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著一層人為迷霧的近代中美關係
文/張鳴
把中美之間的關係，追溯到1784年中國皇後號的來華，其實沒有必要，也有點遠，也沒幾句話可說。鴉片戰爭過後，中美之間簽訂望廈條約，是中國人自己同意的，美國人並沒有像對付日本一樣，把大黑船開過來。1858年，中英中法跟清廷在天津簽了城下之盟之後，清廷提出，次年西方使節進北京換約，要按照中方指定的路線，在北塘上岸，走陸路。但是，英國和法國不肯，他們要走水路，而美國使節卻遵照了清廷的意願，走陸路進北京，一路上，美國使節坐著老式的中國馬車，在崎嶇不平的路上，顛得夠嗆。可是，要從大沽轉進白河的英法使節，以及隨從，卻在大沽遭到僧格林沁的突然炮擊，這時候，眼看得英國人陷於險境，在大沽外的美國軍艦的艦長大呼：“血濃於水！”開炮支援英國人。這是中美之間，有曆史記錄的第一次武力衝突，時間是鹹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英國人和法國人，是有點霸道，但是，這回挨揍的，實際上是使節，而不是侵略者。美國人出手相助，多少有點人道主義救援的意思。反正，不能算是美國人參與了侵略。畢竟，從1856年開打的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美國人從始至終，都沒有一兵一卒參與。即便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美國人依舊沒有摻和。
然而，經此一役，中國被強行納入威斯特伐利亞外交體係，西方公使駐京，可以跟緊皺眉頭的中國人玩遞交國書、外交談判的遊戲了。由於條約的規定，西方列國都可以“利益均沾”，所以，美國人也在1862年，跟英法一道，派公使進駐北京。第一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到任之後，跟中國的總理衙門諸公相處甚為融洽。絕對不像當年的法國公使，動輒到總理衙門咆哮，威脅要派出炮艦。鑒於中國人遲遲不肯走出國門，更談不上派駐駐外使節，蒲安臣向總理衙門建議，最好盡快派出使節，走出國門，如果中國人實在沒有人願意出去，他可以做中國的使節，出使西方。這一次，當家的兩宮太後，主要是西太後，竟然在恭親王奕䜣的強烈主張下，采納了蒲安臣的建議，在1867年蒲安臣任期結束時，跟中國人把酒道別之時，中國朝廷正式委派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隨行帶了兩個中國人，算是跟班學習吧。必須承認，蒲安臣雖是個外國人，但此行的確對中國非常盡責，盡量爭取利益，除了跟蠻橫的沙俄，跟其他西方國家大體完成了溝通的使命，由蒲安臣跟美國政府簽訂的《蒲安臣條約》，客觀地說，應該是中國跟西方簽訂的第一個平等的條約，中美雙方的權利義務，都是對等的。
由於美國人的善意，中美關係即便算不上蜜月，但也的確進入了一個很融洽的階段。美國方麵的友好使節，主要是由傳教士們來擔任。不像來自歐洲的天主教教會對中國地方幹預過多，來自美國的新教各個差會主要從辦學、行醫、做慈善入手，傳教倒是要排在後麵。
從1879年上海聖約翰書院（後改稱聖約翰大學）建立開始，一係列由傳教士辦的大學在中國遍地開花。1917年協和醫學院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資金雖然是基金會的，但醫生卻是新教差會來的，從此，一向分散行醫和傳授醫術的傳教士醫生，正式轉型為西方的醫學教育和治療體係。湖南的湘雅，四川的華西，大抵都是這一體係的延伸。
1877到1878年中國華北的特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在中國傳統的救荒體係癱瘓，餓殍遍野的情況下，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積極參與救災，募集了大量的慈善款。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強烈抵製的情況下，仍大大緩解了災情造成的危害，也使得基督教的慈善事業得以進入中土，後來的華洋賑濟會，就起源於這場救災行動。
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變之前，中美之間，不像英法等老牌的殖民國家，沒有發生過任何一場國家間的衝突。即便是來自民間的教案衝突，在中國人和美國新教差會之間也非常稀少。
然而，全民排外的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改變了這一切。因為，在華的美國人，也遭到了屠戮，而且是來自中國官方的黑手。所以，拯救西方在華使節的八國聯軍中，也有美國人一份。即便如此，聯軍進攻大沽炮台的行動，美軍並沒有參與，因為美國人覺得，沒有宣戰就進攻一個主權國家的炮台，不大合規矩。聯軍進入北京，實行的是分區占領，其中，俄占區是人間地獄，而占領軍紀律比較好的，除了日本，就是美國。當時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個衙役王大點，在他的庚子日記中，記載了他多次跟美國兵的交易，比如給美國兵找土娼，偷偷賣給美國兵燒酒等等，沒有一次，美國兵不給錢的。這些美國兵不大守他們的紀律，但為人還算老實。
