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我回學校！”“討厭！討厭！討厭！”……
焦點四周隱約傳來輕聲的揣度，“語氣這麽重，他是在和男生發脾氣吧……”
丁毅完全沒理會周圍的反應，繼續著電話中的爭吵，也沒返回學校，轉了四條地鐵線，直奔大學城。
一小時四十分後，大學城北站。丁毅一下車，等候多時的李俊龍迎麵抱住他，按慣常的見麵儀式，用肚子頂了頂對方的肚子，兩個男生已經言歸於好，手牽手走向中山大學，他們的手上，戴著對情侶陶瓷貓手鏈。
路上碰到同學，丁毅挽起李俊龍的胳膊，頭往他肩膀一側，“這是我男朋友。”對方眼神中的驚詫，對於這兩位出生於80年代末的愛人同誌而言，就像刪除情侶博客中的攻擊性留言一樣輕鬆，不以為意。
作為廣東省首對在校園出櫃的大學生同性戀人，丁毅和李俊龍想以己為例，樹立愛人同誌的校園“樣板工程”。而即便放諸全國，這樣的例子也寥寥無幾。
不過，眼下看來這並不能一步到位。晚上，李俊龍告訴和他擠一張床的丁毅，明天他要參加學校黨校培訓，可以帶“家屬”參加小組討論。
“你會跟你的入黨介紹人和組員說我是你‘家屬’嗎？”
“這個……還是說同學吧，畢竟是入黨……”
“難道你和你男朋友拖條狗來嗎？”
周六上午八點，李俊龍照例去上黨課培訓，按程序，下學期他將轉為正式黨員。這是遠在湖南的父母為他設計的前程——入黨，考公務員，結婚。
從初中開始，李俊龍就清楚，自己至少要在人生最關鍵的方麵讓父母失望了。他的性幻想中隻有男生。
李俊龍和丁毅的相遇，和電影《羅拉快跑》般充滿機緣巧合。通過網絡認識前，兩人分別有男朋友，和絕大多數同誌一樣，一直保持著櫃子裏的隱秘愛情。李俊龍的前男友是中學同學，上大學後便斷了聯係，最後一次見麵，對方說，恨這種可恥的關係。丁毅的前男友，交往一年後突然失去聯係，半年後才打電話告知，自己結婚了。
整個上午，丁毅呆在李俊龍的宿舍裏更新他倆的情侶博客，上麵有他們的相片、他們一起做的生日蛋糕照、相互寫給對方的情書、他們在宿舍做的晚餐……
廚房在宿舍的陽台，一張桌子齊全地擺著電磁爐、鍋碗和油鹽醬醋，菜是兩人一起到校園市場買的。丁毅洗菜、切菜，李俊龍炒菜、洗碗，他還包洗兩人的衣服。
有時，丁毅不讓男友洗，李俊龍堅持，“我不想你的手變粗糙。”
丁毅留心到，男友不介意和他牽手、被他挽著胳膊去上課、上自習，但從不會向同學主動介紹，“這是我男朋友。”李俊龍的解釋是，“別人交往了女朋友，會專門聲明‘我是異性戀’嗎？”
丁毅並非一開始就那麽坦然。高二時，他曾向自己的化學老師表白被拒，曠課逃學、自殺未遂，後被家人強製去看心理醫生。醫生不知該如何對症下藥，隻好給他做了一份測試，結果是“中度抑鬱”。
拿結果那天，丁毅在醫生桌上發現一張心理疾病列表，上麵列有一項：2001年4月20日，同性戀被排除心理疾病之外，“現在已經2005年了啊！”他哭了。
他拎了醫生開的一堆藥回家，沒吃，半個月後複診，抑鬱症奇跡般康複。次年，他考上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現在的丁毅厭惡把愛情藏在櫃子裏，“這是對感情的褻瀆，”他開始在博客上征友——開朗、真誠，能坦誠麵對自己和愛人。
入校的第一個學期末，身為宿舍長的丁毅召集6名成員開會，“我必須向你們坦白，我是gay，我不想……”他邊說邊瞟室友臉上的變化。
“切，早就知道了，還以為什麽事呢！”被“挑逗”起來的室友們覺得很失望，這些生於80末的大學生從小就接觸過同誌漫畫、影視劇，“你條條都符合了！”“為什麽要問？這是你的私事嘛！”
還是有人驚詫。室友孟青青說，“自己身邊居然也有同誌，畢竟，那些漫畫、電影都是外國的。”有人還感到失落，“漫畫上的同誌個個都那麽秀美，現實落差有點大……”也有室友認真地為他們的將來憂慮，“以後同學聚會時，我們都帶著小孩，難道你和你男朋友拖條狗來嗎？”
