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海外大獎開頒，金鼓齊鳴之時，諸多影迷卯足了勁搖旗呐喊，把本著功利去的國產電影賦予了更多的民族使命，比較悲壯的是，這些被賦予了過多使命的電影往往無功而返，不受任何待見。
中國人對待電影的態度，很大一部分程度跟中國人看待奧運會一樣。外國選手多是代表自己去參加比賽。比較典型的是打乒乓球的瓦爾德內爾，跟他同一輩的選手都做了教練，一肚子肥肉，他卻依舊身手矯健，連個教練都沒有，自己來自己走，一副特有體育精神的範兒。中國選手則背負了太多，中國老百姓也依舊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咬著牙瞪著電視，盼著電視裏那個10來歲小孩兒替自己出口惡氣。中國電影人對國外大獎的巴結有情可原，中國影迷應該抱怎樣的態度也是仁者見仁的事，但有一點，中國電影拍得越來越不是給中國人看的了，成了徹頭徹尾的“雜種電影”，就像轉基因失敗後渾身長大豆的科學怪人。
刻薄地說，中國導演導的片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拍給國外片商看的，即傳說中的“國產大片兒”；一種是拍給國外電影節評委看的，姑且可以被算作文藝電影.功利者的階段性越進
第五代導演似乎是中國電影導演的分水嶺，更老一輩導演大多失去了表達的機會和權力，後輩導演則對第五代導演的“霸權”忿忿不平。賈樟柯對第五代導演的看法是，“基本上他們這個年紀正是權力的擁有者，他們經曆過‘文革’經曆過改革開放，所以他們是非常實用主義的一代，非常庸俗的一代，非常霸權的一代。”
不管怎樣，第五代導演大多在國內外拿了一堆獎回來，而且在同輩導演李安的引領下，開始作為先鋒人物推動中國電影的票房了。毫無疑問，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無疑是幸運的，他們的電影在“完成任務”的同時獲得了海外的關注。這種關注來自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片子也就成了國外小眾窺視中國的鏡子。
好名聲和多年的人脈關係令第五代導演找到了經濟後盾暫作抵擋，而正當摸索多年，市場不盡人意之時，《臥虎藏龍》的成功讓張藝謀等看到了希望。事實上，看似《英雄》海外票房不錯，但海外版權是被米拉麥克斯一次性買斷的，製片方並沒撈到實惠；而《十麵埋伏》的質量遜於《英雄》很多，發行商又不肯花大價錢買賬。正當“二張”的組合往市場裏施肥澆水，打造品牌的時候，那部很《無極》的牛片兒上映了，於是後來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和《夜宴》都要吃《無極》的“鍋烙”，為其“埋單”了。張藝謀宣布兩年內不拍新片兒，並打算探尋新的套路，這一切行為都和市場有關。說白了，在第六代導演眼中第五代導演是功利的，他們是為了市場拍片的，片子裏沒有人文關懷和自身所要表達的思想。
理想主義和尚的煩惱
相比之下，第六代過得坎坷多了，但依舊堅持把電影拍給小眾看，一麵在海外參賽，擴大影響，一麵幻想可以受到國內市場待見。實際上，中國至今仍未完成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結構轉型，加之區區3000多塊幕，根本撐不起院線市場。
成為傳說的文藝大師們，大多在他們那個時代也有不錯的票房，而當市場不景氣的時候，他們也同樣會無錢拍片，逐漸淡出公眾視線。黑澤明晚年無法拍片，在得到好萊塢投資後，不顧70多歲高齡的身子骨兒，白天導演，夜裏剪輯。去世不久的伯格曼和安東尼奧尼在晚年同樣再沒拍出過驚世之作。中國電影倘若都是文藝片兒，那整個電影產業就“猴兒他爹——狒狒”了。
按以往經驗，中國電影200萬以下的投資和投資巨大的“大片兒”都能收回投資，然而第六代導演大多“高不成，低不就”。中國電影導演在課堂裏沒學過如何打造商業電影，畢業出來後也急著像文藝大師一樣進行自我觀點的闡述，他們對票房是無可奈何的。盡管第六代導演對第五代導演或蔑視，或妒忌，但走的路卻差不太多，基本也是紮到國外去拿獎，期待“鍍金”後擴大知名度，回來拉更多的資金實現理想。這種唐吉訶德式的騎士精神對中國電影院線助益不多。值得諷刺的是，第五代導演的“霸權”為中國電影吸引了不少海外讚助，讓更多人看到了中國電影的商業價值。
