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為紀念和傳承中國電影的聲光藝術，華語電影傳媒大獎評選出“中國百部電影”、“中國百位導演”和“中國百位明星”，同時將撰文評述這三個“100”在中國電影曆史上的影響力和藝術成就，編撰出版紀念圖書《中國電影百年》(暫定名)，其中上榜的導演或者明星，也被邀請到於3月20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五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的頒獎禮現場。
據了解，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在半年之前就開始醞釀這三份百大名單，組委會邀請大獎評委、香港電影資料館館長羅卡和香港資深電影人舒琪擔任此次評選的顧問，經過組委會的修訂，最終推出了這三份百大名單。
此次評選的標準和形式經過了反複爭論，有部分評委認為評選的影片、人物應該以其對社會和曆史產生的影響為標準，包括孫瑜的《武訓傳》等影響了一個時代的電影，是否應該是名單首選；另外，一直以黃飛鴻形象而深入民心的關德興以及在粵劇中被廣為認可的白雪仙和任劍輝是否應該因其深受民間歡迎而入選，都成為了討論的焦點。大獎組委會對此表示，此次評選的初衷並非單一參考“人氣指數”或是曆史裏程碑，而是綜合當年在各個電影類型上取得過很高藝術成就的影片或者電影人，“而這個成績必須能經受時間考驗，即使今天看來仍然能在藝術上稱得上經典”；有很多電影人在中國電影史上有多部值得表彰的影片，比如侯孝賢、蔡明亮、周星馳等，選擇哪一部或者哪兩部去作為他導演或者表演成績的總結，都是見仁見智的。
為了讓讀者和觀眾更加準確、係統地了解中國電影的百年曆程，傳媒獎還將組織評委撰寫紀念圖書《中國電影百年》(暫定名)，對每部影片、每個導演、每個明星進行介紹和評述，同時還將從橫向(當時的地位和價值)和縱向(在整個曆史中擁有的地位)這兩個方麵，來還原百年華語電影的曆史真相。
在3月20日廣州舉行的第五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上，也將開設向百年電影致敬的環節，屆時將邀請黎民偉、李小龍等人的家屬，以及李安、吳宇森、田壯壯、賈樟柯、周潤發、劉德華、周星馳等導演和明星出席頒獎禮。
中國導演百年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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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星百年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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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百年百部經典
1923 《勞工之愛情》 (張石川／內地)
1931 《戀愛與義務》 (卜萬蒼／內地)
1934 《神女》 (吳永剛／內地)
1934 《姐妹花》 (鄭正秋／內地)
1935 《大路》 (孫瑜／內地)
1935 《新女性》 (蔡楚生／內地)
1937 《夜半歌聲》 (馬徐維邦／內地)
1937 《馬路天使》 (袁牧之／內地)
1947 《一江春水向東流》 (蔡楚生，鄭君裏／內地)
1947 《鬆花江上》 (金山／內地)
1947 《太太萬歲》 (桑弧／內地)
1948 《小城之春》 (費穆／內地)
1948 《萬家燈火》 (沉浮／內地)
1949 《黃飛鴻正傳》 (胡鵬／香港)
1950 《說謊世界》 (李萍倩／香港)
1950 《我這一輩子》 (石揮／內地)
1950 《珠江淚》 (王為一／內地)
1951 《紅菱血》 (唐滌生／香港)
1953 《日出》 (李晨風／香港)
