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控強奸獲刑10年 為洗冤屈苦尋受害人30年

（前言）一位在海堤上被強奸的女人，花了半輩子尋找那位男人，不為複仇，而是想告訴他，自從那次以後愛上了他。這是大文豪馬爾克斯的小說情節。 　　在我們的故事裏，30年前被控告強奸罪的代昌模，也花了半輩子在尋找那個當年稱被他侵害的女孩。不為別的，他隻想說一句，他是被冤枉的。他不想再頂著這頂道德敗壞的帽子進棺材。 　　11月12日傍晚，當59歲的代昌模得知與代理律師的第二次會麵要延遲一個星期時，有點悵然若失地坐在床沿上。一盞昏黃的燈泡在他上方微微晃動著，照著這間隻有10平方米的出租屋，以及桌上那半碗中午吃剩的鹹菜。 　　隔壁屋一陣刺耳的炒菜聲驚醒了他，他抹了一把額頭，轉身拎起枕邊一個帶著小鐵鎖的黑色皮挎包，拿出兩遝厚厚的卷宗。代昌模的雙手像捧著石頭般沉重，這裏麵記載著他的過去——他曾經是一個侮辱幼女的強奸犯。 　　代昌模1947年出生於四川安嶽，小學畢業後先後在當地公社農機站、供銷社從事過計分員、出納等工作。由於勤奮好學，1966年10月被派到東北鞍鋼接受大型廠操作工培訓，5年後分配到四川攀鋼軌梁廠工作。1976年5月29日，代昌模被同事蔣愛群揭發他於半個月前強奸她12歲的妹妹蔣方萍。一年之後，代昌模因此獲刑10年。 　　代昌模用手蘸了一點唾沫，翻開這些已經卷了邊的資料。裏麵所有的內容他幾乎能夠倒背如流，它們是如此重要，除了讓他度過了9年的牢獄生涯外，還讓他背負了一輩子的道德枷鎖。在過去的30年裏，代昌模一直在尋找當年被他“強奸”的小女孩，他要告訴對方他是被冤枉的，並試圖說服對方能重新出來作證，為他翻案。 　　這段記憶時常讓代昌模的神經不堪重負，幾乎每過一刻鍾，他都要把視線從卷宗上移開，閉目低頭。床頭一麵缺角的小鏡子裏，是他早已花白的鬢角，他記得他邁進高牆的那一年才剛滿30歲，強壯、聰明，而現在他的聽力已經嚴重衰退，反應也開始變得遲鈍，經常要使勁敲著前額才能想起兩天前發生的事情。 　　30年前的那個上午 　　1976年5月29日，一個晴朗的星期六。 　　根據代昌模的回憶，當天上午8時，剛忙完一個通宵的他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那間用篾席和木料搭建的窩棚宿舍。昨晚廠裏一個大型機器的主軸發生斷裂，代昌模所在的生產班20多名工人守了一夜，都沒能研究出個對策。作為車間主力的代昌模自告奮勇地用大錘掄了一夜，濺了一身油汙。 　　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換洗後，代昌模就睡倒在床上。朦朧中，幾個工廠保衛科的“群專”隊員突然走了進來。他們搖醒了代昌模，叫他到工廠去一趟。代昌模問對方什麽事。保衛科的說是生產上的問題要等他去解決。代昌模披了件衣服，跟著那幾個人出了門。 　　“群專”隊員們並沒有領代昌模去看機器，而是直接把他帶至保衛科。一進大門，代昌模馬上被五花大綁，驚恐萬分的他大聲呼喊掙紮，但繩子反而越勒越緊。 　　在一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聲中，代昌模被告知，工友蔣愛群向保衛科揭發，說他於同年5月14日上午強奸了她12歲的妹妹蔣方萍。 　　根據舉報，蔣方萍當時在姐姐家幫忙帶孩子，姐夫一家也很喜歡這個活潑的小女孩。但在最近的半個月時間裏，蔣愛群夫婦發現蔣方萍變得魂不守舍，還在半夜裏突然醒來大哭。5月28日晚，在對蔣方萍的連夜詢問下，夫婦倆才知道出了事，次日便向保衛科舉報。 　　蔣方萍當時給保衛科寫的控告信上稱：“1976年5月14日9時多，代昌模以借刀的名義到我家亂翻東西。見我一人在家，就頓起邪心，將我抱起放在地上實施強奸，當時我嚇得大哭，後來就昏迷過去了。事後，代昌模還多次威脅我不能說出去，否則殺我全家。” 　　