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我緊張慌亂 被老公一木棍打昏

在漫長的花崗岩一樣堅硬的生活中，出現了柔軟的愛，讓灰色的生活有了顏色。和金錢、權力比起來，愛情是唯一不那麽勢利的東西…… 　　我的人生從父親去世那天開始改變。那年，我16歲，父親是家裏的頂梁柱，他倒下了，我的人生也一起坍塌。在父親的靈棚裏，母親跪在了我麵前，她要求我退學，然後嫁人。 　　作為家裏的老大，我必須和她一起分擔家裏的重擔，我聽從了她的安排，四個弟妹都還小，必須有一個男人分擔一下繁重的農活。母親從她娘家的村裏為我選了老公，一個大我8歲的建築工人(我叫他木頭，這是兒子給自己的父親起的名字)。木頭家甚至比我家還要窮，他母親就是忍受不住這種窮苦離家出走了。一大家子九口人一直擠在兩間破房裏，為了娶我到家，他借錢建了新房。 　　 這些都是嫁給他後才知道的。但我沒有抱怨，也不能抱怨，他對我家是有恩的，我媽一直這樣教導我。可她又怎麽會知道，新婚之夜，對於我的緊張與慌亂，他用一根木棍將我打暈在地。 　　抱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想法，我隻能把對他的反感壓抑在心裏，把他幻化成唯一的依靠，寄希望於讓時間培養出一些對他的愛。可時間過得真慢啊，每天都那麽沉重、辛苦。 　　在我生下兒子後，我的母親終於承受不了生活的重擔，選擇了改嫁。我不恨她，因為我也做了母親，知道了母親的不易。可我必須挑起兩個家庭的重擔。盡管我帶著相差僅一歲的兩個兒子，盡管我養牛養豬，但我要保證他每天都能及時吃上飯。早上，我做好早餐才叫醒木頭，因為心疼他幹活累。晚上他回來，桌子上一定放著盛好的飯。我要報恩啊，為了兩個兒子，為了回報他的恩情，我一直透支著我的精力和健康。不堪重負的軀體終於在兒子三歲時病倒了，胃出血。住院住不起，就在家治療，醫生吩咐回家後一定要堅持吃一種特效藥。木頭在一旁嘟囔：“沒錢還得吃特效藥。”聽著醫生責問他：“人重要還是錢重要？”我流淚了，心裏像被人生生塞進去了一塊寒冰。 　　我和木頭徹底分居了。木頭貪玩，從未想過一個家庭的負擔有多重。經常，明明看著他吃完飯去工地幹活了，可中午時，工地又派人來找他了。我帶著孩子操持著十畝田地，還要操心他幹活與否的事。而他從不承認曠工，哪怕來找他的人當麵問他，他也不承認。那時又沒有電話，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曠工令建築隊大為光火，最終把他開除了。沒有單位的管理，他更像脫了韁的馬。他不和我吵架，不高興就黑著臉，半年不和我說一句話。偏偏我是個極愛麵子的人，慪氣時，我總用被子蒙著頭哭，傷心極了，我就跑到爸爸的墳頭大哭一場，有一次，我從墓地回到家已是半夜，木頭呼呼大睡，大兒子抱著小兒子也睡著了，腮幫上還掛著淚。那一會兒，我想馬上離開這個家。我經濟上很不寬裕，可我一直訂兩份報紙，《大河報》和電視報。我很想從無言的文字中找到挽救婚姻的妙藥，更想知道外麵的世界，提高自己的修養。 　　最讓我說不出口也最不能容忍但又不得不忍的是夫妻生活。每天，我幹完農活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再忙完該做的一切家務後，最想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可我又最怕躺在床上。我曾放下自尊，無數次地勸他夫妻之事拉一下手，有一點暗示，或者輕柔一點。