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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文 革 曆 史 真 相

—— 讀楊道遠《奉獻》我經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作者：白雲黃鶴

共產黨毛主席發動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 1969 年 4 月勝利結束已經 41 年。有人道聽途說斷章取義，把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描述成青麵獠牙十惡不赦，文革被蓋上了罪惡的烙印。到底誰破壞文革，誰整群眾，誰打砸搶，誰給人民造成災難？《奉獻》為還文革曆史本來麵目，提供了翔實的曆史事實。請看：
1 、誰在文革初期整教師整學生整群眾？
1965 年 1 月《二十三條》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6 年 5 月《五 . 一六通知》說，鬥爭的目的是對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 1966 年 8 月《十六條》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然而， 1966 年 6 至 7 月，由省、市委工作隊在 21 個單位的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幹部中 “ 橫掃牛鬼蛇神 ” ，以 “ 三家村 ” 、 “ 右派分子 ” 、 “ 資產階級黑幫 ” 和 “ 反對和破壞文革罪 ” 被槍斃的 1 人，死緩的 1 人，無期徒刑的 1 人，判 15 年徒刑的 1 人，被逼自殺的 6 人，自盡致殘 1 人，受到紀律處分的 112 人，打成黑幫、右派、三家村批鬥、遊鬥的 1081 人、被捕 400 餘人 ( 其中學生 159 人 ) ，共計 1608 人蒙冤受害。 1966 年 8 月 24 日省、市委指揮的武漢地區的官辦紅衛兵，掀起的破 “ 四舊 ” 橫掃 “ 牛鬼蛇神 ” 的第二次 “ 革命行動 ” 中，先是改路名，對老字號商店門牌又砸又換，隨後，凡是他們認為的 “ 牛鬼蛇神 ” 、 “ 反動資本家 ” 、 “ 反動學術權威 ” 和 “ 資產階級右派 ” ，都采取批鬥、抄家、掛牌戴高帽、遊街、剪褲子和剃陰陽頭等 “ 革命行動 ” ，七天功夫，被抄家的 21000 多戶，抄得黃金 110 斤，白銀 1800 斤，銀元 26 萬 7 千塊，現金與存析 440 萬，導致自殺 112 起，被恐嚇死亡 62 人，遊鬥折磨致死 32 人。
當時我（楊道遠）是武漢測繪學院航五班文革小組組長，當時我們整個學校都在整學生，整老師，青年教師仇愛立被打成反革命，從一號樓跳下自殺了；一對老教師（顧保康夫婦）被說成是國民黨中校，也被逼雙雙自殺了。還有一級教授葉雪安、講師洪克藝、講師梅其祥都被整死了，毛主席對走資派整群眾稱之為 “ 五十多天 ” 的白色恐怖。我認為這種作法不對，鬥爭的大方向不對，就去找工作組，工作組不接受我的意見，我就去找駐院工作隊，工作組工作隊都不解決問題，我就找省裏，找到北京。從此班裏文革的一些活動就不再都通過我了。
1966 年 9 月 13 日 ，我們成立了學生組織 “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 ，把鬥爭的大方向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為武漢地區最早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9 月 24 日，張體學親自到武測召開會議，咒罵我們是 “ 一小撮反革命右派 ” ，千方百計把革命造反派鎮壓下去。為保證這支隊伍的正確方向，我們成立了黨的領導小組，形成了很強的領導班子。
1966 年 10 月 15 日 ，武漢革命造反派和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在省委禮堂共同組織召開了第一個批判湖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扭轉了走資派整群眾 “ 橫掃牛鬼蛇神 ” 的大方向。
