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是對人性很幽微很新鮮角度的探索，但我同時也想表達對我父母那一代的紀念。
撰稿／王 倩(記者)
李安的妻子林惠嘉曾經說過，做一個人最幸運的就是能夠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每件事情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林惠嘉在說大學畢業卻一事無成的李安，頂著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學位卻長達6年時間一事無成，在家裏燒飯帶小孩，靠太太的薪水為生，一度窮到銀行的存款不到50美元。但這段人生的最低潮沒有讓李安懷疑過自己的電影天分，幸好他沒放棄。
如今的李安功成名就，成為華人導演的楷模，真正做到了妻子口中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為拍片而拍片，不用為資金發愁，按自己的想法，拍想拍的故事，表達自己的情懷，而《色·戒》就是他在這種自由狀態下的大作。李安重回華語片，加上張愛玲原作的標簽，《色·戒》自開拍之日起就備受關注和追捧。
起程去意大利參加威尼斯電影節前，李安接受了《新民周刊》的專訪。一貫擅長在電影中體現人性之壓抑的李安，說自己向往“在抗戰殺敵這樣的一個題材裏，去尋覓一種幽微可是又很巨大的力量”。
填充張愛玲的留白
新民周刊：你曾說過張愛玲太偉大了，“不敢動”她的作品。而《色·戒》又被認為是張愛玲眾多作品中比較複雜的小說，你為什麽會選擇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呢？
李安：我不像《色·戒》的編劇王蕙玲那樣，她是張愛玲專家，而我真的隻是喜歡這個作品。我覺得它隻能算是小品，是短篇小說中的一個極品。而以張愛玲的作品來說，這部她在比較晚年時的作品，是她寫得最精簡但可能也是最精彩最完美最厲害的一部，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她之前的作品寫的都是她身邊的和她熟悉知道的事情，但這一部好像是她的自傳，是她對愛情的牽情之作，這是相當明顯的，所以我一方麵好像也是在拍張愛玲一樣。
新民周刊：張愛玲的小說《色·戒》對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幾乎沒有正麵塑造，對小說背景的交代也語焉不詳，作為導演，在電影中你會如何處理？
李安：張愛玲寫得很短，這個東西如果真人演出來，真的不合理，很可笑，有點像狂想曲，它的真實性是十分可疑的。可是她又是寫得那麽小心，28頁的小說花了10年；張愛玲這麽聰明，而且又是在她晚期的時候，所以說這部小說真的不簡單，裏麵藏了很多東西，而且她也避掉了很多東西，很聰明。所以在拍電影的時候，有些笨功夫我們要幫她想，有些沒有的東西我們也要把它的血肉弄出來，把它的合理性鋪墊好。把她內心的東西用電影演出來，這是最困難的。小說裏麵有和抗日的，張愛玲不是一筆帶過，可也說得不詳，但是在電影裏麵必須要交待得比較清楚。一個故事的發展不能兩三筆就帶過去，因為有些場景有些情節能夠存在成立的話，你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所以我們還是照實拍，盡量把它做得像真的一樣！
新民周刊：你的電影會忠實於小說原著嗎？小說看上去有點“風輕雲淡”，那你的這部電影也會是這樣的嗎？
李安：我想就是盡量還原，盡量忠實吧！在情節上，相較原著有一定的改動，但這樣的改動也是為了更好地忠實於原著。張愛玲當時年紀大了，又是寫跟自己相關的東西，她也很聰明，不敢寫長了，但是我把它變成了一個長篇的電影，很吃力，要做很多的工作。有些東西是很難成立的，我們在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做的工作要比她艱苦一些。當然我們做工作的時候也是掏心窩的，沒有辦法像她寫的那樣雲淡風輕的，很多翻江倒海的東西還要即時地把它拍出來，這是很大的工程。
新民周刊：很多人相信李安導演能很好地表現張愛玲這部小說眾多的留白處，你自我感覺呢？
李安：視覺的東西跟文字不同，電影是靠實像來打動觀眾的，而文字則留給讀者很大的想象空間，所以改動都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原著的思想，我必須要對原著進行填充。當然我也不是一個去翻譯張愛玲小說的人，我不是把這些作品翻譯成為電影語言，我絕對不是做這類工作，不然我就變成一個匠人了，沒什麽意思。正是因為她刺激了我對這個題材以及對人生的一些好奇，有了一些需要表達的東西，然後我去創作，去借題發揮。一個好的作品創作出來都不容易，它能夠讓我看中，它已經是一個成立的東西，我能夠借力當然是很好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說她刺激了你對人生的好奇，那麽你希望通過《色·戒》傳達什麽理念呢？
李安：《色·戒》是對人性很幽微很新鮮角度的探索，但我同時也想表達對我父母那一代的紀念。五四那一段歲月很浪漫，包括愛國都是很浪漫很前衛的那種情懷。在那種純真年代裏，國家和人情都有特別的情懷。我自己很想把過去的那種情懷抓回來，我希望觀眾也有這種情懷跟我分享。另外就是對純真愛情的一種向往吧！也可以說是張愛玲所追求的一種愛情觀，尤其是從女性(當然男性也有)角度出發，主要也是從女性角度來說。在抗戰殺敵這樣的一個題材裏，去尋覓這種幽微可是又很巨大的力量是張愛玲的長處，也是我很向往的。
