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焦點就在毛澤東,突出其所謂的“殘暴”、“專製”。去年一位在全國影響很大的自由派維權人士來鄭,我們見了麵,對於他為下層群眾所作的維權活動,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自我批評。但是他對中國現代曆史的誤區使我十分的驚訝!他說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在批示殺人,殺了多少多少萬。而實際情況是整個文革期間毛澤東沒有批示殺任何一個人,這是在場的其他年紀大的自由派人士也認同的事實。自五十年代後期一直到文革中,毛主席反複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橫豎不殺”。可能使這位朋友不敢相信的是,正是文革中的1968—1969年全國貫徹毛主席樹立的“楓橋經驗”,砍掉了一大半監獄、勞改隊,正服刑的上百萬犯人回家接受“群眾專政”。也正是那時,就已經撤銷了勞教所、強勞所和少管所。當然,文革、尤其是“一打三反”運動中,是殺了許多不應該殺的人,那主要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為打擊跟隨毛主席造反的人濫殺的。就像林彪的“571工程紀要”所說的那樣:打著B52(指毛主席)的旗號打擊B52的力量。
至於文革初期對毛主席狂熱的崇拜是有其時代背景的。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由於中央書記處擴大指標後各級黨委追加的幾十萬“右派”造成的擴大化,形成整個社會的政治高壓現象:反對任何一個黨員就是反黨,反對任何一級領導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就會被送去“勞動教養”或打成“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每一個人都可以拿著《毛主席語錄》和任何一級領導(從班組長、生產隊長到省,市長、中央領導)辯論,可以批判他,可以喊打到他,可以奪他權。就是說,用崇拜毛主席一個權威,打倒了直接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級權威,自己“用毛澤東思想衡量一切”代替了別人強加的“黨領導一切”,那是一個多麽大的解放啊!就像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帝就在你心中,不需要各級主教、神父做中介。
那麽又為什麽恐懼文革呢?從“民主牆”、“學潮”至今,幾十年的任何民權運動哪一個不帶有鮮明的文革痕跡。尤其是上世記八十年代末學潮帶起的下層偉大的群眾運動,高舉的是毛主席的畫像、高喊的是打到D和“官倒”、用的是大字報和大辯論。對此,無論是當年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或者我們基層的造反者,都有一個同樣的感覺: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麽!所謂對文革的恐懼,說到底是怕“暴民”、是自己幻覺中的“暴民”。從文革、“學潮”至今的中國有這樣一個特點:“政治動亂”時社會治安反倒特別的好!象甕安這些一年幾十萬起的“群體事件”,哪一個搶了老百姓的東西,燒了平民的房子?這是那些“文明國家”同類的騷亂事件所無法相比的,這也是文革的遺產,叫“要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就“毛派”來說,你為何反對政改呢?從1949年的“共同綱領”到1954年的《憲法》、1975年《憲法》,其中那一個政改不比改革後的政改幅度大,整個毛澤東時代,毛主席的繼續革命,就是不斷的政改。至於向右的政改,我們還真想象不出、一個比我們現在還右的政改後的中國社會是個什麽樣子。以蘇俄為例,所謂的“巨變”後,仍然是免費醫療、教育,有房可住,養得起老。蘇共垮台了,也沒有殺、抓革命者。當時蘇聯的人民,又為什麽要去做保衛”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社會帝國主義”的“男兒”?!如果說蘇俄有過去的經濟基礎,那麽,再以比我們窮得多的印度為例,他們全社會還有低標準的免費醫療。難道我們拿著已完全官僚資本化的所謂“國有”、“公有製”符號給自己“畫餅充饑”麽?
毛派也不應該怕民主。所謂毛派,本身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產兒,大民主是其天然優勢。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難道比沒有民主還要壞麽?毛主席當年和蔣介石作鬥爭使用的民主武器,不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羅斯福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說,毛主席絕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
美國也沒什麽什麽可怕,它更講實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後,留在那裏的唯一外國大使館,就是美國的。隻是經過激烈的爭論後,美國國務院作出了一個曆史性的錯誤決策。前埃及、突尼斯政權本來就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他們一旦被證明是失去民心(遭大多數人反對後),美國照樣“落井下石”將他們踢出去,哪怕以後的新政權難以捉摸。
袁先生說,總結起來,一些自由派和所謂毛派,一個怕回到過去的毛澤東時代,一個怕走向“普世價值”的未來,為此無休止的爭鬥卻穩定了最需要改變的今天。讓我們一起走向廣大老百姓,他們的大多數一是懷念毛主席,二是認為今天的腐敗是因為“一黨專政”,無論他們的表達是否正確、準確,這就是中國當代社會的民意。也就是說,你非要去反毛反民主就站到了大多數人民的對立麵,也便自己鑽進了一個永遠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四:兩派對權貴集團和民主的共識,是民主進程的關鍵
袁先生認為,今日中國向任何方向的政改都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變化。三十多年來上層反腐的調子一屆比一屆高,腐敗的發展則是持續上升連曲折都不會出現。下層要求民主的呼聲來越來越強烈,卻至今怎麽也看不到希望。
著名學者張宇燕在回憶他的導師奧爾森(和剛去世的布坎南都屬於“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相同於毛主席的“七、八年來一次”時,曾說了他自己這樣的看法:文革結束時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團,走什麽路,做什麽事都是阻力最小的。那麽今天中國社會已經有了曆史上的最大也最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這個集團,自由派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用趙紫陽的話來說,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毛派稱它是“官僚資產階級”,就是毛主席說的“官僚主義階級”和改革開放中生產的大資產階級的聯合體。也就是說,雙方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盡管表述、研究和對未來的設想不同。
袁先生說,兩派在要求民主的問題上,至少在今天也應該一致。如果說還有什麽差異的話,那麽是毛派對民主的需求更強烈。
現在中國,還有一些類似於《南方周末》那樣的、受自由派的影響的報刊,更有自由派職業影響的地方,例如學校。盡管也受到很大的壓製,尤其是在和權貴集團的利益衝突中。而中國至少有上萬種報刊,沒有一家是受毛派影響的,兩千三百所高校,毛派能登上的講壇屈指可數。那麽為什麽毛派不更強烈的要求民主呢?!