在文革初期是誰轉移文化革命鬥爭的大方向，破壞文化大革命，往死裏整群眾整知識分子？是誰保證革命大方向，反對整群眾？是走資派還是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還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還有疑問嗎？文革結束後那些走資派賊喊捉賊說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整知識分子整群眾，難道不是嫁禍於人嗎？至今有些被整的 “ 右派 ”“ 黑幫 ”“ 牛鬼蛇神 ” ，竟不知是誰整他，仍怨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嫁禍造反派，不是千古奇冤嗎？
2 、造反派與走資派誰不人道？
1967 年 1 月 1 日 下午，批鬥走資派王任重大會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舉行。批鬥會主持人員立即令人剝掉王任重的軍大衣，給王任重掛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王任重不肯掛牌子，把牌子取下扔掉。造反派立即又給他掛上，為防止他再扔牌子，兩位造反派前去把王任重架住。王任重的軍大衣被脫了，怕他冷，一個造反派工人薑詩存把自己的大衣脫下給王任重穿上。會上湖北大學 6.20 事件（ 1966 年 6 月 20 日湖北省委王任重把湖北大學敢於造反的革命師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圍攻、隔離、批鬥、監禁）受害者張維榮等九位同誌對王任重作了深刻揭發和控訴，以大量事實證明了王任重是湖北鎮壓群眾運動、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是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野心家。 1967 年 1 月 4 日，舉行了有幾十萬人參加的第二次批鬥王任重大會，墨水湖中學三名教師代表發言，揭露運動初期他們就被王任重判了刑，一個被判死緩，一個被判無期，一個被判徒刑 15 年，還有一名初中學生叫徐苗還不到法定年齡，但還是以脅從犯給判了刑。
開批鬥會後，王任重、張體學等省委要員暫時集中在水電學院，有專人負責他們的醫療、生活；還有人組織他們學習毛主席指示，提高認識，檢查思想，揭露問題，表態，亮相。革命造反派對當時的批鬥對象，政治上是嚴厲的，生活上卻是很關照。派專人照管他們，負責他們的安全，負責他們的食宿，王任重有肝病，水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派餘某某專門為他煲藥、倒痰盂，生爐子，還給他們煲湯喝。鬥他們時把他們當走資派，在會下卻把他們當老革命看待，很尊敬他們，吃住上唯恐照顧不周，晚上給他們三床棉被，唯恐他們受凍，張體學通過被批被鬥，提高了認識，自己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寫了檢討認了錯，取得了群眾的諒解，又被結合進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當了副主任。
走資派在運動初期破壞文革轉移鬥爭方向，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圍攻隔離批鬥監禁逼死，同革命造反派對走資派政治從嚴生活關照相比，誰人道呢？那些把走資派說成受害者，攻擊文革和革命造反派迫害老幹部（走資派），難道不是千古奇冤嗎？
3 、所謂 “ 搶檔案 ” ，看誰整群眾誰保護群眾？