湯唯帶來的挑戰
新民周刊：編劇王蕙玲女士正在進行電視劇《張愛玲傳》的工作，這對於電影的完成有什麽幫助嗎？王蕙玲女士說她參與《臥虎藏龍》的編劇，是你希望借助她情感戲方麵的專長，增添電影的愛情魅力，那《色·戒》中的“王蕙玲影響”具體體現在什麽地方呢？
李安：王蕙玲以寫華語的電影和電視為主，因為《色·戒》是中文題材，所以一定要從這方麵出發。我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年，一稿一稿的，下了很多功夫。她剛做完《張愛玲傳》，很多關於張愛玲的東西她都跟我講。她算是一個張愛玲專家，對張愛玲小說裏的人物的熟知性就更強。《色·戒》小說雖然短，但是感情線卻十分複雜，特別是人物內心的情感表現，所以這一次她還是一樣要負責情感這部分的內容。
新民周刊：《色·戒》即將完成後期製作，和最初選擇男女演員時相比，你現在對他們的評價有所改變嗎？他們達到了你的要求了嗎？
李安：以他們的年紀來講，都是相當好的。湯唯扮演的角色要找到很困難，是我千挑萬選出來的。她的氣質啊，各方麵是很接近的，她受的訓練也最多，8個月裏都在不停地練，沒有什麽休息，一個禮拜七天從來都不休息的。
梁朝偉本身的程度就比較好，還有他的年紀也比較成熟，他主要就是講國語比較吃虧一點，所以他在那方麵練得比較多。口氣啊，形態啦，也都要重新來過，因為他在香港平常演戲時跟這次電影裏的時代不太一樣，跟以前演上海灘那種也不太一樣。這次他要演一個國民黨特務，一個官員，那也不是他熟悉的，所以他也要訓練，我大概都是拿我父親的樣子去教他。
王力宏也下了很多功夫，國語對他來說也是第二語言。可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在美國那樣家庭裏長大的小孩他身上有那種教養，我去教他比教一個現在大陸或港台同樣年紀的小孩還要快，他更接近以前的樣子，而且他是非常努力的一個人。他有時會流露出美國很自然的一種表情，那個我要特別注意一下。我抓到了就盡量抓，抓不到隻好漏掉。除了這一點之外，我覺得他的樣子是很古典的。我說的古典是三四十年代五四青年的那個樣子，受徐誌摩等人的影響，差不多像我父親。父親如果在世的話，九十歲多一點，就是王力宏祖父母的年齡，他回去看他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可以再去溫習一下那種樣子。加上陳衝，這四個比較重要的角色，都相當稱職。以目前的這個年齡層來說，我看到的是很稱職的。
新民周刊：演員們的表演，對你的工作是否會有所啟發呢？
李安：和他們合作的過程也給了我很多。特別是湯唯，我跟她有一個很奇怪的經曆，是我在過去當導演時沒有碰到過的事情。通常你帶一個年輕演員，過了幾年，過了幾部片子以後，他們漸漸轉型，變得比較有經驗，過去的天真已經沒有了，他們在演技上有了新的困境，也需要突破，年輕的男孩女孩我都碰到過。但是湯唯在這8個月裏麵變了3次，這是我也沒有碰到過的，所以對我是很大的挑戰。她最初是靠純真去演戲，也不知道自己拍的是什麽，好不好也不敢去說，悶著頭演；然後拍到一段重頭戲，大概拍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她開始變，純真就沒有了。她也不會再去演純真，因為她演技還不到，所以我重新教她去演戲，像教一個新人一樣，更難教；再過三分之一，就又變一個人了，又要重新教。人家可能好幾年的變化，她在同一部戲裏就發生了，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困難，我也不曉得怎麽去教她、去拍她，是很有趣的一個課題，不過我們都度過了。最後需要她演角色比較深沉、層次比較多的像梁朝偉那樣的戲，我覺得她都做到了，很難能可貴，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她的觀眾緣怎麽樣，我不敢講，可是對於我一個導演一個導師，去教這樣一個年輕演員和學生，可以說是教學相長，我從中也學到很多東西。
中西文化的融合
新民周刊：你的“父親三部曲”體現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後你又成功拍攝了大量體現西方文化的電影，功成名就的你這次又重歸華語電影。很多人都佩服李安導演對中西方文化把握得遊刃有餘，你是如何做到這一步的？
李安：這個東西你去經營的話會有痕跡，我覺得是很自然的。我們現代人本身就有歐美的東西，因為中國的東西很老舊，我們自己又來不及推翻，要把它革命掉。好的東西你也不能全盤地接受，全盤接受是絕對不可行的，任何人也不會這樣去做。所以好的東西，我們要去學習去發揮；舊的東西，可以在現成的東西裏製造出一種新意，還沒有被發掘的新意。比如說《色·戒》拍攝的是1942年的舊上海，上海的那個年代還沒有人去做過。一個講了千遍已被講爛了的東西，那你選擇上海1940年代就又有了新意。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投入，在我們固有的文化裏麵加入新鮮感。藝術創作還有娛樂事業都是推陳出新的，這都是我們應該做的。
新民周刊：有些東方的文化人可能會抗拒去和西方融合，對此你怎麽看？