1955 《寒夜》 (李晨風／香港)
1955 《父母心》 (秦劍／香港)
1955 《天長地久》 (李鐵／香港)
1957 《魂歸離恨天》 (左幾／香港)
1959 《蝶影紅梨記》 (李鐵／香港)
1959 《林家鋪子》 (水華／內地)
1960 《劉三姐》 (蘇裏／內地)
1960 《野玫瑰之戀》 (王天林／香港)
1960 《情深似海》 (易文／香港)
1961－64 《大鬧天宮》 (萬籟鳴／內地)
1963 《武則天》 (李翰祥／香港)
1963 《梁山伯與祝英台》 (李翰祥／香港)
1963 《小兒女》 (王天林／香港)
1963 《農奴》 (李俊／內地)
1963 《早春二月》 (謝鐵驪／內地)
1965 《如來神掌怒碎萬劫門》 (淩雲／香港)
1965 《舞台姐妹》 (謝晉／內地)
1966 《冬戀》 (楚原／香港)
1966 《大醉俠》 (胡金銓／香港)
1967 《英雄本色》 (龍剛／香港)
1967 《路》 (李行／台灣)
1967 《破曉時分》 (宋存壽／台灣)
1968 《玉女添丁》 (楚原／香港)
1968 《冬暖》 (李翰祥／台灣)
1970 《董夫人》 (唐書璿／香港)
1970 《俠女》 (胡金銓／台灣)
1971 《新獨臂刀》 (張徹／香港)
1971 《再見阿朗》 (白景瑞／台灣)
1972 《愛奴》 (楚原／香港)
1974 《再見中國》 (唐書璿／香港)
1972 《猛龍過江》 (李小龍／香港)
1976 《半斤八兩》 (許冠文／香港)
1978 《少林36房》 (劉家良／香港)
1979 《瘋劫》 (許鞍華／香港)
1981 《邊緣人》 (章國明／香港)
1981 《敗家子》 (洪金寶／香港)
1981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 (張其，李亞林／內地)
1982 《第一類危險》 (徐克／香港)
1982 《烈火青春》 (譚家明／香港)
1982 《投奔怒海》 (許鞍華／香港)
1983 《半邊人》 (方育平／香港)
1983 《似水流年》 (嚴浩／香港)
1983 《兒子的大玩偶》 (曾壯祥、萬仁、侯孝賢／台灣)
1983 《青梅竹馬》 (楊德昌／台灣)
1984 《省港旗兵》 (麥當雄／香港)
1984 《玉卿嫂》 (張毅／台灣)
1984 《黃土地》 (陳凱歌／內地)
1985 《童年往事》 (侯孝賢／台灣)
1985 《黑炮事件》 (黃建新／內地)
1985 《絕響》 (張澤鳴／內地)
1986 《英雄本色》 (吳宇森／香港)
1986 《盜馬賊》 (田壯壯／內地)
1987 《倩女幽魂》 (程小東／香港)
1987 《老井》 (昊天明／內地)
1987 《紅高梁》 (張藝謀／內地)
1990 《阿飛正傳》 (王家衛／香港)
1987 《龍虎風雲》 (林嶺東／香港)
1988 《胭脂扣》 (關錦鵬／香港)
1988 《悲情城市》 (侯孝賢／台灣)
1991 《黃飛鴻二之男兒當自強》 (徐克／香港)
1991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楊德昌／台灣)
1991 《雙旗鎮刀客》 (何平／內地)
1991 《媽媽》 (張元／內地)
1992 《92黑玫瑰對黑玫瑰》 (劉鎮偉／香港)
1992 《喜宴》 (李安／台灣)
1992 《青少年哪吒》 (蔡明亮／台灣)
1993 《找樂》 (寧瀛／內地)
1993 《霸王別姬》 (陳凱歌／內地)
1994 《背靠背，臉對臉》 (黃建新／內地)
1994 《陽光燦爛的日子》 (薑文／內地)
1994 《二嫫》 (周曉文／內地)
1995 《巫山雲雨》 (章明／內地)
1996 《甜蜜蜜》 (陳可辛／香港)
1997 《香港製造》 (陳果／香港)
1997 《小武》 (賈樟柯／內地)
1999 《喜劇之王》 (周星馳／香港)
2000 《槍火》 (杜琪峰／香港)
2000 《臥虎藏龍》 (李安／台灣)
2002 《無間道》 (劉偉強、麥兆輝／香港)
2003 《盲井》 (李楊／內地)