可他根本不理會。我的幹淨整潔成了他發泄的障礙。他的腳可以一星期都不洗，哪怕我打好洗腳水，他也不洗。為了躲開他，我就拉著兩個兒子睡一張床，他不得不睡另一張。這樣將就了幾年。其實，我是一個生理正常的女人，真的很希望丈夫能好好愛撫我，哪怕十年有一次也行。 　　我耐著性子十年如一日地包容、寬厚地伺候他，卻換不回他一句關切的話。我不是那種愛慕虛榮的女人，更不怕吃苦受累，我很想與他做夫唱婦隨、同甘共苦的米麵夫妻。可他唱什麽？他是個連握手都不會、毫無情趣的木頭男人，就這樣，我一如既往地“供奉”著他，好吃好穿的都是他，他想做什麽，我都滿足他。為的是不讓他說我娘家忘恩負義。 　　大兒子7歲那一年，我試圖自殺。兩個兒子哭著奪我手裏的農藥瓶，我想讓他們和我一起離開這艱辛的人世間，大兒子哭著說：“媽媽，我不想死啊。”小兒子隻知道哭。而他們的父親坐在房頂上，冷冷地看著我們哭作一團的母子三人。濃重的農藥味驚醒了我，可抱著孩子，我不知道前麵的路怎麽走。生活隻能是這樣的嗎？ 　　這一次，我和木頭徹底分居了。我說離婚，他用無邊的沉默來應對我，我母親的回答是：“你想離婚，除非我死了。”不能離婚，我就和他做名義上的夫妻吧。他從來也沒管過我們母子三人，孩子對父親也毫無感情。至今，我們已經分居11年。母親說，唯有她死，我才可以離婚。 　　在新千年的秋天，我和木頭一起在工地幹活，被幾年沒有聯係的親戚看到了。看到我一個女人家卻像男人一樣在工地和水泥、擔篩子，他感歎說，真是苦了我一個人了，為了娘家和夫家累成這個樣子，然後，他告訴我，有一個不太有錢的老板從《大河報》上看到一個可憐的女孩失去父母，就想收養，隻可惜是個女孩。親戚說不如給我的倆兒子認個幹爹。當時，我以為開玩笑，隨口就答應了。 　　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2000年9月1日的中午，當被親戚稱為老板的男人掀開竹簾進屋的那一刻，我的心動了一下。他穿著樸素、幹淨，腳穿拖鞋，說話直爽得就像個親人，問完家庭問孩子的學業。十天後，在我們家，按照農村的風俗上香、兒子跪拜。我祈禱菩薩保佑好人會有好報，四個月後，當我們第三次見麵時，我們交談得比較多，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的木頭的冷漠、木頭的動不動就板起黑臉孔，卻一股腦地對他說了。本以為他會開導我幾句，可他自始至終都很沉穩，聽我說完後，冷靜地說了聲：“兒子大了就好了。” 　　2001年的秋天，我胃病發作，幾天下不了床，兒子們都在學校，木頭晚上回來看到飯做好了就吃。這時，孩子的幹爹打來了電話，問孩子們的學習，當得知我胃病又犯了，就讓我支撐著到南陽衛校醫院等他，要我做個徹底的檢查，他會在醫院門口等我。他是專門從鄭州趕回南陽的，看著風塵仆仆的他，我知道自己完了，掙紮不出這感情的漩渦了。我愛這個有家有室的男人，可我不能啊，早已過了愛的季節了，我無數次告誡自己，不能這樣想，堅決不能，可饑渴的感情逼迫我不顧一切地想他。終於，在胃病痊愈後，我再次選擇了自殺，這次，又是他的電話救了我。這次後，他沒有再拒絕我。 　　他一直在以父親的愛關心著兒子的成長、學業，為了兒子，他甚至降低了香煙的檔次。兩個兒子開始承認這個知冷知熱的“父親”，兒子甚至說：“媽，你和我爸離婚吧，我們就當他不存在。”可我的母親知道了這件事後，和我的弟弟、妹妹一起對我輪番責罵，說我忘恩負義，丟娘家的人。我知道，沒有離婚和他人生活在一起是個錯誤，可是，母親不給我離婚的權利啊。