1966 年 10 月 5 日 ，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了《緊急指示》，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 ‘ 反革命 ’‘ 反黨分子 ’ ，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中央批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要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1966 年 11 月 16 日，中央《補充規定》說：必須將 1966 年 5 月 16 日以後的各種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全部集中，不許隱瞞，不許轉移，不許複製，不許私自處理。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全部交還本人處理，其他所有材料，集中清點之後，在上級領導機關和本校學生代表的監督之下，當眾焚毀。
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走資派，拒不執行中央精神處理材料，把整群眾的材料進行轉移。走資派整學生整群眾的材料，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鐵證，他們為保自己就死保黑材料，生怕落入造反派之手，進行隱藏轉移。
文化革命初期，武漢測繪學院在老師和學生中抓 “ 小鄧拓 ” 、 “ 小三家村 ” 、 “ 反革命 ” 等整教師學生，院文革不承認整了群眾材料，拒不交出，鬥爭的關鍵時刻，院汽車隊老工人報告，院文革組織車隊的人轉移 “ 黑材料 ” 。我們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帶領群眾衝到了現場，搶出了 “ 三軍 ” （院文革的下屬組織）整的黑材料，成為院文革執行資產階級發動路線整群眾的鐵證。
1966 年 12 月，武漢文化係統走資派把整群眾的黑材料裝入檔案，用汽車轉移到湖北省五三農場，被五三農場汽車隊職工發覺，造反派去事發地，果見大批木箱子，說他們轉移黑材料，當權派說是檔案不是黑材料，造反派提出：任意打開一箱，如若是檔案，造反派不動，原封歸還，如若是黑材料，造反派要全部查抄。雙方達成協議後，當場打開一箱，不是檔案，正是某單位文化革命的材料，有會議記錄，劃左中右的名單等，當然被認定為 “ 黑材料 ” ，在場雙方簽字，造反派接收了這批被轉移到五三農場的材料。我說：五三農場有勞改犯，就是檔案運到勞改農場也很不安全。當晚全部材料運到武昌紅樓司令部所在地，總共 81 箱，當即全部藏於紅樓禮堂地下室裏。隨後抽調五名黨員，組成清查黑材料小組，對這 81 箱材料全部開箱查驗，按照中央有關處理檔案問題的規定，黑材料全部檢出，其他材料原樣放回，各個木箱互不混淆。黑材料發給有關單位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剩餘的材料一直保存到 1967 年 3 月省軍區接管司令部後，全部收走。
1967 年 1 月上旬，武漢市教育係統的黑材料被轉移到武漢市委機要室，是麻袋裝的，待轉運走。我們趕到現場，雙方達成協議，當場檢驗，任意拉出一麻袋，由機要員動手打開，把麻袋的東西全部倒在地上。這一袋全部是某單位文化革命辦公室的東西，有《湖北通訊》、《武漢市文革動態》、筆記本、會議記錄本，內有左中右排隊名單等等。共 23 麻袋，兩個機要員坐在材料車上押車，運到了武漢測繪學院。雙方共同查閱，除雙方認定為黑材料的材料外，其他材料一律放回原袋。 1967 年 3 月由機要員帶人將全部清走，辦了交割手續，當時並沒有說缺少什麽，我們和機要員都簽了字。
在文化革命中誰在保護群眾，誰在整群眾，還有疑問嗎？文化革命結束以後，走資派以 “ 搶奪公文罪 ” 判楊道遠有期徒刑三年！那些對抗文革對抗中央，轉移整群眾的 “ 黑材料 ” 的走資派，不追究罪責，對執行中央文件、落實中央精神，追繳 “ 黑材料 ” ，保護群眾的造反派反而坐牢！真是黑白顛倒，千古奇冤，天理何在？