李安：你說張愛玲，張愛玲就是英文極端好、歐美的東西極端好的一個中國人，她如果在英美文學上不那麽好，那麽她中文的東西也寫不了那麽好，中文寫來寫去就那麽幾句話；放下英文不說，魯迅不學日文的話，他中文也寫不了那麽好，中文根本就不夠用。所以你一定要去學習人家的長處，但學習時也不能硬套，有的套成了有的套不成功。這是文明發展的一個必經路程，這個我覺得不必那麽堅壁清野，大家就是需要同仇敵愾呀什麽的，我覺得中國本來也不是這樣，中國是靠融合才能到現在。五六千年了，這個國家還存在。地球上沒有一個古老文明能夠到現在還存在，隻有中國。中國就是天下，各地方的文化都往裏麵添了，它才能有活力。我們現代人就更不應該有這種陳舊的僵化的想法。
新民周刊：中國故事《色·戒》，也會體現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嗎？
李安：張愛玲很典型，她把西方的東西和中國的文字寫得那麽好，兩個方麵都寫絕了。拍張愛玲(的小說)，你就應該拍上海這樣的地方。上海是現代的東方和西方融合最自然最快速的一個地方，一直都是這個樣子，那我做這個題材就很自然，根本一點都不吃力，而且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對我來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問題是不存在的，不需要你刻意去適應去把它做出來，沒有的。隻有你拍得好不好的問題，因為上海過去就是這個樣子，現在也還是這個樣子，你要拍上海就要拍到位，西方的東西不能省掉，因為它的融合是非常獨特的，非常自然的，也很有特殊性。
華語電影需共同努力
新民周刊：包括你和吳宇森等大導演都重拍華語電影，這是好萊塢對中國題材的看重嗎？
李安：不能單從幾部片子就斷言什麽，或者說現在國產片的市場會怎樣，而要從整體來看。這是很新鮮的一個問題和現象，還有就是大家都渴望的市場和生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東西。我們需要再努力，不能用幾部片子或者幾個導演的表現來評價。
新民周刊：過去一段時間，內地電影叫好的不叫座，叫座的不叫好，而香港和台灣電影更是困難重重。你眼中的華語電影圈又是怎樣的狀況呢？
李安：以在兩岸三地製作電影來說，內地環境是最好的，工作條件也是最好的。香港在退步，領先優勢已經沒有了，所以很多我們原先預計要在香港做的，現在都搬到上海來做。台灣已經相當差了。華語電影是一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支持的事情。
新民周刊：如今你的一舉一動都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但當初《臥虎藏龍》在奧斯卡獲獎前內地放映時票房一般，評價也一般。當時你失望過嗎？你看重普通觀眾對你的評價嗎？
李安：每一次拍片，我都盡力拍好，成不成功是不敢說的。它是否有觀眾緣，每一部片都有自己的命，你不能跟它硬熬。可是我的出發點和希望都是很純良的，很用力的，我跟我的工作人員都在那個狀態，這樣去拍我的劇本就很有意思。當然對觀眾來說，他們有自己的評斷力，而且我的電影也不是那種人見人愛的類型。雖然我很看重觀眾對影片的評價，但我不能因為其他外來的因素就怕這怕那，不敢拍了。希望喜歡的觀眾還能繼續喜歡，不喜歡的觀眾就看個熱鬧。
新民周刊：2000年的《臥虎藏龍》和2005年的《斷背山》為你連續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威尼斯金獅獎、金球獎最佳影片和奧斯卡最佳導演等獎項，你已成為國際知名大導演，所有的這些改變了你的生活了嗎？
李安：電影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它也是因緣際會，是很多人跟我一起工作的一個成績，大家在電影創作的狀態上都是相當好的，不能說是一種幸運，我比較好命吧。到目前為止，我希望能夠一直在這種狀況下拍戲，其實我現在收山不拍電影也挺好的，不是為拍片而拍片就是很好的東西。獲獎對於生活的影響，那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些的。比如像拍這個片子，我接近九個月沒有回家，隻是偶爾通通電話，和孩子們的接觸也越來越少……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麵來說，獲獎也是好事。因為這些獎項，我現在已經基本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在執行我自己的意願時受到的阻力也不是很大。
新民周刊：9月28日《色·戒》就要全球公映，同時《色·戒》也是威尼斯電影節的參賽作品，對這部作品和威尼斯之行有什麽期望嗎？
李安：對於影片而言，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吧！對於票房，我沒有什麽期待，《色·戒》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那種電影，那就不喜歡的看熱鬧，喜歡的捧個場。對於電影的獎項，沒有什麽特別的期待，如果說能得獎的話，希望能多給演員一些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