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主席誕辰123周年

紀念毛主席誕辰123周年 
文革與毛澤東 
文革雜談(八) 
作者： 正宇君 
　　毛澤東誕辰的日子就要到了，關於對毛澤東評價的話題，又將成為人們談論的熱門話題。一談到毛澤東，自然少不了爭論，一爭論，就繞不開文革。文革是毛澤東所幹的在曆史上已打上深深烙印的一件大事，無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曆史遺產，更是共產黨的一份分量很重的曆史遺產。對文革的評價，關乎國家發展的方向，共產黨的形象，毛澤東在曆史上的地位及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文革幾乎是一個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文革追求的目標是一個時代廣大勞動人民對整個社會建設目標追求的頂峰。 
　　一 以黨的初心重新反思文革 
　　八十年代初，文革就以是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給中華民族造成深重災難的名義被全盤否定了。當年大多數民眾曾滿懷前所未有的政治熱情和希望參加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眼間又以“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的結論，載入了用文字寫成的曆史。幾十年過去了，關於文革的爭論，從來就沒有間斷過，特別是最近幾年，重新反思文革、理解文革、甚至謳歌文革的人並沒有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而減少，反而大有“死灰複燃”之勢，使一些人深感恐懼和不安。 
　　最近，不忘“黨的初心”的提法一出，便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少人又從“黨的初心”這一新的視角，審視文革合理的一麵。 
　　黨的初心的核心內容都集中體現在建黨時就確立的黨的綱領裏。九十多年的戰鬥曆程，盡管風雲多變，時代也幾經變遷，黨的基本綱領沒變，黨的初心也就沒有變，黨的性質也不能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堅守共產黨的初心，堅守共產黨的黨綱，堅守黨的性質，就是要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捍衛社會主義製度，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防止葬送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真正成果，防止共產黨變質，不致黨改變前進的方向。 
　　自1956年起，我國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社會主義製度剛建立不久，並且是在國民黨軍隊尚存，反攻大陸的叫囂不斷，各種土匪勢力，敵特分子，及一切仇視新政權的反革命分子猶存，複辟的希望猶存的情況下建立起來和生存著的，是在國際敵對勢力與國內敵對勢力相互勾結，企圖扼殺新政權於萌芽狀態的情況下建立起來和生存著的，是在這一新生命沒有得到多數國家認同的情況下出生，生存著的。這種狀況直到70年代後期，也就是在毛澤東逝世的前後，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麵臨諸多困難，新中國將是多麽的艱難。麵臨諸多困難和在探索前進中出現的挫折，中國走什麽樣的路，怎麽會不存在爭論呢?由於各種曆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選擇帶領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具有內在的必然性的。社會主義喚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覺悟，喚起了廣大勞動人民對這一嶄新的社會生活的期盼和熱情，凝聚了人心，匯聚成了強大的促進新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力量，展現了中華民族百年來，乃至整個曆史上前所未有過的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那種令國內外敵對勢力喪膽的團結奮進的精神風貌。這條道路的選定，是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的。 
　　文革就是在這種製度麵臨著許多潛在的危機，甚至是嚴重挑戰的時候發動起來的，其目的是保衛被現在有些人所認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文革之所以發動，並且能發動起來，受到了當時大多數勞動人民由衷的支持和熱情的參與，是共產黨長期對自己初心充滿自信的結果，是共產黨堅持初心不動搖的結果，是共產黨堅持初心並不斷取得成就，造福人民的結果，是共產黨的初心在廣大勞動人民心中生根發芽的結果，是廣大勞動人民堅決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必然結果，是黨內路線鬥爭的必然結果，是國內外諸多矛盾交織出現的必然結果，從整體而言，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更不是以某個人的意誌能轉移的，也同樣是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的。正像許多老同誌、專家所說的那樣，文革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這種判斷是正確的，那麽，我們對待文革主要應該采取分析批判的態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堅持初心，繼續前進，把社會主義事業幹好。文革作為一件對中國對世界都有過影響的曆史大事件和曆史階段，它的對與錯，都不能簡單地下結論，任何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全盤否定曆史的做法，都是違背辯證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 
　　事實上，文革十年期間，我國在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麵，雖然出現了不少問題，就整體而言，成績是巨大的。認為文革十年取得的成績，甚至在一些方麵，文革前，文革後都不曾取得的成績都一概人為地與文革分離，認為與文革十年的主導思想無關，與文革竭力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辦好中國的一切事情無關，而把所有的錯誤、“罪惡”都記在文革的賬上，是錯誤的;有些人甚至惡意誇大錯誤，肆意歪曲、貶低所取得的成就，看看曆史鐵的事實，稍加分析就會明白，這些怎能說得通，怎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呢?
　　共產黨的初心是將中國建社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僅僅是建成一個一般意義的強大的國家嗎?現在，我們不少人習慣用西方的價值觀作為我們一切工作成敗與得失的根本標準，這樣就有一個問題需要問，難道共產黨的目標是最終要建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強大的國家嗎?那樣一個超級大國嗎?不是，絕對不是，共產黨的目標要比這高不知多少倍!共產黨要消滅人類社會已經存在幾千年的私有製，並通過消滅私有製，也隻有通過消滅私有製來最終消滅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實現人類更高級的，廣大勞動人民所認為、所需要的真正的平等;我們不僅要創造比美國豐富得多的物質財富，而且要創造一個廣大勞動人民人人既可享有的經濟平等，從而又能享有真正的政治平等的更高級更進步的社會。 
　　幾十年過去了，新時期遇到的新問題促使不少人重新反思文革，發現文革所追求的最偉大的一點就在這裏，文革最閃亮、最可貴、最需要繼承的一點也在這裏。不能把人們對美好理想的追求統統斥之為虛無的、極“左”的東西，否則，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又怎能成功! 
　　文革的失誤，權威的看法是犯了“左”傾的錯誤，誠然，文革期間“左”的錯誤可能不少，但是，需要人們注意的是文革所追求的方向沒有錯，錯誤主要是過早地幹了一些將來才能幹的事。按現任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觀點，文革的動機是好的，毛澤東的許多考慮和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他沒有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道路。這種觀點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它暗示了一種思想，文革本身是可以一分為二的;道路不正確，我們可以尋找新的道路，但探索不能停止，奮鬥的方向不能改變，黨的初心不能動搖。 
　　文革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為保衛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堅定決心和充滿自信的探索精神;文革保證了廣大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心和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沒有動搖，保證了共產黨隊伍的整體清正廉潔，不脫離群眾;在文革思想的指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的保證下，經濟、教育、科技、國防等所有社會建設領域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特別是順應了當時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曆史潮流，中國在外交戰線取得了偉大的曆史性進展;社會保障體係在我國經濟力量還非常薄弱的情況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顯示了黨的初心的道德力量和能釋放出的凝聚力，充分說明文革是可以一分為二的，文革期間有許多好的東西，在改革開放時期也是不能拋棄的，是必須堅持的，有些是可以通過改造為新時期所利用的。 
　　二 怎樣看待社會上盛行的全盤否定文革的觀點 
　　全盤否定文革是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或許是當時政治的迫切需要。幾十過去了，新時期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促使人們開始轉換了對文革的視角，產生了與當時不同的看法。 
　　全盤否定文革，難道也要全盤否定文革的動機，否定共產黨的初心嗎?現在習總書記重提不忘黨的初心，繼續前進，他的話難道在現實中是無所指的，是無的放矢的嗎?難道文革前就不存在一些關鍵性少數共產黨員忘記了黨的初心?難道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就一點不存在嗎?全盤否定文革，難道在文革思想的旗幟下，不斷努力加強黨的建設，改進黨的作風，廣大幹部、黨員 廉潔奉公，思想純潔，黨和政府受到了當時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社會治安良好，社會風氣純正，黨群關係、幹群關係，比現在要和諧得多，舉世矚目，被當今廣大人民群眾所懷念，這些難道不是基本的事實嗎?也要因為它和文革有關聯，而要全盤否定嗎?或者有人會認為這種狀況本身就是錯誤的，是極“左”的表現，應該否定，那麽我們的是非標準是什麽呢 ?如果是非的標準 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那麽有人對黨現在的性質產生質疑不就順理成章了嗎?這種是非界限的根本改變不正充分說明發動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嗎?如果全盤否定文革是正確的，那麽在文革所謂極“左”思想主導下，我國工農業生產，國防建設，外交戰線，科技、教育、衛生諸方麵，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聯合封鎖下，取得的具有鮮明特色，具有夯基搭構作用的偉大成就也要否定嗎?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建立起的比較齊全的社會保障體係也要否定嗎?如果全盤否定文革，並且把文革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災難，與德國法西斯相提並論，把毛澤東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建國二十多年，居然有十年全國人民都處於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那麽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不能互為否定的根基不就麵臨著挑戰，甚至就動搖了嗎?如果文革十年期間所取得的所有的成績都與文革的主導思想及實踐無關，那麽文革十年期間所堅持的或產生的許多被人樂意接受的好的、新的東西，為什麽隨著對文革的全盤否定，而統統被作為“極左”的產物，拋棄或讓其自然“消失”，而現在仍被大多數人所懷念呢?幾十年過去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現在仍堅持全盤否定文革，甚至仍然堅持文革十年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的看法，並與法西斯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在哪裏?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又在哪裏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有了較快較大的改善，盡管我們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方麵也付出了一定代價，但是改革開放的成績是巨大的。改革開放也是一種探索，探索就會有失誤，全盤否定改革開放是錯誤的，同樣，全盤否定文革也是錯誤的。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就是造成了較大層麵的人的信仰被毀，道德缺失，思想困惑、混亂，不少的共產黨員，特別是一定數量的關鍵性少數黨員喪失了黨的初心，一心為自己奮鬥，迷失了共產黨人應堅持的大方向，導引了社會整體純正之風下降，腐敗猖獗，從根子上威脅了共產黨生存的基礎。這些正是文革要避免的呀! 