4 、誰破壞生產？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他們推行的整群眾轉移文化革命大方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遭到批判之後，不甘心失敗，以他們占據的領導崗位消極怠工躺倒不幹，來破壞生產秩序，影響生產計劃的完成，企圖達到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武漢各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了 “ 抓革命，促生產 ” 指揮部，保障各項生產任務的完成，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從 67 年 1 月上旬開始，多次組織各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派車派人到車站、碼頭幫助轉運物資，尤其春節前加緊轉運過節物資。新華社就此還發表了新聞稿，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支援生產的事跡登在《人民日報》上。武重等各廠礦企業革命職工紛紛建立 “ 抓革命、促生產 ” 班子。 67 年 1 月 20 日，革命造反組織及外地來漢師生 50 多萬人，以 “ 抓革命，促生產 ” 為題，分別在漢口人民公園、武昌體育場、青山等地集會，揭露走資派破壞生產的陰謀，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一些單位還把本單位消極怠工，破壞文革破壞生產的走資派遊街示眾。
革命造反派在保守派外流，走資派躺倒不幹，使生產可能癱瘓的情況下，狠抓革命，猛促生產，使走資派以破壞生產達到破壞文化革命的伎倆破產。文革後有人把走資派破壞文革破壞生產，說成革命造反派破壞生產不是千古奇冤嗎？
5 、誰搞武鬥破壞文化大革命？
搞 “ 二月逆流 ” 的武漢譚式人物，通過武漢市人武部的走資派於 1967 年 5 月 16 日，策劃、糾集、拚湊、炮製出一個大雜燴，一個保守派的集合體 ——“ 百萬雄獅聯絡總站 ” 。這個聯絡站開了成立大會，它的口號是 “ 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 ” ， “ 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 ” ， “ 圍剿鋼二司，踏平九一三 ” ！百萬雄師基本上不搞 “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 ，他們一開始就是 “ 行動行動再行動 ” 。百萬雄師成立之後在東湖賓館開會，製訂各種 “ 掃平計劃 ” ，先從漢陽開始掃平，然後在漢口一條街道一條街道去掃平，最後掃平武昌的各個大學。百萬雄師沒有搞一天的 “ 文化革命 ” ，同造反派也沒有公開開展過辯論，是個純粹的武鬥團體，是武老譚武力鎮壓造反派的武鬥隊。百萬雄師從 1967 年 5 月 16 日成立，到最後一次攻打武漢體育學院，至 7.20 事件後被解散，在這個組織存在的 68 天內，進行了 70 多場武鬥，殺死殺傷革命造反派革命群眾上千人。
如血洗工造總司。 6 月 24 日淩晨，百萬雄師，組織了七八千武鬥人員、幾百輛汽車、七輛消防車，滿載百萬雄師的卡車、消防車，向設在漢口大智路的工造總司司令部撲來，軍管的電信局把我們和外界的電話聯係完全掐斷了，工造總司司令部內大概有 220 人左右。由於軍隊擔任武鬥指揮，一切都很專業，百萬雄師總指揮由雄師支隊隊長湯忠雲和江岸區二號頭頭陳文擔任。八時開始，市公安局消防處開來幾輛消防車，開始向工造總司大樓噴水，十點鍾後百萬雄師戰鬥人員縮小包圍圈，向大樓內拋石頭， 11 時，百萬雄師用汽車將工造總司司令部大樓院子大門強行撞開，準備殺人。十二時工造總司司令部大樓院子仍未攻下，大樓後麵駐武漢市無線電廠的軍代表，突然將工廠的大門打開，二十多輛汽車滿載全副武裝的百萬雄師戰鬥人員從大樓後麵攻入。工造鐵軍隊長魏東被逼到三樓左側平台上，麵對著團團包圍的百萬雄師暴徒寒光閃閃的長矛大刀，舉著紅旗高喊 “ 毛主席萬歲！ ” 跳下樓去，壯麗犧牲。可憐才 15 歲的小姑娘廣播員朱慶芳被幾個百萬雄師大漢用鐵矛活活戳死。工造總司當場被殺死 28 人，重傷 60 餘人。這難道是兩派武鬥嗎？這是走資派滅絕人性的法西斯大屠殺，這段曆史記錄了走資派仇視文化革命群眾運動、鎮壓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武漢的 “ 武鬥 ” 不是雙方對打，而是革命造反派遭到走資派鎮壓，遭到血洗的時候有過反抗。武漢不存在武鬥，隻有血洗，隻有鎮壓。在走資派操縱的百萬雄師的進攻麵前，在百萬雄師的殘暴鎮壓下，不屈服的不願投降的人們奮起反抗，這就是 7.20 前武漢武鬥的真實情況。每次武鬥百萬雄師都是有備而來全身而退，死傷的都是革命群眾和造反派，百萬雄師除了 6.17 在銅人象前被打死兩名成員（在押犯）外，再無人被打死。隻要對武漢曾經發生過武鬥的地點稍加研究，不難發現，所有武鬥現場都在造反派的地盤上，都在造反派的家門口。這充分說明，是強盜到造反派家中大打出手，造反派不願舉手投降，被迫自衛反擊，沒有任何一份資料能夠證明造反派曾經主動到哪裏進攻過。
