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中國近代史，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來看，毛澤東及其思想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也成為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集中“發難點”。一段時期以來，毛澤東研究中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在國內沉渣泛起，而且在海外也存在一定市場與影響，諸如20世紀90年代所謂“私人醫生回憶錄”和新世紀張戎(Jung Chang)所謂“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張著)之類。經過國內毛澤東研究領域諸多學者的批判性研究與回應，以及大量權威毛澤東文獻的公開出版，所謂“私人醫生回憶錄”已從根本上被證偽。然而，張著打著學術性研究的幌子，經過大量所謂“學術包裝”而極具迷惑性，在海外產生了極壞影響。不僅如此，張著中的一些錯誤乃至荒謬的觀點，也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傳播到國內，並成為國內少部分人虛無化毛澤東的“證據”。對此，國內學界對毛澤東研究領域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給予批判性回應[1]，分析了其主要觀點、表現形式，並對錯誤與危害進行了批判，取得了較好的學術與政治效果[2]。其實，早在國內學者開始關注並批判張著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之前，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一批主流學者已自發組織了一場嚴肅的學術性批評與回應[3]。這構成了21世紀以來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爆發的一場大規模論戰，本文擬將其稱為“第六次論戰”[4]。此次論戰的爆發，標誌著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出現了一次重大理論轉型，即21世紀以來海外學界關於毛澤東的研究經曆了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曆史性研究”的範式轉化，海外學者關於毛澤東及其時代的研究，已經愈發擺脫原先意識形態的限製而逐漸成為一種學術性客觀研究。本文通過對此次論戰緣起及過程的描繪，集中概括、分析論戰中的核心問題，以期揭示此次論戰的學術意義，並對構建批判曆史虛無主義思想、深化毛澤東研究提供某種批判性參考。
一、論戰緣起及其過程性概覽
進入2l世紀以來，海外毛澤東研究逐步實現了從單純意識形態辯論向客觀性曆史研究的範式轉換，這標誌著海外毛澤東研究的基本原則、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具體而言，海外毛澤東研究從產生之初，就麵臨著學術性與政治性相互交錯的複雜張力關係——學術性研究很難擺脫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糾纏，關於毛澤東的純粹學術性研究在西方社會的政治夾縫中艱難生存。這主要是毛澤東所獨具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象征性地位使然，關於毛澤東的研究成為西方政界與學界窺視“冷戰”背景下中國的主要議題與中介。以美國著名毛澤東研究重鎮——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為例，該中心最初直接服務於美國政府的情報與政策谘詢功能，並且它最初的兩筆啟動經費亦是源於軍方(國防部和空軍)的支持與援助[5]。可見，海外毛澤東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定位，並非是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以學術為依托、服務於政治的谘詢功能，從屬於西方政府的“區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為毛澤東在政治舞台上的顯著影響，在毛澤東時代，海外學者的“毛澤東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成為“中國研究” 的代名詞。但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的年代，海外毛澤東研究在西方社會原先所承擔的政府政策谘詢功能開始弱化，從而獲得了相對獨立自由的學術發展空間。
20世紀90年代之後，海外毛澤東研究呈現出一個顯著特征：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愈發擺脫了濃厚的政治氛圍，成為海外學者進行學術審視的客觀對象，即“政治淡出”與“學術凸顯”的新趨向。當前，海外學者關於毛澤東的研究，主要不是如其前輩一般是為了通過毛澤東來窺探中國未來政治社會走向並為西方國家政府提供所謂政策谘詢，而更多的是將毛澤東視為客觀學術對象進行分析解讀，並且對毛澤東的研究已經逐步實現了雙重突破：一是從圍繞政治中軸的“一元中心論”，向“多角邊緣”(經濟、文化、社會等)的積極擴散；二是從以“毛澤東研究”替代“中國研究”，轉向對毛澤東時代的研究。之所以會發生上述變化，除了西方社會與學界內部的學術轉型原因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來自中國社會發展的內部原因。具體而言，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當代中國取得了令西方社會矚目的顯著成就，這無疑直接消解了西方意識形態學者原先附加於“中國道路”之上的種種歪曲與偏見(諸如，權威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變體等)，西方學界開始以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審視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選擇。