　　文革是共產黨的初心在其成為執政黨後為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致使其領導人民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及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曾擁有的威望變成自己成為人民的新剝削者和壓迫者的資本，成為像曆史上的一切革命或曾經是進步的社會變革一樣，最後都變成了“精英”們改朝換代的工具而進行的極其偉大的探索性壯舉。因此，文革中出現的錯誤與曆史上任何反動統治者所犯的錯誤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 
　　有些人因為痛恨社會主義製度，進而痛恨毛澤東，痛恨文革，他們痛恨文革，不是真正痛恨文革中出現的錯誤，而是痛恨文革為堅定社會主義方向，在思想、政治方麵所做的有積極意義的工作，不容自己看到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不容自己看到文革對複辟勢力的致命性打擊，恐懼人民群眾的覺悟，不願看到，也不願承認文革在社會建設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他們期望共產黨內部出現走資派，期望並幫助共產黨腐敗，並且發自內心地認為共產黨越腐敗越好，他們樂意看到共產黨長城自毀，他們期望並幫助共產黨的少數關鍵性人物墮落，繼而帶動社會的整體墮落，激起民憤，並借此鼓動人民起來打倒共產黨，他們盼望並誘惑共產黨人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成為他們那個階級的一部分。 
　　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統一全國，趕走了一切外國侵華勢力，為中國今後的發展打下了根本基礎，這是一切具有愛國之心的炎黃子孫都求之不得的，這是當時無數英雄豪傑都想幹成而沒有幹成的事業，這是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必須幹成的事業。對於這一偉大的事業的成功，他們不敢否定，不能否定，明知否定不了，他們唯一能耍的伎倆，就是通過汙蔑和造謠的方式醜化毛澤東，醜化共產黨，貶低毛澤東，貶低共產黨為完成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中的偉大作用和地位，貶低革命成功的價值，為早已被曆史所拋棄的國民黨反動派鳴冤叫屈，樹碑立傳，其目的也隻有一個，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打倒她堅定的初心，打倒共產黨今後的事業，阻止共產黨繼續沿著依自己的初心既定的目標前進。 
　　文革要幹的事業是中國曆史從來未有過的最偉大最艱難的事業，是人類曆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對社會進行根本改造的偉大探索。既然是探索，特別是“史無前例”的偉大探索，出現失誤，甚至是嚴重的失誤，都是難以避免的。資產階級右派對文革的責難盡管有些確實有點事實根據，但往往又被其誇大，醜化，其目的不是為了糾正錯誤，不是為了把這一為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奮鬥的事業幹得更好，而是把這些真正的共產黨人所犯的錯誤當作攻擊共產黨的武器，徹底打倒她，進而徹底推翻社會主義製度，恢複他們失去的天堂。 
　　人民內部也有讚成全盤否定文革的觀點，這種觀點既沒有牢固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充分的事實根據。持這種觀點的人，對文革中出現的失誤，表現出來的情感主要是惋惜和遺憾，他們大都還有做人的良知，屬於認識問題。而對資產階級右派而言，對資產階級“精英”而言，他們主張全盤否定文革，從根子上講是仇視社會主義製度，他們不僅仇視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階段性成果，更加仇視共產黨基於自己的初心而建立起來的最終奮鬥目標，因此，他們主張對文革全盤否定時，所表現出來的情感是極端的仇恨。 
　　要否定社會主義，就要有突破口，文革中的失誤就被看作是他們最好的攻擊點，因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相連，共產黨與毛澤東相連，毛澤東與文革相連，所以，怎樣評價文革這個問題，說到底是階級立場問題，不全是一個關乎毛澤東的個人問題。一個極力想做人上人的資產階級精英，一個已處在能夠壓迫和剝削他人地位，占有大量社會財富的人，是不會寬容文革在探索中的失誤的，而隻會利用這些失誤，甚至製造失誤，來打倒共產黨的目標，毀滅共產黨的初心。 
　　三 文革在毛澤東一生中的地位 
　　毛澤東的一生波瀾壯闊，起伏跌宕，奮鬥不止，功高蓋世，無以倫比，但他隻把它總結為領導中國人民幹了兩件事，一件是趕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打敗了蔣介石，建設了新中國，這件事耗費了他一生最多的時間和最寶貴的年華;一件是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前一件，除少數赤裸裸的反動派外，幾乎沒什麽異議，後一件則是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盡管如此，毛澤東更看重的是僅僅在上麵花費十年時間，而又不被多數精英認可的文革。 
　　毛澤東是何等偉大的人物，一生多少次身處少數孤立之境遇，卻能力排眾議，提出並堅持了多數人想不到，一下子理解不了，不肯接受，甚至堅決發對，但又被後來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觀點呢?晚年，為什麽堅決排除各種阻力，堅定不移地要維持文革的曆史地位呢?為什麽麵對黨內外不少人的強烈反對，麵對他們心中將堅持文革的舉措斥之為他一生的“最大悲劇”之時，仍要始終不渝地堅持文革的整體麵是正確的呢?難道毛澤東晚年真的昏庸到了如此的地步了嗎?這本身就值得人們去深思，否則，你就無法理解，為什麽後來老一代革命家王震同誌說毛主席比他們早看至少50年，你就無法理解為什麽時隔四十多年了，讚成對文革一分為二的人會越來越多，無法理解，文革已經被許多人妖魔化那麽多年了，卻仍然“陰魂不散”，招致不少的精英仍要身懷畏懼之心，聲嘶力竭地呐喊要防止“文革死灰複燃”。 
　　其實，毛澤東一生幹了許多大事，件件都會在曆史上留下印記，例如，毛澤東以自己的政治品格、毅力和智慧擺脫自己在黨內的不利處境，領導處於生死關頭的紅軍，忍饑挨餓，爬雪山，過草地，戰天鬥地，克服重重困難，終於突破國民黨幾十萬裝備精良的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兩萬五千裏長征的勝利，在危難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點，為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長征隻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在一年內幹成的一件事，隻是中國革命這個偉大事業中的一個環節，但卻創下了古今中外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壯舉，被記載在英國大不列百科全書上。長征精神，更表現出了萬古長青的巨大魅力，匯入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為什麽毛澤東唯對“文革”獨有情種，其答案決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那麽的簡單，那麽的粗俗。 
　　有人說，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革，毛澤東就會更加完美，少受指責，就會更偉大，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說是不全麵的。 
　　試想，毛澤東如果沒有領導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發動文革，背離了領導人民革命時為人民繪製的美好前景，背叛了鼓動人民革命時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隨了有錢人，即大地主、大資本家及各種不願與勞苦大眾平等的“精英”的願，隨了自己隊伍內部一些想成為新貴族的假共產黨人、一些想憑借打江山功勳卓著而升官發財的老部下的願，建立一個為他們服務的政權，自己或許會輕輕鬆鬆地成為一個曆史所稱的和他們所歌頌的“一代開國明君”，並與其手下的一些功臣悍將一起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新主子，那麽他隻會象曆史上為中華民族的興旺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帝王一樣，隻能在曆史課本上才會被提到，他的英名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深深地存在於中國勞動人民的心中，乃至世界人民的心中，影響著當前國家的政治走向，影響著現在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期望。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必然產物，文革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們都是共產黨的初心與當時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相結合的產物。 
　　文革不僅是一種前無古人的社會探索和實踐，更重要的是她為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富的精神財富。物質財富在世界上的存在是短暫的，而精神財富則往往是長期的，甚至是永遠的。文革為後人追求社會平等，人類的共同進步樹立了一麵光輝的旗幟，她成功的及失敗的一麵，都將給後人以啟迪。 
　　文革這麵精神旗幟，就像幽靈一樣日夜地在地球的上空遊蕩，使一切企圖想成為新的剝削階級的人或正在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反動派無時無刻不身懷恐懼，惶惶不可終日，使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和民族深受鼓舞，對未來充滿希望。 
　　我們的黨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黨綱，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充滿希望，堅信自己的理想代表著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重提共產黨的初心，重新喚起了人民對黨的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心。文革奮鬥的方向與共產黨的初心所奠定的方向是一致的。 
　　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新民民主義革命，打倒了帝官封，完成了國家統一，實現了民族獨立，結束了祖國大地戰亂紛紛的局麵，重樹了民族的自尊與自信，而且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一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社會製度，開天辟地第一次不僅從法律形式上，而且是在現實的實際生活中，在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最大程度地確立了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中的崇高地位，特別是，當察覺這種社會製度，這一革命的根本成果麵臨失去的危險時刻，毅然決然地勇敢麵對各種政治風險，以不惜自己被摔得粉碎的氣概，利用自己在人民群眾中的個人威望，教育引導自己的戰友及民眾，自下而上地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人民實行社會主義的大民主，向自己的黨和政府的陰暗麵開戰，以確保共產黨不忘初心，不墮落，不變質，不自毀，永遠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共產黨，不使真正的老一輩革命家和無數人民群眾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成果最終變成少數資產階級精英改朝換代的資本和工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不僅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探索，人民當家作主的大演練，而且為全世界勞動人民如何真正享有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利提供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 
　　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如何防止出現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馬克思沒有條件想到的問題，是列寧沒有機會深入思考的問題，是斯大林沒有及時察覺，甚至一度誤判，沒有能著力思考，著手解決的問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頃刻垮台，非一時之錯，一日之禍，更不是單純的經濟原因，而是修正主義者長期把持政權，篡改和放棄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的結果。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從根本上全麵解決這個問題的開端，無論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正確與否，都為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留下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麵的精神財富。毛澤東高瞻遠矚，用他睿智的目光，超人的判斷力，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洞察現實，預測未來，為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個前人和同時代人都沒有能係統提出來的尖銳的、現實的、迫切的、也是共產主義者將來也必須長期思考的，並需要努力在實踐中不斷加以解決的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課題。 
　　文革十年，正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風起雲湧地起來革命的時期，中國的文革與當時的世界革命高潮遙相呼應，密切配合，互相促進。如果沒有文革，中國人民就很難有與當時的世界潮流相協調的革命熱情，就很難理直氣壯地，全麵而又行之有效地支持世界人民的正義鬥爭，就很難贏得世界人民的真正理解和尊重，特別是贏得亞非拉人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給予的深刻理解和支持，就不會有那麽多真誠的朋友，就很難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包圍和封鎖，震懾國內外敵人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威脅，就不可能在那樣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以自己的柔弱之軀，贏得百年來中國在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地位，就很難真正確立毛澤東在世界曆史上具有鮮明特色的地位，也不會有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像今天這樣特殊的重要的曆史地位。 
　　毛澤東的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文革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在當時新形勢下的發展，因此，文革思想與完整的毛澤東的思想一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文革作為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重大曆史事件，不僅是中國曆史學家長期研究的課題，也將是世界曆史學家長期研究的重大曆史課題。 
　　文革十年對社會公平的追求所產生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現實生活，特別是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如果沒有文革，毛澤東就不會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及未來有如此長久和深遠的影響。 
　　四 怎樣看待毛澤東因文革而遭受的辱罵、攻擊及批評 
　　現在社會上確實有人瘋狂地反對和辱罵毛澤東，這絲毫不奇怪。毛澤東作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領袖，領導人民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消滅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建立了勞動人民具有崇高地位的社會主義製度，結束了中國曆史從來沒有遭受過的被眾多的帝國主義一起侵略蹂躪的悲慘局麵，並且直到晚年仍在頑強地保衛自己為之奮鬥的目標和成果，與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分子以及想成為新的剝削階級的人作鬥爭，與各種各樣的剝削階級思想作鬥爭，怎麽會不遭受一切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辱罵呢?如果不出現這種現象那才將是真正難以被理解的怪事了。 
　　毛澤東多次強調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毛澤東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領袖，而不是他們的敵人的領袖。毛澤東是共產黨人中被敵人罵得最多、最猛烈，同時，又是被廣大勞動人民愛得最深厚、最真實的一個，毛澤東最偉大的地方就表現在這裏，他之所以能贏得廣大人民的關鍵之處就在這裏;正是這一點，才使毛澤東不僅在人民的熱愛中顯得偉大，而且更值得重視的是，又在國內外一切反動派的極端仇恨中，在對其不斷的造謠汙蔑中，在對其無休止的謾罵中顯得更加偉大。如果沒有敵人喪心病狂的攻擊，毛澤東在人民心中的偉大程度就會降低，就很難成為像今天這樣被多數人如此熱愛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就很難在曆史上留下自己如此鮮明的特征;沒有圍繞毛澤東及文革而展開的有關國家現實和未來走向的爭論和鬥爭，毛澤東的思想也就很難顯示出像今天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那麽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戰鬥力。 
　　一個自稱是共產黨人的人，如果被剝削階級捧上了天，那麽，他這個所謂的共產黨人一定含假的成分太多了，也就稱不上是一個真正的完全的共產黨人了，更無望成為一個偉大的人了，無論他的職位有多高，也隻能是曆史上的匆匆過客而已。 
　　毛澤東是人，是現實中有血有肉的人，同時又是卓爾不群的偉人，而不是人們按理想創造的神。毛澤東一貫認為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一個人幹的事情越多，事業越大，犯的錯誤可能就越多，越大。文革要實現的是一個大目標，成就的是一番大事業，犯錯誤是難免的。毛澤東一生勇於承認錯誤，勇於承擔責任，但是，怎樣看待人民領袖犯錯誤，有一個立場的問題。 
　　有人為毛澤東因為發動文革遭到如此猛烈的非議而惋惜，其實，具有長遠曆史影響力的卓越的曆史人物，往往都是有爭議的人物，犯過錯誤的人物，難道在曆史上曾長期被冷落，譏笑，幾經磨難，最終被曆代封建統治者尊奉為聖人的孔子及其學說，不是這樣的嗎?孔子如果不是有爭議的人物，為什麽“五四”革命運動高潮時期，會迎來曆史上對他前所未有的大批判，而今，又被眾多精英捧上了天呢?如果沒有後人對孔子學說的批判，沒有後人為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和挑戰對其做更加具體的解釋和發揮，孔子會有曆史上那麽高的地位嗎?秦始皇在曆史上被罵了幾千年，他在前人勵精圖治的基礎上，發憤圖強，順應曆史潮流，統一華夏，秦朝確立的基本政治製度實行了兩千多年，其曆史功績和地位，後世的曆代帝王，誰人可比?漢武帝是初中曆史課本上名字被提到次數最多的一個皇帝，他在曆史上的境遇，又何嚐不是這樣? 
　　在和平年代，在民族沒有大的危機，社會也沒有大的社會變革需求的年代，有多少皇帝平平庸庸，雖無大的過錯，但也沒有功在當世，思想影響後世的建樹，人民的生活雖平平安安，或許還相當殷實，但危機暗藏，貽害後世，這些皇帝雖沒有遭到多少人的非議，可是又有多少人能被人們記起呢?馬克思，千年思想家的第一人，從自己的學說誕生之日起，又有哪一天沒有遭到敵人的謾罵和譏笑呢?可是，千年來，世界上又有哪個思想家有馬克思對後世那麽巨大的影響呢? 