責任編輯：陳苑劉妙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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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兩張有趣的圖。
上圖是《紅高粱》的海報，這部電影的導演是張藝謀，主演是薑文----他是此次評選中唯一同時進入百大導演和百大名星的電影工作者。
下圖是《老井》的劇照，這部電影的導演是吳天明，而它的主演正是當年出道不久的張藝謀。後來，他導演了《紅高粱》。
這兩部電影也都進入了此次評選的百部經典電影名單，這其中的傳承意味呼之欲出。華語傳媒電影大獎希望能接上中國傳統電影的血脈，大約也正暗合這光影流轉間的神韻。
執筆：彭永堅(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秘書長)
雖然我們知道任何的一個評審名單都會帶來爭議的聲音，但值中國電影誕生百年之際，我們仍然堅持推出這個“百部電影”“百位明星”以及“百位導演”的名單，隻因中國百年的光影變幻充滿了磨練和憧憬，所以依然執迷不悟。
電影早在1896年就傳入中國，但真正由中國人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到1905年才出現。盡管如此，在之後短短十多年的發展，也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豐厚的底蘊成就了中國電影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則是每個電影人都引以為豪的時期，內地的第五代、台灣新電影加上香港新浪潮的波濤活力等，足以構成一個令世界矚目的焦點所在。
這次，我們特意邀請了香港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羅卡先生以及舒琪先生擔任核心評審顧問。羅卡曾任電視台編導、編劇，並是多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專題策劃者、電影文化研究者、電影書籍主編，目前是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幾十年來為本地電影的研究不遺餘力；而舒琪先生則是電影導演，執導電影有《虎度門》、《基佬四十》，也是“創造社”及“壹角度書店”的創辦人，現任香港演藝學院高級講師，有著電影教育工作者的敏銳度。
為什麽我們選擇了羅卡先生和舒琪先生呢？首先考慮到中國電影研究一直來自北方，早有一套固有的研究分析論。南方電影論壇這數年來打下了研究的基礎，力求尋找一種建設性的電影文化分享，從曆史發展脈絡的角度閱讀和了解電影，擴闊電影研究的社會意義，以南方的角度，重新發掘中國電影藝術的精髓所在。在整個評審過程中，兩者對電影研究的過人之處及責任感，讓我們這些後來之輩隻有心存感激的份兒。
當然，這一切一切的電影成就，不是一個名單就可以概括的。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的評審，為廣大讀者建立一個了解中國電影百年變遷的脈絡，豐富我們審視中國電影、欣賞電影文化的視角，這不但是我們選擇評審顧問的標準，也是組委會組織這次評審的初衷。
縱覽中國電影史上的風雲人物，任何一位對中國電影做出貢獻的人，我們都不敢遺漏，但在進行選擇時，又不得不忍痛割愛，我們也希望把這名單放在一定的曆史背景(語境)中解讀。這樣一個帶有主觀角度的名單，如果能在中國電影的下一個百年時起到遺珠無憾的作用，足以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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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卡(華語電影傳媒大獎“中國電影百年”評選顧問)