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中國人民攻堅克難、砥礪奮進，取得了全方位的曆史性變革與曆史性成就，極大地拓展了海外學者觀察、審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理性維度。在海外中國研究領域開啟的這一新的學術氛圍之下，海外學者不僅對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研究以更加理性的姿態展開，而且對於“中國道路”的曆史基座——毛澤東時代的理論與實踐，也開始有了更加客觀中立的科學認識標準。至此，從客觀學術層麵審視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逐步成為海外學者的主流範式。
然而，由於“後冷戰”時代思維慣性的作用，以及研究者主觀好惡等感性因素的裹挾，海外部分學者所謂的“學術研究”，與目前海外主流研究者業已形成的“研究共識”發生了嚴重衝突。其中最為顯著的代表性事件便是，21世紀發生在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第六次論戰”，即圍繞張戎所謂“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引發的理論批評。21世紀以來，海外毛澤東研究所經曆的從意識形態辯論向學術理路分析的範式轉換，正是此次論戰能夠集中爆發的重要曆史性背景，也是此次論戰得以產生的根本性原因，即海外毛澤東研究的主流學者捍衛毛澤東研究主流範式的話語權之爭。張戎與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於2005年出版[6]，該書出版後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激烈反響。西方新聞媒體發表大量“讚美性”評價的書評或評論報道，諸如，《衛報》發表的書評認為該書“震動世界”；《紐約時報書評》認為該書通過大量采訪與原始史料解讀，消解了任何宣稱毛澤東合法性的支柱；《時代周刊》刊發的評論文章將該書比喻成一顆“原子彈”；等等。正是在媒體評論員、政治家和出版界代表的共同哄抬下，該書作者宣稱完全改變了人們認識毛澤東的方式，也改變了認識中國革命史的方式。由於張戎長期在中國生活，加之其合作者宣稱對所謂大量蘇聯、東歐乃至非洲原始檔案材料的掌握與解讀，以及他們為該書出版發行所做的宣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該書在出版之前就受到大眾乃至西方學界一些學者的高度重視與期盼。該書出版之後，發行量很大，被譯成多種語言，成為英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最暢銷書，在西方世界產生了“轟動”效應[7]。
除了上述所言的宣傳與包裝之外，該書之所以能夠在西方產生強烈反響，最主要是因為大眾層麵所存在的深厚社會心理原因使然，即毛澤東在西方社會與大眾生活中的持續影響力。毛澤東作為中國近現代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由於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以及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使他如同強大的磁場一般始終吸引著普羅大眾的眼光，著力了解作為領袖人物的生平、思想與實踐，也似乎在普通民眾那裏成為一項具有恒久性興趣的話題。“仆人眼中沒有偉人”的說法，從另一個維度也可以說明普羅大眾因與曆史偉人之間的距離，使他們時刻想去解開籠罩在曆史偉人身上的曆史麵紗。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對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並不會以後人主觀好惡的意誌為轉移，對於這樣一位重要曆史人物，誰人能夠不保持一點好奇之心[8]。張著所使用的“鮮為人知的故事”，恰恰抓住了普通民眾對於偉大曆史人物的敬畏感、好奇感等深層社會心理結構，而感知偉人、接觸偉人最便捷的方式便是通過傳記的中介。就毛澤東而言，西方學界出版的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可謂是形形色色，有不同時期、不同版本、不同特色的傳記。從最初斯諾《西行漫記》的巨大發行量及其轟動效應中，不難窺見普通民眾的上述深層心理結構因素。
張著宣稱該書是深刻根植於對浩瀚原始史料的“客觀”解讀(中文、英文、俄文、波蘭文等所謂原始檔案的解讀)、根植於對廣大曆史當事人的親身訪談(宣稱采訪了毛澤東時代的當事人，諸如親人、同事、朋友等，並且宣稱第一個采訪活動始於1993年，因而給讀者留下的一個“直覺”便是該書寫作曆時10年之久)，鼓吹這是關於毛澤東思想肖像的真實建構，並且是具有高度學術價值與曆史客觀性的專著。正如筆者在采訪加拿大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齊慕實教授時他所坦承的那樣，如他一般的諸多海外毛澤東研究的主流學者，在聽及張著出版前所做的精美輿論宣傳之後，確實對該書抱有很大的希望，即寄望該書能夠提供新的材料或結論[9]。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該書出版之後，海外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研究的主流學者對該書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該書從理論立場、學術研究、具體結論等方麵都存在致命缺陷，根本不能稱為一本客觀嚴肅的學術作品。針對張著所表現出的曆史虛無主義態度，海外毛澤東研究主流學者從客觀學理層麵出發，對張著的非曆史性、非客觀性、非學術性缺陷與妖魔化毛澤東的研究方法展開了係統性、理論性批評，並相繼在海外中國研究的主流學術期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批評論文。