　　在人類曆史的長河裏，精神財富遠比物質財富對後人的影響要深遠。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古今中外一流的革命家、軍事家和政治家，而且，同時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一位有自己特色和鮮明立場的思想家，如此高級別的文武合璧，更是人類史上所罕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裏，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為中國甩掉經濟落後的帽子、提高經濟建設的抗風險能力和為擺脫及抵禦國際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外交孤立、政治打壓、軍事圍堵，為中國能強勁有力地步入現代化並能持久地保持快速前進的態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大為提高;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從根本上有別於曆史上任何時期的一整套的社會管理製度，徹底改變了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這些成就，不僅造福於當時，而且為後來有效地實施改革開放打下堅固的經濟基礎和製度基礎。毛澤東領導人民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具有裏程碑的地位，已經明確地載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些曆史性成就，既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成果，同時也是為維護這一製度進行鬥爭的偉大成果。這些成果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人們為解決當時國家所麵臨的主要問題的產物，有些在現在看得很重的問題，或許在當時很難成為人們所考慮的主要問題，現在我們取得的成就，在毛澤東時代，可能人們做不到，也無法做到，現在能行得通的政策在當時也許根本就行不通。但是，如果依照我國當時所麵對的國內外形勢，我們的黨就像今天這樣腐敗，那麽，我們國家的整體麵貌會是什麽樣子的，是很難想象的，也是現在的人依據現在的國內外形勢和思維方式很難想得通的。因此，那個時代產生文革思想，是當時的曆史條件和認識水平所決定的，是具有內在的必然性和科學道理的。 
　　從古到今，沒有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是不付出代價的。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完美隻是一種追求，是一種情感評價，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完美可能本身就是一種不完美。什麽是美，不同的人往往也是會有不同的標準的。 
　　世界上所有的曆史偉人都是有缺點的，都是犯過錯誤的。世界上不僅有因為成功而成為偉人的，也有因失敗而成為偉人的，世界有喜劇性的英雄，也有悲劇性英雄，甚至有一些悲劇性的偉人比因為勝利而成為偉人的人更有魅力，更有長久的震撼力。曆史上也不乏有勝利的平庸者，失敗的偉人。大多數真正的偉人都是經過無數的艱苦磨難，經過無數的錯誤和挫折才鍛就出來的，一帆風順，平平安安之中是不會出真正的偉人的。所謂偉人就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幹了別人不想幹，不敢幹，幹不成的事，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豐富的物質的或精神財富的人，推動了社會進步的人。隻有這樣的偉人才能贏得人民發自內心的長久的懷念，隻有被人民發自內心的長久懷念的人才能稱得起是真正的曆史偉人。 
　　以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一場真正意義的偉大革命，是要徹底改變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不合理的社會製度的革命，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是建立真正人人平等的社會製度的革命，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是對幾千年人類社會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偉大探索，出現錯誤是難免的，沒有艱難，不出現挫折，這種革命或許就會失去其應有的價值。文革則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整個革命過程中出現的最艱難的一個環節，是處於最高端的一個環節，是處在無限風光在險峰的位置上的。 
　　不少善良的人們，對毛主席懷有深深的感情，他們熱情歌頌毛澤東的偉大曆史功績，崇尚毛主席的蓋世才華，但是對文革卻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們對文革中曾出現的怪言論、怪行為，以及許多的怪現象，感到不解，困惑，遺憾，甚至厭惡，這些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常的，關鍵是你持的是什麽態度，站在了什麽立場上。對文革的錯誤，可以批評，應該批評，必須批評，讓後人從文革這一曆史事件中正確地吸取經驗教訓，在促進社會進步的鬥爭中避免讓這種錯誤再次發生，以便更有效地保衛好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像少數資產階級分子那樣，為了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為了少數資產階級精英的利益，醜化和汙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此全盤否定它，最後達到徹底否定為確保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務的社會主義製度。 
　　資產階級全盤否定文革是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是不符合曆史事實和社會發展規律的，也是缺乏正義，有違社會道德發展走向的。你想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讓他們改變觀點，猶如把裝睡的人叫醒，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他們的階級利益決定的;在人民群眾中對文革也有各種各樣不正確的看法，乃至有全盤否定文革的糊塗觀點，但是他們真心擁護社會主義，主張社會公平正義，反對剝削壓迫，痛恨少數人攫取豪奪社會財富，操縱他人命運，對他們的觀點，我們應加大宣傳真相、真理的力度，排除因混淆視聽，缺乏正確認識事物的能力而造成的毒害，促使他們覺悟。 
　　還有一些人，出於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文革中出現的各種錯誤，特別是一個時期對經濟發展的負麵影響，如武鬥，等等，他們認為這些影響了社會主義和毛主席的名聲，他們為此感到遺憾，惋惜，甚至痛苦，精神十分感人。由於曆史上現實的原因，有時魚與熊掌是不可兼得的，隻能擇其要，如果仔細回顧曆史，深思曆史發展的規律，或許，你會感到保持這種情緒是沒有必要的，這些人，應該從低落的情緒中擺脫出來，清醒地堅定社會主義立場，堅定對毛主席偉大地位的認可。 
　　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共同結晶，而毛澤東則是這一革命理論的第一創造者，革命實踐的最高設計者。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思想就是消滅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確立勞動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逐步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文革思想則是基於對社會現實的總結和判斷，對社會主義理論進行的新的探索和發展，它把毛澤東的思想推到了最高峰，最前沿。最高層、最前沿的思想往往是不能一下子被人所理解的，是需要時間的，是需要在成功與失敗的實踐中體味的，因而也是最能引起人們爭議和咒罵的。 
　　社會上，出現這樣如此對立的看法，就對了，因為它符合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毛澤東為此早就鄭重地告誡革命者，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正因為文革遭到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曠日持久的瘋狂反對，遭到了資產階級“精英”們的竭力醜化，同時又得到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這正說明了文革在曆史上的地位和重大的曆史意義，正說明文革將長期是，或許永遠是後世政治學家和曆史學家們必須著力研究的問題，是他們不可回避的問題。 
　　文革不管是對還是錯，它都是曆史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懷抱美好理想和追求而進行不斷革命的曆史的延續，是沿著這個方向前進的一個重要階段，是革命到一個高峰的產物，很有可能成為今後人民繼續革命的思想基礎，為人民今後的革命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隻要有剝削和壓迫存在，隻要有兩極分化存在，隻要有不公正存在，就會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思想的存在。就這一點而言，文革思想將是永恒的。 
　　文革結束四十年了，被全盤否定也有三十多年了，在這三十多年期間裏，不僅一味批評文革的觀點不絕於耳，而且為政治的一時之需，將文革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這種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陷入邏輯不通的尷尬地位的攻擊仍能時有所聞，通過捏造、誇大、篡改事實醜化文革的言論，仍經常見於報刊或網絡，對文革的不同評價所產生的爭論不斷地出現於社會的各個角落。但是，我們同時也能清楚地看到，經過三十多年的曆史發展與沉澱，理解和讚成文革的人也是越來越多了，而且這種局麵使少數人感到極度的恐懼和不安。正是人們對文革持以理解態度的人越來越多了，才促使了資產階級精英對文革的咒罵也越來越激烈了，正是他們咒罵的越來越激烈了，才喚醒了人們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去重新審視文革。 
　　盡管我一直認為不加分析地全盤肯定文革的觀點是缺乏理論根據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同時，也是有悖於他們的崇拜者、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的觀點的，但公開參與討論，並為文革辯解的人越來越多，對問題的分析越來越透徹，越來越理性，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好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對促使人們如何正確地對待曆史，正確地對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曆史，對反思改革開放以來工作中出現的失誤，促使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方向更加迅速健康的前進，都是有裨益的;這種現象的出現，對黨的事業而言，釋放出的許多是正能量，或經過我們的引導是能夠將其中的負能量轉化成正能量的;越來越多的人能獨立思考，對文革持以不同程度的理解的態度，主張對文革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反對全盤否定，不僅在道德上是正義的，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而且對黨的整個事業是有利的，對國家的團結和長遠發展也是有利的。 
　　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文革都早已成為共產黨為曆史留下的一份內容厚重、複雜的政治遺產和文化遺產了，文革不是，也不應該是，更不能永遠是背在共產黨身上的沉重的政治抱負，繼而被資產階級右派當做攻擊黨的武器，更不能為了討好資產階級精英，或者沽名釣譽，為顯示自己的開明，自己抹黑自己。 
　　懷念文革人數的增加，很大程度是基於人們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的強烈不滿，而這些問題，都是文革時期所沒有出現的或大量出現的，或者正是文革竭力爭取要避免的，但是，這些人懷念文革，不等於就是要否定改革開放。 
　　現在很多人懷念文革的是在文革期間，在文革思想主導下，我國社會建設領域所曾經呈現出的好的一麵，是對黨和國家具有正能量的一麵，是對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的一麵。懷念文革好的一麵，不僅不會否定、破壞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的成績，而且還會幫助黨更好地了解多數人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期盼，為今後的改革開放事業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醒自己不要使改革開放政策在少數資產階級精英的幹擾下，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對企圖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資產階級分子也是一種巨大的震懾力量。 
　　文革在官方以正式決議的形式被否定，並開動國家的媒體資源不停地批判了三十多年了，資產階級右派一直在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貌似在響應黨的號召，實為打倒這個黨。他們站在他們特定的立場上，對文革進行瘋狂地辱罵、汙蔑、攻擊了三十多年，麵對人們的覺醒，有人卻用恐嚇的口氣，煞有介事地警告人們，難道要讓文革死灰複燃嗎?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一無是處的文革，竟然在一片“史無前例”的政治謾罵和“道德”譴責聲中能“死灰複燃”，這本身意味著什麽，其豐富、複雜的內容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當前對文革的評價，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更重要的是立場問題，世界觀的問題，什麽樣的階級立場，什麽樣的價值取向，奠定了一個人對文革的情感態度的基礎，決定了他對文革會說出什麽樣的話。 
　　五 人民到底最懷念毛澤東的是什麽 
　　毛澤東離開他深愛的人民已經四十年了，在這四十年中，有相當多的民眾一直懷念毛澤東，崇拜毛澤東，麵對少數資產階級精英不斷對他的造謠、攻擊和謾罵，始終沒有動搖他們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他們盡其所能宣傳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為毛澤東辯護。毛澤東一生不信神，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毛澤東崇拜人民，人民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神，毛澤東永遠將自己置身於人民中，從人民身上獲取力量。毛澤東的一生永遠與人民渾然成一體。在人民的心中，毛澤東不是神，但比神更親切，更偉大，更值得信賴。有些人則在少數資產階級精英的謾罵中，一度對毛澤東產生了懷疑，但隨著歲月的流失，社會的變遷，進步與倒退，正義與醜惡此消彼長的較量，又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認識的回歸，不是簡單的對以前觀點的重複，而是認識水平極大的提高，去掉了盲目性，增加了自覺性，現在對毛澤東偉大的認識是建立在充分的事實和深厚的理性分析基礎之上的。有這樣變化經曆的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有，知識分子中有，普通百姓中有，男女老少，各個階層裏都有。 
　　圍繞毛澤東曆史地位所展開的爭論，鬥爭，氣氛之激烈，持續時間之長久，涉及範圍之廣，對現實政治影響之大，對未來影響之深遠，都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這本身就是曆史奇跡。 
　　沒有爭議的曆史人物大凡是很難有生命力的，毛澤東則主要是因為文革而成了曆史上最有爭議的曆史人物，參加爭議的人群之立場如此涇渭分明，也是曆史所罕見的;大凡沒有自己獨特的思想，不能對現實和未來產生影響的曆史人物是不會有生命力的，而毛澤東的思想已被事實所驗證，她不僅影響著當前，也必將影響未來。 
　　毛澤東被越來越多的勞動人民所愛戴，同時也被少數人罵得越來越激烈，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治曆史人物，身後會出現圍繞自己而展開如此激烈持久的爭論，並且這些爭論都有涉不同的人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本身就佐證了毛澤東的偉大和無以倫比的影響力，說明這些人對毛澤東的謾罵與其說是仇恨，不如說是恐懼，他們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和長遠的影響力而恐懼，為有那麽多的人民對毛澤東的熱愛而恐懼。 
　　人民到底懷念毛澤東什麽呢? 
　　他們或許懷念毛澤東領導窮苦大眾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或許懷念毛澤東領導紅軍完成了兩萬五千裏長征，在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或許懷念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帶領人民英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從而懷念這位值得人民永遠愛戴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們或許懷念毛澤東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最終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建立了新中國，結束了百年來中華民族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麵;或許懷念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新中國還處於繈褓之中的時候，為了國家的安全和長遠利益，抗美援朝，打敗了世界頭號帝國主義，讓世人徹底相信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或許懷念毛澤東領導人民消滅了中國幾千年曆朝曆代都力圖消滅而難以實現的土匪勢力，取消妓院，提高婦女地位，全民掃盲，大辦學校，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素質，興修水利，消滅各種頑固型流行性疾病;懷念毛澤東領導人民迅速醫治戰爭的創傷，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初步建成了一個社會穩定，民風純正，官員廉潔，生產發展，人民生活一步步改善，各種涉及民生的社會保障體製不斷完善，人均壽命大幅延長的祥和社會，等等。 
　　但是，我認為毛澤東一生最偉大的功績是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在努力保證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完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場最偉大最徹底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一種社會製度的徹底革命，而且是觸及人們靈魂的思想大革命，必然遭到包括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在內的來自各種敵人的堅決反對，來自於各個領域的落後思想的幹擾。這場革命更難，反對的人也相對更多，更強烈。 
　　沒有遇到挑戰的成就，就算不得真正的成就。曆史告訴我們，社會發展需要越迫切的東西，要獲得它，就會遇到越強大的挑戰，其取得的成就的價值就會顯得越珍貴，曆史地位就會越高，曆史的影響也會越深遠，也越會被後人所懷念。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在各種巨大挑戰中進行的，是在同國內外一切敵人的鬥爭中進行的，是在同各種落後的習慣勢力的鬥爭中進行的。 
　　文革就是為了保證國家的性質不會改變，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不被顛覆，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不致動搖，昔日鼓動人民起來改變自己命運，號召人民起來革命的共產黨人不改變初心，不放棄自己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不使自己成為人民的新老爺，新主子，不走向曆史周而複始的老路，而進行的一場觸及人的靈魂的思想大革命，是同一切落後的、反動的思想和傳統勢力作鬥爭的革命，它必然要麵對史無前例的挑戰。文革被全盤否定十幾年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的慘劇，清楚地印證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前途擔憂的合理性和偉大的預見性，說明了文革思想所蘊含的正確性。回憶過去文革的反對者，麵對現在仍主張全盤否定文革的文革反對者，身處於越來越多覺醒的人群之中，你不得不由衷地欽佩毛澤東的偉大。 
　　為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文革得罪了所有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得罪了一切想成為新的剝削階級分子的人，得罪了所有的資產階級精英，得罪了想成為人民的新主子的黨內功臣和官僚主義分子。文革最鮮明的特征就表現在這裏，最偉大的一點就表現在這裏，最值得人民理解和懷念的一點也在這裏。 
　　人民懷念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製度，就必然痛恨破壞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人，進而懷念與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的人作鬥爭的英雄，懷念文革。 
　　現在，官僚主義者與新的剝削者相互勾結，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攫取了社會的大量財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的社會財富還不及占人口極少數的新的剝削者的占有量，這還有什麽社會主義意義的公平正義可言，據有些專家統計，當前中國兩極分化的程度早已超過了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連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關心我們的兩極分化問題了，也開始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本不應該出現的兩極分化問題，攻擊社會主義製度了，這是按照“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的原則行事會出現的結果嗎?這是改革伊始之時對人民的承諾嗎?這是社會主義本質應有的體現嗎? 
