍人口遷移中的“三非問題”是一個國際性難題，各國都製定了相應的法律和製度來應對這種情況，但是效果卻十分有限。對於我國民眾來說，從國內偷渡到國外，或者非法居留國外發達國家等誘發的案件屢見不鮮，而對於外籍人口偷渡到國內或者在國內非法居留、非法就業則相對陌生。對於我國政府及相關部門來說，對於此等情況的處理和應對也尤其缺乏經驗。
從有關官方部門的統計來看，目前廣州居住的非洲裔黑人大多是持我國外交部駐外使領館簽發的旅遊、學習、訪問或工作簽證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士，還有一部分是入境後簽證過期造成非法居留的，也有一部分是有意過期滯留或故意遺失、損毀護照、簽證等入境身份證件非法居留的，還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則是非法偷渡入境的非洲裔外籍人口。
據有關學者和媒體調查，現在廣州非法居留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占據很大比重。尤其是當非洲裔人口開始形成聚集區，形成相對排他的社會空間的時候，它客觀上也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黑人提供了一種社區和群體的掩護。由於非洲裔人口相對突出的身體特征，他們在本地居民區出現和活動時非常易於辨認和發現，而在黑人聚居社區活動則很難發現；同時，非洲裔外來人口之間也常常互相掩護，為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同胞提供各種幫助、交流經驗，使得越來越多的非洲裔人口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這種情況使得警方打擊非法移民的工作異常困難。
此外，大量聚居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很容易形成一種社會生態結構，也容易產生有組織犯罪和組織化的非法移民活動，這就為中國的出入境管理、外籍人口管理和城市社區管理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四、城市資源新壓力
人口密集使得社會公共空間也變得擁擠不堪,而很多本地人希望能夠與非洲裔外籍人口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
中國目前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盡管廣州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但近1400萬的城市人口使得城市管理具有極大壓力，各方麵的社會資源顯得十分緊張和缺乏。尤其是非洲裔外籍人口不同於一般國內的流動人口，巨大的身體、文化和心理差異使得他們對城市管理、資源配置和社會環境有著特殊的需求。
首先就是語言方麵的需求。多數非洲裔外籍人口不懂漢語，甚至大部分也無法使用英語交流，他們當中很多人說法語、阿拉伯語或者自己的民族語言，更多的時候其中一些人還是使用土著語言。這樣要滿足與這些人口的城市管理、社會管理中的溝通需求，就需要大量能夠用外語交流的管理人員。在登峰賓館旁邊我們可以看到，越秀區登封街境外人口管理站的標牌目前也是使用漢語、英語、法語、阿拉伯語標示，其中的工作人員通常都是可以使用這些語種工作的。但總的來說，無論是警力還是其它部門的管理人員，精通外語並能夠與非洲裔外籍人口溝通的各類人才的缺乏和準備不足依然是城市管理麵臨的極為現實的問題。
其次是城市硬件資源配置和生活空間緊張的問題。大量湧入的外籍人口在這裏出入、活動和工作，使目前這些社區本來就頗為緊張的硬件設施配置顯得格外緊張，人口密集使得社會公共空間也變得擁擠不堪。目前公眾對非洲裔外籍人口的一個很重要的評價是“不講衛生、體味重”，在訪談中，幾乎所有的中國人被訪者都提到過這個問題，很多本地人不願意與非洲裔外籍人口同時使用電梯，並希望能夠與他們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
在三元裏地區的一些非洲裔外籍人口居住的城中村，一些基本的社區衛生條件還無法很好保證，社區環境髒亂差，垃圾處理也不及時；由於警力有限，這些地區的社會治安條件也得不到保證。此外，還有諸如麵向外籍人口的社區醫療和城市醫療服務的提供、較好的居住條件等等。這些都凸顯了大量非洲裔外籍人口聚集對當前廣州城市管理和資源配置所帶來的新的壓力。
五、群體權利需求以及其它
不僅會爭奪部分就業機會，在非洲裔人口內部也會產生各類犯罪，甚至是涉黑組織。
在當前國際移民的新形勢下，還會產生了許多新的情況，對於政府、城市管理者、本地居民和公眾來說這些情況和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社會對此還沒有充分的準備和應付措施。
在這些新問題中有幾個問題需要引起格外注意。其一是，外籍人口的大量湧入使得“非法就業”問題凸現，外籍人口的非法就業可能會出現與本地人競爭有限就業資源的問題。在白雲區的永平街倉庫集中區出現非洲裔外籍人口與外來農民工搶奪搬運工作的問題。
此外，新的人群的新的服務需求也在改變一些傳統的農民工就業結構。如很多中東人開辦的麵向外籍人口和非洲裔的餐飲、咖啡館等服務機構也更多地雇傭來自寧夏或新疆的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而不是廣州最大量的湖南或四川的農民工。天秀大廈下麵的快餐店、咖啡館以及登峰賓館附近地區的很多餐飲店都是這樣。
其二是，很多非洲裔外籍人口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廣園西路調查時就發現在這些區域活動或工作的非洲裔人口中很多都是來自北非、西非的穆斯林。在天秀大廈，我們可以看到由廣州伊斯蘭協會張貼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廣州地區每日五時拜時間表》。在這些區域集中活動的非洲裔穆斯林、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人以及來自中國寧夏、新疆的穆斯林在某種意義上也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穆斯林”社區，這種基於共同宗教信仰的認同性社區會改變原有的社區結構和城市文化，也會形成許多新的需求，需要慎重對待。
其三是，跨國犯罪在走向組織化和集團化也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問題。跨國犯罪是國際移民的伴生問題，隨著境外人口大量入境，在這些外籍人口集中的社區開始出現有組織的違法或犯罪行為。據有關研究者的研究，目前居住廣州的非洲裔外籍人口內部已經開始出現幫派等涉黑組織；此外，傳統的國際性難題“黃”、“賭”、“毒”在這些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地區也不容忽視。
如2008 年6月9日《廣東衛視》社會縱橫欄目以“黃流湧動城中村”為題報道了外籍人口、非洲裔外籍人口集中的登峰街轄區存在嚴重的涉嫌賣淫嫖娼事件。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廣園西路、三元裏等地區調研時，經常可以發現張貼著提醒路人的啟示，如近期警情通告、犯罪特點等。這些都表明了這些地區存在的問題。
此外，還應當關注廣州外籍人口入境以後的權利保障問題，而且隨著非洲裔外籍人口的增多，他們的群體權利需求和自我認知也逐漸加強，甚至有些非洲裔已經表示不願意離開廣州，希望入籍中國，渴望獲得公民權利。不管這些需求是否符合我國現有的法律、也不管我們是否認為這種需求是否合理、甚至是不管我們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群體權利需求和置身於廣州社會之中的群體認同已經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必需引起高度的重視。
2009年7月15日，廣園西路的非洲裔人士聚集當地派出所的群體性事件就是他們的一種主張權利和維護權益的表現。此外，還有一些由國際移民和境外人口大量入境、聚集引起的其他問題和新情況，還需要我們進一步了解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