代昌模隨即大喊冤枉，他反複對問訊人員說，5月14日上午他在附近一個市場裏買菜，還為買不到雞蛋而煩躁了很長時間，兩位在路上碰到的工友可以為他作證。 　　但代昌模還是被轉交給廠裏的民兵小分隊看管，聞訊趕來的妻子給丈夫帶了幾件衣服和一點食物。事發突然，夫妻倆相看無言。良久，代昌模才說：“我是被冤枉的。”妻子低著頭，使勁咬著嘴唇，輕聲說：“我不知道該相信誰，如果真的有這件事，就正確對待吧。” 　　妻子走後，代昌模細細回憶他何處與蔣愛群一家結怨而招致這樣的誣陷，但直至多年以後，他都仍隻能回想起他隻是曾數次催促過蔣愛群還借他的60斤糧票，矛盾再大一點的也隻不過沒有同意對方的換班要求。但至於用這樣的方法報複嗎？還是強奸蔣方萍的真有其人，隻不過他當了別人的替罪羔羊而已？ 　　還未等代昌模來得及細細揣摩，事情就朝著更糟糕的方向發展，蔣愛群和蔣方萍分別寫了多封控告信寄往攀鋼多個部門，輿論很快傾向蔣家一方，很多證詞也對代昌模不利。6月14日，代昌模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1977年9月15日，渡口市(現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法院下了判決書，裏麵寫著“代昌模強奸幼女，嚴重摧殘了幼女的身心健康，關押期間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為維護社會治安，保護幼女的健康成長，依法從嚴判處代昌模有期徒刑10年(刑期從1976年6月14日起至1986年6月13日止)。”代昌模當時拒簽了此份判決書。 　　九年牢獄生活 　　代昌模成為了階下囚，從此他必須脫下讓人自豪的藍色工人服，穿上印著編碼的粗布囚衣，用那雙能熟練操作巨型機械的手，每天耕作於勞改農場。 　　代昌模住進了一個5人牢房裏，他變得不願意與人說話，每天的空閑時間隻是靜靜地坐在角落裏整理他的上訴材料，同時也給他所有認識的朋友寫信，傾訴牢獄之苦。這期間他並不知道，父親為他的事氣得舊病複發，母親也數次拽著麻繩要去上吊。 　　1979年10月，第一次上訴被駁回讓代昌模的心情跌落至穀底，他開始托以前的工友打聽蔣方萍的下落，但隻知道她已經離開了渡口市。 　　1980年春節前的一天，當地法院的兩名工作人員來找代昌模。喜出望外的他以為上訴得到了回應，一見麵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兩名法院人員在麵麵相覷了幾分鍾後，打斷他說，他們是受他的妻子所托來提出離婚的。 　　兩個星期後，代昌模在勞改農場的一個山坡上見到了闊別4年的妻子。她告訴代昌模，她已無法再忍受被人指指點點的生活了，兩個孩子也因為有個“強奸犯”爸爸而飽受欺負，無心向學。代昌模這一次與妻子談了很久，最終為了孩子，妻子才勉強答應繼續草草經營這個家。 　　妻子對丈夫的怨恨並沒有因此而消除。其妻子回憶說，在1982年的一次法院重審中，她作了假證。她對辦案人員交代的“代昌模就像是做過那種事的，他就是流氓”，將代昌模翻案的希望擊得粉碎。法院維持了原判。 　　在後來的一封家書中，大哥告訴了他父親的死訊，那一天代昌模粒米未沾地蜷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天。僅僅幾個月之後，連大哥也離開了人世，此後再也沒有人給代昌模寫過信。兩位至親的離去讓代昌模倍感遺憾和羞愧，他們至死都活在他的陰影下。 　　尋找蔣方萍，這個願望在代昌模心裏開始異常強烈起來。 　　不知去向的受害人 　　由於表現良好，代昌模於1985年減刑一年提前出獄。他的世界停頓了9年，他需靜靜觀察並學會適應以前一些聞所未聞的事物——牛仔褲、春節聯歡晚會以及備受追捧的港台電視劇。 　　代昌模來到9年前窩棚宿舍所在的地方，這裏已經建起了新樓，昔日的鄰居也已不知去向。