　　社會主義製度不是毛澤東的創造，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最偉大貢獻是如何保證社會主義製度的領導者不變質，而進行的探索。這是比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更艱難，更複雜，持續時間更長的史無前例的工程。 
　　現在社會中存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會矛盾，其焦點大多集中在勞動群眾與腐敗官員、新生的土豪劣紳以及他們相互勾結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之間，特別是腐敗官僚，盜用黨和政府的名義，為自己一己之私利，魚肉甚至殘害老百姓，引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不滿，大大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度，損害了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目前，社會主義的生存無論在經濟基礎方麵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仍存在著生死存亡的挑戰。 
　　因此，文革的動機，即文革的出發點沒有過時，文革的基本思想沒有過時。按權威的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將會對資本主義長期實施既利用，又限製，又鬥爭的策略，而在其度的把握上將是困難的，弄不好，黨的初心就會在複辟勢力的日益做大之中喪失，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文革為人們所提出的曆史命題的影響也將是長遠的。 
　　當廣大勞動人民麵對社會不公，腐敗官員魚肉百姓，社會風氣敗壞，自己的正當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時候，人們就會想起人民領袖毛澤東，想到毛澤東時代，想到社會主義，深思背後，其實他們懷念社會主義，說到底，他們就是在懷念文革。 
　　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的真正全麵、深刻的理解是在文革中達到的，對傳統的社會主義，即被有人稱之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實際狀況，也是在文革時期得到全麵展現的，毛澤東為未來社會所描繪的美好前景也是在這個時期初顯端倪的，毛澤東的社會觀也隻有在這個時期才能較為全麵地體現出來，才會達到他最後的境界，實際上也是他最高的境界。 
　　腐敗官員在文革時期猶如過街老鼠，公平正義比任何時期做得都好，社會保障體係在當時經濟很不發達時期相當完備地建立了起來，沒有妓女，沒有失業，沒有黑煤窯，沒有資本家拖欠工資，沒有黑社會，沒有因強製拆遷所引起的民怨，老百姓一些該有的，該享受到的，在徹底否定文革後都被當作極“左”的東西迅速拋棄了，許多老百姓不該有，不該遇到的東西都又在這個時期“死灰複燃”了。過去不少人仇視文革，現在不那麽仇視了，對文革不理解、不能原諒的地方，現在也漸漸理解了。他們多數人既珍惜現在較豐富的物質生活，更懷念毛澤東時代良好的社會風氣和人的精神風貌。而人民所懷念的東西，正是文革所要保護的，人們所痛恨的正是文革要堅決消滅的。 
　　人們對已經離開自己四十多年的毛澤東之所以懷念，正是拿四十年後的現在與過去相比的產物，是過去我們擁有的好的東西被現在人為地拋棄，或不被重視，或聽任其自然而又必然會消失的狀況的反響，是對毛澤東過去的預見在新形勢下所產生的新的共鳴的體現，所到底，是對文革的一種懷念。 
　　文革要建設的是一種純潔的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是共產黨對社會主義製度進行探索的一個階段性成果，人們對它好的一麵的懷念，是共產黨保持初心，繼續前進的正能量。 
　　習近平同誌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所謂的別的社會主義。就其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而言，前三十年，包括文革十年，及後三十年應該是一致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社會真正的公平正義，是廣大勞動人民真正的國家主人翁地位，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社會主義如果拋棄了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拋棄了真正意義的公平正義，那麽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是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嗎?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有什麽能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實質內容嗎?勞動人民物質生活的相對提高不是也不能變成剝削階級發財致富的副產品，不能被視為剝削階級的“仁愛”和施舍，勞動人民生活的提高是他們為社會做貢獻而應該擁有的權利，因為按照我們應遵循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勞動人民才是社會財富的真正創造者。 
　　現在，廣大民眾的主流民意是既珍惜當前比較豐富的物質生活，又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精神風貌。這種主流民意蘊涵了廣大民眾對未來的期盼，而麵對長期以來存在著的社會風氣愈來愈腐敗，官民矛盾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集中、尖銳，民眾對黨和政府信任度銳減，對什麽是社會主義的懷疑度增加，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愈來愈迫切，繼而越來越多的人就必然懷念毛澤東，重新審視文革，懷念文革。文革思想所追求的目標充分體現了廣大勞動人民對社會未來的期盼，文革所奮鬥的方向與幾千年來勞動人民一直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是現代勞動人民對社會公平正義期盼的集中體現。因此，文革的動機與黨的初心一樣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頑強的生命力。 
　　文革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的頂峰，是他全部思想的集中體現，是他一生對理想矢誌不渝追求的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由毛澤東而生，毛澤東由文革而顯。人們懷念公平正義的時代，就必然要懷念社會主義，懷念毛澤東的時代，最後也必然會集中體現在懷念文革上。 
　　文革給了廣大勞動人民最大的權利，使勞動人民凝聚起了最大的力量，展現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當人民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缺乏力量支柱的時候，他們就會懷念毛澤東，懷念文革。 
　　麵對社會邪惡勢力猖獗，貪汙腐敗日盛，社會風氣衰退的問題仍沒有效的解決辦法的時候，人們就會念毛澤東，懷念文革。 
　　廣大勞動人民對自己平等地位的追求，將是他們對社會建設的長期期盼，社會公平正義也是他們關心的永恒主題。世界上隻要還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就會有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反抗，就會有社會主義理念存在的社會土壤，就會有人懷念毛澤東，懷念文革思想。 
http://mzd.szhgh.com/pingshu/201612/126613.html 
到底是誰把文革變成了武鬥和“動亂” 
　　民族複興網編者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亂了敵人、鍛煉了人民群眾”這句話含義深刻，是理解“文革”的核心命題。 
　　一些反毛者文革的武鬥歸罪於是毛主席，那麽究竟是誰發動了武鬥，毛主席對武鬥態度如何？我們先來看下毛主席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一封信： 

　　看到了吧，毛主席對文革武鬥的態度是堅決製止武鬥的，那麽在文革中武鬥的又都是些什麽人呢?我們再來看看親曆文革的戚本禹關於文革武鬥的回憶!一切都將真相大白了! 
　　1、活躍在文革初期的“高幹子弟” 
　　 

　　現在被稱為“紅二代”的“高幹子弟”群體,今天仍然是中國政治、經濟舞台上一支活躍的力量。而在文革運動的初期,這個高幹子弟”群體裏的大多數人,出身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和建國初期,正在大中學校讀書,有著青春的激情、活力與衝動,適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這個大舞台,是最先積極登台表演的群體。而他們身後父輩們的利益、分歧、恩怨、衝突,也被文革引發與公開,並深刻地影響到他們子女們的立場、取向與行動; 尤其在文革初期, 對文革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些“高幹子弟”群體中,許多人都有濃厚的“自來紅”思想,因父輩的革命資曆和功勳而產生很強的優越感。低調的人, 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齊; 但更多的人喜歡顯示自己出身高貴,喜歡攀比自己父輩官位的高低,住的什麽房子,坐的什麽汽車等等。他們消息靈通,見多識廣,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輩地位相同或戰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們中一些人還看不起那些成績拔尖、超過他們的平民子弟,特別是那些出身不好、 成績卻很好的同學。文革運動開始,他們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階級觀念, 實際是封建的“血統論”,高調宣傳他們的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敵我,完全偏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重點整走資派的鬥爭大方向,而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以及他們的子女,製造了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及其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 
　　文革運動中的“高幹子弟” 群體,特別是北京中學生中那部分十幾歲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動,從最先發起成立紅衛兵組織的“老紅衛兵”;到自認為是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組成“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 (簡稱“西糾”);隨後又有東糾”、“海糾”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簡稱“聯動”)。在文革運動中發生過重大影響,也形成了當時對毛主席文革思想幹擾的各種思潮,這裏著重講講中央文革是如何處理應對的。 
　　2、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 
　　 
　　上麵説過,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從“教育戰線”開始的。1964年,1965年,毛主席先後與毛遠新、王海蓉談話,批評教育戰線的問題,提倡教育革命。這兩個談話的內容,首先就在“高幹子弟”群體、隨後在人數更多的“革幹子弟”群體中傳開了,他們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進分子已據此在自己就讀的學校裏展開活動,以階級鬥爭應成為一門主課為依據, 批評學校領導的資産階級辦學方向。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自發成立的第一個紅衡兵組織不是偶然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隨後得到北京一些高幹子弟”較集中的學校,如四中、六中等學校“高幹子弟”和革幹子弟”群體的支持，也紛紛以“紅衛兵”的名字貼出大字報。但不久這些自發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受到了團中央派到北京中學的工作組的打壓。清華附中紅衛兵6月24日、 7月4日先後寫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 ，«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 兩張大字報。 
　　大字報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語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紅衛兵的理論武器, 亦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導思想,動員武裝了億萬革命造反派,積極勇敢投入文革運動。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這兩張大字報後, 7月31日寫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在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 
　　8月3日, 王任重約見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給他們看了毛主席寫給他們的信。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的信息迅速傳播,紅衛兵就成了光榮的名號。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百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並穿上緑軍裝, 戴上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章。得風氣之先的許多“高幹子弟”,自然領頭,以“革幹子弟''爲主體,以紅五類出身爲條件,在各學校率先組織成立了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 這批以 “革幹子弟”爲主體的、率先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的骨幹成員,後來就被他們自稱爲“老紅衛兵” 。 
　　文革開始,“老紅衛兵”對宣傳傳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衝破革命群眾的思想禁區,動員群眾投入文革運動,先後成立造反派群眾組織,在文革運動的曆史中, 無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鋒作用。 
　　在毛主席發動的文革運動得到了億萬革命群眾熱烈響應支持的局麵下,這個潮流勢不可擋。黨內的文革反對者, 亦在審時度勢,大多並不是公開抗拒,而是順勢爭奪文革運動的領導權,通過爭取掌控與影響文革運動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 引導他們將文革運動的鬥爭目標,偏離毛主席文革運動重點是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一些幹部與他們的子弟經常用這樣辦法參與和扭曲文革。 
　　 

　　1966年7月底, 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工作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學校的“高幹子弟”或“革幹子弟”爲頭,以“革幹子弟”爲骨幹,先後成立各種名號的紅衛兵組織,以繼續掌控文革運動的領導權,繼續工作組的路綫。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支持紅衡兵後,大批狂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封建血統論的“老紅衛兵”即被引向社會,對著“地、富、反、壊、右、資”等所謂的“黑六類”,亂抄家,亂打濫殺。對毛主席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要求他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的道理, 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條”中關於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政策亦置之不顧,而是以暴力在北京製造他們的“紅色恐怖'' 。 
　　這些“老紅衛兵”的種種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記者反映到文革小組來。同時也收到大量群眾來信,指控一些紅衛兵的暴行。 
　　為此,中央文革小組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周總理也參加了。大家對這些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亂打人、亂抄家的暴力行爲,對他們的種種暴行都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總理對他們這些胡亂打人的行為同樣是堅決反對的。在會上,總理和江青要求立即去了解情況,並去製止“老紅衞兵”這種亂打亂殺的暴力行爲。總理還派了衛戍區的解放軍戰士一起去。 