1949年之後，美帝國主義侵華的曆史，成為史學界要大書特書的重頭戲，隻是，無論怎樣賣力找，近代中美之間的戰爭，如果不算朝鮮戰爭的話，說來說去，大體能拿出來說的，也就是八國聯軍的入侵。我們知道，這場戰爭，聯軍的近一半的兵力，是來自於俄國，但這時的曆史研究，全都把俄國人給忽略了，以至於一個字都不提。至於俄國人趁機占了東北，製造了江東六十四屯和牛莊大屠殺事件，更是諱莫如深。
此後，我們的教科書上說，義和團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圖謀，但是，義和團在侵略麵前不堪一擊，拿了放大鏡，也找不出一場像樣的反侵略對抗，所謂義和團運動史上的義和團戰績，都是從清軍身上移花接木公然拿走的。所以，說義和團阻止了瓜分，於理不通。事實上，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庚子議和之時，真正阻止瓜分的，是美國人。美國人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堅決反對瓜分中國。鑒於美國當時GDP已經全球領先，說話有分量，所以，瓜分就沒有上議程，但俄國人卻已經悄然實行了瓜分，他們出兵占據了整個東北，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肯撤軍。
不僅如此，戰後第一個倡導退還庚子賠款的，也是美國人。因為這些退還的庚款，才有清華大學，才有了山西大學。因為有了美國人的行動，其他各國，才在壓力之下不得不效法，但真正退了款的，大概隻有美國。
美國人並非大善人，隻是，美國自打立國之後，在吞掉買下了大片先來的殖民者的大片土地之後，對於海外殖民，興趣一直不大。所以，美國的海外殖民地，寥寥無幾。對他們來說，未發達國家的開放，才是頭等重要的事情。他們一直堅信一個道理，能從市場上拿到的，絕對比從戰爭中拿到的成本更低，獲利更大。對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國家，美國人更樂意做的，是引導其逐步開放，通過引進先進的教育、科技和醫療，改良之。1898年中國的戊戌維新，大多數的維新誌士，實際上都是美國人林樂知和李提摩太的學生。可以說，是美國人教會了這些先進的中國人如何改良。隻是，當時的中國，由於帝後二元結構的存在，西太後不肯放權，所以，導致了頑固派的反撲，讓改良行動胎死腹中。這期間，雖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曾經有過一小段的排華曆史，還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在二十世紀初，還得到了某種強化。但是，在美國的華人，並沒有被趕了回來。應該說，美國人排華，跟此前排斥德國人，愛爾蘭人一樣，都是底層民眾的錯誤選擇，這樣的選擇，在美國曆史上並不罕見。
顯然，美國人民的選擇，不見得都是對的，但作為一個西方國家，在近代百年中，對中國的策略，大體上不能說不是友善和溫和的。美國人一直在期待中國的改良，盡管孫中山的發跡在檀香山，但一直以來，以金錢和武器支持革命黨的國家，隻有日本，美國根本不沾。辛亥革命，獨立各省都要成立臨時政府了，從美國回來的孫中山，都沒有從美國政府那裏要到一毛錢。
美國一直就是想通過教育、啟蒙，科學技術包括醫學的輸入，慢慢改變中國。你可以說他們是在搞文化侵略，但如果沒有這樣的侵略，中國就沒有新式教育，沒有現代科技和醫學，所以，我們還是換個說法更好一點。
的確，在日本逼中國政府簽二十一條的時候，唯一沒有陷入戰事，有能力幹預的美國，並沒有伸出援手，雖然當年駐華的美國公使感到很是義憤，但他說服不了國務院，更說服不了國會。在日本全麵侵華的時候，美國的態度依舊是有些曖昧的，一直都在給日本輸入戰略物資廢鋼鐵和石油。禁運，是在日本拿下印度支那，威脅到了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美國才開始的。那期間援華的，隻是美國的民間人士。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援助，就成了唯一而且不惜代價的了。這一點，駝峰航線上的眾多飛機殘骸和累累屍骨，能無言地加以證明。
當然，眾所周知，中美之間在朝鮮還是爆發了一場大戰，但這場戰爭的起因，如何把中國卷了進來，沈誌華先生有很好的研究，我也就不必多說了，隻想提一句：經此一戰，當時的中國，就跟西方世界隔絕開來了。
當然，中美之間，後來還有故事，1969年珍寶島衝突之後，蘇聯對華核打擊的圖謀，畢竟是美國人出手阻止了，對於當事人而言，這大概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是因為這件事，而不是所謂的乒乓外交，方才導致了中美關係的解凍。
近來，美國由於特朗普的上台，可能改變了美國百年的軌跡，重回帝國主義軌道，變得很有些霸淩的味道，但是，至少這霸淩到目前為止，還是衝著它昔日的盟友去的。至於特朗普為何會這樣幹，自有國際問題專家來解讀，但作為中國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說美國人是敵人。其實，自打1784年，第一艘美國商船中國皇後號，載著美國商人踏上中土以來，這樣說的理由一直都不充分。
道理很簡單，扒一扒曆史就知道了，盡管也有一些不愉快，但美國的確算不上中國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