已經長大的兒子開始和外婆據理力爭，幾年的相處，他對幹爹的感情比生身父親更親。我知道兒子是心疼我，他說外婆簡直就是慈禧太後，他偷看了我的日記後說：媽媽你不是壞女人。 　　可娘家的責罵讓我心涼齒寒，20年前，我為弟弟、妹妹活著，20年後，我為兒子、為娘家的麵子活，難道我不能為我自己活一回？他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我也不是為了他的錢，更不是要追求什麽風花雪月，隻是他那一份默默的關愛讓我今生刻骨銘心。他從不說木頭的不好，這些年來，確切地說是5年又11個月，他一直默默地支撐著我家的一切開支，所有的辛苦他從不對我說，隻是苦口婆心地開導兒子好好做人，爭取考上好一些的大學。除了那次陪我看病，我們在醫院門口的小飯店吃了十元錢的飯菜，這些年，我們從未單獨去過飯店，也不曾花一分錢，一切都為了兩個家庭著想，包括木頭的父親。我已經在忍受別離的苦痛了，他在南陽的廠破產了，不得不到外地發展。盡管他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但我知道，人一走，茶就會慢慢涼了。可是，我不甘的仍是我為什麽不能選擇我自己的生活。母親一再責罵之下，我再一次選擇自殺。可白河水沒有接納我的生命，我仍然要回到這糾纏不休的塵世裏，和命運掙紮、被感情煎熬。 母親說，唯有她死，我才可以離婚。可自然的生死輪回隻有天注定，我們良心也隻能讓我們聽天由命，所以，注定我和他之間的承諾是無望的渺茫。在恩情與愛情麵前，我永遠是個負罪的人，沒有恨的權利，更沒有愛的資格。如果一切都可以一筆勾銷，我能否痛痛快快地活一把，為自己。 　　記者手記 　　第一次，她打進電話時說：“我知道自己錯了，可我不後悔。”後來，她又寫來了厚厚的信，還說她準備來鄭州找我。不久，她發來了短信，說她不來了，盡管她非常想當麵訴說。因為她打聽了往返的費用，那抵得上她半個月的工資。她每天發來短信，一條接一條，訴說她的掙紮與無奈。每次我給她打電話時，她的語氣裏都充滿了欣慰，她把我的傾聽當成最大的解脫與釋放。 　　很多時候，我們能做的也隻有傾聽，所有現實的問題還需傾訴者自己麵對。尤其在一些無法用“對”或“錯”簡單判定的事情麵前，傾聽與記錄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生活對永殤來說猶如一個可怕的獨裁者--必須：必須退學，必須嫁人，必須報所謂的“恩”；必須結婚，必須不離婚，必須痛苦地活著……永殤喪失了人的基本權利，對她來說，精神上的壓迫恰恰來自最親近的人：母親和丈夫。在這種情形下，精神上的苦難尤其難以擺脫。永殤三次自殺，並不是對貧苦的物質生活絕望，而是失去了希望，是精神上的幻滅。 　　但是在漫長的花崗岩一樣堅硬的生活中，卻出現了柔軟的愛，讓灰色的生活有了顏色。和金錢和權力比起來，愛情是唯一不那麽勢利的東西——因而有了久違的溫暖和慰藉，永殤像一個黑暗中的舞者，借著微弱的希望之光，在苦難中翩翩起舞。 　　愛情不久就會熄滅，等待永殤的依然是貧窮和孤獨。我們讚美強者，他們有足夠的力量扼住命運的喉嚨，但也有許多和少年永殤一樣不幸的人，無法自我拯救，需要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這種援助不僅僅來自某一個好心的人，更應該來自社會保障機製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