代昌模憑著僅存的一點路標，逐家逐戶打聽蔣方萍一家的下落，然而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搖著頭。 　　1986年，代昌模一家4口搬到一個30多平方米的新房裏，但這對代昌模來說卻意義不大。他依然是一個“多餘的人”——每晚要在客廳打地鋪，吃飯時獨自端碗躲到一角。9年來，一雙兒女因為父親的罪名而背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草草讀完初中後便走上社會。尤其是兒子，幾乎所有的姑娘都對他敬而遠之，他至今不願意和父親說一句話。 　　住在代昌模樓上的攀鋼職工劉大興，對這個喜歡在散步時喃喃自語的男人感到非常好奇。在一次串門借扳手後，他們有了首次閑談。同為1966年進攀鋼的職工，讓他們擁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後來身邊不少人紛紛暗示劉大興，說代昌模曾經“犯過事”。終於在一個飯後的傍晚，代昌模在一個街心花園將他的過去告訴劉大興，聲淚俱下。劉大興搭著他的肩膀，陪他坐了一夜。在此後的20年時間裏，劉成了代唯一的好朋友。 　　劉大興鼓勵代昌模，不要放棄上訴，同時也要把當年被他“強奸”的女孩找出來，希望對方能良心發現，還他清白。兩個人開始出入於當地各個律師事務所。為湊齊價格不菲的訴訟費和路費，在劉大興的幫助下，代昌模還在一家集體企業當起了建築工人。 　　這份工作除了每天要爬高爬低，還要經常被指使去疏通暗渠和背數百斤重的保險箱，但代昌模仍然非常滿意，起碼這能讓他在經濟上獲得最基本的尊嚴。 　　代昌模和劉大興幾乎找遍了所有能夠聯係上的昔日工友，但攀鋼有數萬名職工和家屬，並且10多年來幾經變遷，代昌模兩人的努力一無所獲。1990年9月28日，心神恍惚的代昌模從廠房頂棚一腳踏空，摔壞了一節盆骨，他的腰部被植入一個鋼抓釘，失去部分勞動能力。 　　尋找蔣方萍的行動後來因為反複發作的傷勢而斷斷續續了十多年，直至2004年7月，一位資深律師托關係從法院裏複印出當年代昌模案的所有詢問筆錄和證據，才讓他重燃起希望。代昌模如獲至寶，緊緊抱著它們睡了一夜。在隨後的兩個月裏，代昌模把自己關在家中，一字一句地閱讀所有材料。當他看到筆錄上蔣方萍的籍貫是南充蓬安縣時，他激動得差點跳上了窗台。 　　他將這200多頁卷宗放在一個帶鎖的黑色皮挎包裏，終日抱在懷裏。他開始在攀枝花和蓬安兩地往返尋找，他隻打聽到蔣方萍已經嫁人，但不知道具體去了哪裏。他逐家逐戶地敲門，然後一次接一次地失望。三本小學生習字本裏記滿了他的行程和訪過的門牌號碼。為省車費，代昌模在市內基本靠走，一個月就踩壞了一雙“千層底”。 　　線人出現 　　就這樣找了兩年多，今年10月14日。代昌模來到了蓬安縣，他隨即被告知，蔣方萍當年就是嫁到這來的，目前她已隨丈夫關小東到了上海，成了一名鍾點工。 　　此外，關小東還有一位同宗長輩關運生在上海，他是這個村子裏唯一一個還與關氏夫婦有聯係的人。 　　代昌模幾乎是跑著去敲每一戶村民的門，最後，他花了45元從一位村民那“買”到了關運生的手機號。當晚，代昌模撫摸著那張寫著號碼的紙條，徹夜未眠。 　　第二天代昌模就給關運生打電話，他佯稱是蔣方萍老家的親戚，因為久未聯係，想擇日探望。生性敦厚的關運生並沒有懷疑這位唐突的“客人”，還熱情地與他拉起了家常。從關運生的口中，代昌模了解到，蔣方萍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生活安定。 　　代昌模盡量壓抑住內心的激動，他與關運生約了見麵時間，並叮囑對方先不要向夫婦倆提及此事，等見麵後再議。臨行前，代昌模的侄子資助了他2000元。 　　10月21日早上，上海大雨。代昌模背著他的黑皮挎包走出火車站，隨行的還有一位聘請的代理律師。此行代昌模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掉線的紅色短袖，一條露出腳踝的藍色西褲，以及一雙磨缺了後跟的棕色皮涼鞋。 　　