在中國電影誕生100年之際選出“中國電影100大”、“中國導演100人”、“中國影星100人”作為對這些作品、人物的敬禮，也讓更多人認識多一點我們的電影文化、電影人物，這固然是好事，但要我們來選出這三個名單，再寫出評選理由，則簡直是苦事。
一百年來，中國(含香港、台灣)出產的影片數目接近甚或超過二萬部，導演與演員則數以百千計。就以其中“較佳”者有十分之一而言，單就這精英部分作一次重溫檢閱，已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自問不可能做到。這是苦衷之一。
再者，評選顧問隻有舒琪和我，而非由一大群專家、學者經反複討論評選出來，也必然惹人懷疑是否夠“公平、公正、公開”。這是苦衷之二。
我覺得，要我／我們逐一名目解說其評選理由，怎麽說也有理說不清，但我／我們有責任公開評選背後的信念、總體的理據和客觀的局限。
以今天的目光檢視過去
我認為藝術評選不同於民主選舉，它追求的不一定是普遍的認受性，也不是找出一個平均值就算，重要的是要給出一種觀點，一種整體看法、識見。我們本次向主辦者提供的，正是一些整體建議、觀點，用作對百年以來一些電影作品與人物的提名致敬。這絕非表示這是對中國電影史上所有作品與人物的定評／評定，也並不表示在此名單以外的作品、人物都遜於此“100”，而不需致敬。再者，藝術評選必有其主觀性，不可能強人認同，亦不應唯“少數服從多數”是尚。
事實上，中國影史上的作品與人物何其豐富多樣，亦各在其專業範圍內有其優點與價值，如能分門別類，做十次百次“100大”的敬禮也致敬不完。
我／我們是本著對兩岸三地電影長期以來的觀察但仍有限的經驗與判斷能力，作出一次總印象的歸結。先決條件是選出的每部影片我們都看過，而有一定的印象。至於要問我們有沒有一定的標準，我隻能說，有，但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而且已經“內化”於經驗之中，不可能自覺地將它們一一道出。最籠統地說，是以21世紀今天的目光去檢視過去，看它們對今天的我們所具有的意義，而不考慮它們當年所產生的社會、政治、評論與票房效應。
評選的局限所在
在此，先說種種客觀的局限。
中國大陸出品的影片，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我能從已發行的影碟、各個回顧展、專題展，以至在不同來源作個人搜集觀看得到的，不超過100部，相信還不及其總產量的百份之四。1960年代以後看到的多是公映影片，但都是經過當局過濾後輸出香港的部分。改革開放以後可以看到較多量的影片，比例上都比前兩個階段為多，但仍不算很全麵。
如果再嚴格要求一下，更會發覺有如下的缺憾。
1920到1940年代的出品，我隻能看到主要是中國電影資料館和世界各地電資館保存下來並獲得公開的影片，這都屬於當時較為“嚴肅認真”的、較為“進步”的製作。也就是抗日戰爭以前諸如民新、長城、明星、聯華、電通、新華公司的出品。但同樣在工業上占重要位置的藝華公司就看過隻一兩部，“天一”的出品一部也看不到。一些在(上世紀)20年代專拍武俠片的公司如友聯、明月、華劇公司等的出品也僅能看到幾部。但30年代是中國電影的第一個黃金期，40年代是再發展期，我們還是要就不全麵的影像資料加以比較挑選，而且入選的比例上較其他年代為多。
孤島時期(1937－1941)的上海電影產量相當多，但又是聞名者多，看到的少。淪陷時期(1941－1945)的上海出品一直仍被視為禁忌，極少再發行。其實，這兩段時期的上海電影正是類型片的發達期，潮流此起彼落，技藝上相信有頗大的進展，但限於原片看到的太少，無從比較，隻好存而不選。
1938－1945年間，武漢、重慶以及西北地區(包括延安)，都有不少電影製作，其中，重慶的“中電”、“中製”雲集了中國電影的好手，拍製上以嚴肅認真見稱，但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極少，也隻好存而不選。
