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外漢學”或曰“海外中國學”已經越來越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這當然是因為今日的海外研究，早已遠遠超越了數百年前西方了解東方的初衷，而成為現代學術體製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了不斷自我生產、發展的動力，因而成果豐富到幾乎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學術與文化的全球化整合已是大勢所趨，海外研究作為一種對照，反饋、刺激國內學界的力量日益強大。這一趨勢，其實不過是以往潛流的湧現而已，就我們所要談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領域而言，人們都熟知：如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並非誕生在中國，1927年陳鍾凡先生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版之前，國外學者已經有了先驅性的拓荒之作，比如日本鈴木虎雄的《支那詩論史》（1925）。之後的進展與當初相形固已不可同日而語，因而，了解乃至研討國外的成果，其重要性自然人所共知了。 四川大學王曉路教授所著《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巴蜀書社2003年1月版）一書，將考察的視域界限於西方（主要涉及美、英、德、法），由於這一恰當的定位，故此展開的工作可能收得比較係統而深入的效果；而本書確實也是目前這一領域篇幅最大、材料列述與理論分梳較為充分的著作（黃鳴奮教授《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以整體的古典文學為對象，古代文論隻是其中一部分；王曉平、周發祥、李逸津三教授的《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除英美外還包括了日、韓、俄學界），值得肯定。然而，其中顯露出的一些問題，卻也是現今對海外漢學的介紹、研討中往往可見的，似乎值得提出，企望引起稍多的注意。
對異域的了解，第一步總是材料、信息的準確，而後才談得上品評的平衡、妥當。如果像當初翟理思（H.Giles）著《中國文學史》（1901）那樣，連司馬相如的作品是否傳世都語焉不詳——雖說那是英文裏麵第一部且早於中國人自己的一部中國文學史——我們還能期望有如何水準的學術著作呢？這可算一個小小的例子，由此可以窺知西方漢學不算太短的曆史中，對於中國文學比較全麵而深入的了解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之前像歌德稱譽《好逑傳》以為中國文學一流作品的情形，一點也不奇怪，那時西方遠眺中國文學，用鏡子來作比喻的話，那真可謂是一麵破碎的鏡子。對中國文學創作的了解尚且如此，對中國文學觀念乃至文學理論、批評的了解更可想而知了。這固然會讓人覺得遺憾，不過就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來說，倒可以算做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他需要留意的其實也就是最近半個世紀了。僅就英語世界而言，最近三四十年主要的著作、文集乃至翻譯，數來數去，大概也不會超過五十太遠。因此，我們有理由期望對此一論域的評介，不說比較於海外中國史研究，至少較之海外中國文學史研究來得周全、精當。然而，就王教授書中對英語世界中國文論研究的概述（第三章《中國文論在英語世界的研究概況》之第二節《經典譯介與文論研究》和第三節《研究概況與成果縱覽》）也就是相關研究成果的列述而言，各種訛誤便不在少數。大概隻能抱歉地說，《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似乎離這個期望尚有距離。
專著和論文集混淆不清
首先，一個經常出現的問題是專著和編纂類論文集的混淆不清。書中談到梅維恒（V.H.Mair）教授有《試論莊子》一書（116頁），這其實是他所編的一部論文集；此類訛誤不勝枚舉，還有諸如白之（C.Birch）《中國文學類型研究》、畢曉普（J.Bishop）《中國文學研究》、布什等（S.Bush and C.Murck）《中國藝術理論》（156頁）、何穀理（R.Hegel）《中國文學中的自我表現》（以上皆見157頁）、繆文傑《中國詩歌與詩學》（158頁）、宇文所安（S.Owen）《中國抒情詩的生命力》（159頁）、餘寶琳《中國詞的聲音》（160頁）等都是。如果說上舉諸處或許是因為列舉書名時一時失於辨明、沒有標誌出著、編之別，那麽，說《中國女性詩人：從古代至1911年的詩歌及批評選集》是“孫康宜論述中國古代女詩人的文集”（190頁），顯然就無法令人釋然了：這部近年頗有影響的女性文學選集是耶魯的孫教授和斯坦福的蘇源熙教授（Haun Saussy）合作主編的譯本。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曾經英文選譯錢鍾書《管錐編》的艾朗諾教授（R.Egan）的《蘇軾的詞匯、意象和作為》一書被算作了論文（174頁）；一部厚厚的專著誤會成一篇論文，恐怕唯一的解釋是對原作未曾過目。書中這樣的情況有些頗明顯，比如王靖獻教授的《從禮儀到寓言：中國古代詩歌論集》被歸入總體論述一類中（162頁），其實如果稍稍瀏覽就可以知道，該書所論以《詩》、《騷》為重心，理應歸入“早期文論”部分為宜。又如，書中提到伊維德（W.Idema）和奚如穀（S.West）兩位教授《1100到1450年間中國戲劇》這部“論著”（185頁），也不是那麽妥當的，其實英文書名中已經標明了這是一部“資料書”（A Source Book），就如同陳榮捷教授著名的《中國哲學資料書》（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樣。這樣的失誤在基本文獻收集、載錄的工作中曆來是比較忌諱的，古代目錄學史上有些書目就是因為所錄者並非經眼而屬轉鈔他書，因此不能取信於人，受到冷落。雖然海外研究成果由於種種原因，所見不易周詳，不過正因如此，盡量收集尤其親自過目就更顯重要了。
