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芳（右）被美國養父母改名為艾絲特，她從小就不知道自己曾被販賣，還與雙胞胎姊妹失散
《竹林女兒——從中國到美國，關於綁架、收養和失散雙胞胎的真實故事》，芭芭拉·德米克 著(DAUGHTERS OF THE BAMBOO GROVE: From China to America, a True Story of Abduction, Adoption, and Separated Twins, by Barbara Demick)
前來搶走孩子的男人來自一個名為“計生辦”的機構。
在那個晚春的早晨，當闖入者湧進家門的時候，孩子的姑姑獨自在家帶孩子。村子坐落在中國湖南，四周是稻田和柚樹林，這裏本來與世隔絕，如今卻遭到了來自外部世界的威脅。
其中幾哥人按住了女人的手腳，其他人把21個月大的孩子緊抓著她襯衫下擺的小手掰開。這群男子隨後抱著孩子鑽進一輛等候的汽車，揚長而去。
這名被擄走的孩子小時候叫芳芳，長大後叫做艾絲特，芭芭拉·德米克這本引人入勝又令人不安的新書《竹林女兒》講述的就是她的故事。書中記錄了她從中國孤兒院開始的離奇經曆——她被人口販子帶進孤兒院，之後被美國得州一個福音派基督徒家庭收養。更為戲劇性的是，她後來發現自己在中國還有一個同卵雙胞胎妹妹，由親生父母撫養長大。
曾任《洛杉磯時報》駐外記者的德米克是一位傑出的東亞紀實作家，著有多部作品，包括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關於朝鮮脫北者的《我們最幸福》(Nothing to Envy)。她斟酌出一個又一個堅實有力的句子，直到整部作品如同宏偉建築般清晰顯現。
她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許多故事都是多年深度采訪的成果，能帶來罕見的情感衝擊。比如，在她的《我們最幸福》中，那對期盼著停電以便能在黑暗中獨處的年輕戀人讓人難以忘懷。
而這本新書也必然會激起強烈的情感。故事的背景是中國為了控製人口增長而推行的雄心勃勃卻誤入歧途的嚐試，即所謂的“獨生子女政策”，但這個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有誤導性的。
從1979年開始的36年裏，中國當局對最私密的行為——生育——采取管控措施，有時手段極其野蠻，包括強製絕育、注射甲醛進行晚期引產、破壞違規者的財產，甚至綁架。那些追蹤女性月經周期的監督員被嘲諷為“月經警察”。據一項估計，到20世紀90年代，約有8300萬中國人以某種身份為計劃生育部門工作過。
人權組織對此發出了警告。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尤為關注，他們從美國國內的墮胎政治視角審視中國的計劃生育。反對者也批評中國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因為兒子被視為贍養父母的保障。（很說明問題的一點是，在中國，“要弟”是一個常見的女孩名字。）
在1983年的一樁廣為流傳的事件中，一名中國父親因渴望生兒子，將女兒扔進井裏，當時女孩還尖叫著“爸爸！”。這一事件激怒了美國人，促使一些活動人士——包括撫養芳芳的父母在內——通過收養中國兒童來進行“拯救”。巨型教會牧師華理克(Rick Warren)宣稱：“上帝在精神上如何造就我們，他就期望我們在肉體上如何對待孤兒——重生並收養。”
中國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確有諸多令人震驚之處。但這些恐怖故事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冷戰式的東方主義。這種“拯救敘事”——文明的西方、落後的東方——嚴重扭曲了事實。學者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已指出，中國的政策本身植根於西方科學與經濟學：它由中國的“火箭科學家”們構想，旨在減少人口、提高GDP，從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增強國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這些政策是共產主義的產物，但同樣也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在嬰兒市場方麵，情況無疑正是如此。1992年，中國向國際收養開放大門，最終催生了販賣兒童的黑市。作為當時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德米克較早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她在2009年撰寫了一篇題為《被拐中國嬰兒滿足收養需求》的報道，隨後沿著一條又一條線索追蹤，最終鎖定了住在得克薩斯州的芳芳的收養家庭。
德米克本人也是這一事件的核心參與者。起初，在發現這個女孩的身份後，她不得不隱瞞消息。收養家庭擔心可能引發的動蕩，不願談及此事，德米克艱難地決定向女孩的原生家庭隱瞞她的確切下落。然而，多年後，收養家庭的一名成員給德米克發了一條誘人的Facebook消息：他們準備好談論這件事了。
這對雙胞胎最終重新取得聯係，先是通過視頻通話，後來在中國見麵。但這些會麵始終彌漫著一絲緊張。有一次，女孩的親生父親問收養家庭：“你們花了多少錢買她？”
從經濟角度描述事件——包括描述她自己——的德米克會展現出最冷靜的分析能力。散文家瓊·狄迪恩曾被問及，在報道中遇到一個服用LSD後產生幻覺的五歲兒童是什麽感受。“這麽跟你說吧，”狄迪恩冷冷地答道，“就是挖到寶了。”讀這本書時，能感覺到德米克知道自己挖到了寶。這是一個非凡的故事，是記者們夢寐以求的素材。
但記者也受製於創作與傳播的需求。“我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德米克在某個時刻承認，她在盤算自己出麵讓這對女孩團聚需要多少費用。她說服編輯承擔部分費用；當然，代價是她要將姐妹重逢的私密細節公之於眾。
這本出色的書若說有什麽瑕疵，那就是單個家庭的故事——即便（或許尤其是）像這樣如此戲劇性的故事——並非理解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整體的理想途徑。這些政策推行了35年，內容繁雜，且因地區和時間的不同而存在差異，難以通過這樣一個轟動的個案來全麵理解。
幸運的是，德米克沒有強行給出一個圓滿的結局。她讓我們始終無法確定，兩姐妹究竟誰過上了更好的生活——是在中國長大的女孩，還是在得克薩斯州長大的女孩。這種源於對完美圓滿懷著不切實際向往的不安感，是德米克作品的一大特點。
我們渴望成為家庭、國家和教會的一員——成為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但無論美國人還是中國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由市場驅動、高度個人主義的世界裏。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流亡的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