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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被診斷為艾滋險致家破人亡 醫院告之病好了
文章來源: 悟也空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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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 噩耗突來
近日，皮膚黝黑的李建平在蘭州東方紅廣場與記者見了麵，他個子不高，身材偏瘦，長得很精神。和普通進城務工的農民一樣，李建平保持著一份農民特有的淳樸，抽著幾元錢的香煙，大口喝了一口冰鎮礦泉水後，他說：事情發生在2003年，那一年，我得到噩耗，疾控中心通知我，我得了艾滋病……
鄰居患病 他成為艾滋“嫌疑人”
2003年之前的幾年，很多貧困的地方都出現過大規模組織賣血的情況，李建平生活的天水市金集鎮瓦寨村是一個較貧困的地方，在那段時間中也曾有人組織過幾十人乃至幾百人出去賣血。賣血會帶來各種傳染性疾病，而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就是艾滋病。2003年農曆9 月初，瓦寨村的一名村民由於曾經參加賣血，被當地衛生部門通知進行血液檢測，結果表明這位村民已經是艾滋病患者。隻有1000多居民的小村子，突然出現了艾滋病患者，這個情況立即引起了天水市疾控中心的重視。隨後，天水市疾控中心立即組織了人員前往該村進行大規模的抽血采樣，並攜帶回天水市進行艾滋病檢測。
由於已被確診的艾滋病患者正是李建平的鄰居，所以村子裏的大喇叭，通知要被抽血采樣的名單中也列有李建平的名字。“當時就是進行血液采樣，我雖然經常去蘭州販活雞和土特產，但我的個人生活很清白，當時我的收入在村子裏很高，每個月固定能掙2000元，所以我不需要去賣血。由於被確診艾滋病的人是鄰居，他前一段時間生病的時候，我給他紮過針，所以心裏不踏實，畢竟我和他近距離接觸過，所以我也很坦然地參加了這次集中血液采樣的行動。”李建平對當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李建平明白自己基本沒有機會感染艾滋病，所以很自覺地參加了天水市疾控中心安排的集中血液采樣。據瓦寨村村支部書記李貴海回憶，當時血液采樣分三次進行，第一次有近60人參加，而第二次隻有4人參加，第三次有40多人參加，而李建平參加的是第二次4人的血液采樣。
晴天霹靂 幸福家庭被噩耗擊碎
在李建平參加血液采樣的4天後，和平時一樣，他吃過中午飯，就站在自己家門前收拾新收割的蕎麥。吹著山風很愜意地點上一枝煙，李建平正在品味自己蠻舒心的日子。“那時候日子真舒心，不愁吃不愁穿的，我做的生意每個月還能掙一千多元，有的時候掙得更多。在農村抽著3元錢的紙煙，喝著10元錢的白酒，我的生活讓村裏人無比羨慕，不管到誰家去都是熱情地招待，村裏人見了我都非常熱情地打招呼。可是這樣的日子好像被刀切了一樣，瞬間就一去不複返了，從那輛疾馳過來的車停在我家門前之後，生活突然發生了180度的反轉，我猶如掉入深淵一般生活在黑暗之中……”說起這些的時候，李建平的眼眶濕潤了。
那天，天水市疾控中心的疾控車疾馳到他家門前，從車上下來了3個人，其中一名是清水縣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主任張建國，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一名工作人員，還有一名就是天水市金集鎮衛生院院長李本義。
一個老實巴交的天水農民，因為同村有人賣血患上艾滋病，他也被戴上艾滋病的“帽子”，突如其來的變故幾乎讓他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頂帽子一戴就是四年， 四年後，甘肅省天水市金集鎮瓦寨村的李建平卻被通知艾滋病好了。
作為治療艾滋病的新武器，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教授所提出的“雞尾酒”療法一經公布就立即轟動了整個醫學界。這個方法隻是控製艾滋病的發展，依然無法徹底治愈艾滋病。 而發生在天水的這起“艾滋病事件”到底是一起正常的事件還是一次誤診，記者隨即展開了調查。