大二下學期，一名室友實在忍受不了丁毅經常和男友通話到淩晨，終於在校園BBS上發帖大罵。由於BBS實行實名製，全校人都知道了丁毅的身份，帖子幾小時後被頂上當天十大頭條，點擊量逾萬。
丁毅一氣之下在BBS上發起了反攻，“我是gay，我影響你休息我道歉，但你沒資格辱罵我和我的身份”，“我是gay我承認，那又怎樣？！”
毫無懸念的，帖子迅猛被頂上十大，緊隨室友罵帖之後。旁觀者隨即另開PK帖，“劉凱VS丁毅，你支持誰？”
直到斑竹刪帖，丁毅獲得了95%的支持票。這樣的結果還是令他意外。
第二天，丁毅別別扭扭地去上課，發現大家並沒把他當成“校園新星”，隻有一個女生湊過來問，“你真的是？”“太可惜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女生喜歡你！”
他們的狀態實在太幸運了
下午，丁毅帶李俊龍去大學城社區參加同誌社團活動。他曾在那裏做義工。李俊龍承認，自己的開朗和坦然很大程度上是受丁毅感染。考取中山大學園林設計係後，他一直單身，與班上同學始終保持距離，還搬到了其他係的宿舍。
2009年4月1日，他在網上看到丁毅的征友帖，當天，他給丁毅寫信。4月24日兩人見麵。“我們兩個像是認識了很久的老朋友。”他說。
丁毅熱烈地愛著男友與新生活。他把博客改為情侶博客，帶男友去認識他的室友、同學，和大家一起去泡吧、看電影、唱歌，一次在KTV巧遇高中同學，他把頭往李俊龍肩上靠，“這是我男友。”對方愣了一會，立即心照不宣地笑了。
李俊龍不知該怎麽提醒丁毅，他們的狀態實在太幸運了。前段時間，他的一位大學朋友來電話，這三年，朋友努力讓自己喜歡女生、追求女生，但都失敗了，“活得很辛苦，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裏”。
“每個人的顧慮和環境都是不一樣的”李俊龍說。但他不打算把這些感悟告訴丁毅，他願意丁毅一直這麽難得的執著下去。
社團位於大學城附近一幢二層的農民房，6月1日才新張，充滿裝修的味道。組織者豆豆正和幾個義工給參加的同學發放禮品——五盒三隻裝的安全套、艾滋病檢測服務卡及社區的簡介。
雖然大學城是李俊龍的地盤，丁毅顯然碼頭更熟絡，他邊和熟人打招呼，邊介紹，“這是我男朋友。”二樓的房間最後坐滿了四十多人，他們從各高校趕來，在這個須經身份驗證才可進入的空間裏，所有人表現得和平常一樣自然與放鬆。他們很快與周圍人聊起天來。實際上，許多人希望能在這樣的場合觸電。
下午播放的電影叫《天佑鮑比》，講述一位篤信基督教的母親在兒子自殺後才醒悟，並成為支持同誌立法的明星。
鮑比母親身上有丁毅媽媽葉梅的影子。如今，媽媽葉梅接受采訪時，總會叮囑記者，“呼籲政府為同性戀立法。”而當初兒子突兀地向她坦白時，這個傳統的潮汕家庭不敢相信男人可以喜歡男人。丁毅回想那幾天，母親哭了停，停了哭，父親氣得全身發抖，直說，“廢了廢了……”
最後還是他出麵收拾殘局。他一再懇求父母參加在舉辦的同誌親友會，最終隻有葉梅去了，在這個同誌家屬相聚的母親節晚會上，多少是同病相憐的情緒舒緩了彼此絕望的情緒，“原來中國有那麽多的同誌，而且好多也是大學生。”
今年母親節，丁毅帶李俊龍回家，仍然沉默的父親做了一桌子菜。飯後，父親用低沉的聲音說，“以後，你們就做一輩子的朋友吧。”
葉梅則像盤問兒子女友一樣詢問李俊龍諸如畢業、考研、買房等問題，聽到他說今年春節想向父母出櫃，葉梅堅決反對，“慢慢來，你不知道那種滋味，就像死過一次……”
父親丁友劍主張和老伴離開潮汕，到廣州養老，以避家鄉的閑言碎語；今後最好還是讓兒子結個形式婚姻，奶奶一直在等抱重孫，潮汕人最講就是孝……
社團活動結束後，丁毅陪李俊龍趕去參加黨課小組活動，“家屬”丁毅一直站在旁邊等著。但李俊龍還是緊張了，並沒有像前天晚上商量的那樣“積極討論”。
丁毅希望男友“慢慢來”。他注意到男友在中大朋友很少，“慢慢把心全打開”。
“在別人鄙視你之前，先鄙視他”
