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個有著太多故事的城市。但是在92年的春天，滬上之行留給我的卻是一片黯淡而模糊的記憶。是五月初的一天，我坐了火車，一路從杭州趕往上海，去參加上海戲劇學院的考試。雖然滬杭路上的這一段旅途風光，曾被才子徐誌摩無數次地讚唱過，但在此時，我是沒有太多的心情來領略它的。因為，我的視線已經被前方的目的地牢牢吸引住了。對於我，那前方究竟是終點還是起點？是新的開始還是舊的了結呢？
明天的一切，像是一份永遠無法猜測的禮物。一顆少年的心為此忐忑著。
去上海戲劇學院報名那天，天下著雨。我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撐著一把雨傘，一路穿過兒時所熟悉的弄堂，走到了街上。我當時的心情就像這毛衣一樣灰灰的。
在上戲的報名處，一張辦公桌前，我收了傘，把傘把掛在自己的手腕上，開始填表。不知怎的，我拿筆的手是哆嗦的。是對考試的一貫的畏懼使然，還是預感到眼前的這場考試對我的重要，一個未經世事的少年有點快要承受不住了。
但考試那天我卻沒有叫人陪，爺爺、奶奶和上海的親戚，一個我都不允許他們去。在上海弄堂裏度過了幼年時光的我，身上有著依舊的獨立和執拗。
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外麵披了一件馬甲，下麵是一條牛仔褲，腳上是一雙白色的舞鞋。說是舞鞋，其實是我的姑姑在弄堂拐彎的一家小店鋪裏給我買的，打折鞋，10元錢一雙。是我去挑的，特意挑了一雙像跳芭蕾舞一樣的鞋子。有了這樣一雙舞鞋，有了這一身我自覺還比較帥氣的行頭，我的心有了幾分自信。
然而一到考場我還是發蒙了，完全不知所措。目光懵懂地望了那些與我年紀相仿的男孩女孩，一個個又踢腿又劈叉的，他們顯然都非等閑之輩且是有備而來。我又靠什麽獲得老師的青睞呢？沒有，我什麽都沒有。
麵試開始了，茫然無措的我就這樣出現在了上戲的老師麵前。一試，二試，三試，意想不到的，紅榜上竟然都有我的名字。我的本已鑽到地縫裏的自信心，悄然地向外探了探頭，試探著生出了些許希冀來。
終於，最關鍵的時刻來臨了。上戲的老師坐到了我麵前，讓我談談自己的成長經曆，談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我當時就談了起來，自信心的略微抬頭，使我把遲疑和膽怯都暫時拋開了。我就講了自己的生活，講了自己對生活的理解，都是絕對真實和坦率的感受。麵對老師，就像麵對了神甫一樣虔誠。一個十多歲的少年，還沒有學會撒謊和粉飾過往。
當時我絮絮叨叨地講起來，說起成長中的種種痛苦和掙紮。或許在一個成年人看來，少年時代是人生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光，但那往往是在他們告別了青春，曆經了路途上的各樣風雨和磨難後，回首之際，發出的"花兒為什麽這樣紅"一類的感慨。但在一個以現在進行時狀態來生活的少年看來，少年時光總有一份苦捱歲月的苦楚。
多年以後，當我讀村上春樹，讀《挪威的森林》的時候，我才終於找到了成長路上的知音。其實，很多年少的人都有不愉快的經曆。彷徨、無奈和感傷，是屬於那一段的最常有的情緒。
我於是對老師說，生活中我最怕的事是考試，最怕考試成績下來，要我父母簽字的那一刻。我的一個非常要好的同學跟我講，她總有一種想從教室四樓樓頂跳下去的衝動。我告訴老師這樣的念頭我也有過。明天要考試了，我知道這場考試自己肯定超不過60分，我於是會想，明天我就自殺。但我又實在沒有勇氣把自己殺掉，於是隻好惴惴不安地繼續活著。捱到考試成績要公布了，我就又一次盤算，決心在考試成績公布前徹底告別人世。