大雨淋濕了他的挎包，代昌模趕緊鑽到路邊一個黑色太陽傘底下。身邊飛馳而過的出租車濺起一攤積水，代昌模惶恐地向後跳了幾步。四周的建築物大得嚇人，他越發忐忑不安，他實在無法預料用30年光陰等來的這一次見麵，會發生怎樣的場麵。 　　半個小時後，雨停了。代昌模撥通了關運生的電話，雙方約在一家餐館見麵。飯桌上，代昌模緊張得有點語無倫次，給關運生夾菜的手也有點發抖。對方警覺地問他此行應該不是探親這麽簡單。代昌模突然抓過關運生的手，將事情的原委都交代出來。關運生的臉一陣發白，他推開代昌模的手，沉默良久才說：“這對蔣方萍有點殘忍吧？” 　　情急之下，代昌模拉開椅子就要下跪，關運生馬上彎腰扶著他，然後抿著嘴唇想了好一會，歎了口氣說：“我試一下吧。” 　　痛苦的約見 　　當天晚上8點30分，離蔣方萍答應關運生來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小時，門外依然沒有動靜。代昌模有點坐立不安，雙手在大腿上來回摩擦著，最後幹脆往窗外探出身子四處張望，同時嘴裏在反複叨念一會兒見麵的台詞。 　　門外終於響起了敲門聲，代昌模猛然一震，相互緊握的兩手也捂出了手汗。尋找了近30年的蔣方萍就在門外，代昌模一時不知所措。直至一旁的律師推了他一把，他才撓了一把頭皮，屏住呼吸往門口走。他隨即停了下來，一手撐牆，一手搭在扭動門鎖上，深呼吸一下，好像要用盡全身力氣，開了門。 　　眼前站著一個打扮平凡的中年女人，她紮著頭發，披一件黑白相間的長袖外套。她禮貌地朝代昌模點點頭，隨後在對方發呆注視的目光下朝丈夫的方向挪了挪。 　　關小東的到來出乎代昌模的意料，原本他已與關運生說好，為了不影響蔣方萍的家庭，此行隻約蔣一人見麵。 　　一旁的律師打破僵局，他一邊招呼著關運生和夫婦倆入屋，一邊給代昌模遞眼色，暗示他應主動一點。代昌模低頭走到床邊，在蔣方萍和關小東的對麵坐了下來，兩隻拇指極不自在地互相摳著指甲。 　　“對不起，能否讓我和蔣方萍單獨聊兩句呢？我有點事想跟她說。”一陣冷場過後，代昌模終於開口。關小東和蔣方萍互相對視了一下，最終關還是表示了大度，和關運生一起走了出去。 　　“你知道他是誰嗎？”律師指著代昌模問蔣方萍。蔣方萍上下打量了一下對方，搖了搖頭，仿佛為忘記了某位老家鄉親而感到抱歉。 　　“他是代昌模，坐了9年牢，你還記得他嗎？”律師接著說。 　　這三個字猶如閃電般地擊中了蔣方萍，她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露出驚恐的眼神。 　　“我這次來沒有別的目的，主要想告訴你我當年是被冤枉……”代昌模說。 　　“都過了這麽多年，你還來找我幹什麽？”蔣方萍打斷了對方。 　　“你不要激動，我隻是想請你仔細回憶一下，憑良心說話，還我清白。” 　　“你也是有家室的人，誰會把自家的兒女拿來亂說的？這件事千真萬確，還有什麽好說的。”蔣方萍的聲調越來越高。 　　“我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我牢也坐了，苦也吃了，我已經沒有什麽要求了，隻是不想再頂著這頂帽子進棺材。” 　　“我老公現在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如果他和我離婚，我會找你算賬的。”蔣方萍的情緒開始失控。 　　“你想做什麽？”關小東聽到裏麵的爭吵聲，衝進來指著代昌模說。當老一輩在他一再追問下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後，關小東臉色凝重地坐了下來，背對著眾人，抽了一陣悶煙後說：“有沒有這件事，隻有他們倆最清楚。如果真的有，我這婚是離定了，如果沒有，也要說清楚。” 　　此時的代昌模低著頭，他站起來，走到夫婦倆跟前，“撲通”一聲跪了下來。“蔣方萍，我求求你了，隻有你才能幫我洗清罪名啊，求你了……” 　　蔣方萍將頭轉向另一方。