走資派專搞武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操縱武鬥組織 “ 百萬雄師 ” 鎮壓革命造反派，卻誣陷文化革命和造反派武鬥，真是千古奇冤啊！
6 、 “ 搶奪槍支 ” 罪的千古奇冤！
武裝左派的由來。 1967 年 8 月初，毛主席兩次 “ 批閱、同意 ” 的中央文件指出： “ 建立群眾性的革命武裝，保護國家財產，協助解放軍維護社會的革命秩序。 ”“ 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革命的群眾武裝，是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財產、維護革命秩序、製止壞人殺害左派群眾的強大力量。 ” 《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社論指出，要有計劃的、分期分批的把革命左派武裝起來。鋼二司的同誌們學習中央文件和《紅旗》社論，自認為鋼二司就是革命左派，要武裝首先就應該武裝鋼二司。
鋼二司領導班子，根據中央文件和《紅旗》雜誌社論精神，去了部隊設在武測圖書館的支左辦公室。要求給我們發槍。支左軍代表康星火說，發槍是件大事，我們做不了主，要請示上級領導，沒有指示，不能發槍。隔了一天，他們就答複了。支左辦公室一位負責人說武裝左派，鋼二司肯定是應該武裝的，但是不能直接發槍給你們，因為武漢群眾組織比較多，給鋼二司發了槍，別的組織要是也來要槍，就很難辦，要鋼二司體諒部隊的難處。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最好是你們自己去倉庫裏搞，我們支持你們。那個時候部隊都是支持造反派鋼二司的。我們先派了一個小分隊，赤手空拳，打著鋼二司的旗子，戴著鋼二司的袖章，朝著倉庫方向走去。守衛倉庫的解放軍立即開門表示熱烈歡迎，後麵的車子就緊跟著開了進去。在我們的要求下，值勤的解放軍把各個庫門都為我們打開了，我也親自進了倉庫。先是拿槍和子彈，後來連擦槍布都搬回來了，還有幾尊迫擊炮也運回來了，都運到了武測。這些槍是不能用的，槍都是沒有槍栓的。這些槍提前做過技術處理，槍栓和槍不放在一起，後來槍栓是在什麽地方弄到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守衛部隊看到鋼二司搞槍，當即給上麵打電話， 8199 部隊去了很多人，他們到達的時候，我們裝槍的第一輛汽車已經出來了，正好攔住，我就在這輛車上。我下了車，同前來的解放軍講明了情況，他們認準是鋼二司後就放行了。部隊還派戰士封鎖路口，保證鋼二司運槍車輛通行。槍運回鋼二司後，鋼二司成立了 ‘ 軍政訓練辦公室 ’ ，軍政訓練都是請部隊搞的。這個辦公室的技術指導都是部隊派來的。清理槍支、給槍配槍栓、校正、試射，都是部隊幹部幫助完成。鋼二司組織民兵隊伍，發放槍支，訓練打靶，都是部隊幹部領著幹的。紅武測成立了鋼一連、鋼二連， 8199 部隊派了兩個編製連進駐武測，同民兵連搞 ‘ 一幫一、一對紅 ’ ，一起訓練，一起打靶。當時《解放軍報》還報導過。鋼二司搞槍就是這麽個行動，回來之後經清理發現什麽槍都有，手槍、步槍，還有高射機槍和迫擊炮，學生們都不會使用，隻有軍隊的人會使用。我們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在軍隊幹部指導下進行的。我們規定；除了在靶場，一顆子彈都不準放。總部的頭頭每個人都有了手槍，我自己在靶場外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要是自己打了怕管不了別人。