2010年，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著名中國曆史研究教授班國瑞和英國經濟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林春，選取了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主流學者撰寫的14篇評論文章匯集成冊，並以《毛澤東真的是一個怪物嗎?——對張戎和喬·哈利戴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學術回應》為名，在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發行。此外，齊慕實教授也組織了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者撰寫了《毛澤東：一個批判性導讀》一書，該書正是針對張著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誤導性理解而作，其目的是為一般讀者提供一個理解毛澤東及其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作用以及理解後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在中國以及世界上的持續性影響的機會[10]。圍繞張著所進行的關於究竟應當如何客觀曆史地研究毛澤東及其時代所展開的理論批評，構成了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在21世紀以來爆發的一次重大論戰，這就是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第六次論戰”的緣起及其基本過程。
二、批判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基本路徑
此次論戰主要是圍繞張著所表現出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進行的，論戰的核心是批判此書的寫作思路及其結論等問題。筆者通過閱讀整理海外學者針對張著的若幹分析與批判性資料，初步將海外學者批判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基本方法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集中批判以否定、虛無化為導向的錯誤理論立場。從解釋學意義上說，任何研究都無從擺脫研究者特定理論背景的限製，唯有盡量摒棄固有理論前見的限製，方可實現一定意義上的客觀曆史性研究。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學者逐步將毛澤東視為學術研究的客觀對象，對毛澤東及其時代進行客觀曆史性研究，已逐步成為海外學界的基本共識。但是，張著在此問題上卻走向了嚴重的誤區，該書是以否定、虛無化的錯誤理論立場來統籌整書的撰寫節奏，即對毛澤東的妖魔化處理與對中國革命先人為主的整體否定性意見。很明顯，在上述理論旨趣與海外主流學界的看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甚至是對立。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主流學者所要做的就是針對修正主義曆史觀居於“主流”地位時，在為革命的批判性守護中發出針鋒相對的聲音[11]。海外主流學者普遍認為，張著整體性的邏輯線索是歪曲、醜化與妖魔化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的形象，並依此邏輯線索組織材料、進行寫作，在這種具有主觀偏見的理論立場指引下，對於毛澤東的研究並非“理性曆史的分析”(reasoned historical analysis)，其並未提供一個關於毛澤東形象的嚴肅重建或公正評價，也未提供任何新的知識[12]。有學者甚至明確指出，該書是一本基於作者主觀情感好惡並直接迎合於西方意識形態宣傳與大眾獵奇心理的“肥皂劇”[13]。其實，對於毛澤東及其時代曆史的理解，並非是一個簡單的“正確”或“錯誤”，“是”或“不是”的線性判斷。正如有學者所言，如果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化約為“是”或“非”的站隊排位的話，那麽這不過是最無聊的事情罷了[14]。對於毛澤東的研究而言，必須摒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所固有的否定化與虛無化的錯誤理論立場，而需要以一種曆史性眼光加以客觀審視。從整體上來說，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功績已經為曆史所證實，這是任何人都無從抹殺的曆史性存在，承認毛澤東“成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二位”，是毛澤東研究科學推進所必須要牢牢堅持的政治與學術底線。
第二，集中批判對史料進行人為加工處理的碎片化錯誤史料觀。毛澤東本人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等多重曆史角色於一身，關於他的研究絕對不能停留在抽象邏輯概念的演繹或推理之中，而始終需要紮實史料的支撐。盡管史料的運用無法從根本上擺脫使用者的選擇與解讀等主觀因素影響，但如何避免解讀者主觀因素的過度介入，進而保證客觀曆史地呈現史料的意義與價值，構成了史料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這也是史家“秉筆直書”的基本素養。然而遺憾的是，張著打著所謂還原曆史的幌子，在關於毛澤東研究中史料選擇、運用與解讀上呈現出巨大的理論缺陷，正如齊慕實所指出的那樣，“張著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對史料理解的片麵性與不恰當使用”[15]。張著在史料運用上的曆史虛無主義傾向主要體現為如下幾個方麵：一是在錯誤理論立場指導下任意選擇史料。