傍晚，丁毅該返回學校了，李俊龍卻提出，陪丁毅回學校住幾天，再過兩個星期，他就要回湖南過暑假，兩人的愛情又要進入半隱秘狀態。
丁毅的宿舍氛圍現在輕鬆了許多。那位反對的室友最終因忍受不了男人間的電話粥而搬走。
在校園出櫃後，丁毅發現自己慢慢成了潛伏在學校裏隱秘群體的中心，不斷有人找到他，表明身份後說，“真羨慕你……”
幾乎每次都讓丁毅大吃一驚，一個是他的室友；一個是學生會幹部，積極上進而正統，並且有個同班女友；一個住在隔壁宿舍，喜歡炫耀他浪漫的異地戀情……他意識到，這個隱秘的群體龐大得超出所有人想象，卻一直潛在水下。
“為什麽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熱烈而健康的生活、相愛？”丁毅問男友，“我們出櫃了，但我們比他們都活得開心。”
丁毅的室友丁帆也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時在班上找了個掛牌女友，每個周末帶回家為做公務員的父母煲湯喝。掛牌女友知道他的秘密，樂意幫忙。
礙於學生會幹部的身份，丁帆至今沒在學校出櫃，但總是努力地為丁毅也算是為自己，拓展空間，當丁毅穿著情侶T恤，帶李俊龍去上課，有同學麵露驚詫之情時，丁帆便會擺出副氣勢，“有沒搞錯？有什麽好奇怪的？都什麽年代了！”
這招被室友公認為“絕殺”——在別人鄙視你之前，先鄙視他！
在丁毅的鼓動下，另一位室友也小範圍出櫃了，但他從不帶男友回學校，也悄悄勸丁毅別那麽高調，“同誌不可恥，但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他有著無窮無盡的擔心，室友、同班同學、學校、父母的寬容並不代表整個社會都能接受，比如，畢業後要考公務員、要當警察、要做醫生，能想象自己每天和男朋友出雙入對，憑自己努力工作升科長、處長、院長？
“時代是變了，但還沒有變到我們能和男朋友到民政局登記結婚的地步！”
每次，同學善意的提醒都被丁毅迅速岔向下一個話題，他實在有太多事情要考慮了——暑假回來後找工作，萬一被問到性取向就坦白交代，如果被對方拒，一輩子都不會再考慮為這家公司服務；等有經濟實力了，慢慢把這事告訴奶奶，說服奶奶和男人過一輩子同樣會幸福；打算領養一個孩子，告訴他兩個爸爸的來曆，並尊重他對婚姻的選擇；寫書，參加各種同誌活動，呼籲中國為同性戀立法……
那天晚上，他們還和室友商量畢業後的婚禮。
“中式還是西式的？”室友們來勁了。
“中式的好了，神父不會為我們祝福的。”
“神父難道會反對真心相愛的戀人？！”……
彼時，丁毅的電腦沒關，掛機QQ一個叫“大隻李”的好友頭像還亮著。那是父親丁友劍，剛學會電腦，正和老伴追看兒子和愛人同誌的情侶博客，上麵有他們寫給彼此的詩，寫給父母的信……
老人越來越覺得，這兩個熱烈相愛的孩子和其他人沒什麽不同——
兒子擅長攝影，喜歡用多次曝光在黑夜中畫出關於愛與愛情宣言的光影；
李俊龍擅長語言，會說英語、法語與日語，會彈鋼琴；
十字路口的“秘密花園”
“人民公園是人民的，同性戀為什麽不能來呢？”
如同白先勇小說《孽子》描寫那般：“在我們的王國裏，隻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
人民公園裏鮮為人知的方寸之地，見證了同誌人群的自身變遷和分化，也見證了社會對這個特殊人群的艱難認同過程，現在，他們和他們的“王國”走到了分崩離析的節點。這裏是他們的“王國”，“臣民”都是男性，沒有領土，隻是一處精神家園。
他們的“王國”狹窄得可憐，在廣州市人民公園西側，南北兩個公廁之間，約200米長的綠蔭小徑。一排排石凳旁，矗立著小葉榕、玉蘭樹，枝葉遮天，落下斑駁光影。他們用眼神尋找誌同道合者。開放而又隱晦，直率而又曖昧。這就是人民公園同性戀聚集地，應該是廣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戀聚集地。