無論是程序民主的選舉權,還是大民主的廣泛表達權和參與權,無論是對國家上層的民主選擇權,還是在社會基層工作、生活中的切實的民主權利和自尊,今日中國隻要是民主,我們都要。民主是鬥爭的工具,在現階段的中國,它也是目的,沒有民主,我們沒有最低條件下的活動空間,沒有民主,一切都隻能在根本無法影響社會的小網絡、小地方空談。什麽政改、革命,沒有最低的民主條件,一切無從開始。盡管有了民主後又會有更多更新的問題,盡管民主並不是人類社會唯一的進步要求,但是沒有民主的社會一定是最壞的。——這應該是,也一定會成為兩派的共識。
一個共同敵人——權貴集團,一個共同需求——民主,兩派如能取得這兩點共識,那麽,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有可能開始,中國當今社會的困局才能夠突破。因為自由派和毛派是中國當代社會在野的主要政治勢力,他們的一致就是基本上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在社會的共識麵前,包括權貴集團在內的任何其它力量都是阻擋不住的,當今,正是由於勢均力敵的這兩派糾纏的分歧,因此,兩派中的任何一派觀點都不能代表全社會的民意,權貴集團才有空子可鑽。前年,我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說,“毋庸諱言,兩派將來在爭取中國未來的道路上一定是對手,但不是今天。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誰都不會有未來”。未來兩派的爭論,“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雙方都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五: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動力是群眾(公民)運動
袁先生說,兩派中都有一些人一次又一次的寄希望於“黨內改革力量”、“黨內健康力量”,也都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失望。對毛派來說,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事例是文革前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四清”運動,居然在當時的黨風、社會風氣是今天根本無法相比的條件下仍然搞不動。用毛主席的話說,沒有辦法,隻好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全麵揭露我們的陰暗麵。這就是搞了個文化大革命,一度全麵砸爛了原有的黨政體製,才有所改觀。說明體製本身的問題僅僅在體製內是根本解決不了的。難道現在的領導人比毛主席更有威信、魄力,更英明、偉大?試圖讓大家相信,靠現在的這些人能夠根本改變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是比“小兒科”還低級的欺騙。重要的還在於,今天中國社會已經形成的如此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麵對它的強大壓力,進入體製的任何個人除了“作秀”有一定的自由度外,能起到(改變現狀)的作用恐怕是微乎其微的,這個集團還有化一切神奇為腐朽的能力,它甚至有力量使進入體製內的任何人自己(當然包括家族)拒絕腐敗都“難於上青天”!體製內如果真有改變中國現狀的想法,他也隻有寄希望於民間、 寄希望於社會運動對體製的推動。
一位自由派的學者說得好“除了民間,我們一無所有。”這些年,孫誌剛、鄧玉嬌乃至烏坎這類事情的合情合理的解決,就是因為民眾(包括各種思潮)表現出一致的力量。但僅僅這樣得到的遠沒有我們同時在更廣泛的不合理社會中失去的更多。必須依靠民眾的聯合力量,民眾的運動(自由派叫公民運動,毛派習慣叫群眾運動),首先取得最基本的民主條件,再根據群眾的覺悟和要求,一步步走向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較為公正、平等、自由的社會。
袁先生說,近幾年他在很多講座中經常引用51年前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一段講話,毛主席說,從現在開始,50年內外到100年左右的時間內,是這個世界的政治製度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毛主席所說的政治製度,既包括中國現有製度也包括西方的。前不久,英國前首相布朗在談到西方困境時說,世界已進入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轉折時期。這就是說,無論中國還是西方、世界,都需要探索一條嶄新的道路,什麽“回歸”、“回去”,什麽“現成”、“照搬”,都沒有出路,我們原有的經驗和視野已經遠遠不夠了。同時,中國當代的各種社會思潮和社會力量,也將在又一輪新的“大動蕩”“大分化”中“大改組”,一個共同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聯合陣線,是能夠突破中國當前困局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