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建平
由於“《色戒》是否在美化”引起的價值共識和審美認同的破裂，這部電影也同時像一片試紙，向人們顯示了中國社會精神狀態的酸堿度
如果人們適應了這種惡心而不再“上綱上線”，“拉出長紅”的票房奇跡是不是會鼓勵流行文化製造商，再去虛構一個慰安婦對日本皇軍發生愛情或虐戀依賴的所謂“人性”故事呢
如果虛構的流行文化用誇張的欲望描寫引誘人們接受對民族精神和曆史正義的蠶食，國民當然有權利提出或個人道德或民族大義立場的批評
一場電視辯論節目引起的思考
11月上映的影片《色戒》，可能開創了電影史上最多的評論記錄。據統計，光在中國就有數百萬篇成文的評論文章。各種媒體葉此的爭論，也一直持續不斷。
前不久，筆者參加了一個電視辯論節目，辯論的主題之一就是“《色戒》是否在美化”，雙方爭論得非常激烈。從一個側麵看出，《色戒》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撕開了一道關於民族解放戰爭曆史記憶和道德判斷的傷口。
在現場，主張和讚成《色戒》是“美化”的一方指出：既然故事有曆史原型，讓抗日誌士愛上就構成了對原型烈士的侮辱和對民族精神的褻瀆；讓深受追捧的明星偶像出演，本身就使追星族在心理上傾向於他；關於的權勢威風、豪華奢侈、美女投懷的生活敘事，讓人不由自主地羨慕他，而且掩蓋了之為的血汙；與愛國誌士幼稚、猥瑣、無能和最後被一網打盡的下場相比，英俊瀟灑、足智多謀、對女人溫情體貼而且通贏情場、戰場，明顯暗示觀眾去認同他或者產生絕望的挫折感。
而持相反意見的人，有的就譏諷正方隻習慣於“臉譜化”、“卡通化”的描寫而藝術欣賞水平太低；有的聲討他們為什麽把藝術政治化而搞“上綱上線”和道德說教？有的女學生甚至表示，遇到“易先生”這種對女性溫柔的情場高手，自己也會動心；有的則反問：也是人，難道沒有感情、沒有真愛嗎？有的還分析說：《色戒》是在刻畫“易先生”作為人的私生活而不是評判其作為的公生活，曆史上的如“張愛玲的愛人胡蘭成、陳璧君的愛人汪精衛”都是有名的美男子，他們的私生活是很浪漫的，拍出來會比《色戒》更好看。
如此等等，一方是“大師”藝術論，一方是民族道德論，或義正詞嚴，或反唇相譏，互相不能說服和接受。很顯然，擁抱《色戒》藝術的人，不僅對所謂“藝術”，有的甚至對“易先生”的認同也到了性情迷戀的程度，並且為了捍衛自己擁抱藝術、迷戀性情的權利，而把反對的人排斥為政治狂熱者或藝術低能者。這樣，《色戒》以情色描寫的欲望煽動性和西方獎章的“藝術”證明掀起的票房颶風，撕裂了中國人建立在民族解放戰爭的集體記憶和基本曆史教育之上的價值共識和審美認同。《色戒》的未了情讓人深思。
一部電影顯示了中國社會精神狀態的酸堿度
正是由於價值共識和審美認同的破裂，《色戒》也同時像一片試紙，向人們顯示了中國社會精神狀態的酸堿度。
對於那些《色戒》“藝術”與“人性”的擁抱者來說，一邊咀嚼描寫的美味，一邊拒絕影片“美化”的判斷，似乎沒有邏輯衝突。他們承認，傳統的描寫是“臉譜化”、“卡通化”的，因此讓人望而生厭。這就自相矛盾了：如果不是由於《色戒》美化，那些擁抱《色戒》的人，怎麽就對的“溫柔”人性發生向往，對他私生活的“浪漫”之美發生憧憬了呢？即使是從補足了“人性”一麵的刻畫來說，相對於已經不滿意的“臉譜化”和“卡通化”的描寫，不也是一種美化嗎？所以，《色戒》美化是確實的，隻不過對於《色戒》的抗議者來說，這種美化是失敗的和不能接受的；而對於《色戒》的擁抱者來說，這種美化是成功的和喜聞樂見的罷了。由此還可以看出，和傳統的價值觀和審美趣味相比，先前我們民族大義的和道德為人的標準，開始受到某種程度的厭棄；相反，那種用洋房、汽車、鑽戒（或者還有性虐待）等等利欲誘惑表達的“溫柔”和在民族危亡之秋及時尋歡的“浪漫”，已經成為愛情市場的時尚品牌。