他們管這樣的地方叫“漁場”，釣“魚”的場所，駐足於此的人，背後都有一段曆史，他們藏起身世，改用“藝名”或昵稱，在這兒尋找短暫或長久的快樂。
現在，“王國”走到了分崩離析的節點。
一聽到腳步聲，如同受驚的麋鹿，迅速分開兩頭跑。
5月10日下午，老黃順路去了人民公園。他在小道上轉轉，凝神瞧瞧下棋的、打牌的。走累了，坐在石凳上。
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老黃回應了一個微笑。他挨著他坐下，兩人聊起家常，說說笑話。不遠處的一些石凳上，也坐著成對男子。
這是“漁場”最常見的場景。在尖銳的世界之外，這兒沒有家庭壓力、同性禁忌。“放鬆”，是同性戀者提到最多的關鍵詞。
50歲的老黃削瘦，至今未婚。他大部分時間蝸居家中照顧老母親，伺候一日數餐，兩天換洗一次尿濕的被褥。他覺得虧欠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月前，他剛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後者要結婚了，這也是他一開始就規勸的：“你是家裏的獨子，一定要結婚。”
2000年，老黃開始逛人民公園。這裏是廣州的曆史地標，1918年，孫中山倡導建成市立第一公園，後改名為中央公園，1966年改成現名。1999年，公園拆除圍牆，與這座城市融為一體，也才真正擴大為同性戀聚集地，原因已經無法細究，但也隻占了公園兩百分之一的角落。
阿剛更早知道這個“漁場”。1987年，他“糊裏糊塗”結婚第二年，有朋友告訴他，要認識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園。是那種朋友嗎？他問。是的。
那年，恰好人民公園雕塑群落成，有魯迅頭像等6 座。園內保持著最初的法式建築風格，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當時，公園收門票，1角錢／人。他做賊一般溜進公園，偷偷打望。在小樹旁，他看到一些男人成雙靠在一起，拖著手，壓低嗓音聊天，一聽到腳步聲，如同受驚的麋鹿，迅速分開兩頭跑。
1980年代，這不叫同性戀，屬“流氓罪”。“那個誰不就被抓去勞教嗎？”阿剛努力回憶圈內典故。如同白先勇小說《孽子》描寫那般：“在我們的王國裏，隻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
一直到80年代的最後一年，才有學者涉足同性戀：在上海，社會學家劉達臨啟動了對兩萬人的性文明調查，涉及到部分同性戀者；在北京，從美國回來的李銀河把“性別和性”作為主要研究方向。
當時信息閉塞，阿剛隻為在人民公園發現那麽多朋友而心跳不已。他老惦記著，一下班就去。“在那兒很放鬆，跟過節一樣，在家跟老婆一點語言都沒有。”像從事地下工作，有男人不緊不慢跟著阿剛到沒人的角落，緊幾步上來問，你吃飯沒有？或者，借個火，問個時間。第一次被邀請吃飯，阿剛不敢去，他留下了BP機號碼。後來電話聯絡，這段關係維持了兩年。
阿剛講述得很平靜。老黃也一樣。他們從一開始便洞察，特殊的感情會無疾而終，也不再去糾纏其中的痛與苦。好像人民公園，時光荏苒，新麵孔變成老麵孔，老黃還是願意有空去逛一逛，仿佛是到一個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家敘敘舊。
純真年代
“公園裏是我的天堂，沒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裏？”
2000年11月11日，艾麗斯第一次來到人民公園時，“流氓罪”年代已褪去，他轉了幾圈，有男人在擁抱、親吻，還有一對男人在哭泣，這些都已不再是躲藏在陰暗角落裏了。