張著整書的理論基調十分明顯，即歪曲醜化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史，因而在史料的選擇上存在著嚴重扭曲的主觀化傾向，即凡是符合醜化毛澤東形象的史料照單全收，而呈現毛澤東正麵形象的史料則被自動隱身化或視而不見。正如海外學者指出的那樣，張著以歪曲曆史的方式證明其先在醜化毛澤東的論點，服務於此目的在史料問題上呈現出“選擇性運用”的弊病(evidence is used selectively)[16]。二是史料選擇的抽象化、真空化傾向。史料是特定曆史語境之中的產物，有其曆史的生命力與根基。張著在史料的運用上，直接采取真空化方式將史料從其具體語境中抽離出來，將史料直接變成可供研究者任意把玩的無根性浮萍，即不管史料的具體存在情況及其曆史背景，隻要有助於論證其先在設定的醜化毛澤東形象的論點便可直接加以引用。正如海外有學者所批評的那樣，張著錯誤閱讀史料、主觀運用史料、抽離史料的具體語境，最終人為讓這些史料建構出一副關於毛澤東形象的扭曲化(貶低、否定)存在[17]。三是史料的運用存在主觀化建構的不良傾向。服務於張著預設的妖魔化毛澤東之目的，相關史料的選擇都是在此邏輯預設的指導下進行剪裁、拚湊，甚至為了服務於此目的，許多材料都是以人為主觀化方式所建構出的“偽存在”，書中諸多史料的運用都采取了“孤證”的形式，其真實性根本無從考證。並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書中很多史料的采擇都使用了“被汙染的史料”，諸如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及中蘇分裂時期蘇方的政治宣傳史料[18]。
第三，全麵剖析一元化與絕對化研究方法的內在問題。研究毛澤東，需要特定研究方法的指導，不同研究方法在麵對同一文本或資源時，也可能解讀出完全不同的理論意蘊。海外主流學者明確批評了張著在毛澤東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理論弊病問題，即強烈的化約主義傾向。這一錯誤理論傾向可以從如下三個維度加以解讀：一是關於毛澤東研究一元化研究方法的錯誤。張著在妖魔化毛澤東這一先在理論預設的指引下，其關於毛澤東思想肖像的勾畫必然呈現為單一化的特征。因為它的描述始終是建立在“一元論述”基礎之上，即關於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先在的全盤否定性評價的理論旨趣[19]。在單一性維度的描繪下，所謂毛澤東的正麵形象或者是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處就被自動省略，除了關於妖魔化、邪惡等否定性形象之外，別無任何其他因素可以與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曆史相掛鉤[20]。很明顯，這是以一種極端否定化、虛無化態度麵對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二是過度依賴所謂的“心理分析”進而走向曆史唯心主義的泥潭。張著的單一化傾向又表現為僅僅從毛澤東的個性或個體因素出發分析中國革命，過分側重於對所謂毛澤東個人陰謀、權術等因素的誇張化處理，而忽視了曆史合力的作用，忽視了毛澤東的政治、政策與曆史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綜合性影響。與此相應的是，張著也忽視了討論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及其影響問題，因為就中國革命發展的曆史進程而言，不僅僅是個體性因素的決定性作用使然，更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集體因素的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僅是單純軍事戰略因素在起作用，更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作用的結果[21]。三是嚴重混淆細節真實與本質真實的絕對主義思維範式。張著服務於絕對化否定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的不良目的，在所謂論據的選擇上，經常通過人為裁剪、拚接的方式組合出一些在曆史事實上確實是真實的故事。但是細節的真實與本質的真實之間並非是完全的線性等同關係，細節的真實性需要從宏大的曆史場景中加以綜合判斷[22]。
第四，深刻揭露所謂“學術性光環”的虛假性問題。張著在寫作及其後期宣傳中所突出表達的一條標準便是所謂深刻的學術性與規範性。該書宣稱作者走遍了世界主要國家的檔案館(與毛澤東有交集的)、使用了1200多條史料、采訪了400餘位曆史相關者、撰寫了68頁的腳注。上述精美包裝使該書呈現出巨大的學術性與嚴謹性，似乎書中的一切“鮮為人知”的結論都無可辯駁。然而，海外學者通過嚴謹的學術考證與研究，對張著所引以為傲的“學術性”作出了嚴肅的理論批評。一者，所謂真實客觀可信的采訪存在著潛在致命缺陷。眾所周知，對諸多名氣大的受訪者本人是否對毛澤東或中國有深刻的了解，這是決定采訪是否有價值的前提。然而，張著很自然地將其作為一個固定無疑的事實加以接受，期間諸多受訪者並不可能對毛澤東有深刻的接觸與了解。即使有些人與毛澤東有過接觸，因而可以成為受訪者，但張戎本人對上述人的采訪是以何種形式、何種條件下進行的，其具體采訪問題與受訪者的回答究竟如何，這些問題都被以一種模糊化方式秘而不宣，就嚴格的學術標準而言，這些內容是不能作為論據使用的。並且在處理與其想要答案不相符的回答時，張著並未采取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如，海外毛澤東研究專家泰韋思教授(張戎與其有過交流而非學術專訪)明確拒絕評價張著，因為張氏與泰氏的交談是在她本人先在建構的主觀框架指導下進行的，其目的在於從泰氏處攫取服務於其妖魔化毛澤東的具體結論。二者，使用的所謂數千條史料存在經不起嚴謹學術推敲的弊病。因為如前所言，書中所有史料的選擇都是在作者主觀意誌的指導下以服務於妖魔化毛澤東為最終目的的。諸如，書中所使用的“龔楚回憶錄”存在著明顯經過作者加工與剪裁的痕跡。如海外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龔楚回憶錄描述了毛澤東在革命中的起伏以及最終成為領袖的經過，毛澤東在龔楚的筆下是一個情感豐富的普通人，而張著在引用龔氏材料之後，毛澤東的形象與原先龔著中的形象發生了巨大偏差甚至是對立。三者，所謂冗長的注釋不過是為了吸引讀者眼球、打造學術感覺的幌子而已。張著力圖揭示所謂“真實”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因而需要一個所謂“證據”的支撐，而這些冗長的腳注在非專業學者眼中似乎意味著對真實曆史的重建。因為缺乏專業學術訓練的普通讀者是不可能對書中的具體結論是否基於堅實證據基礎之上而提出質疑[23]。海外學者經過精心校對與檢索之後，發現書中許多注釋極不嚴謹甚至涉嫌偽造。