三人下車後，立即將李建平叫到了家中。張建國對李建平說：“李建平啊，我給你說的事情，你要做好心理準備！”李建平當時心裏非常明白，這些疾控中心的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莫非自己已經得了艾滋病？這個疑問頓時從李建平的腦中冒了出來：“張主任，你就直說吧，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張建國嚴肅地說：“經過對你的血液進行檢測，你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李建平頓時蒙住了，張建國說的每一個字猶如錐子般一下一下地紮著他的全身，讓他坐在沙發上根本動不了。過了幾分鍾，李建平終於緩過神來，眼淚止不住地奪眶而出，四肢發麻的他整個人癱倒在了沙發上。看到李建平的樣子，在場的張建國不住地勸說著，隨即帶著工作人員迅速離開。據了解，李建平患有艾滋病的消息，當時在瓦寨村是保密的，知道的人隻有李建平本人和他的父親，還有一個人就是瓦寨村的村支部書記李貴海。據李貴海後來回憶，當全村進行血液檢測之後，清水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拿了一個名單來到了瓦寨村，由於這個名單是保密的，見到名單的隻有李貴海一人，在這個名單上列著所有參加血液檢測的村民，李建平的診斷結果為HIV陽性，其餘的村民全部都是HIV陰性。
蹊蹺
如今在全世界還是難題的艾滋病，卻在天水農民身上出現了“奇跡”——在確診4年後，李建平的艾滋病居然“好了”！一句簡單的“你的艾滋病已經好了！”為他“平了反”，在喜悅的同時，李建平心裏甚是委曲。
從眾人羨慕的生意人到大家下意識躲避的艾滋病患者，李建平的人生從此一落千丈。由於失去經濟來源，一個本來富裕的家庭瞬間麵臨“土崩瓦解”，妻子和孩子也被懷疑得上艾滋病……突如其來的變故，甚至讓李建平萌發輕生念頭。
一落千丈
停止一切活計 這個家不再富裕
作為瓦寨村裏第一個蓋磚瓦房的李建平，在2003年時一直向蘭州販賣活雞，還不時販賣著一些土特產品，頭腦靈活的他成為當時村子裏家庭條件較好的家庭，不愁吃、不愁穿的李建平一家，過著別人羨慕的生活，兩個孩子也都在上學，小兒子的成績經常排在前三名。而在四年後，經曆了“艾滋病”折磨的李建平一家，一個月的經濟來源，隻有李建平去工地當民工掙來的幾百元收入，大兒子在他被宣布患有艾滋病之後，就輟學開始了打工，而小兒子也由於經濟無法支撐，而休學打工，本來一個幸福的家庭就這樣被艾滋病摧毀。
由於李建平被宣布為艾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張女商也被懷疑患有艾滋病，當時他的妻子正好在天水市麥積區打工，已經和李建平分居近20天。鎮派出所知道情況後，立即派民警趕往麥積區，將李建平的妻子強行帶往金集鎮鎮衛生院進行采集血樣，並隨後進行了檢測。
經過檢測，李建平的妻子張女商的檢測結果為HIV陰性，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隨後，李建平正在學校上課的兩個兒子，也被強行采集了血樣進行檢測，經過檢測兩個孩子的HIV也為陰性。盡管李建平一家四口，隻有他一人的檢測結果為陽性，而這個普通而和睦的家庭卻突然被艾滋病的陰雲所籠罩。李建平和妻子被告知，不得再繼續外出打工，更不能做販賣活雞和土特產的生意，一個本來富裕的家庭瞬間沒有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僅有的就是清水縣政府每個月發放的一百餘元低保。
輕生念頭不斷 他曾經走近死亡
在被宣告為艾滋病患者後，由於沒了經濟來源，李建平一家開始坐吃山空，第二年大兒子便開始輟學在家，後來到蘭州給別人打工為生。而小兒子一直學習很好，所以李建平不管怎樣都要求小兒子繼續上學，可是一個高中生的花銷非常大，到去年年底，李建平已經無力支付小兒子的學費，隨即小兒子也開始休學打工。看著小兒子的獎狀，李建平不住地擦著眼淚：“小兒子書念得可好了，經常是班上的前三名，大兒子本來也在念書，但是由於我是這個病，兩個兒子都輟學在家了，就是艾滋病讓我耽誤了孩子的一輩子前途！”
孩子由於自己是艾滋病而輟學，妻子由於這個原因隻能待在家中，整個家庭已經被李建平的病拖垮，更讓他接受不了的就是，以前在他眼裏那個和睦的山村，頓時將他拋棄了。原來，李建平被宣布患有艾滋病的消息雖然是保密的，但疾控中心的車輛經常開到他家門前，而且每次都有工作人員進入他家，這就意味著李建平家肯定出了事情。李建平得了艾滋病的消息開始在整個山村蔓延起來。