抗戰勝利到全國解放的這幾年，上海電影業在物質條件困乏、政治經濟混亂、官方檢查嚴苛的環境下仍然不斷進取。一方麵，以聯華影藝社／昆侖公司為首而製出的優質進步影片大受歡迎；另一方麵，以文華公司為首的認真製作，包括輕喜劇片、文藝言情片也開出新局麵。這兩方麵我們看得到的一手影像資料比較多。然而同期還有另一些民營公司如國泰、大同、藝華、清華，官營公司如中電一廠(上海)、中電二廠(上海)、中電三廠(北平)，亦集中了不少好手拍出不少影片。這些公司的出品如今都隻流傳於文字論述，能看到的極少。因此亦無從評選。
大家可以看到，名單中出現的30到40年代佳作，都是從已發行影碟的、耳熟能詳的中國經典作品中選出來的，再沒有什麽新意、新發現。這是影像資料不夠全麵所形成的局限。
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文革”這17年，中國電影進入大轉型階段，電影轉而為政治／政策服務，其中自然也有技藝上相當不錯的出品；在政策比較寬鬆的某些時期(如1962－1964)，甚至出現一些突破陳規、框框，展現個人風格、才華和新的美學追求的作品。我們不會忽視十七年間的這些影片對中國電影有其貢獻，卻特別重視技藝上能有所突破，在美學上、個人風格上有所追求的一些。即使在“文革”期間出現的革命樣板戲，“四人幫”倒台後、改革開放前出現的傷痕電影，嚴格地說，也有值得重新檢視和選評之作，不應一筆抹殺。但這已是一個要深入研究的課題，以今次的評選而言，要做這樣的考量，條件並不成熟，所以也放棄了。
至於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五代的以及其後的，自然有不少可供選擇，由於這些影片大家都容易看到，各人有各自的喜愛，意見上各有異同是很自然的；我覺得也不必逐一加以解釋。
香港影片方麵，也有其客觀的局限。30年代的港片，幾乎是蕩然無存，40年代前半期的存片也幾乎處於真空狀態(1941年底至1945年底，香港電影業完全停頓)。抗戰勝利後到解放這幾年，由於摻雜了太多大陸南來電影人在港拍製的影片----這些影片與其說是香港片，毋寧說是大陸人在港拍攝的影片，我／我們認為不具香港代表性。同期，粵語片正在極其艱困的條件下複蘇，但一手的影像資料奇缺，我們看過的一些，技藝表現上都充滿缺失，不能稱之為佳作，勉強選評也隻能基於它們的曆史與時代意義，而非它們至今技藝上仍有可觀之處。因此，舒琪和我都決定應以1949年作為起點。而《黃飛鴻傳》由於在功夫／武俠片的類型創作美學、拍攝方式上都開風氣之先，足以作為榜樣。
50年代以後的香港影片，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儲藏量相當充足，自80年代以來，從曆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回顧展，各種專題展中，以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影展與私下觀賞中，已經反複看過相當多的數量，自信在這方麵評選得較有把握。因此無須再談其局限性了。
台灣電影部分也是我／我們了解、認識得比較弱的部分。日殖時期的台灣影片我幾乎完全沒看過。1960年代起，台灣出品的國語影片有過大量在香港公映，但台語片則極少公映。今天，我看過的比較還有印象的1960－1970年代台產國語片隻是少數的“健康寫實主義”影片，武俠片、喜劇歌唱片、瓊瑤式文藝片，和若幹大型軍事、教育影片(即帶有強烈官方政策的戰爭片、軍訓片、勵誌片)，至今已逐漸麵目模糊了。直到80年代初，台灣新電影勃興，才真正引起國際評論界的注意與研究。但90年代以後隨著台灣電影業的衰退，“新電影”隻留下幾位大師級的導演仍有創作，產量稀少，主要隻能在國際電影節和專題展上露麵，公映甚少，而娛樂片則更無甚足觀。至於90年代以後崛起的台灣“新新電影”和一些個人化的獨立製作，則是相當零散，能在台灣以外映出的仍然隻能通過影展渠道，要找回來補看也不易。所以，評選台灣部分無法避免集中於一些已被公認的名作、名導、名演員之上。再者，考慮到相比於中國大陸與香港，台灣的電影曆史較短，出品亦較少，在“100”名單上所占的份額自然亦相應較少。新進而富有潛質的影片、人物雖有不少，但真正成熟出色的並不多，已難擠進被名家占得滿滿的名單裏了。