B級電影《瘋狂的石頭》是小成本商業片兒的典型，這類電影在發達國家有很多人在搞，但這種“小兒科”式的東西第六代導演似乎大都跌不下份兒，不屑一琢磨。
中國電影包容了什麽？
由於國內電影市場不景氣，中國電影的幾大“豪乳”逐漸開始研究好萊塢大片兒的賺錢模式，就像傻子學廚一樣，也往鍋裏放了蔥薑蒜，賣相都還可以，但就是吃不出法國大餐的味兒。摸索是必要的過程，但是“團體操”的質量每況愈下，毫無人文思想的厚度，這種電影拿去“衝奧”實在是丟中國人臉的事。《滿城盡帶黃金甲》至少還抨擊了父權社會，你管他老外看懂看不懂，起碼還有那麽點兒中國的蒜味兒。到人馮小剛那兒，中國文化被全盤西化。此前國產大片兒備受誹議的焦點主要是劇本，所以馮導幹脆用了莎士比亞的名著，為的是讓西方觀眾理解劇情，同時堵住國內批評家的嘴。這種充滿諂媚的刻意迎合並未給中國電影帶來太多好處，電影本身沒有帶來新鮮元素，更沒有任何更深層次的心靈撞擊，最終淪為了頹片兒一個。
中國文藝電影更是卯足了勁往歐洲跑，各大獎項一個不少地擠，多少有點兒像暴發戶在初玩兒輪盤賭。實際評委的審美是有變化的，這種變化多是在事後才被學者分析出來，其因素也多種多樣，比如：有些時候反映某個主題的電影之前拿獎了，這屆就不給了；此外還有某獎排外，此片兒在歐洲其他大獎裏奪魁，在這個獎裏就不靈了等等不可預料的諸多因素。
別衝評委呲牙
中國國內缺乏奧斯卡這種行業標杆，更沒有人家80來年的發展曆程，所以沒有吸引人眼球的大獎，晚會也辦得捉襟見肘，毫無可看性，加上國內影迷對港產片、日韓電影和好萊塢電影的長期適應，中國電影在本土步履艱難。
大多拍大片兒的目標是在國內收回成本，想的是賺海外發行的錢，各種因素促成了中國電影在本土民間口碑極差。拍大片兒的以為隻要符合好萊塢大片兒特質就是大片兒了，殊不知馬身上插翅膀變不成麒麟。大片兒的職能很多，既要迎合歐美市場，還要兼顧亞洲和國內的市場，迎合奧斯卡評委。
拍文藝片兒的太樂意跟人較勁，較勁的過程中與第五代導演劃清了界限，形成了對立麵，加上資金的匱乏，內因外因導致影片個個兒缺少唯美的畫麵和感染力極強的配樂，於是，電影的可看性打了很大折扣。即便如此，這幫覺得自己有大師範兒的三流導演還要把自己的片子送到各地展出，讓自己的片子像被販了的奴隸一樣衝著觀眾呲牙。
中國電影人這種對國外大獎近乎巴結的集體諂媚實在令人作嘔，變本加厲的是，有導演覺得自己片子在國內票房不夠理想，怪罪觀眾不愛國。殊不知，愛國，可以愛祖國的山水，愛祖國的曆史文化，沒人會偏執到愛祖國的陋習與垃圾。
中國電影的最後一口氣
有人說聽貝多芬長大的外國牛和拿激素催出來的中國牛吃著區別不大。這種關乎品位問題的回答，多少帶著點兒較勁的成分，這個時候，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總是從自卑轉化為一種要強心理。
正如前文所說，如果中國導演都功利地奔著既得利益去定位，苦的肯定是中國觀眾。最值得諷刺的是，中國導演在國外忽悠住了老外，果真捧回了大獎，這廂也會有中國觀眾亢奮不已，搖旗呐喊，即便片子根本沒有任何可看性和觀賞價值也不打緊，因為這是中國電影導演與這些觀眾合謀導演的一出喜劇，而這出喜劇需要由被騙進影院的觀眾去埋單，你說這多可樂。
薑文說，“美國電影裏創作者和觀眾是一個調情的關係，賞心悅目，大家都會把自己最美好的東西獻給對方，觀眾和創作者，觀眾和作品，作品和創作者的關係都變得很調情，他們很注重你要聽什麽。歐洲人可能是更注重我要表達，可能你不想聽，但是我會調整我的表達方式，還是梳洗打扮，噴著香水去約會。中國現在的電影心態有問題，我反正是糟糠，跟你過這麽多年，澡不洗，頭不梳，往床上一躺，先跟你聊柴米油鹽，怎麽糟心怎麽聊，誰不把誰當回事，他對社會沒有態度，對人生沒有態度，非要在這兒好像不聊不合適。那能舒服嗎？人和人的交往中總得有那麽點麵兒，有點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