本來熱情的村民們開始對李建平表現出冷漠，更多的村民對他是躲避，隻要李建平出現的地方，幾乎所有人都找個借口離開。和李建平從小玩到大的李用義說：“我和李建平光屁股的時候就開始玩了，兩家不分你我，相處得非常和睦。但是，當聽說李建平得了艾滋病，為了保護自己我隻能離他越來越遠。”
麵對越來越被孤立的自己，本來就心情難過的李建平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我當時隻想一死了之，每次站在山崖上的時候，我就想一躍而下解脫自己和家人。但是，每當想起兩個孩子從此沒有了父親，我就又會告訴自己，反正自己再有幾年就會死了，這幾年好好對待自己的孩子和老婆，讓他們在我死之前能夠獲得更多自己應盡的責任。”
自從被確診為艾滋病之後，一季度一次的血液檢測，成為李建平日常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李建平說，後來我想開了，我關心自己的病情，我要掌握剩下的時間活出精彩來。生活就在陰霾籠罩中沉重地掙紮著，然而，老天卻和李建平開了一個大的玩笑……2006年9月，他和以往一樣在鎮衛生院進行血液采樣時，采樣的工作人員的一個問題，讓他頓時對自己的病情產生了懷疑，這一個不小心的懷疑，卻掀開了一個巨大的秘密……
峰回路轉
2006年年底，清水縣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去領取國家關懷艾滋病人的補助，在領取補助的時候，一名大夫突然詢問李建平:你村是不是還有一名叫李建平的村民？李建平告訴他，是有一個叫李建平的村民，我們年齡相同。
隨後李建平追問工作人員問這個問題是什麽意思，這名工作人員含含糊糊地說了句：“問問，是不是搞錯了。”李建平再問的時候，該工作人員便不再回答任何問題。
取了錢，李建平坐在回家的車上心裏開始疑惑：“難道他們搞錯了？我根本就沒有艾滋病？”過了幾天，李建平見到村中的另一個李建平時立即詢問，另一個李建平告訴他，前兩天縣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對他悄悄進行了血液采集並進行檢測，結果為HIV陰性屬正常。“為什麽又要采集另一個李建平的血樣檢測？難道我真的沒有艾滋病，是不是檢測中出現了錯誤？是不是誤診了？”滿腦子都是疑問的他開始聯係縣疾控中心的張建國主任。
隨後，李建平多次致電清水縣疾控中心的張建國主任詢問自己的病情，並找到其本人當麵谘詢，均被告知李建平血液中的CD4值很高，而且身體情況也很好。據了解，正常成人的CD4細胞在每立方毫米500個到1600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細胞出現進行性或不規則性下降，標誌著免疫係統受到嚴重損害，當CD4細胞小於每立方毫米200個時，可能發生多種機會性感染或腫瘤。CD4細胞起到“通風報信”的作用。
在此之後，定時定點每個季度的血液檢測也不再通知李建平繼續參加，這樣李建平感覺到事情有些蹊蹺。
2007年10月13日，李建平悄悄到天水市疾控中心自費進行了一次采集血液樣本檢測，而這次的結果表明李建平的CD4值在800以上，而該疾控中心的劉寶錄主任說：CD4值在800以上，說明你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幾乎為零，就是說你的艾滋病已經好了！”得到這樣的答複，李建平心裏已經肯定自己根本就沒有得艾滋病，他隨即撥通了省疾控中心的電話，要求到省疾控中心進行血液檢測，但電話中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讓李建平不要到蘭州，而是他們來天水找李建平。
整整4年，掙紮在輕生的邊緣，李建平背負著艾滋病的“頭銜”，將自己隱藏起來生活。但是，一句簡單的“你的艾滋病已經好了！”就為李建平“平了反”，在長舒一口氣一身輕鬆的同時，李建平不僅反問，就這樣結束了？開始的那麽沉重，結束的那麽輕巧，這讓李建平心裏裝滿委曲，這是多麽難過的4年！他心裏一直有一個謎團，是誰給他這頂帽子，誰又為這頂帽子負責？
不解之謎
2007年10月19日，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天水市疾控中心劉寶錄主任、清水縣疾控中心張建國主任一行來到了李建平家。他們宣布：“李建平的艾滋病已經好了！”簡單的一句話，就為掙紮在死亡邊緣的李建平“平了反”，這讓心情激動的李建平變得心情複雜，李建平當即質問在場的疾控中心領導，他的艾滋病是怎麽治好的？麵對這個問題，在場的人無人回答。
隨後，李建平又悄悄地來到蘭州市疾控中心及省疾控中心采集血液樣本進行了檢測，檢測報告結果都是HIV呈陰性，也就說明李建平沒有艾滋病。