我還說，試卷下來，要家長簽字。我經常會模仿我爸或者我媽的筆跡簽，第二天硬著頭皮交上去。那種惶恐不安的日子過得呀。我還注意到，我身邊的同學中很多人有這樣的煩惱，他們可能生活得很優越，他們的父母可能也很寵他，但他們也一樣會有種種的問題。
如此說著，老師的臉色漸漸陰鬱起來，像上海的陰雨天一樣。他久久地望了我，眼睛裏有關切，更有疑慮，還有一份擔心。那神態在我是看來很有幾分古怪，就像，就像小時時候生了病去醫院，醫生問過我病情之後，一邊寫病曆，一邊抬頭再觀察我一下。老師現在的樣子就很像那給我看病的醫生。孩子，你對生活太沒有熱情了。良久，老師慢吞吞說了這麽一句話。
老師總結得很對。我當時想，我確實對生活沒有什麽熱情。
那之後我就沒有再從紅榜上看見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自己落榜了。
沒有考上上戲，在當時我並沒有覺出什麽大痛大苦，隻是小小地在心裏沮喪了一下。人在少年的時候，對待事情的態度，往往沒有成年人那般理性。所以，也就沒有那麽多的牽腸子掛肚的反思，說擱下也就擱下了。
上戲的考場外，幾個和我一樣的落榜少年相跟著走出校園。並沒有人痛心疾首，大放悲聲。但都一律地蔫頭耷腦，少年人總還是好勝的。何況眼前的殘局總是痛癢相關，讓人有幾分不甘心。
一個夥伴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說不如大家同路，一起去北京電影學院碰碰運氣。旁邊的夥伴應和著，說上戲對南方的學生不感興趣，見多了咱們這樣的了，它更願意招北方的學生，演話劇的那種。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小夥伴的話其實也不無道理。當年，王誌文也是在考上戲失利後去了北京，結果才花開兩朵，另表了一枝的。
但那時我不知道這些，隻是簡單地想，反正已經從家裏出來了，那就再去考一次吧。但是真就要去北京了嗎？北京在我看來是多麽遙遠的地方啊。並且，在南方生活了這麽久，乍一下說要去完全未知的北方，真就有了幾分莫名的慌張。
但他們還是說服了我。於是，說走就走，隨了另外六名小夥伴，我們就上了一趟上海開往北京的列車。
我們七個人的行囊裏都所剩無幾，就大家湊錢，買了一張臥鋪車票。靠著這張臥鋪票，我們死纏爛磨才混上了車。七個小夥伴裏，我是身材最瘦小，最不起眼的一個。一路上，大家擠靠在一起，談天說地，很是知心和友愛的一群。
暮色降臨，火車在田野上奔馳。車窗外，黑沉沉的田野漸漸朦朧起來，偶有遠處的燈光一閃而過。未來會是什麽樣子呢，我們又都會變成什麽樣的人呢？
火車哢噠哢噠地震響著，前麵的路還很長很長，不可知的別樣的生活，像是正蜷伏在某一處等待著……
暮春的一天，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樓前，招生考試已經到了最後一天。
七個衣衫紛亂的南方少年一路奔進北京電影學院的大門，不用人指點，徑直就找到了招考報名處。
報名處的門口橫了張桌子，一位女老師正低著頭在張紙上寫著什麽。我們走上前去，一切和去考上戲時一樣。
我擠上前，大大方方對了那女老師說："老師，我什麽也沒有帶，沒有介紹信，也沒有照片……"
女老師頭也不抬，很幹脆地回了句："那你來幹什麽？我們這是最後一天了，你走吧。"說這話的當口她抬起了頭，目光很隨意地掃向我。
這是一雙很犀利的女人的眼睛，目光銳利而果決。它直直地望向我，在我的臉上停留了足有幾秒鍾。
於是，那雙眼睛裏開始慢慢浮上了另一種東西，像有個小火苗在裏麵點燃了，一點點亮了起來。那小火苗在我看來並不完全陌生，喜歡我的人眼睛裏都有。