研究對象的範圍模糊
其次，在相關文獻的收集、處理上，《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存在一個對象範圍的問題值得提出。這可以分兩方麵來說。其一，文學理論批評研究著作的範圍。認真地說，書中（156－191頁）列舉的大量著作，其中相當數量的部分與中國古代文論無關。比如柯文（P.Cohen）《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中國晚清的改革》和利文森（J.Levenson）的《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心智》這樣的著作（181頁），實在無法想象與古代文論有多少關聯，兩書早就有了中譯本，相信讀者一覽便知；還有柳無忌的《中國文學導論》（158頁）、孫康宜的《六朝詩歌》（166頁）、梅維恒的《唐代變文》（176頁）、畢曉普的《中國通俗短篇小說：“三言”研究》（182頁）、時鍾雯的《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元雜劇》（185頁）、韋萊（A.Waley）的《袁枚：中國十八世紀的詩人》（180頁）等等，似乎與文論相關性都不算大，換句話說，如果這些著作都要列入古代文論研究的範疇，那麽什麽樣的中國文學研究不算文論研究呢？兩者之間還有沒有區別呢？再進一步，如果它們都算的話，我敢說本書遺漏的著作太多太多了！或許可以說《袁枚》畢竟提到了《隨園詩話》，那麽最近剛出版的《隨園：袁枚的生平、文學批評和詩歌1716－1798》（J.D.Schmidt，Harmony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中以三章的篇幅詳細討論袁枚詩學的基本理論、批評實踐及古今評價，更可以列入了。當然，這裏決不是苛求作者要提及這部與本書同時出版的著作，因為這涉及到第二個方麵：任何一部類似性質的書都有一個時間的斷限。本書的時間下至“2001年底的最新研究成果”（45頁）。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本書就確實有值得補充之處。書中提到的第一部中國經典英譯選集就是狄百瑞（Wm.T.deBary）等主編的《中國傳統資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兩卷（142頁），這部有巨大影響的選集1960年初版，而近年新出了重要的修訂本（卷一，1999；卷二，2000），餘英時教授有評論說，如果隻允許推薦一部有關中國文化傳統的書，他會毫不猶豫地舉出此書。再如，書中（144頁）特別稱讚了林理彰（R.Lynn）教授英譯的《易經》王弼注本（1994），似乎夏含夷（E.Shaughnessy）教授依據馬王堆帛書本翻譯的《易經》（1996）也該提及；另外同樣依據帛書本的韓祿伯（R.Henricks）教授《老子》英譯本（1989）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最近他又發表了郭店本《老子》的英譯（2000）；而《論語》在劉殿爵教授（1979）之後，安樂哲（R.Ames）教授等的《論語》譯本（1998）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要說與文學理論批評直接相關的例子，陸大偉（D.Rolston）教授除了主編《解讀中國小說的方式》（184頁），至少應該再提到他的《中國傳統小說與小說評論：字裏行間的讀寫》（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Reading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1997）。與考察的時段問題相關，書中記錄了一些博士論文後經修訂正式出版的情況，這是很有意義的，它們往往在質量上有了顯著的提高；但頗有缺漏，比如《溫庭筠的詩歌與晚唐唯美主義的發展》（172頁）出版時名為《畫他人之夢：溫庭筠的詩歌》（Writing Another＇s Dream：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1993）；《吳文英和南宋詞藝術》（176頁）在1987年正式出版；《袁宏道與明代晚期文學自我表現之傾向》（178頁）以《袁宏道與公安派》（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為題出版（1988）等等。書中在時間上最奇怪的一個錯誤是說李歐梵教授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出版於2001年（186頁），這是李教授在哈佛攻讀中國思想史博士學位的論文，早於1973年就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刊行了！
對海外研究者了解不夠