回憶當時李建平得到平反的事，瓦寨村村支部書記李貴海說：“他的事情，在村子裏是保密的，但實際上這件事大家也都知道，得到‘平反’後，他無法平靜自己的心情，他怕人們不相信自己沒有艾滋病，所以我們開了個會，為李建平開具了一個證明，證明李建平的病已好。”
李建平說，“這4年，別人不和我打交道，我更不主動去接近別人，每天就待在家裏。每個季度，鎮衛生院的李本義院長就會定時通知我，讓我去衛生院進行艾滋病的跟蹤血液采樣，從2003年10月第一次進行檢測之後，直到2007年9月我一共跟蹤血液采樣了16次。”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李建平從第一次檢測開始，直到最後一次定期檢測，他從來也沒有見過任何一張病情的檢測報告，就連血樣檢測化驗單也從未見過一張。從被宣布為艾滋病患者開始，就一直都是由各級疾控中心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口頭告知李建平本人的。“我們農村人沒那麽強的意識，來宣布我得病的人都是專家和領導，聽完自己有病後我就完全相信了，根本沒有任何懷疑……”李建平回憶。
調查
■金集鎮衛生院院長玩起“躲貓貓”
■因為“保密”，當事人無法知曉自己的真實病情
■自始至終未見到任何的檢驗單據
記者 楊智勇
艾滋病可以完全康複嗎？也許這是一個根本不用提的問題，目前世界上還沒有徹底治療艾滋病的方法，天水農民李建平目前健康的身體，以及天水市疾控中心表示李建平的艾滋病“好了”的表態，是否能說明當初的診斷就不準確？
作為艾滋病防治的三級疾控中心，對病人的診斷過程是否有相關部門監管？如果有對檢測流程的監管，是否還會出現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天水市清水縣的 “艾滋病不治自愈事件”，凸顯一連串的疑團，西部商報記者隨即展開了對天水市、清水縣以及金集鎮三級衛生部門的調查，試圖揭開其中的疑問。
病好了 還是當初根本沒得
記者調查
清水縣疾控中心：2006年就知道“他沒病”
他的今後
專家建議可通過訴訟維權
甘肅政法學院公安係副院長馬宏平：當事人李建平可以向三級疾控中心提出民事訴訟，要求獲得精神賠償。如果當事人李建平並未真的患有艾滋病，而該事實三級疾控中心如果提前就已知曉，或在半年到一年內得到檢測結果表明李建平確實沒有患有艾滋病，那麽疾控中心就可能故意隱瞞，卻未告知當事人，這就是玩忽職守的做法。當事人在4年中的名譽權被損害，並以健康的身體不斷服用抗艾滋病的藥品並不斷接受檢測，這對其身體健康會造成損害，而當事人在被告知患有艾滋病後就導致無法繼續打工，家中的承包地也因此閑置，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導致大孩子輟學在家，小孩子在別人歧視的眼神下勉強上學。上述這些在民事訴訟中，都可提起相應賠償。
據了解，李建平已向律師谘詢，並準備向三級疾控中心提出訴訟。
一個“病好了”的說法，就讓李建平得到了平反，但4年的痛苦煎熬，家庭的沒落，李建平無法讓這件事就此簡單地過去。帶著三份HIV呈陰性的檢驗單，李建平開始為自己找“說法”。
金集鎮衛生院院長
防記者玩起“躲貓貓”
7月30日，記者和李建平來到了4年中經常接觸的金集鎮衛生院。到達該院後，記者和李建平未在院長辦公室見到院長李本義。記者隨即撥打李本義的電話，接通後，李本義說自己不在醫院，兩天後才能回來，但在通話中，記者能夠隱約聽出對方的聲音從附近傳來。隨即記者一邊打電話一邊尋找，當走到二樓最裏的一間辦公室後，李本義突然掛斷電話，隨即電話也成關機狀態。隻不過是普通了解情況，李本義為何要躲避當事人與記者？在多次敲門未有回應後，李建平爬上辦公室房門，從門上打開的窗戶上發現，李本義就在辦公室的角落中站著。看到李建平已經發現自己，無法再躲藏的他終於打開房門，將記者和李建平帶到會議室。對於李本義“躲貓貓”的情況，李本義解釋是由於艾滋病要保密，主要是防記者，所以才會回避。
據了解，金集鎮瓦寨村屬於金集鎮衛生院的醫療保障範圍，2003年第一次到瓦寨村進行血液檢測，李本義是主要負責人之一。看著李建平的化驗單，李本義說：“我隻是行使自己的職責，因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很多地方都需要保密，李建平得了艾滋病的事，上級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對我也是回避的。2003年 10月，當時宣布李建平得病時，雖然我也一起去了李建平家，但主要是為縣、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領路，而且宣布時我被安排在院子裏等候。”