其次，我們還可以看出，個人的性感官刺激快樂正在堵塞或淹沒對曆史和社會問題的關注與思考。所謂“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真愛”之說，聽起來似乎很通人性，其實人不是簡單的生物學意義動物，而是生活在特定曆史和社會中的。人之所以區別於禽獸，在於是社會性的動物。的罪惡，就在於其社會性的一麵是出賣民族利益、幫助帝國主義屠殺和奴役同胞，所以，民族解放戰爭勝利以後，國家處決作為民族背叛者的，其人性因為其罪惡的社會性而被國家否定和掩埋了。
在曆史翻過了這一頁的今天，《色戒》創作者表示要“搶救曆史”；如果偏偏要用虛構的故事發掘被掩埋的曆史汙穢，甚至給以某種價值的誘導和人性的同情，相對於曆史正義對汙穢的處理，這不是一種美化，又是什麽呢？或許你對這種汙穢發掘和曆史顛覆感到惡心，但創作者把它和女性肉體的暴露捆綁梢售，甚至獲得了西方頒發的獎章，你還能斷然下決心拒絕嗎？如果人們適應了這種惡心而不再“上綱上線”，“拉出長紅”的票房奇跡是不是會鼓動流行文化製造商，再去虛構一個慰安婦對日本皇軍發生愛情或虐戀依賴的所謂“人性”故事呢？
不能以“藝術”、“人性”之名顛覆民族情感
還有人用所謂“藝術”、“人性”的理由為影片辯護，那就更加失去邏輯。我們知道，“藝術”中的人物是創造者虛構的符號，雖然電影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人的影像而讓受眾更容易發生人的故事和人性描述之類的幻覺，但它仍然是受創作者完全支配的符號，不具備人之為人的感情尊嚴和生理健全的肉體反應，隻接受創作者賦予它的意義。正如《色戒》創作者所告白的：角色都是導演的“分身”。這樣，創作者虛構了一個名為抗日誌士的符號，操縱它忘記初衷、甘受侮辱、背叛組織、見權勢威風而發春情、受錢財利誘而起淫心，最後又操縱符號象征性地把杭日誌士全部殲滅了。如果把創作者對符號的這種操縱當作人性來理解，那就應該首先自問曆史的真實和人生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這部影片的女主角本來就有原型，那麽，我們就更不應當去向藝術討教人性，而應當去向學術追求真相了。因為隻有事實和真相，才可能告訴我們曆史的邏輯、人生的淪桑和國家的興衰，而藝術中隻有創造者操縱符號演出的雙簧。總之，藝術家不是一說“不懂藝術”我們就得閉嘴的神聖權力者，藝術可以影響我們，我們當然可以批評藝術。而我們也不能因為藝術家本身所擁有的“大師”級地位，而製造新的藝術家個人崇拜或者陷入藝術神秘論的色彩中。
總結起來，根據《色戒》創作者表白的“搶救曆史”意識，加上《色戒》擁抱者的“藝術”神秘立場，一個試圖雙贏的話語策略是清晰的：如果你崇拜藝術，創作者會說《色戒》是曆史；如果你抗議創作者的曆史觀，《色戒》擁抱者就說那是“藝術”。這是一個可以任意變換概念和顛倒邏揮的語言遊戲。
我們知道：戰爭決定了政治群體和民族國家的認同，這是基本的曆史事實；而人生存於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道德與大義可以討論但絕不是虛無的。如果虛構的流行文化用誇張的欲望描寫引誘人們接受對民族精神和曆史正義的蠶食，國民當然有權利提出或個人道德或民族大義立場的批評，也可以拒絕用語言遊戲掩飾偷換概念和顛倒邏輯的所謂“藝術”。
況且《色戒》本來也很簡單，從辯論現場看，它隻以一個名為“易先生”的角色設計，就足以把人們拖入談《色戒》便不得不“易先生長易先生短”地把稱為“先生”的陷阱了。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是聖賢老祖就有的智慧和洞察。所以我們難免不注意到，流行文化固然能夠帶來巨額GDP，但也考驗著一個民族的道德和智力；而《色戒》就是這樣的考驗，《色戒》的未了情就是考驗的結果。（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