再次，談到對海外研究者的了解；這遠不僅是品嚐了雞蛋之後還想見識下蛋的雞的問題，由此往往還可以窺見研究的動向、學術的脈絡等消息。其實，對海外漢學某一專門領域的熟悉程度，最容易鑒別的方法，就是看對於相關研究的學者們是否了解。《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於此確實也下了功夫，書後附錄“學者譯名表”就是證明，它列出了數百位學者中外文對照的名字；之前，作者還曾就此專門撰文討論（《讀書》1997年11期《日凱特與李又安》）。總體而言，本書這方麵做得不錯；然而，鑒於本書作者在觀念和實踐中對此高度重視，不妨提出若幹意見以期精益求精。這也可分兩個方麵。其一，要熟悉非華裔的外國學者的漢名，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誰也不能自信完全知曉或者準確無誤，不過，有些確屬較為著名之列，比如很早就寫過《鴛鴦蝴蝶：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城市通俗小說》（1981）的“林培瑞”（P.Link）就不應誤為“林培裔”（188頁）；“哈特”（187頁）實為“胡誌德”（T.Huters），在近現代文學研究中非常活躍，他的《錢鍾書》（1982）早就翻譯成中文了。其二，另一個麻煩是，麵對英文的轉寫，如何正確複原華裔學者的姓名。書中曾列舉“陳宇實”（174頁）的多篇論析歐陽修、蘇軾的論文，這位女教授的名字應作“陳幼石”，她論述唐宋古文家的係列論文後來集為《中國古典散文的意象與觀念》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刊出（1988），而在此之前，上海文藝出版社就已出版了中文本《韓柳歐蘇古文論》（1983）；還有寫了《到人民中去：1918－1937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的“黃長太”（187頁），當是“洪長泰”，他這部書的中譯本也早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過（1993）；至於將“夏濟安”錯成“夏思安”（187頁），隻能說對於現代文學研究的了解實在有限了。其實，即使不熟悉，也無須如此斬釘截鐵，不妨在擬定的漢名後注明“音譯”，或者幹脆就保留原文（黃鳴奮《英語世界的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就是如此處理的），以免誤導讀者。這裏，還想提一點“非不能也不為也”的情況。書中關涉到人名時，有些錯訛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前後兩頁中（183－184頁）提到哈佛大學中國小說專家韓南（Patrick.Hanan）教授時，前麵還準確無誤，後麵卻將《中國短篇小說》和《中國白話小說》兩書的作者派給了“帕特裏克”（H.Patrick），有這樣顛倒名姓的嗎？竟然還有：如果不了解Howard Goldblatt何許人，或許可以諒解，但說這是“霍華德”（189頁），精通中文的“葛浩文”一定會氣得說不上話！我想有三種原因可以解釋上麵出現的情況：第一，粗心大意；第二，沒有見過原書；第三，不懂得英文中名姓的先後次序——我當然相信這不會。
對本國文化缺乏切實認知
最後，進入一個學術領域，應該有基本的準備；如果展開研究工作，接受比較充分的學術訓練或自我訓練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海外漢學而言，以淺識來看，對於相關著作、人物當然首先需要了解，進而要熟悉海外學術界的研究術語、取徑等等方麵，同時對中國文化本身也需要切實的知識，而後才可能真切理解海外學術界對它的認識和評說。僅就所列述的材料而言，知微見著，《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表現出對於海外漢學著作的通常情形乃至外語世界中有關中國文學的基本知識，了解得不那麽切實。就書名看，書中提到海陶瑋（J.Hightower）教授的《韓詩外傳》英譯本，並將副題Han Ying＇s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譯作“韓嬰對古典詩歌說教式運用舉要”（148頁），這顯然誤讀了Classic ofSongs的所指，它不是泛指“古典詩歌”，而就是指《詩經》，這個副題其實是對正題（英文中是《韓詩外傳》四字字音的Wade－Giles式轉寫Han Shih wai－chuan）的譯解說明：“韓嬰對《詩經》的教化應用的詮說”。類似的不恰當理解還見於對馬瑞誌（R.Mather）的名作《世說新語》英譯本書名的處理，該書副題A New Account of Talesof the World被譯成“對世界的新描述”（164頁），其實這不過是對《世說新語》（Shih－shuo hsin－yu）四字的譯解，在中文回譯中完全不必譯出，如果一定要譯也應作：“對世間流傳故事的新記述”。再從有關中國文學概念術語的英文表達看，書中將海陶瑋的論文SomeCharacteristics of Parallel Prose譯成“韻文的特點”（169頁），然而parallel prose一望而知是指“駢文”，parallel與“韻”究竟如何扯得上關係？又如劉若愚教授的名作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被譯作“北宋主要抒情家”（175頁），顯然作者沒有真的翻過這部書，又不明了或忘了“詞”這一文類在英文中通常譯作lyric，因而lyricist就是指“詞人”；不過何不想一想中國文學中哪有所謂“抒情家”這麽怪異的稱號？其實有時候需要的隻是常識而不是特別的知識。謂予不信，書中提到“葉洋”有一部《超越最後的意象：中國詩學傳統的終結》（161頁），讀起來正題與副題之間毫無關聯、不知所雲；“葉揚”在哈佛做的這部博士論文，英文題為Beyond theLast Image：Poetic Endings in Chinese Tradition，討論的是中國古詩收束結尾的問題，勉強“增字解經”地譯來是“意餘象外：中國詩歌之結尾”；如果說查看十年前的一本學位論文不那麽容易因而不宜苛求，我同意；但至少這裏按字麵譯成“中國詩學傳統的終結”離開英文可能的意思也太遠了：不妨留意ending一詞用的是複數，試想，中國詩歌傳統如果真的就此“終結”，也隻要“終結”一次就夠了，何須死去活來、反反複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