三、批判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學術效應
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爆發的“第六次論戰”，盡管僅僅是針對一部傳記作品所形成的理論批評，但是它所呈現的學術影響已經大幅超越了單純的書評範疇，而上升到具有整體性研究層麵的學術效應，即關於毛澤東研究學術範式的理論反思問題。
第一，超越先前若幹次論戰的核心在於其對毛澤東研究“基準線”的堅守與捍衛。毛澤東研究領域之前爆發的五次論戰，主要是停留在單純學術研究層麵對若幹具體問題的爭論，如毛澤東研究中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毛主義”的概念能否成立、毛澤東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就具體研究方法之間的爭論(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澤東、現代性文本學方法在毛澤東研究中的使用問題)。相反，此次論戰並非僅僅局限於對具體結論或者某個研究方法的爭論，其更為關鍵的是從更加宏觀、整體性層麵出發，對如何研究毛澤東提出了堅守“基準線”的問題。正如齊慕實教授所言，海外學者關於毛澤東的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如下三大類型：一是“善毛”(Good Mao)，即對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持全部肯定性評價。這一研究範式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是西方左翼學者，因為毛澤東在他們那裏具有了某種超越性意義，即作為西方左翼學者反抗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象征性符號或理論資源。很明顯，西方左翼學者關於毛澤東思想肖像的描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擴張式解讀，毛澤東作為一種抽象的符號在直接層麵是服務於西方左翼學者批判資本主義的象征性存在。二是“惡毛”(Bad Mao)，即對毛澤東及其理論實踐持全盤否定性評價。這一研究範式大部分存在於西方傳統保守主義學者“(後)冷戰”思維範式之中，在冷戰時期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在西方保守勢力看來無外乎是蘇聯“遠東陰謀”，因而“反共”“反社會主義”與“反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盡管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鬥爭有所緩解，但由於中國仍然堅守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指導地位，因而在部分保守主義學者那裏，這種冷戰時代所形成的思維慣性不僅沒有消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以更隱蔽化的方式得到了進一步增強。很明顯，張著在理論立場與研究範式上應當被歸於這一序列之中。三是“曆史毛”(Historical Mao)，即對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作出客觀曆史性研究。這一研究範式大部分存在於當代海外毛澤東研究的主流學者之中，他們在超越主觀好惡與情感糾葛的基礎上，對毛澤東及其理論與實踐展開客觀曆史性研究[24]。由此觀之，此次論戰並非僅僅針對一本著作而發，其是對毛澤東研究中“基準線”的理論捍衛，即關於客觀曆史性研究毛澤東這一範式的堅守。應該說，海外學者對研究的客觀曆史性這一“基準線”的堅守，對於回應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毛澤東研究領域的泛濫，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啟示意義。
第二，從學術理路上標誌著當代海外毛澤東研究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曆史性研究”的重要理論轉型。如前所言，毛澤東研究在海外的興起與發展，從一開始就受到政治因素的糾纏，這種學術與政治的糾葛在冷戰時期顯得尤為明顯。盡管在後冷戰時代，海外毛澤東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政治弱化”與“學術凸顯”的新趨向，但由於冷戰思維的慣性作用以及毛澤東對當代中國的持續性影響，使海外一部分學者的毛澤東研究仍然呈現一定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色彩，張著就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代表。在中國學術界(捍衛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是國內主流學者的政治責任與道義使命)尚未對張著進行集中批判之時，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者便以更加義憤填膺的姿態對張著的非曆史性與妖魔化毛澤東傾向進行了集中批判。並且，尤為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批判明顯超越了單純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更多的是以一種學術化方式加以推進的。