　　 

　　首先去了王府井的東風市場(原東安市場改名爲“東風市場”)。那裏整個商場當時都被東城一些中學的“老紅衛兵”占用來作非法關押、審訊和用刑的據點了。一到那裡,在那裡的頭頭們都已經知道要過去了, 他們確實是消息靈通, 早都聚在門口等著了 。起先有幾個人還想上來阻止進去,但馬上就被同去解放軍戰士製止了。戰士們説,這是中央首長,你們誰不服從指令,我們奉命可以對他采取措施。這一下,他們就不做聲了,他們到處亂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別人抓起來。然後叫他們把所有關著門的小房間都打開,進去一看, 真是慘無人道, 裏麵被非法關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開肉綻, 滿身是血,在牆麵上還有用活人身上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在一間屋子裡,我看見一個女“紅衛兵”手裡拿著一根鋼鞭,正向一個二十幾歲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趕忙讓戰士過去奪下了她手上的鋼鞭。我上前問她,你爲什麽要打她?她説,她是壞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説,胡鬧,哪怕她是個妓女,你也沒有權力這様打她。我要解放軍戰士馬上把這個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傷的人都送去醫院,把其他所有被關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沒收, 結果裝了滿満的好幾筐。 
　　當時我還看到有好幾個公安民警也和這些“老紅衛兵”的人在一起, 我估計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單的。所以我又去了那裡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領導看到我,緊張得不得了。我問他,是不是你們派出所向他們提供的名單?他説,是的。他們是按照市裡的指示才這様做的。我問他,是市裡的什麽人給你們指示的?他説,聽説是市裡的萬裏副市長專門打電話來關照的。派出所的一個同誌還悄悄地告訴我,他們也看不慣這些所謂的“老紅衛兵”的暴行。他們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後他們打個電話叫火葬場來車把屍體運走,當天就燒掉了。査都沒法査。 
　　回來後我就向謝富治説了這事。謝富治説, 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 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萬裏當時是北京市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也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他們根本沒有向公安部報告過此事,估計是“首都工作組”給他們下的命令。謝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組”的領導成員之一。我問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組”下的命令,那你也應該知道啊。謝富治説,那裡全是軍隊的人説了算,他在那裡根本起不了什麽作用。謝富治不同意他們亂抓人、亂抄家、亂打、亂殺,認爲他們這種做法與曆來的做法都不一様,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聽他的。所以,他也不願意去多管他們的事,連開會都很少去參加。 
　　我把沒收的刑具直接帶回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會議室,當場就向總理、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匯報, 所有看到這些東西的人都非常震驚和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帶去的這些血跡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來,你帶這些東西來幹什麽,拿下去。她這個人是見不得血的。不過她很快就説:他們這麽做,不是想給文革抹黑嗎?她的政治敏感性確實很強。葉群也明確表示林彪從來是反對打人的。 
　　可陳伯達這時卻在一邊説,革命嘛,總是會伴隨著血腥味的。還引證説,這是高爾基説的。他還學著江青以前批評我的話,説我是不是有點小資産階級溫情主義,沒經過革命風浪, 書呆子。所以9月以後我們繼續去取締這時已由這些“老紅衛兵''爲主體組成的“西糾”、“東糾”那些關人打人據點的時候,有時會叫上陳伯達一起去。他到現場去一看,那些殘酷的場麵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後他反對“西糾”的“老紅衛兵”暴行的時候比我還起動。 
　　 

　　1966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郊區大興縣發生滅門慘案也是“老紅衛兵”支持搞的。他們在大興縣的好幾個公社裡,把一些地富反壞右都抓起來拷打、審問。還以防止“階級報複”爲由進行斬草除根,把他們的妻室、子女,有些還是小孩子也集中起來。許多人當場被他們活活地打死了,沒死的，都被驅趕到一個大坑裡,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殘酷令人發指，這是建國以來聞所未聞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興縣發生大屠殺案的報告後,我和王力連夜驅車趕去大興。 可等我們到了那裡的時候, 那些主持大屠殺的人早已經得到了風聲跑了。我們問當地的幹部是怎麽回事? 他們説,都是些紅衛兵模樣的人來指揮當地的一些基幹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調“紅衛兵”的年齡都偏大了,看著不像是學生。而且他們説,在他們來之前,市裏還有人打電話來作了關照, 所以大興縣公安部門的人給提供了戶籍材料, 有的還有當地的警察帶路。 
　　那時候,康生的孫女張力在大興縣當團委幹部, 她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那裡的。王力認識她，我們就打電話叫她過來。張力告訴我們,事先確實是接到了上麵的指示的。但具體是那個上級，她也不太清楚,因爲別人對她進行了封鎖,不跟她講,開會也不讓她參加。她説,她當時也沒法出來説話，不然別人就會指責她階級立場有問題。她還告訴我們，這件事，不止是一個公社，有好幾個公社都這麽幹的。 
　　我和王力當夜趕回釣魚台,已經淩晨四點多了。回來後我馬上給我熟識的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打了電話,讓他去處理這件事情。第二天,馬力就親自帶著人去了大興縣。 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當場宣布,如果再發生亂打人,亂殺人的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我們也向陳伯達作了匯報。陳伯達開始還不把它當回事,隻説你們處理得對。我們對陳伯達説,你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我們隻是個組員。出了這種事,如果主席追究起來,你的責任就大了。我説,這事你要出來講話的, 否則你將來是要負曆史的責任的。他一聽也嚇壞了,第二天,他就出麵講了話,強烈地譴責了這種法西斯暴行。 
　　在親自到現場調查、綜合各方麵反映的情況後, 我跟陳伯達説,我們得趕緊給毛主席、給中央寫一個報告,製止這種事情。不然的話,還會出大事的。陳伯達讓我來寫。於是我去找了關鋒和王力一起商量。關鋒看問題比較尖鋭,他説,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後搞破壞,故意用打人、殺人來製造混亂。我説,可現在我們還找不到是誰在背後故意搞破壞的直接證據。關鋒比我沉著,他説,我們不能光寫打人的事情,我們得先寫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成續,説一下紅衛兵怎様意氣風發, 怎様破四舊立四新, 做了很多工作 。 先寫這一些, 然後再説這裡麵也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一些所謂的“老紅衛兵”等隨意打人,甚至殺人的問題。而且他們是盲目地打人、殺人。同時在我們報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問題。隨便什麽人,戴個紅衛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這怎麽行呢? 
　　在這個報告裡,我們還特別提到了萬裏。因爲從我們已下去所了解到的,還有文革“快報組”反映上來的情況來看,所有這些打人、殺人的事情的後麵都有萬裏等人從市裡給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萬裏本來是彭真領導的北京舊市委的人,可他並沒有隨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爲他是鄧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組”的重要成員。我們把萬裏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紅衛兵”組織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單。 在大興縣發生的滅門慘案中,也是當地公安部門根據萬裏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單的情況在報告中寫上了。 
　　在這個報告的最後,關鋒還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壞文革運動,他們是在實行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綫,他們用打、砸、搶、抓、殺、抄的方式來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 
　　我們的報告是1966年8月26日寫好,先送給陳伯達、 江青, 第二天江青和陳伯達就在上麵簽了名,上報給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給了林彪、總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此外不知道是爲什麽,主席還特意把它批給了薄一波。爲什麽主席批給薄一波?這個問題我問過陳伯達。 他説,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運動情況,不僅萬裏卷進了這些事情,薄一波也卷進去了。我又問, 萬裏是彭真信任的人,應該是靠邊了, 爲什麽還在工作?陳伯達説,劉少奇、鄧小平都信任萬裏,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著，8月29日下午, 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席親自找了總理、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裡開會。在會上,我們把''老紅衛兵”的組織亂抓人、亂打人、亂抄家、亂殺人的事都具體地作了匯報。特別談了在大興縣所發生的滅門慘案。主席聽了就問,這又是誰的發明啊?總理説,中央肯定沒有這様布置過。謝富治也説,公安部事先並不知道這事。葉劍英則一聲不吭。毛主席鄭重地説,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用文鬥,不能用武鬥。在不久前中央發布的“十六條''裡就有這話(這話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裡沒有説這是毛主席説的)。會上決定由陳伯達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社論的題目就引用主席的話“要文鬥, 不要武鬥”。後來發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 

　　接著中央文革小組馬上開會研究討論,關鋒把這些 “老紅衡兵” 等組織的活動總結爲是劉、鄧路綫在新形勢下的繼續, 它實質上是劉、鄧路綫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關鋒在理論上的確是有高度的。 王力也很慷慨激昂, 他拍著桌子罵它們是 ''掛羊頭賣狗肉”(意思是掛著文化革命的羊頭,賣的是劉、鄧路線的狗肉) 。我則説他們實際上是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股異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趕去大興縣的路上, 我們看到在那裡房屋的牆上, 到處都塗上了紅色的油漆, 還有許多用紅布拉出來的橫幅標語,還到處樹立著密密麻麻的紅旗。 我們間當地的幹部, 這是怎麽回事 。他們説,這是在搞“紅海洋”。這也是上麵有人布置下來的。我跟王力説,這様搞法,如果再在全國一推廣,那得浪費多少油漆和布料啊, 而且這都是要讓老百姓自已掏錢的,這不是又要增加群眾的負擔了嗎?這種做法完全是形式主義, 一點意思都沒有。後來看到更多報告材料, “紅海洋”在全國有愈演愈烈之勢,所以,我們就此事專門又給主席寫了一個報告, 提到了下麵有人大搞 “紅海洋''的事。主席對這類事非常重視, 專門對此作出了批示, 還讓中央正式發了文件,製止搞“紅海洋” 。 
　　3、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 

　　文革運動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與動向,周總理都是隨時了解與掌握的。我去調查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是周總理也參加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決定的。對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亂打人、打死人、亂抄家等等違反“十六條”規定的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政策的現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特堅決反對,要求立即製止的態度,周總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擁護的。 
　　北京四中是“高幹子弟” 集中的中學。 四中的高中學生孔丹, 父母長期在周總理身邊工作。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周榮鑫對孔丹的情況也很了解與熟悉。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 孔丹作爲中學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會議。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學生。由孔丹、 陳小魯等人適時牽頭發起,在8月25日成立了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 (簡稱“西糾”) 。隨後又有'東糾”、“海糾”成立。孔丹他們自認是紅衛兵中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他們要站出來執行政策, 製止武鬥, 維護秩序, 要來糾察其它的紅衛兵組織。 
　　“西糾”成立的時機與活動是與當時中央文革正在調査處理老紅衛兵”的暴行,毛主席發出“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批示相呼應的。西糾”發出的“通令”和他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的立場是以保護他們的“父輩老幹部”的安全與秩序爲出發點的,因而很快發展爲對抗造反派紅衛兵反對劉、鄧路綫對其迫害的造反行動。孔丹組織領導了“西糾”隊伍,阻撓、驅趕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上千師生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和北航紅旗造反派師生到國防科委上訪請願, 並爲此與他們發生肢體衝突。 

　　西糾”造反鬥爭的矛頭是指向“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他們常以暴力手段來執行他們的任務,維護秩序”,軍用皮帶、鋼鞭等是他們的慣用的打人工具。對他們所認定的鬥爭對象,製造了無數,駭人聽聞的暴行,並將八萬多所謂黑六類”家庭趕出了北京。爲此禍及這類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對他們這種行爲的一切幹部、群眾和紅衛兵。他們的口號是:“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紅色恐怖萬歲!”以“西糾”爲代表的、“高幹子弟”、“革幹子弟”爲主體的所謂“老紅衛兵”,當時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憤,到了“聞糾”色變的程度。 