唯有務實，寧缺毋濫
談客觀的局限至此告一段落。再談談我／我們的主觀意願、共識和信念。三個名單都經我們各自提出，經過討論、完全同意而選出的，也聽取了主辦單位和網上公開征求而得的一些意見，作了若幹修改。
首先，我／我們相信麵對原作的觀影經驗最為重要，史書上的評價、文獻上的記載隻能作為輔導的參考。因此，我／我們寧願選擇同一時期中發展得較為成熟的，有較多資料可稽考，有影片可以印證的作品／人物，而不選擇那些“最早”出現，第一次作出嚐試的，盡管是最先驅之作。因此，諸如《定軍山》(1905)、《偷燒鴨》(1909)、《難夫難妻》(1913)、《莊子試妻》(1913)、《火燒紅蓮寺》(1928)在影史上雖占有地位，但由於一手資料太少，影像也缺，就寧願存而不論，隻從能看到的《勞工之愛情》(1923)選起。我有提出也曾看過的《西廂記》(1927)和考慮武俠片《荒江女俠》(1930)、《兒子英雄》(1929)，但舒琪有一些未看過，另一些則印象模糊，而且這幾部片都隻是個別孤立例子，無從與同類影片比較，故此我亦不堅持了。但早期電影先驅人物如鄭正秋、黎民偉、黎北海、梁少坡，則因已有相當多的文字、圖像和口述資料，可足印證其地位，故仍選入。至於電影導演的選出，都基於我們長期以來看過其作品之觀感，加以比較後做出的決定。
特別一提的是，《定軍山》的拍製者任景豐，可以稱為中國第一部影片的製作者，但可否算作“導演”則仍是疑問，因此亦未有上榜。麵對早期電影的整理、研究仍然如此不足夠，而上榜名額很有限的情況，我們唯有更其務實，寧缺毋濫。
一部電影的價值，有說在於它的藝術性、思想性、觀賞性，其實三者是互為表裏、牢不可分，不可能像化學分析那樣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經曆時間的考驗，一部電影及其導技能否稱為佳作，在於通過當代人的眼睛和心靈之後，能否仍吸引、打動我們，那正正就是影片的藝術／思想／觀賞性之所在，也正是影片的永恒價值。一些在當年引起哄動效應──無論是賣座上的、評論上的、社會上的、政治上的，經過幾年或幾十年，可能都會淡化下來，甚至趨於無形。因此，我們盡量不去考慮影片當時的生成狀況、社會與曆史條件；我們不是在研究電影史，也不是在寫電影評論。無論是選作品或導演，一律以作品的表現對今天的我們所起的效應、所留下的印象作為準則；這，可以說這次評選中我們的主觀性。細心的讀者，無論對我們選出的名單同意或不同意，都可發覺這一主觀性在評選電影“100大”及導演“100人”中處處可見。不過在評選“中國影星100人”時標準又有所不同。
對於影星，我們不能單單考慮其演技的“藝術性”，更無從談思想性，而必須一並考慮影星當時形象風行、受歡迎的程度。因此，我是采用了多重標準：形象風靡一時、具有巨大號召力而見於記載者，女星如張織雲、夏佩珍、楊耐梅、殷明珠、陳雲裳、徐來，即使未曾真正看過其表演，由於史籍已有不少記載，應予選入。男星如鄭小秋、龔稼農亦如是(二者我們隻看過其演出的一兩部片)。又如台灣男星許不了，我們亦未看過其演出，但其在台灣曾是風靡一時，死後亦備受電影界與民眾的推崇，可以說是一種現象，自然不能不選。另外一種是名氣雖不很大，但演技富有特色，對表演藝術有一定貢獻的好演員，如韋偉、孫越、伊秋水、穆虹、盧燕、盧敦，也同樣上榜。反而，對於一些近年間大紅大紫的新秀演員，鑒於過去常有一些演員受到力捧而大紅，但幾年過後迅即無聲無息的例子數不勝數，我們還是比較審慎的暫不考慮。事實上，這些新秀們已經風頭盡出，不必我們在此致敬了。
向曆史致以敬禮
至此，容我再說一些“後話”。今次能被主辦者邀請作為評選顧問之一，個人既感到非常榮幸，亦頗不自在。榮幸不必說了；不自在是由於主辦者是廣州出版的《南方都市報》，我(舒琪亦如是)是香港人，對內地情況並不熟悉；而對中國大陸與台、港電影有所認識與研究的專家內地大有人在，主辦者不在內地覓人而外求於香港，不免令我覺得意外，當時亦頗有點汗顏。也許，這正是主辦者“破格”的要求，也許是希望藉此能迫出新意。評選總結下來，再靜心自我檢討，我覺得能提供的“新意”不多，整體上仍不免保守、拘謹。較為特別的也許是選取香港影片的份額比大陸、台灣片都要多，而在選擇上亦強調多元並舉、兼收並蓄──文藝片、歌唱片、戲曲片、喜劇片、武俠片、功夫片、恐怖片、警匪片各類型都有，而不定於某種主流，某種成見。事實上，有史以來香港電影的產量確是遠高於大陸、台灣，而類型變化也更為活潑、多樣，得出這樣的結果我認為亦是合理的。