這種情況在以往基於特定“意識形態偏好”為導向的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在筆者看來，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爆發的“第六次論戰”，標誌著海外毛澤東研究的當代顯著轉型，即與以往基於“意識形態偏好”研究範式的自主性脫離，自覺扭轉毛澤東研究長期以來在政治夾縫中艱難生存的尷尬，將毛澤東研究從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紛爭與糾葛中解脫出來，從而將其視為一種學術研究對象加以客觀審視。張著的相關研究很明顯與客觀中立性研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它所提供的並非是曆史而是宣傳，並且這種非曆史性宣傳在特定意識形態偏好與商業媒體的共同哄抬下，對毛澤東的真實思想肖像形成了巨大的衝擊與消解。正如海外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不能寄希望通過商業媒體來區分“可信的學術”(reliable scholarship)與“假冒的學術”(pseudo scholarship)[25]。海外學者對張著研究範式的理論批評及其所形成的學術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美國已故著名中國學研究專家史華慈教授為中國學研究(當然也理所應當地包含毛澤東研究在內)所設定的重要範式：超越“愛”與“恨”的情感糾葛及其所直接造成的理論暗角，從“尊重”的意義上進行客觀曆史性理解。
第三，論戰中凸顯的若幹核心問題對於深化拓展國內毛澤東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意義。一是國內毛澤東研究的深化拓展必須確立正確的理論立場。近一段時間，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毛澤東研究領域不斷呈現，嚴重影響了毛澤東研究的深化與拓展[26]。很明顯，張著中相關的錯誤結論與觀點，已經成為國內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妖魔化毛澤東所援引的主要材料。針對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必須保持堅定的政治定力與理論立場，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毛澤東曆史地位的形成，並不是由個體因素催生的，而是由曆史發展所形成的合力所確立的，必須以客觀曆史性的科學立場深化對毛澤東的研究。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在出發點上應當與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嚴格區分，即不是基於否定、醜化、歪曲毛澤東的理論旨趣展開相關研究，而是在實事求是原則指導下通過總結曆史經驗以變成指導今後實踐的寶貴財富。二是深化毛澤東研究必須要以學術化方式加以展開。海外有學者將毛澤東研究劃分為“標準學術研究”(standard academic studies)、“個人回憶”(personal memories)以及“政治文章型”(political screeds，存在妖魔化與神聖化兩種趨勢)[27]。很明顯，張著無論是從理論立場、研究範式抑或是具體結論而言，都無法納入學術性研究範疇。毛澤東研究的深入推進，必須立足於紮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對毛澤東研究中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科學回應與批判，也必須以充實的學術研究作為導向與支撐[28]。正如國內有學者所言，目前毛澤東研究中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現有研究的學術化步伐展開不夠、認知性研究不足[29]。三是推進毛澤東研究須臾不能離開史料的支撐，同時也需要實現對史料的科學應用。就張著而言，最顯著的問題便是對史料的非曆史性應用與主觀性建構。曆史研究需要忠於事實，尤其不能被個人的主觀偏見所裹挾，需要以嚴肅的態度審視史料證據，並將史料置於曆史的環境之中加以綜合考察。毛澤東研究亦是如此。深化毛澤東研究需要以客觀史料為支撐，需要將毛澤東置於其時代的真實曆史場域之中加以定位與透視。正如海外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張著忽略或不信毛澤東的理念，並且根本無視毛澤東與其所處的政治、社會、知識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30]。也就是說，毛澤東研究中史料的運用不能采取“垂直性研究法”——不顧史料的具體曆史語境甚至人為抽空史料的曆史性意蘊，而應當以一種曆史性、具體性眼光進行史料的審視，必須將史料置於具體的曆史實踐場域之中加以綜合把握。這也是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明確強調的，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加以分析[31]。