1990年代末，同性戀漸成社會話題。李銀河的《同性戀亞文化》正熱賣，艾麗斯買了一本，交錢時不敢把封麵衝著收銀員。這本書暗示他“漁場”特征：有公共廁所，人群熱鬧。書裏還告訴他，同性戀是正常現象，並非犯罪。
37歲的艾麗斯原在市郊開發廊，搬到市區賣早點後，他成了公園常客，一晃8個春秋。
人民公園的初春，大葉榕枯黃又抽綠，北邊的紅棉樹開花了，整個公園漾著香氣。夏天了，黃色的芒果熟了，行人用礦泉水瓶、竹竿敲下果實。到了秋天，白色桂花開。
艾麗斯生命卻一度充滿灰色。他自殺過3次，未遂。他喜歡上了抽煙，一天兩包。“公園是我的天堂，沒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裏。”他說。
公園裏自娛自樂的項目漸多，下棋、唱歌、打羽毛球、踢毽子……有些人推來CD機和擴音器，5毛錢一首歌。大概2005年，漲到了1元。攤位太多，最後變成了互相飆歌，公園管理者不得已限製了區域和時間，現在，周末時才能聽到狂野的卡拉OK了。心情愉快時，艾麗斯和圈內朋友會去唱幾首。他唱粵劇、流行歌曲，喜歡梅豔芳的《女人花》，曲調幽怨，有時流著淚唱完這首歌。他們用的是女聲，男女合唱時，一些路人乍聽吃驚，卻也鼓掌：男兒聲竟能如此陰柔。
人民公園的同性戀圈子名聲漸隆。舊“漁場”經常被執法部門驅趕，也開始轉移到這兒。2000年代初，可能是同性戀聚集最密的那幾年。一般周末下午人最多，郊區、周邊城市的同性戀都聚集在此。外國人也知道這個點，艾麗斯見過一個老外，金發碧眼，大腿上刺著“珠江啤酒同性戀”，他用蹩腳的英語打趣：“Can I kiss you？”“Yeah！”老外指著自己的臉頰。
年輕的同誌們開始學會了上網，交友不再依靠“漁場”。許多老年人懷念著這段時光，“那時候很純。”他們與公園保安相安無事，“他們隻是負責拔拔草什麽的。”艾麗斯說。
流浪歌手
治安員喊著：“清場了，走啦走啦！”治安員走了，他們又回來了。
人民公園南麵原是一片民居、商鋪。2006年初，擴充為南廣場。公園麵積增大一半。一個刻有史文介紹、花崗岩加銅製成的城市原點標誌，在南廣場的圓形中心廣場設立了。同誌們的領地依然固守著那200米的小徑。但同性戀圈子不可避免地複雜化了。
2006年國慶後一天傍晚，舒淇（化名）坐在公園的石凳上，心裏既怕又興奮，他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那年他22歲，和一個男性朋友相處了3年。分手時，他沒有工作，飄零一人。
舒淇開始混跡於公園。這是特殊的一個流浪漢群體：沒有工作，以園為家，在同性戀圈的灰色地帶徘徊。他結識了一幫年輕“姐妹”，他嘴大，就被昵稱為“舒淇”。缺錢時，舒淇和一幫人會去“獻血”，200cc血200元錢，免得餓肚子。
在公園石凳上，一個高高瘦瘦的老人湊過來跟他說話。“我不喜歡他。”舒淇說，但跟著老人去了他家。完事後，老人問：“你是不是要錢？”“是。”“要多少？”“200。”這樣的交往持續不久，舒淇找了一份酒樓服務員工作，便不再去老人家裏，偶爾還會打電話問候一聲。有時，老人會問：“公園有沒有帥哥？介紹認識一下。”“沒有啊。”他敷衍著。
“像這種情況很多的。”舒淇說。
“那是一段很慘的日子。”5月9日，他穿著餐廳服務員製服，回想著。“我現在隻想好好工作，有了錢，什麽都不用擔心。”那時，除了去朋友家、泡網吧、在麥當勞捱夜，舒淇便睡在公園石凳上。2006年左右，公園深夜不清場。後來要清場，治安員喊著：“清場了，走啦走啦！”他們便挪到公園邊上，治安員走了，他們又回來了。
深夜，是他們的快樂時光。大家天南海北聊天、唱歌。唱完，有人尖著嗓子喝彩：“好好聽哦！”鬧得凶了，治安員就出來了：“走了走了，別在這裏吵了！”有一些同性戀在酒吧、夜總會做反串演出，也就是男扮女裝，用女聲唱歌。他們在演出前，或者結束之後，會到公園來逗留。艾麗斯記得最有名的是“萍姐”，“他化女裝很成功的，穿連衣裙、高跟鞋，帶著假波（乳房），我們會去抓一下，大家逗逗開心。”有時候，萍姐會加入一些業務舞蹈隊跳舞、唱歌。許多人圍著他，聽他粵語發音不標準的歌，一些人還跟他拍照留念。據說，他出過自傳，上過報紙，帶了不少徒弟入演藝圈。不過，現在公園已見不到他了。