　　在“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發表後,我們繼續檢査與執行製止暴力行爲。這時的“老紅衛兵”大多爲“西糾”、“東糾”、 “海糾”成員了。他們以“西糾”等名義,更狂熱地私設“監牢”、 “勞改營”,關押拷打他們隨意認定的“敵人”、 “壞人”。我和陳伯達、王力、關鋒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 中學等“西糾''、 ''東糾”等組織活動猖概的地方,一個一個地去進行取締、關閉他們私設的“監牢”與“勞改營”,收繳凶器。我們去的時候,都有警車開道,帶著衛成區的解放軍一起去的。在我們浩浩蕩蕩的隊伍麵前,那些“西糾”、“東糾”等組織的成員不敢作任何反抗。經過我們的堅決行動, 北京的亂打人、打死人、亂抄家的歪風,基本被製止下來。 
　　時至今天,“西糾 ”的許多成員竟爲他們當年的行爲高唱讚歌,認爲他們保護“老幹部”有功,而對“西糾”與“老紅衛兵”的暴力行爲,卻認爲“西糾總部是難以承擔責任的,隻能由那些實施暴力的個人負責。” 但他們同時又把文革運動中發生的一切暴力與破壞行爲歸咎於毛主席的發動文革, 歸咎於中央文革小組。 
　　4、批判反動的“血統論” 

　　在1966年8月初的時候,北京的中學流傳一幅對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鬼見愁”。這是一個充滿封建統治階級“血統論”色彩的東西。它一出來就在學生中引起了一場範圍很廣的大辯論。江青和陳伯達都去講了話,否定了這個對聯。當時他們還是想從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對聯改爲'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橫批是“理應如此”。這裏所説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個含糊命題,可是連這個説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實,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權,他們首先就是要掌握領導文革運動的權力。在工作組的時候,他們大都是支持工作組的,工作組也把他們中的大多數作爲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組被撤走了, 他們就要由自己來掌權了。 
　　然而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官僚特權,你現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權。如果由他們來領導文革的話,那麽他們仍然會變著法地鎮壓造反群眾。因爲在這些人的眼裏,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都是所謂的“狗崽子” 。即使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的學生,也不在他們的眼裏的。這些人當時大都還隻是15、6歳的小孩子。有些話,都是他們的老子不敢講, 而由他們出來講的。對這一點,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在圍繞這個對聯的辯論中,出了一個人物,叫譚力夫。他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能説會道。他又是貼大字報,又是到處發表演説,大肆鼓吹那套“血統論”。譚力夫的講話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 他的講話被迅速印發到了全國各地,農村印發到了公社的生産隊一級,其傳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還以爲譚力夫是中央委員。這説明當時在他背後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撐著他。譚力夫的父親過去在最高檢察院當領導,原來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來跟我和關鋒講, 看能不能把譚力夫給爭取過來。 
　　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因爲康生來打了招呼,我們也不打算怎麽爲難他, 1966年11月,我們決定把譚力夫找來談話,想給他講一些道理。我和關鋒把他叫了來,就在中南海西門的接待室裏跟他談話。他開始還以爲我們挺重視他, 所以上來就跟我們説了一大堆 “血統論”的“真理性”。我打斷他説,你這是在幹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你知道嗎?他一看情況不對,就爭辯説我這是在給他扣大幅子,他説毛主席也沒説他不對。我説江青同誌傳達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這個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聽了説:“江青改的對聯也是對的,兩個對聯可以並存。”我們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閉門思過”。我們沒有對他采取任何措施。至於他後來怎麽被抓起來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論” 
　　就在批判譚力夫的反動的“血統論”的過程中,北京有個年青工人叫遇羅克,他提出了一個“出身論”與“血統論''相對抗。這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中央文革開會的時候討論分析過遇羅克的觀點,認爲他完全否定了階級存在的客觀性和階級分析的必要性, 這就走向另一個錯誤極端了 。毛主席説過: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所以,當時就決定由我根據毛主席的這一思想做了一個公開的講話,批評遇羅克的觀點。 
　　1967年4月,我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遇羅克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並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但我當時隻是對他的思想認識進行了批判,並沒有對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製。他後來被公安部門逮捕又被處以死刑,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爲在他被捕之前, 我自己也早已被關在素城監獄裏了。遇羅克的妹妹和國內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羅克被追害致死的經過,我實在無法交代。當時是發動群眾進行大民主的時期,所以類似像遇羅克這樣發表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的人很多。 
　　在我們收到的大量的群體來信中,反映各種觀點的都有, 但對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點,盡管是很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報的方針,不作處理。那時有個叫陳裏寧的,他確實是很早就反對劉少奇«論共産黨員修養»和八大報告中的一些觀點, 後來受到了迫害, 被關進精神病院,所以當時有人根據病例和陳的筆記整理了新 “狂人日記”。我當時是支持他的。但後來有人説,這個陳裏寧對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並借此事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爲了弄清問題,我隻好叫小組辦事組把他的事情交給公安部調査處理。 
　　那時有群眾在討論“一分爲二”觀點時。有人提出:對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爲二。一些人認爲毛澤束思想是普遍真理,怎麽可以一分爲二呢?但也有人認爲可以。結果後者被説成是攻擊”毛澤東思想。 有些群眾就去問陳伯達, 他不表態; 我又去問張春橋, 他説這是個理論問題,一下子很難説清楚。我説,可不可以問問主席?他説,這個事也不好去問主席,你讓主席怎麽説。可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畢竟已經牽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問題了,你説人家這是反毛澤東思想, 把人家給抓了起來, 這不解決能行嗎。 我還是要去問問主席, 關鋒也説應該去問主席。 
　　於是,在一次主席召開的會議上,我就問主席,現在有人説毛澤束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東西,是不能一分為二的。一些説可以一分為二的人,挨了批鬥,有人還被公安局抓了起來。主席聽了就説:我的思想怎麽就不能一分爲二?我昨天講的話和今天講的就有不一樣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當然是可以一分爲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謝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態度後,立刻下令把所有因爲這個問題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 “聯動”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們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簡稱''首都三司”) 。在1o月開始徹底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後,“首都三司”爲代表的造反派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成爲多數派。“西糾”、“東糾''和“海糾''的隊伍瓦解後,少數的老紅衛兵因其父輩許多受到造反派組織的批判、衝擊,從切身利益出發不滿中央文革對造反派組織的支持, 因而進一步走向與中央文革對立,與造反派組織對抗。 
　　1966年12月5日這部分“老紅衛兵''又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就叫“聯動”,發表宣言,要“徹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實爲反對中央文革執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綫,同時繼續亂打亂衝。“首都三司”、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對付“聯動''是有辦法的。他們的人比“聯動”的人要多得多。“聯動”在哪裏鬧事, 他們就好多人圍上去。 '聯動”的人講又講不過他們,打也打不過他們,隻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以後再遇上了,也隻好采取迴避政策, “聯動”不能與“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爭鬥。可是,他們並不甘心。 
　　一次,北航附中的幾個“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的時候,被人抓了,並把他們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這幾個人拘留了起來。於是“聯動”的人就聚集起來衝公安部。他們把公安部辦公室玻璃窗砸了,還把公安部的副部長都打了。謝富治在開始的時候是不願意抓“聯動”的,這些小家夥許多都是大幹部的子弟, 抓起來怎麽弄呢?謝富治是何等聰明的人物,陳、謝大軍説是一個兵團,實際上抵得上一個野戰軍。謝是這支大軍的政委,是陳賡須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謝富治辦事是非常有經驗的,頭腦又這樣清楚。可最後他還是被“聯動”逼上了'梁山''。 
　　“聯動”實在太囂張了, 謝富治隻能把他們中幾個帶頭的抓起來關著,但在生活上是還給予了優待。可這樣一來,'聯動''就更不肯罷休了,他們接連幾次發動自己的成員去衝擊公安部。公安部越讓步,他們越鬧得厲害。謝富治就來找我商量,怎麽弄呢?我説,這事恐怕總理也難辦,真要辦,那得請示主席和副統帥。但你撇開總理去找主席和林總,又不妥當。我想了半天,給他出了個主意,去找人民群眾。我説,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就要去依靠'安泰' (意思就是從群眾那裏汲取力量)”。你去發動群眾啊。他説去哪裏發動呢。我説,你先與北京新市委的書記馬力聯係,北京的街道幹部是一個很大的力量。現在他們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舊市委,他們充滿了革命的熱情。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時我們在一個工作隊, 文革開始時我還出麵保過他。所以,我打電話和他一説,他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隊伍組織起來了,他們一下子就動員了好多街道的裏弄幹部和積極分子來保衛公安部。 
　　因爲“聯動”分子身上都帶著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來的老大爺、老大婚也拿著菜刀,擀麵杖過來。一來就是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聯動”分子也都是欺軟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麽多老百姓過來，那他們就隻有逃了。後來他們也聰明了,知道群眾過來要有一段時間,所以就到公安部去衝一下,看看“街道大軍” 差不多要來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經驗了,看到他們來鬧,有的幹警就換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來了,來了”,把他們嚇跑了。謝富治挺感謝我,説你這一招果然有效。“聯動”的倒行逆施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民憤。 
　　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體育館舉行了一次控訴聯動的群眾大會,有一萬多人參加。大會是由“首都三司”組織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能參加的人,都出席了這個大會。會上群眾揭發和控訴了“聯動”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奮。江青聽了群眾的掲發和控訴也非常氣憤。她在會上發言的時候就問,究竟是誰在後麵支持“聯動"無法無天,亂打、亂殺、亂抄家的?這時下麵就有人通條子上來,説是國務院的周榮鑫、雍文濤、許明。江青就當場點了周榮興和雍文濤、許明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來,一直到會議結束都沒叫周榮鑫、雍文濤坐下去。會議一結束,江青就走了,也沒説把他們倆怎樣。這時, 會議主持人就來問我對他們倆怎麽處理,他們倆也都看著我 。 我説, 讓他們回家吧。 
　　會後,許明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和許明平時很熟,她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親。國務院的群眾來信、來訪是由她負責的。而我是管黨中央機關的群眾來信、來訪的,所以我們平時在工作上經常有聯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電話裏跟我説,總理批評她了,而且批評得很厲害,讓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覺得壓力很大,要我幫助她去跟江青去説明一下。在電話裏她都哭了。她説,她兒子孔丹搞“西糾”的事,具體情況連他父親孔原都不知道,總理更不知道。她説,因爲毛主席支持紅衛兵,所以周榮鑫和她就都給予了他們一些支持,主要是爲他們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但對他們所幹的那些無法無天的事,她並不清楚,也絶沒有在背後指使。希望我能爲她説説話。我相信她説的話,所以我對她説,有合適的機會,我一定會爲她説話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謝。 
　　和許明通話的當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説,許明給我來電話了,她説她也不知道“西糾”、“聯動”所幹的那些事。我説,也許她説得是真的。她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讓她檢討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還説,等她見了總理,再跟總理講清。可是,在許明與我通話的第二天,總理告訴我們,許明自殺了。當時我的心爲之驚動,也很哀傷。因爲她工作實在、爲人不錯。這以後,對於許明的死,總理就再沒有提起過。我知道他也是很哀傷的。對許明爲何自殺,我想不應該是來自江青那天點名的壓力。文革運動初期, 許明一直負責國務院接待站的工作, 受資反路綫打壓的師生,如地院李貴、清華的剻大富都去那裏上訪投訴過工作組。許明當時的態度應是支持維護工作組的。 在剻大富投訴後, 傳到清華的許明講話説:“葉、林是中央派的, 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 
　　剻大富在6月21日劉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報上關於奪權的批語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統論對聯的老紅衛兵在接待站批評陳伯達改對聯,許明亦未態度鮮明地製止老紅衛兵攻擊陳伯達的行爲。而在9月,孔丹爲頭的'西糾”,公開對抗反對地院東方紅因批判工作組到地質部上訪請願,和北航紅旗上國防科委上訪請願的事, 是否背後得到許明的支持? 