概言之，毛澤東研究中存在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泛起，國內錯誤思潮與國外錯誤思潮之間密切配合、相互哄抬，國外虛無化毛澤東比較有影響的錯誤、荒謬觀點，常常通過“出口轉內銷”的形式，對國內學術界與社會產生極壞的影響，國內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經常以國外的錯誤觀點為標榜並大力加以鼓吹與宣揚等問題。這些打著“國際學術化”幌子的錯誤觀點，極大誤導了一些缺乏學術積累與曆史經驗的青年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對毛澤東研究領域中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形成真正有力的批判與衝擊，不能僅僅停留於批駁國內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錯誤觀點上，而且還需要對國外曆史虛無主義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與批判姿態。隻有以學術化的方式為依托，通過批判國內錯誤思潮與國外錯誤思潮相結合的“雙管齊下”的方式，才能從根本上駁倒毛澤東研究中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32]。從這個意義上說，批判地介紹並汲取海外學者批判毛澤東研究中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基本路徑與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學術價值。因為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主流學者對以張著為代表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理論批評，從根本上不僅僅是針對一部作品而發，它更是關乎海外學者對如何科學研究毛澤東的理論“基準線”的捍衛與堅守，關乎學術化或非學術化、曆史性或非曆史性、客觀性或非客觀性研究範式之爭。當然，必須要看到的是，海外學者更多的是站在單純學術研究層麵展開相關理論批評，他們缺乏對於毛澤東及其時代的感性認識，這種“局外人”的身份，導致他們缺乏本著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展開相關研究工作，也造成了他們無法從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性變遷角度去理解毛澤東及其時代，無法從中國當代社會曆史發展出發形成以現實為關照的批判性意識，而這些意識隻有國內學者從高度的曆史使命、政治使命出發，展開對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科學批判之中才能不斷形成與豐富。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海外毛澤東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其批判性閱讀研究”(17CKS0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劉倉：《毛澤東研究中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評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1]韋磊：《海外毛澤東研究中的曆史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6期。
[3]這裏所言的海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者，主要是指以堅持對毛澤東理論與實踐進行“客觀曆史性研究”為旨趣的學者，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力圖摒棄情感、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限製，繼承海外毛澤東研究先驅史華慈超越“愛”或“恨”的高度來展開研究的基本學術傳統，致力於勾畫一幅關於毛澤東的真實、完整的思想肖像。
[4]前麵五次論戰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關於“毛主義”是否是“異端”的爭論、70年代關於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正統之間關係的爭論、70一80年代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澤東的爭論、80年代初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的爭論以及90年代以經驗主義還是症候閱讀方法閱讀毛澤東的爭論。
[5][美]薛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路克利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94頁。
[6]Jung Chug and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New York：Knopf，2005.該書中譯本在2006年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印行。
[7]轉引自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lter?The Academw 腳0m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1.
[8]陳永發：《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灣)第52期。
[9]齊慕實、張明：《毛澤東與毛澤東研究的當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齊慕實教授訪談錄》，《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10]Timothy Cheek (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
[11]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 6.
[12]George Benton and Steve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54.