記者向李本義詢問：“李建平的第一次診斷是否準確？”李本義回答：“4年中，我是按照上級的指示通知李建平到鎮衛生院進行血液檢測，根本沒有對李建平的病情做出過判斷和詢問，也沒有見過任何的檢測化驗單據。按照檢驗流程，李建平4年間一直在鎮衛生院進行檢測，但如果李建平沒有艾滋病，也不會被通知每季度來采集血樣。”
瓦寨村大夫
質疑艾滋病能自愈？
記者在瓦寨村了解到，李建平得艾滋病，在瓦寨村早已是公開的秘密。除了村子裏的大夫李四友不嫌棄李建平外，李建平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什麽朋友。對於李建平得病的事，李四友說：“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我有責任對他的病情保密。但是，艾滋病這種目前世界上無法治愈的疾病，在李建平身上突然間痊愈了，這種病自我痊愈的幾率幾乎為零，那隻能說明一個問題——第一次的檢測結果是誤診。”
李建平自述：“誤診的情況我可以接受，畢竟在醫療檢查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出現錯誤。但是，一次誤診的結果，竟然可以大過16次複查的結果，這讓人無法接受。每當我向疾控中心詢問病情時，得到的答複全部都是‘保密’二字。對病人的病情保密，這無可厚非，但對病人自己保密，而且不提供任何書麵單據，這讓人無法理解。”
清水縣疾控中心
2006年就知道“他沒病”
李本義表示，由於艾滋病保密的製度，所以對於李建平的病情，他從來沒有過問過。之後的第二天，記者和李建平又來到了天水市清水縣疾控中心，據了解，該中心張建國主任就是親自宣布李建平得病的人。對於李建平這4年來的艱難生活，他非常了解。
7月31日上午11時，記者和李建平在清水縣疾控中心的樓梯上，遇到了準備離去的張建國。隨即，張建國將李建平帶到疾控中心後院一個無人的地方，說：“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就這麽讓事情平息的！”隨後，李建平向張建國詢問：“我每季度的血液檢測結果是什麽樣的？那些結果是否都顯示HIV呈陰性？如果結果呈HIV陰性，那麽16次跟蹤檢測的結果是否相同？”麵對這些問題，張建國的回答讓人震驚，“實際上，2006年從你的檢測結果來看，就知道你身體是好的。”
天水市疾控中心
隻承認“病好了”
既然清水縣疾控中心早在2006年就已經知道李建平沒有艾滋病，那麽上級部門天水市疾控中心又如何解釋？隨後，記者與李建平又趕往天水市疾控中心，找到了該中心劉寶錄主任。其實，一年多之前，李建平就找到過劉寶錄，經過兩人近三個小時的交談，劉寶錄當時告訴李建平，李建平所得的艾滋病經過4年的檢查之後發現“病好了”，卻絲毫沒有說李建平的艾滋病是否存在誤診，更沒有說為何遲遲沒有告知李建平本人他沒病,隻是表示具體情況自己不清楚。當日，記者與李建平來到天水市疾控中心後，劉寶錄說：“2003年確診李建平已得了艾滋病的情況是後來才知道的，宣布李建平艾滋病好了的時候，我確實在場。”李建平追問：“為什麽從2003年第一次檢測到現在，我都沒有見到任何的檢驗單據？”劉寶錄回答：“對於你說的情況，我不清楚。”
關於流程
檢測結果呈陰性 應向當事人提供檢測報告
根據國務院1988年頒布實施的《艾滋病監測管理規定》第三條：各級衛生行政部門主管轄區內的艾滋病監測管理工作；三級疾控中心在檢測艾滋病時，按照這條規定自己監督自己，沒有第三方對檢測結果進行二次監督。
昨日，記者從省疾控中心了解到，對於艾滋病的檢測，檢測結果HIV如果呈陰性，將給受檢者提供檢驗報告單，如果HIV呈陽性，將通知其參加每周一次的血液檢測，對第一次檢測結果呈假陽性的，將在一周之內檢驗出結果，結果如果依然呈現陽性，就需要在半年內跟蹤檢測，期間，如果確認受檢人呈現陰性結果，要向受檢者提供檢測報告單。按省級疾控中心對艾滋病防治的流程，天水市疾控中心在第一次檢測後，得到了李建平HIV呈陽性的結果，隨即就將該結果告知了李建平，但未提供檢驗報告，而隨後李建平複檢的結果，天水市疾控中心也未提供任何的檢驗報告單。經過半年的跟蹤檢測後，李建平的檢驗結果也一直沒有公布，直到4年後，李建平向疾控中心負責人谘詢後，才得知自己確實沒有感染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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