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焦點就在毛澤東,突出其所謂的“殘暴”、“專製”。去年一位在全國影響很大的自由派維權人士來鄭,我們見了麵,對於他為下層群眾所作的維權活動,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自我批評。但是他對中國現代曆史的誤區使我十分的驚訝!他說文革期間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在批示殺人,殺了多少多少萬。而實際情況是整個文革期間毛澤東沒有批示殺任何一個人,這是在場的其他年紀大的自由派人士也認同的事實。自五十年代後期一直到文革中,毛主席反複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橫豎不殺”。可能使這位朋友不敢相信的是,正是文革中的1968—1969年全國貫徹毛主席樹立的“楓橋經驗”,砍掉了一大半監獄、勞改隊,正服刑的上百萬犯人回家接受“群眾專政”。也正是那時,就已經撤銷了勞教所、強勞所和少管所。當然,文革、尤其是“一打三反”運動中,是殺了許多不應該殺的人,那主要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為打擊跟隨毛主席造反的人濫殺的。就像林彪的“571工程紀要”所說的那樣:打著B52(指毛主席)的旗號打擊B52的力量。
至於文革初期對毛主席狂熱的崇拜是有其時代背景的。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由於中央書記處擴大指標後各級黨委追加的幾十萬“右派”造成的擴大化,形成整個社會的政治高壓現象:反對任何一個黨員就是反黨,反對任何一級領導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就會被送去“勞動教養”或打成“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每一個人都可以拿著《毛主席語錄》和任何一級領導(從班組長、生產隊長到省,市長、中央領導)辯論,可以批判他,可以喊打到他,可以奪他權。就是說,用崇拜毛主席一個權威,打倒了直接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級權威,自己“用毛澤東思想衡量一切”代替了別人強加的“黨領導一切”,那是一個多麽大的解放啊!就像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帝就在你心中,不需要各級主教、神父做中介。
那麽又為什麽恐懼文革呢?從“民主牆”、“學潮”至今,幾十年的任何民權運動哪一個不帶有鮮明的文革痕跡。尤其是上世記八十年代末學潮帶起的下層偉大的群眾運動,高舉的是毛主席的畫像、高喊的是打到D和“官倒”、用的是大字報和大辯論。對此,無論是當年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或者我們基層的造反者,都有一個同樣的感覺: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麽!所謂對文革的恐懼,說到底是怕“暴民”、是自己幻覺中的“暴民”。從文革、“學潮”至今的中國有這樣一個特點:“政治動亂”時社會治安反倒特別的好!象甕安這些一年幾十萬起的“群體事件”,哪一個搶了老百姓的東西,燒了平民的房子?這是那些“文明國家”同類的騷亂事件所無法相比的,這也是文革的遺產,叫“要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就“毛派”來說,你為何反對政改呢?從1949年的“共同綱領”到1954年的《憲法》、1975年《憲法》,其中那一個政改不比改革後的政改幅度大,整個毛澤東時代,毛主席的繼續革命,就是不斷的政改。至於向右的政改,我們還真想象不出、一個比我們現在還右的政改後的中國社會是個什麽樣子。以蘇俄為例,所謂的“巨變”後,仍然是免費醫療、教育,有房可住,養得起老。蘇共垮台了,也沒有殺、抓革命者。當時蘇聯的人民,又為什麽要去做保衛”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社會帝國主義”的“男兒”?!如果說蘇俄有過去的經濟基礎,那麽,再以比我們窮得多的印度為例,他們全社會還有低標準的免費醫療。難道我們拿著已完全官僚資本化的所謂“國有”、“公有製”符號給自己“畫餅充饑”麽?
毛派也不應該怕民主。所謂毛派,本身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產兒,大民主是其天然優勢。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難道比沒有民主還要壞麽?毛主席當年和蔣介石作鬥爭使用的民主武器,不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羅斯福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說,毛主席絕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
美國也沒什麽什麽可怕,它更講實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後,留在那裏的唯一外國大使館,就是美國的。隻是經過激烈的爭論後,美國國務院作出了一個曆史性的錯誤決策。前埃及、突尼斯政權本來就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他們一旦被證明是失去民心(遭大多數人反對後),美國照樣“落井下石”將他們踢出去,哪怕以後的新政權難以捉摸。
四:兩派對權貴集團和民主的共識,是民主進程的關鍵
著名學者張宇燕在回憶他的導師奧爾森(和剛去世的布坎南都屬於“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相同於毛主席的“七、八年來一次”時,曾說了他自己這樣的看法:文革結束時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任何既得利益集團,走什麽路,做什麽事都是阻力最小的。那麽今天中國社會已經有了曆史上的最大也最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也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這個集團,自由派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用趙紫陽的話來說,就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毛派稱它是“官僚資產階級”,就是毛主席說的“官僚主義階級”和改革開放中生產的大資產階級的聯合體。也就是說,雙方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盡管表述、研究和對未來的設想不同。
現在中國,還有一些類似於《南方周末》那樣的、受自由派的影響的報刊,更有自由派職業影響的地方,例如學校。盡管也受到很大的壓製,尤其是在和權貴集團的利益衝突中。而中國至少有上萬種報刊,沒有一家是受毛派影響的,兩千三百所高校,毛派能登上的講壇屈指可數。那麽為什麽毛派不更強烈的要求民主呢?!
無論是程序民主的選舉權,還是大民主的廣泛表達權和參與權,無論是對國家上層的民主選擇權,還是在社會基層工作、生活中的切實的民主權利和自尊,今日中國隻要是民主,我們都要。民主是鬥爭的工具,在現階段的中國,它也是目的,沒有民主,我們沒有最低條件下的活動空間,沒有民主,一切都隻能在根本無法影響社會的小網絡、小地方空談。什麽政改、革命,沒有最低的民主條件,一切無從開始。盡管有了民主後又會有更多更新的問題,盡管民主並不是人類社會唯一的進步要求,但是沒有民主的社會一定是最壞的。——這應該是,也一定會成為兩派的共識。
一個共同敵人——權貴集團,一個共同需求——民主,兩派如能取得這兩點共識,那麽,中國的民主進程才有可能開始,中國當今社會的困局才能夠突破。因為自由派和毛派是中國當代社會在野的主要政治勢力,他們的一致就是基本上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在社會的共識麵前,包括權貴集團在內的任何其它力量都是阻擋不住的,當今,正是由於勢均力敵的這兩派糾纏的分歧,因此,兩派中的任何一派觀點都不能代表全社會的民意,權貴集團才有空子可鑽。前年,我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說,“毋庸諱言,兩派將來在爭取中國未來的道路上一定是對手,但不是今天。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誰都不會有未來”。未來兩派的爭論,“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雙方都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五: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動力是群眾(公民)運動
一位自由派的學者說得好“除了民間,我們一無所有。”這些年,孫誌剛、鄧玉嬌乃至烏坎這類事情的合情合理的解決,就是因為民眾(包括各種思潮)表現出一致的力量。但僅僅這樣得到的遠沒有我們同時在更廣泛的不合理社會中失去的更多。必須依靠民眾的聯合力量,民眾的運動(自由派叫公民運動,毛派習慣叫群眾運動),首先取得最基本的民主條件,再根據群眾的覺悟和要求,一步步走向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較為公正、平等、自由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