另一個感想是，有著100年曆史的中國電影，它的蘊含量其實遠比我們所能看到的要豐富多采。就算把所有在近二三十年任何場合下放映的華語片，在任何地方能買到的華語片光碟、影帶全都包括在內，我們所看到的中國電影也隻不過是整座冰山浮出水麵的那部分。在慶幸我國電影曆史長遠、文化遺產豐盛的同時，諸位不妨沉思一下我們已失去的、還欠缺的有多少。實在還有許多隱埋的影片、人物有待我們去發掘、整理、研究，乃至嚴肅認真地加以評價，致以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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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傳媒電影人評選中國100大明星光耀百年
香港21日訊-今年正值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周年，有中國奧斯卡之稱的“華語電影傳媒大獎”選出百大影星、百大導演及百大電影，個個都是華語影壇的風雲人物，其中劉德華更被邀擔任“華語電影百年電影大使”，周星馳則被邀頒獎予李小龍，由李香凝代表領獎。眾巨星將出席下月舉行的頒獎禮。
中國電影今年正值一百年，各地都大事慶祝，除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將頒發“世紀之星”榮譽給李小龍，邀請不少巨星出席慶祝外，原來有中國奧斯卡之稱的“華語電影傳媒大獎”，今年也請來資深電影人選出“中國百位明星”、“中國百位導演”及“中國百部電影”，極具代表性。
邀劉德華任電影大使
由中國《南方都市報》及廣東電視台主辦的“華語電影傳媒大獎”，
為表揚百年來為中國電影業出過力的影星及導演，
請來金雞百花獎及金馬獎的評委及60間傳媒評審團體組成評審委員會，
由香港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羅卡及導演舒琪擔任核心評審顧問，
經過半年的評選後選出“中國百位明星”、“中國百位導演”及“中國百部電影”，
並請專人撰文評述這三個“一百”在中國電影曆史中的傑出成就與影響力，
稍後還以此推出紀念圖書《中國電影百年》。
而協辦的機構有新華社、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華娛視、香港有線電視、《人民日報》及《上海青年報》等38間中、港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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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評審選“一百”的準則，並非隻考慮人氣及受歡迎程度，而是以影片或人物對社會及曆史產生的影響及他們的藝術成就作考慮標準，故一直以黃飛鴻形象深入民心的關德興，及在粵劇界響負盛名的任劍輝及白雪仙是否入圍都曾成為討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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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南方都市報供應的名單，真有趣：隻有99部！
內地：38
香港：47
台灣：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