　　這些情況中央文革的簡報都報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有過態度鮮明的批示:“許明,支右壓左,如不能改正,應調動其工作。”江青點名會使許明聯想到毛主席對他的批評。其壓力之大確實是她難以承受的。 
　　7、江青''爲人民立新功”的講話 
　　從1966年的年底開始,一些“聯動”分子先後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數都是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個已故將軍的兒子, 他父親原來和謝富治是老戰友,可是因爲他兒子抄寫了矛頭直指毛主席的反動標語, 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謝富治也把他關起來了。著名將軍陳士渠的兒子也參加了“聯動”,也被群眾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沒有關他,把他交給了軍隊,讓他們去處理。軍隊把他放回了家。可陳士渠知道以後,親自把他兒子送到公安部來。陳士渠是在井岡山時期參加了革命的 。 
　　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還表揚他“大義滅親”。後來董老(董必武)也爲他的小兒子董良翻參加“聯動”的事,向毛主席寫了檢討。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後,就讓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聯動''統統放了。在放他們的時候,主席叫總理、江青和我們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見了他們。江青對他們講了話,説,你們吃苦了,然後對他們諄諄教誨。 
　　當時被關的“聯動”分子中的許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認錯。有的還當場喊口號,“感謝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氣, 他們又怕自己的隊伍被分化, 就在那裏唱起了毛主席寫的詩, “我失驕楊君失柳”。江青也拿他們沒辦法。隨後,謝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釋放他們的指示, 他們就喊毛主席萬歲! 然後就走了。 
　　主席後來就跟江青説了戰國時“觸龍説趙太後”的典故。毛主席當時還説,如果弄得不好,這些幹部子弟將來很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災難。毛主席隨後又讓江青去軍委擴大會議上向將軍們作了«爲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江青在講話中就説了“觸龍説趙太後''中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道理,鼓勵老幹部要繼續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繼續革命,爲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對曆史典故的運用,真是爐火純青,寓意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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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曆史的本來麵目 
實事求是，全麵恢複 
“文革”十年曆史的本來麵目 
求 實 
　　一個國家的曆史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對外關係等多個方麵。文化大革命十年，即1966~1976年的中國曆史，也是這各個方麵的總和。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麵內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88頁)毛澤東這裏所說的“打倒一切”和“全麵內戰”，指“文革”初期1966~1968年大批判運動中出現的兩個不正常現象，一個是亂批鬥、打倒一大片和鬥死人，另一個是由派性導致的武鬥。出現這兩個問題，無論最初懷著滿腔革命熱情投入運動的青年學生(即紅衛兵)是由於受到了什麽人的“煽動”和“挑撥”，都屬於“極端”和“動亂”，是這一時期中國曆史在政治方麵的重要內容。但是，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文革”初期的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狀況並不是“文革”十年中國曆史的全部。事實上，在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中，除1966~1968年二三年間政治上的“大批判運動”，在其它時間和其它方麵，在工業建設、農業建設、尖端科學技術研究、對外關係和軍事鬥爭等各個領域，中國都取得了一係列重大的輝煌成就。 
　　“文革”時期中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三線建設 
在“文革”前夕的1964年9月21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代表黨和國家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國家決定“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根據這一宏大的工業建設計劃，從1965~1979年，約為“文革”期間，國家在被稱為“三線地區”的中西部13個省(自治區)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在核工業、衛星發射、導彈研製、兵器工業、汽車製造、重型機械、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電力工程、鋼鐵冶煉、有色金屬等方麵，建立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企業，以及一批重要的科研基地和大專院校。大家所熟悉的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攀枝花鋼鐵集團、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陝西飛機工業公司、中國二汽、綿陽核工業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以及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等機構，都是在“文革”期間建設起來的屬於三線建設的大型項目和科研基地。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和科研力量，後來都被稱為西部工業的“脊柱”。“文革”期間，在三線建設過程中，中西部地區興起了攀枝花、六盤水、十堰、綿陽、德陽、西昌等30多座工業城市。 
　　三線建設中，國家還在中、西部地區同時上馬建設了成昆鐵路、襄渝鐵路、湘黔鐵路、焦枝鐵路、陽安鐵路、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六條鐵路幹線，總長達4,812公裏。這六大鐵路，絕大部分是在“文革”期間建成的。其中的成昆鐵路全長1,096公裏，沿線三分之二溝壑縱橫，深澗密布，地質條件極為惡劣。鐵路全線開鑿隧道427座，架設橋梁990座。為克服巨大的地形高差和繞避重大不良地質地段，線路13次跨牛日河，8次跨安寧河，49次跨龍川江。因為沒有平地，許多車站建在橋梁上或隧道中。這條建設於“文革”中的鐵路，與美國的阿波羅登月和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被聯合國並稱為“象征二十世紀人類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跡”。 
　　主要在“文革”中完成的三線建設 “形成了中國可靠的西部後方科技工業基地，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帶動了中國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社會進步。”(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第2頁)特別是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六盤水煤礦工業區的建設、雲南西部的開發和成昆鐵路的建設，影響了當地及輻射區幾千萬人的命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評價說，主要完成於“文革”期間的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五十年。(《光明日報》2015-03-13) 
　　“文革”時期中國的農業建設高潮——農業學大寨運動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產大隊(村)，是新中國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約為“文革”期間，與工業戰線上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同時，中國廣大農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億萬農民依靠人民公社集體的力量，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英雄氣概，戰天鬥地，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產田，開展了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與此同時，在國家的統一部署下，科學種田運動和農業機械化運動也在廣大的農村人民公社中深入開展和迅速推進。由於這些原因，中國農業在“文革”期間獲得了空前的迅速大發展，農業總產值指數從1965年的137.1發展到1978年的229.6，糧食總產量從1965年的19,453萬噸發展到1978年的30,477萬噸。(《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134、143頁)在農業機械化方麵，從1966年到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從1,494萬馬力發展到15,975萬馬力。其中，大中小型和手扶拖拉機從76,555台發展到1,930,358台，聯合收割機從6,704台發展到18,987台，大中型機引農具從25.8萬台發展到119.2萬台，農用排灌動力機械從907.4萬馬力發展到6,557.5萬馬力。(《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171頁) 
　　由於三線建設和農業學大寨運動，“文革”時期成為迄今為止新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為268.3，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躍進到779.0。(《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5頁)這也就是說，從1966年至1978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39.28%。這一發展速度，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年均發展速度的4倍左右。 
　　這裏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在上述工農業都如此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當時人們的生活之所以仍不富裕,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三個方麵:第一，新中國經濟基數的起點極低。舊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嚴重戰爭創傷，在國民黨敗逃台灣時，給中國共產黨留下來的是一幅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當年毛澤東曾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引自《中國近現代史綱要》，2015年版第231頁)在這種一窮二白的底子上，要在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時間裏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迅速富裕起來，顯然不具有現實可能性。今天的中國確實比當時富裕了很多，但是不要忘記，新中國從國民經濟恢複後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1953年算起，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隻有24年的建設時間;而從1953年到現在，其建設時間則是64年。後者是前者的將近3倍。說句實在話，這時的國家比當時富裕，一點都不值得大驚小怪!第二，為了盡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也為了對付西方帝國主義後來還加上蘇聯的戰爭威脅,國家不得不將國民收入的大部分用於重工業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從而直接導致了第Ⅱ部類生產即日用輕工業品生產的不足。第三,那時候的中國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從1952年到1980年，全國糧食總量增長了將近一倍,(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而全國人口的總量也增長了將近一倍。這就是說,在這一曆史時期,雖然國家的糧食產量獲得了迅速的增長，但是由於人口數量的增長幾乎同步，所以全國人均的糧食占有量無法獲得增加。 
　　“文革”時期中國輝煌的尖端科學技術研究成果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研製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文革”初期，雖然在政治上出現了過激的大批判運動，但是在科研領域，國家的尖端科學技術研究卻受到了最高層的嚴格保護。“文革”開始半年後，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同時向全世界宣布，我國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打開了“生命之謎”的大門。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這項當時世界頂尖水平的科學研究成果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緊接著，1967年6月，中國成功研製爆炸了第一顆氫彈。“文革”中期，1970年1月，我國第一枚中遠程導彈研製發射成功。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衛星”研製發射成功。接下來，1971年，屠呦呦領導的試驗小組提取青蒿素成功;1973年，青蒿素臨床試驗成功。青蒿素的發明，是“文革”期間我國科學家繼合成結晶牛胰島素之後取得的又一項世界頂尖水平的科學研究成果。2015年，屠呦呦因此獲得諾貝爾醫學藥學獎。也是在1973年，從袁隆平開始而後成為全國農林重大科研協作項目的秈型雜交水稻培育獲得成功。這項技術自1976年在全國大麵積推廣以後，僅至1994年，就已使中國的稻穀累計增產達2400億公斤。“文革”後期，1975年11月，我國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的研製和回收取得完全成功。這項試驗的成功，為後來中國的載人航天奠定了最關鍵的技術基礎。這裏還需要特別指出，在“文革”後期的1975年2月4日，我國科學家成功預測了遼寧海城7.3級的強烈地震，使這次波及14個市縣近千萬人口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數，隻占震中區總人口數的0.02%。(百度百科：海城地震)聯合國確認，這是人類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對強震做出的準確的臨震預報。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科學技術研究成果最為輝煌的時期。 
　　“文革”時期輝煌的中國外交 
“文革”期間，毛澤東確立了團結聯合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戰略。通過這一戰略的成功實踐，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投票讚成，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把國民黨集團驅逐出聯合國，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國民黨集團在聯合國行使權利並為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以及中國完全掌握兩彈一星的研製技術，“文革”開始前後七年來的這兩項偉大的曆史性勝利，牢固確立了新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軍事強國地位，中、美、蘇三國鼎立局麵開始形成。長期敵視新中國的美國終於在中國人民麵前低下了高傲的頭顱。1972年10月，美國總統尼克鬆在中美兩國尚未建交的情況下來華訪問，並在《中美聯合公報》中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確認將逐步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隨著尼克鬆訪華，出現了西方國家的對華建交熱潮。歐美國家和日本紛紛改變原來追隨美國封鎖、圍困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爭先恐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潮水般的與中國建交。在十年“文革”中，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多達62個，中國的邦交國從1965年的49個增加到1976年的111個。這為後來中國的全麵對外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最為輝煌的時期。 
　　“文革”時期輝煌的中國軍事 
1969年3月，蘇聯軍隊幾次對我國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實施武裝侵略，中國軍隊被迫展開對蘇反擊戰。在3月15日的戰鬥中，中國邊防部隊抗擊蘇軍50餘輛坦克和裝甲車以及大量步兵在飛機和火箭炮配合下的輪番進攻，激戰9個多小時，曆經6次較大規模的炮戰，粉碎蘇軍三次衝鋒。中國軍隊最終獲得了戰役的完全勝利。珍寶島中蘇戰爭讓世界看到了一個不屈的中國，大大增強了我國的強國形象。在南疆，1974年1月，南越西貢當局的軍艦入侵我國西沙永樂群島海域，炮擊我甘泉島，我南海艦隊奉命反擊。中方投入戰鬥的隻有4艘艦艇，南越方麵則有3艘驅逐艦和一艘護衛艦。視死如歸的中國水兵同強大的南越海軍展開了殊死的戰鬥，在出海的廣東民兵的配合下，以犧牲18人和傷艦艇一艘的代價，擊沉南越護衛艦一艘，擊傷驅逐艦3艘，斃傷數百人。西沙保衛戰不僅有力捍衛了中國南海的主權，而且也創造了以小艦艇戰勝大軍艦的戰例。 
　　關於“文革”時期的大批判運動 
第一，大批判運動的存在問題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階級鬥爭擴大化”。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後，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決議》認為，“文革”期間大批判運動所存在的問題在於“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這一表述的含義有二：(一)大批判運動就是階級鬥爭;(二)這一鬥爭嚴重超過了它本來應有的範圍和程度。如果把這種理論表述具體化，就是說，大批判運動對一些人的批判是必須的和正確的，但同時也錯誤地批判了許多人，而且還嚴重過激，包括奪權和武鬥。之所以出現這種“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情況，《決議》認為，是因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 
　　第二，大批判運動並不是貫穿於十年“文革”的始終。大批判運動開始於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公布,結束於1968年12月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時長不足三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通知》，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通知》中有“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重要精神。以此為標誌開始了大批判運動，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出要“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運動“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對於大批判運動中出現的過激的批鬥行為，毛澤東明確反對。1967年2月1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批評強迫幹部“戴高帽子、油漆塗臉和遊街”的問題，強調“我們必須堅持合理鬥爭，要擺事實，講道理，並使用勸說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應按法律處理”。此後，中央通知“中學生返回學校，重新上課”，而全國紅衛兵聯盟則被命令立即解散。(麥克法誇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1967年7-9月間，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形勢時，針對大批判運動中出現的“打倒一大片”等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情況，進一步明確指出“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毛澤東這次還明確提出了“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的問題，指出“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87、388頁 ) 
　　到1968年7月，鑒於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嚴重超過了中央原來的設想，特別是出現了嚴重的亂批鬥和武鬥問題，毛澤東意識到必須立即停止紅衛兵的行動。1968年7月下旬，毛澤東指示派駐“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接管高校，並召見五個紅衛兵領袖。在與紅衛兵領袖見麵時，清華大學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對毛澤東說，有人想壓製運動。毛澤東說，那個人就是我，對蒯大富進行了批評指責。接下來，毛澤東果斷釜底抽薪。1968年12月，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隨即，開始了全國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隨著全國幾百萬知青即紅衛兵離開城市到農村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大批判運動從此徹底結束。(麥克法誇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 
　　另一方麵，針對各地領導機關在大批判運動中被奪權，毛澤東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作為各級地方的權力機構，重新恢複社會穩定。到1968年底，與大批判運動結束同時，革命委員會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全國山河一片紅”。國家重新恢複了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同上) 
　　第三，在“文革”中被批判的老幹部中，也有人認為大批判運動雖然過激，但是對於打擊、預防腐敗的一麵不可否定。1980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6頁)老革命家朱旦華在《對“新疆叛徒集團案”的不斷認識》一文中說：大概有十幾年時間，我對審查“新疆叛徒集團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徹底否定的。但是，現在黨內腐敗分子越來越多，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我黨會不會重蹈蘇聯共產黨的覆轍?麵對現實，我的認識與十幾年前有所不同。現在每年都揪出來不少腐敗分子，事實上他們一個個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想想，如果今天還能鼓勵群眾起來監督我們黨的幹部，使各級幹部夾著尾巴做人，聯係群眾，艱苦樸素，怎麽會出現這麽多腐敗分子呢?作為各級領導幹部，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受到衝擊，長遠地看沒有什麽大不了的，這可能是以一種短期的代價博弈一種新製度新嚐試。那種因為過去群眾運動出過一些偏差，就把發動群眾監督執政黨的做法徹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極端。任何極端都會損害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啊。(《黨史文苑》2014年第13期)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並進行了二十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載2013年1月6日《人民日報》)習近平這裏所說的二十多年建設，顯然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建設。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一九八○年同完成經濟恢複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把十年“文革”說成是“十年浩劫”，其失實、荒謬之處在於，把1966-1968年二、三年中僅僅是政治上的大批判運動，說成是1966-1976年十年中國曆史的全部。這是不僅是對 “文革”十年曆史的公然歪曲，也是以某種形式對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公然否定!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十年浩劫”之說。到底最早是誰把十年“文革”說成“十年浩劫”，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已經明確規定，決不允許對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進行否定，其中包括不允許醜化歪曲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據此，如果有誰在今後繼續無視、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國在工業、農業、科技、外交和軍事等各個方麵所取得的大量輝煌成就,而把十年“文革”說成是“十年浩劫”，顯然就是在醜化歪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其性質就有可能屬於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屬於政治錯誤! 