[13]Timothy Cheek， “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 Oxon： Routledge， 2010， P. 56.
[14]蕭延中：《近期中國的毛澤東研究：一個政治意識生態的框架草圖》，《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15]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 known Story， Oxon： Roufledge， 2010， P. 54.
[16]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
[17]George Benin and Steve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a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Uidayb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 Routledge，2010， P. 44.
[18]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u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oo：The Unknown Story， Oxon： Routledge，2010， P. 58
[19]George Benton and Steve Tsang， “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 2010，P. 54.
[20]Timothy Cheek， “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 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 ， Oxon： Routledge，2010， PP. 55—57.
[21]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0.
[22]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no，New York：Cambl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6.
[23]Mobo Gao，“Mao：The Unknown Story：An intellectual scandal”，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 e Unknown Story， Oxon：Routledge，2010，PP. 120-123.
[24]齊慕實、張明：《毛澤東與毛澤東研究的當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齊慕實教授訪談錄》，《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25]Timothy Cheek，“The New Number One Counter-revolutionary inside the Party：Academic Biography as Mass Criticism”，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 62.
[26]鄭流雲、餘璐：《對當前毛澤東研究中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批判》，《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27]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3.
[28]尚慶飛：《毛澤東研究領域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本質透視》，《學術界》2016年第1期。
[29]徐俊忠：《關於毛澤東的認知性研究方法論要》，《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
[30]George Benton and Steve Tsang，“The Portrayal of Opportunism，Betrayal and Manipulation in Mao’s Rise to Power”，in 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 (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43.
[31]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l1頁。
[32]吳懷友、李冰：(2014年毛澤東研究熱點問題與最新進展》，《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George Benton and Lin Chun(eds.)，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n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
[3]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4]徐俊忠：《關於毛澤東的認知性研究方法論要》，《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
[5]韋磊：《海外毛澤東研究中的曆史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6期。
【張明，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副教授。察網(www.cwzg.cn)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