迎了這雙越來越親切的眼睛，我並不緊張，大膽地迎視著它。
"你叫什麽名字？"女老師隨手遞給了我一份報名表。
自這一刻起，我的命運徹底改變。
不久，同來的六個小夥伴又一次帶著失望離開了。北京電影學院，向我這個來自杭州的瘦小的女孩子打開了一扇友善的窗。
很多年來，在我上了電影學院，在我以後一部接一部戲地演起來的時候。當年的報名處，那女老師抬了頭望向我，她的眼睛布上溫情的小火苗的一瞬，總是像電影中的經典畫麵般令我久久回味。那雙眼睛的特寫，永遠定格在了我的記憶深處。
那是屬於我的經典。
這位女老師，就是我電影學院表演係92班的班主任--朱宗琪老師。
考試中，二試、三試，朱宗琪老師一直把我安排在她任考官的考場上。
在舞蹈課的考場上，寬曠的大教室裏，一聲令下，所有來應考的孩子都按要求學蛤蟆跳，有的人還一邊跳一邊嘴裏發出"呱呱"的歡叫聲。
一張長凳上的人都去表演了，我卻下不去。要我學蛤蟆，我無論如何邁不動腿。長凳子隻留我一個人那麽一動不動地坐著，直眉赤眼地看了別人歡蹦亂跳。
我的不合群和執拗，掩飾不住的，就那麽完全暴露在了老師們麵前。
要求唱歌的時候，我唱了。是當年流行的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的主題歌。"投入地愛一次，忘了自己……"那一刻，我確實投入了，盡管歌聲並不優美，帶著一份少年的稚嫩本色。
令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在那一批考生中，我的專業課成績竟然考了第一名。
我知道，是她，親愛的朱宗琪老師！她是上帝派來的拯救和幫助我的人！
我的班主任朱宗琪老師留著一頭幹練的短發，走起路來風風火火的，說話幹脆而直接。她抽煙，抽煙的樣子很豪邁，很男人氣的。第一次見她抽煙，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心說這個女人真厲害呀。我看見過她站在考場外罵人的樣子，那樣子很潑辣。
朱老師寫得一手好文章，字也很漂亮。在電影學院表演係任教的她，帶出過許多很出息的學生。她給學生充分的自由，不是那種沒事瞎關心你的人。
當時就靠那一眼，她就堅決地把我留下來了。在考場上，她總是給我盡可能發揮的機會。
不久，我就回了杭州的家，準備文化考試。那段時間，我從來沒有如此投入地用功學習過。我讓母親把我鎖在陽台上，在陽台上完全鋪開了戰場。吃飯的時候，母親再開了門把飯遞進來。而後，一整天除了上廁所，我幾乎不離開陽台半步。
當時家裏很是支持我，特意給我請了家教。在家教老師的輔導下，我的複習更加條理和規範了。
一天，我正在陽台上一個人溫書。樓下忽然傳來一陣自行車的響鈴聲，而後有人高聲喊道："袁立，三樓袁立的信。"會是誰呢，在這樣的時候給我寫信？
母親下樓去取來了那封信。是封來自北京的信，拆開來，一手遒勁有力的筆跡展開在我的麵前：袁立同學，你好！我是朱宗琪……是朱老師。我的心倏一下熱起來，一股子熱流直往嗓子眼竄。我接著讀到--我相信你一定能成為電影學院的一員，我在表演係92班等著你。
朱老師說她在電影學院等我，在表演係92班等我。
那一刻，我激動得簡直要哭出來了。
我終於沒有辜負朱老師的信任，在那一年的夏天順利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表演係。
朱老師的那封信，多年來我都一直隨身帶著，在我看來，人生裏那份溫暖的情感是值得收藏一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