　　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唯物主義的曆史觀，明確指出 “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的事業推向前進”(同上)。習近平的講話，為我們科學、客觀認識毛澤東時代包括十年“文革”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作者係廈門集美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教授。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6-11-11/124566.html 

頑石：文革時期中央委員中的工農委員的結局 
2016-11-15 14:37:33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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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黨的九屆全國中央委員170人中，工農委員有47人。候補中央委員109人中工農委員有47人。1973年第十屆全國中央委員195人中，工農委員有69人，候補中央委員124人中，工農委員有73人。 
　　2012年中共十八屆全國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和中央後補委員中，想找一位副省以下級別的幹部都難，別說是工農委員了。 
　　2007年中組部副部長王秦豐在6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數字是全國8000多萬黨員中，工人693.7萬名，農牧漁民2402萬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離退休人員總共3884.6萬名，學生226.9萬名，其他職業人員592.3萬名。由此他推論說“我們黨的階級基礎是牢固的，堅不可摧的”。其實他根本不懂什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不懂黨的先鋒模範作用。 
　　所謂階級基礎指的是黨以工人階級為階級基礎，不知道占比不到10%的工人階級黨員和中央委員中沒有一位工人存在的階級基礎何在?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試圖改變工農在中央委員中所占比例偏小的問題，選拔了一批工農階層進入中央委員會，這些人雖然進去了，卻在文革後被清理出去。 
　　陳永貴，原山西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後被一擼到底，回到北京西郊種地以度晚年。 
　　李素文，原營業員中的勞動模範。1973年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文革後的1978年回到沈陽糖果廠當工人。 
　　吳桂賢，陝西省鹹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1969年中共九大被選為中央委員，1973年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5年37歲在全國四屆人大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後的1977年回到陝西省鹹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當工人。 
　　孫健，天津大成電鋸廠工人。文革後擔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 1975年1月成為國務院副總理。1978年3月42歲被免去職務，回天津機械廠繼續當工人。 
　　姚連蔚，西安機械廠生產突擊手。1968年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75年當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7年7月開始停職接受審查，1979年2月被逮捕。1981年10月陝西省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他免予起訴。1984年被開除黨籍。 
　　孫玉國，1969年中蘇珍寶島反擊戰的英雄。1973年升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1974年33歲升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1976年作為文革期間“火箭幹部”經過三年停職審查，免去其沈陽軍區副司令員職務。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按正團職作轉業處理。轉業後分配到沈陽軍區後勤部門所轄 “鬆遼特種汽車修配廠”擔任副廠長。 
　　寶日勒岱，文革前為內蒙古某公社主任，文革中曆任內蒙古區委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中央委員。1979年轉任內蒙古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0年降為內蒙古阿拉善盟副書記，1983年任內蒙古政協常委，2003年退休。 
　　卜穀香，文革前為機器廠工人，文革中任湖南省委常委，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後回原工廠任副廠長。 
　　蔡鳳蘭，1977年前一直為工人，1977年當選11屆中央候補委員並出任青海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9年轉任青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1年回原工廠繼續當工人。 
　　蔡樹梅，文革前為紡織工人，文革中曆任天津市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1977年被隔離審查，1979年回原工廠繼續當工人。 
　　蔡協斌，文革前為建築工人，文革中任四川省總工會主席，9、10屆中央委員。文革後回原單位任一般幹部。 
　　岑國榮，文革前為鋼鐵廠工人，文革中曆任廣西黨委常委、總工會主席。9、11屆中央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1982年由廣西總工會主席降為廣西總工會副處級幹部，1985年開除出黨。 
　　陳愛娥，文革前為紡織工人，文革中任武漢紡織工業局副局長、武漢總工會副主任，11屆候補中央委員。文革後在武漢市政協工作。 
　　陳代富，中印反擊戰英雄。1973年從正營突擊提拔為副師並當選10屆中央候補委員，1974年晉升武漢軍區副政委。1977年撤職審查，1981年轉銀行係統任副處級幹部，1999年晉升正處級，2001年退休。 
　　陳敢峰，文革前為同濟大學學生，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後被判刑入獄。 
　　陳和發，橫塘大隊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後轉群眾團體工作。 
　　陳佳忠，文革前為副處級幹部，文革中曆任福建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後被判無期徒刑。 
　　陳佩珍，文革前為商店營業員，1973年當選10屆中央候補委員並晉升上海市婦聯副主任。文革後被審查，在上海市食品一店繼續當營業員。 
　　陳永林，1977年前是工人，1977年當選11屆中央候補委員並晉升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5個月後即下台退回原單位繼續當工人。 
　　陳玉寶，福建糖廠工段長。文革中任晉江地委書記，10.11屆中央後被委員。1985年開除黨籍，回造紙廠當科級幹部。 
　　程義太 ，文革前為化工廠工人，後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1屆中央候補委員，後退回原單位工作。 
　　崔海龍，文革前為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文革中任吉林省軍區政委，9屆中央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1978年撤消一切職務，1985年開除出黨。 
　　崔修範，文革前為鐵路工人，文革中任遼寧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鐵道部黨組副書記。9、10屆候補委員，1977年退回鐵路係統任工人。 
　　達洛 ，文革前為青海省畜牧獸醫學院副院長，曆任青海省委副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候補委員，文革後被審查撤職。 
　　丁長華，文革前為生產隊隊長，文革中任江西省婦聯副主任，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縣委副書記。 
　　丁可則，文革前為無錫機床廠工人，文革中任江蘇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總工會主席，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江蘇省總工會副主席。 
　　董明會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武漢市委書記，9、10屆中央委員，1977年開除出黨，撤消一切職務。 
　　杜學然 ，文革前為煤礦工人，文革中任洛陽地位常委，11屆候補委員，1980年撤消一切職務。 
　　樊德玲 ，文革前為采礦工人，文革中任河北省總工會主席，10、11屆中央委員，後被判刑十年。 
　　樊孝菊，文革前為生產隊長，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縣茶廠工會副主席。 
　　馮品德 ，文革前為海員，文革中任上海市海運局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一般幹部。 
　　馮占武，勸農鄉農民，文革中任吉林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後降為街道辦事處企業辦副主任。 
　　高淑蘭，文革前為北京二七機車廠工人，文革中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0屆中央候補委員。1977年免職回原單位當工人。 
　　郭宏傑，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安徽省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9屆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文革後被撤職送勞教。 
　　郭耀卿，文革前為糖廠工人，文革中任南寧市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10、11屆候補委員，文革後降為廣西糖業公司處長。 
　　胡金娣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陝西省委常委，10、11屆候補委員，後回原單位任副廠長。 
　　胡良才，文革前為車間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新疆黨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候補委員，文革後免職7年後安排任正處。 
　　華林森，文革前為工廠技術員，文革中任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文革後入獄18年。 
　　黃炳秀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湖南省委書記，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公社黨委副書記。 
　　黃成連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甘肅省燃料化工局副局長，9、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蘭州化工公司動力廠副廠長。 
　　冀桂昕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地委常委，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縣委辦公室一般幹部。 
　　江禮銀 ，文革前為鐵路司機，文革中任福建省委書記，9、10、11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蔣寶娣，文革前為浙江絲廠工人，文革中任浙江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副處。 
　　金祖敏，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 
　　李守林，文革前小灘子村社長，文革中任陝西省委書記，9、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縣委委員 
　　李順達 ，文革前為大隊隊長，文革中任山西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後轉政協任副主席 
　　李躍鬆，文革前為銀川橡膠廠工人，文革中任寧夏黨委常委，9、10屆候補委員，後會原單位當工人。 
　　李祖根，南京路上好八連班長，702礦工人。文革中任江西總工會副主席。10.11屆中央後補委員，文革後總工會幹部 
　　李定山，合肥鋼鐵廠工人。 9.10屆中央後補委員，1977年開除黨籍。 
　　厲日耐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山東省委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普通幹部。 
　　於會泳：文化部部長 
　　梁錦棠，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廣東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出黨。 
　　劉均益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9、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劉盛田 ，文革前為縣委副書記，文革中任遼寧省委書記，9、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劉錫昌，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北京市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隆光前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青海省委常委，9、10屆候補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盧忠陽 ，文革前為大隊秘書，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副縣長。 
　　鹿田計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山東省委常委，9、10、11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呂存姐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青海省婦聯副主任，9、10、11屆候補中央委員，後降為縣婦聯幹事。 
　　呂玉蘭 ，文革前為村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河北省委副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中央委員，後降為縣委副書記 
　　羅春弟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文革中任福建婦聯副主任，9、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縣政協副主席。 
　　莊則棟：國家體委主任 
　　羅錫廉，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馬福堂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石家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馬金花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寧夏婦聯副主任，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公社黨委書記 
　　馬小六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北京總工會副主任，10屆候補委員，後回原單位當工人 。 
　　莫顯耀，文革前為村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9、10屆中央委員，後下放農場勞動 
　　年繼蒙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甘肅省委書記，9、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潘世告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文革後撤職 
　　盤美英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縣委副書記，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彭貴和，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雲南省委常委，9、10屆中央候補委員，後回原單位當工人 
　　七林旺丹，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雲南省委副書記，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後降級為副廳 
　　仁增旺傑，文革前為副鄉長，文革中任西藏黨委常委，11屆候補委員，後降縣長 
　　申茂功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9屆中央委員，10、11屆候補委員，後入獄15年 
　　宋慶友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山東省委常委，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後降為工廠黨委副書記 
　　唐岐山 ，文革前為鐵路司機長，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9、10屆中央委員，後被判無期徒刑 
　　唐忠富，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湖南省委常委，9、10屆中央委員，後入獄10年 
　　田華貴 ，文革前為大隊隊長，文革中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後降為林場場長。 
　　汪湘君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上海市婦聯主任，10屆候補委員，入獄7年 
　　王百得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黑龍江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屆中央委員、10屆候補委員，後回原單位當工人 
　　王德山 ，文革前為工段工長，文革中任包頭鋼鐵公司黨委副書記，10屆候補委員，後畏罪自殺。 
　　王光臨，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包頭鋼鐵公司黨委副書記，9、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王國藩 ，文革前為公社社長，文革中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9、10、11屆中央委員，後降為縣水利局顧問。 
　　王金友，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浙江省委常委，11屆中央候補委員，後降副處級 
　　王景升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王君紹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鞍山鋼鐵公司黨委副書記，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副礦長 
　　王茂全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重慶市委書記，11屆中央委員，後降縣委書記 
　　王美季 ，文革前為大隊婦女主任，文革中為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10屆候補委員，後降副處級 。 
　　王淑珍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天津市委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屆中央委員，後回原黨委當工人 
　　王體，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山西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陽泉礦務局顧問 
　　王秀珍 ，文革前為工廠技術員，文革中任上海市委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入獄17年。 
　　尉鳳英，文革前為工程師，文革中任遼寧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副廠長 
　　魏秉奎 ，文革前為車間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遼寧省委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後撤消黨內外一起職務 
　　文香蘭 ，文革前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後降縣委書記 
　　吳從樹，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安徽省委常委，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吳克全，文革前為采媒工，文革中任四川總工會主席，9、10、11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天府礦務局工會主席 
　　吳玉德 ，文革前為沈陽建築公司工人，文革中任沈陽市委第一書記，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夏邦銀 ，文革前漢陽軋鋼廠工人，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中央委員，入獄13年 
　　謝望春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湖北婦聯副主任，9、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邢燕子，文革前為村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任天津市委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11、12屆中央委員，後降為大隊黨支部副書記。 
　　楊坡蘭 ，文革前為廠工會副主席，文革中任青島市委副書記，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一般幹部 。 
　　於洪亮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黑龍江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11屆中央委員，後降為副廠長 
　　於會泳，文革前為上海音樂學院教師，文革中任文化部長， 10屆中央委員，後被迫自殺 
　　張福慎，文革前為江南造船廠工人，文革中任天津市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中央委員，後降為天津市環衛局副局長 
　　張國權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為第六機械工業部領導成員，10屆候補委員，後入獄9年 
　　張恒雲 ，文革前為鐵路司機，文革中任甘肅省委常委，9、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張世忠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9、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張泗洲，文革前為公社黨委副書記，文革中任四川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屆候補委員，後降為公社一般幹部。 
　　張延成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山東省總工會副主任，9屆候補委員，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趙學全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雲南省委常委，11屆候補委員，後降副廳級 
　　周宏寶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教育部領導小組副組長，10屆中央委員，後開除黨籍 。 
　　周麗琴 ，文革前為大隊隊長，文革中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屆中央委員，後降為工廠副廠長，幼兒園負責人 
　　朱克家 ，文革前為初中學生，下鄉知識青年。文革中任雲南省委常委，10屆候補委員，後開除黨籍 
　　祝家耀 ，文革前為工人，文革中任公安部領導成員，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文革後開除黨籍。 
　　盧忠陽，郟縣四中教師。文革中任中共河南常委，中共10.11屆中央後補委員。文革後任副縣長。 
　　莊則棟 ，文革前為乒乓球運動員，文革中任國家體育委員會主任，10屆中央委員，後降為北京少年宮乒乓球教練員 
　　宗希雲 ，文革前為副礦長，文革中任吉林省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9、10、11屆中央委員，後降副廳級。 
　　並不是說工農進入中央就代表工農階級了，但中央沒有一個工農階層的人更不能說明代表工農階層。現在工人農民的利益都被官代表了。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6-11-14/124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