“你侮辱了我，還好意思來找我？好不容易長好的傷疤，又被你摳出血來了。” 　　“早知道是這樣，就不過來了，走！”一旁的關小東憤然起身，拉起妻子就往外走，甩下身後呆若木雞的代昌模。 　　足足兩分鍾後，代昌模像想起什麽似的，瘋狂地追了出去。50米開外的關氏夫婦已經上了一輛公車。代昌模懊悔地敲著腦袋，扶著一排路障，蹲了下來。 　　第二天——10月22日，關運生在電話中告訴代昌模，關小東夫婦已經不想再見到他，以後也不要再來騷擾了。失望至極的代昌模登上當晚的回程火車。 　　要找到死那天 　　當年的小女孩蔣方萍找到了，並也見上了，但30年的尋覓卻換來兩個家庭更痛苦的煎熬——蔣方萍丈夫知道了這個埋藏了近20年的秘密後，喊著要離婚；而飽受親人奚落和反對的代昌模，也離開在攀枝花的家，淪落為成都街頭的一名拾荒者，靠撿廢棄汽水罐過活。 　　11月的成都，已經有點寒意，代昌模找了一間在簡易公廁旁的廉價出租屋，每月租金100元，但代價就是要忍受難聞的氣味和成群結隊的蚊子蒼蠅。 　　上海之行讓代昌模灰心到極點。現在他白天埋頭整理上訴材料，晚上則遊蕩在附近的垃圾場，拾荒為生。偶爾在半夜，他還會瘋狂地想念年僅2歲的小孫女，她是家裏唯一一個會給他送去微笑和懷抱的人，但他不知道，在孫女懂事後，他該如何給孩子講述他的曆史。“這個罪名影響了我們家整整三代人，我不希望悲劇繼續延續下去，我還會繼續尋找他們的，直到我死的那天。” 　　代昌模的尋找還要繼續，而記者事後也再次聯係上了關小東和關運生，他們說這件事對他們的家庭造成了影響，而且很可能是一輩子的。幸好，當天憤怒離去的關小東在經過幾個晚上的思考後，終於明白應該理解和支持妻子。“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她那時候才那麽小，這不是她的錯。況且代昌模也得到了應有的法律製裁，我們都應該向前看。” 　　11月6日是代昌模既幸運又失望的一天，成都市迪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刑連超告訴他願意免費接這個案子。在研究了所有的材料後，刑連超對代昌模說，初步判斷這個案子當初確實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但由於年代久遠，原來很多真實的證據都難以再取，申請立案再審的難度很大。 　　“與現在的無罪推定不同，70年代我國法律是實行有罪推定的，特別對於強奸案這些敏感案件來說，在道德至上和法製不健全的時代，冤假錯案在所難免。如果代昌模的案件放在30年後的今天，就很有可能是無罪釋放了。”刑連超說，“如果通過各種努力，代昌模的案件最終還是無法得到司法平反的話，這隻能說是特殊時代背景下個人的一種不幸了。” 　　11月14日下午，代昌模又帶著所有的材料到四川省高院上訪，他已經忘記了這是他第幾次踏進這個地方，反正這些年來他簽過的上訪單和收到的回複函已經足以裝訂成厚厚的一本。 　　他在接待廳等候了整整一個上午，很多人都認得這個執拗的老頭，但誰也不願意理他。代昌模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被搪塞敷衍過去。最終一個年輕的辦事員抵不住滋擾，用戲謔的口吻對著代昌模冷嘲熱諷了一番，代昌模第一次在被他視為“救命稻草”的司法人員麵前扭頭就走。 　　傍晚的寒風灌進代昌模那滿是裂口的灰色外套，他雙手抱腰，弓著身子緩緩走向垃圾場。遠處的平房已經炊煙嫋嫋，一些天真的孩童扯著風箏在空地上奔跑。一種生命的無常感湧上代昌模的心頭。孤樹下，他從懷中掏出老父親的照片，呼喚著、摩挲著，不覺間已老淚縱橫。 　　(為保護受害人一方的私隱，文中蔣方萍、蔣愛群、關運生、關小東均為化名) 　　(《成都晚報》記者劉昕、成都電視台《經視在線》編導苟小華對此稿有重大貢獻，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