何去何從
“人民公園是人民的，同性戀為什麽不能來呢？”
寄生於此的行當也自然而生：偷竊、搶劫、賣淫的。受訪的同性戀大都自認是受害者。
Ricky家在廣州、佛山交界的高村，他喜歡人民公園，但已不敢去。幾年前，他在公園認識了一個看起來很純淨的年輕人，在公廁，他被對方搶走了錢包和手機。算起來，他被偷、搶的手機已有5部。
“這個圈子什麽樣的人都有，有的是找朋友，有的隻是想玩一下，有的來聊天，有的就是為了生活賺錢。”舒淇說。現在，老黃也不敢在公園裏找朋友了，隻是逛逛。“在這個圈子裏交往，弦不能放鬆的。真愛是有的，但概率太低太低了。”很多同性戀不會去公廁裏，三五人占據了小便池，作勢小便，每當有人進門時，狺狺的眼神如同掃射獵物一般盯著，如遇相同的眼神，便尾隨而行。而這大部分是借“釣魚”為幌子偷竊、搶劫。
今年初開始，人民公園轄區內的廣衛派出所加強了治安管理，一批一批的同性戀被帶到所裏詢問。這在同性戀社區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提及了電影導演張元的電影《東宮西宮》，影片講述的是北京某公園，民警抓捕、審訊同性戀的經過。
在小白的印象中，頻繁搜查出現在3月底。他是智行基金會誌願者，這個香港慈善機構專為艾滋病和弱勢群體提供關懷。“就像演電影一樣。”誌願者小姚回憶。4月3日，幾名警察、治安員突然從四麵包圍上來，包括他們4名誌願者在內，有二三十人被帶到派出所，大多是同性戀者。
小白記得，詢問筆錄上寫明事由是“涉嫌賣淫嫖娼”。但僅有兩個問題涉及：“你是不是賣淫嫖娼”、“你知不知道這裏有賣淫嫖娼”。
所有接受詢問的人還都會被問到：“你是不是同性戀？”最後，民警會在筆錄外補充一句：“以後不要來了，這裏不是你們呆的地方。”包括智行誌願者，他們會被告誡不要來做外展，因為會招來同性戀者。
一名曾被詢問的同性戀者Tony很氣憤：“人民公園是人民的，同性戀為什麽不能來呢？”敏感者覺得這涉嫌“歧視”。在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看來，警方行動缺乏法律依據，“影響警方行動的是道德層麵的問題，但警方是執法者，需要法律依據和事實證據，不能隨便抓人”。
智行誌願者，以及一起開展活動的廣州市疾控中心官員事後曾到廣衛派出所所交涉。
“我們也有難處。”廣衛所負責人告訴他們，警方是接到市民投訴采取行動的，否則警方會被認為不作為。
比如，有市民被同性戀者騷擾；有人在公廁裏盯著小便的市民，甚至過來撫摸。有一次，一名警官身著警服如廁，剛一進廁，就有兩個人一左一右圍上來，盯著他看。在警方最近的一次行動中，從一個公廁裏帶走了20餘人，“他們呆在裏麵長時間不出來。”另外，該負責人提到同性戀搶劫、敲詐、賣淫的事件時有發生，這已是屬於觸犯法律的行為。
該負責人稱，警方行動時，很難辨別哪些同性戀有不文明或者違法行為，“這些人的身份我們並不掌握，隻能統一行動。”智行工作人員葉貝擔心這個精神家園會消失。“我們會采取一些辦法，一是加強人民公園的宣傳教育，同性戀者作為文明市民，不要發生不文明行為。二是組織羽毛球比賽、英語角，把這裏變成同性戀的文明場所。”
許多同性戀者已不敢在公園露麵，家在附近的Tony被詢問過一次之後，不再敢來公園逗留。舒淇站在公園邊上，估摸著又到治安員出巡時間，也匆匆逃離。“我一些朋友都被帶到派出所裏，現在哪還敢去啊。”
不管是非如何，人民公園，這個“王國”已經走到了分崩離析的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