1967 年 9 月 5 日 中央發布命令，要求繳槍或者原地封存。我們堅決執行，在部隊的參與下，倉庫的槍先行封存，發下去的槍支都上繳，由鋼二司軍政訓練辦公室收齊後全部轉交部隊。發槍的時候造了冊的，收槍時按冊核對，全部收繳了，此後再沒有人找過我們。從此以後鋼二司作為一個組織，再沒有搞過槍。 1970 年在北京辦學習班時，張昭劍說我們搞 “ 反革命武裝 ” ，我說是你們派人組織訓練，是你派部隊去同我們搞 “ 一幫一、一對紅 ” ，我們怎麽成了反革命武裝了呢？我記得收槍的時候， “ 九五命令 ” 上說，除了反革命之外都不予追究，九五命令還說 “ 今後如有違反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 ” 。後來，武漢軍區三辦幹部徐健說：一九六七年的所謂搶槍，方銘（ 15 軍軍長）有電話指示說要給造反派發槍，要發三萬條槍，要我們做計劃。後來沒有直接發，叫派人到倉庫去搞。又說是造反派搶槍。
1982 年走資派清算文革時，把我們 95 命令下達 “ 以前 ” 發生的事當作 “ 今後 ” ，以 “ 違犯國法 ” 給我定罪，判我十年徒刑，罪名是 “ 搶奪槍支 ” 。我在法庭上說， “ 搶 ” 是要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我們赤手空拳，倉庫有一個排還是全副武裝的戰士守衛著，我們如何搶得了？更何況沒有發生任何衝突，何以定我搶奪槍支罪！自己辯解是不起作用的，刑還是照樣判了。
走資派對打死那麽多革命群眾，不予追究，對革命造反派按中央文件規定執行，卻判刑坐牢，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7 、世界上有這樣的 “ 罪犯 ” 嗎？
楊道遠出生於河南鎮平貧農家庭， 1961 年 9 月進武漢測繪學院， 65 年加入共產黨， 65 年參加四清， 66 屆畢業生，文化大革命中堅持按照中央 516 通知和 16 條辦事，始終保持鬥爭的大方向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為革命造反派 40 多萬人的武漢鋼二司負責人，周總理 16 次接見。經中央批準，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於 1968 年 2 月 5 日成立，成為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常委。
省革委會剛成立的時候，實行集體辦公，省革委會副主任和常委實行分班輪流值班製。曾、劉不參加，張體學的班則要我來代。在省革委會工作的時候，時時刻刻用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標準要求自己和革委會成員，結果多少得罪了某些老同誌。
一次是在東湖客舍開會，代表們都睡的是鋼絲床，在當時那是最高檔的。我反對在那裏開會，堅決不住東湖，認為這是接待外賓的，為什麽省裏開會不能在招待所裏住，非要上這裏來？最後隻好給我換了棕床。
還有，曾思玉個人批準，把省革委會周圍做了五六米高的圍牆，我當時不知道是誰批的，隻要一開會我就說，這個圍牆用了多少磚頭，花了多少錢，這夠給農民蓋多少房子。王任重那時都沒有修這個圍牆，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連過去的走資派都不如。革委會知情的工作人員私下對我說，是曾司令員批的，勸我以後別提了。
還有一次開常委會，晚上十點種會議可以結束了，也都有車子可以送大家回去，但是硬要留下來吹牛吃點心。那天剛好是我值班，計劃拿到我這裏批，我說不要搞，工作人員說是首長叫搞的，不搞不好。我批上：夜餐照發，我不要，對這種做法我堅決反對。這件事後來整我的時候，被說成：因為一個餅子兩個點心，就說張體學又犯了走資派錯誤，說我打擊老幹部。
還有一件事， 1968 年初武漢測繪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曾思玉、劉豐等都到會祝賀。此前中央發了一個文件，批評西安某大學成立革委會大擺宴席，故此，武測沒有準備宴請，隻想著散了會就走人。可是散會後曾劉要到武測革委會坐坐。這一坐問題來了，我們沒有準備午飯！怎麽辦？學校食堂是來不及了，當時 7252 部隊駐在武測，就請曾、劉等人到部隊夥房吃午飯。這件事我當時覺得很尷尬，並沒有很在意。可是過後到省裏開會時，劉豐多次當作眾人說我：楊道遠真小氣，到他們學校去連飯都不管，他們覺得對他們太不尊重了，不把他們當領導、當上級，別人請都請不去，到你們武測去了，你們這樣怠慢！我當時也沒有多檢討自己，還以為，中央要求勤儉節約。
1969 年元旦、春節期間，省革委會組織慰問團，我作為副團長，任務是帶慰問團去荊州、宜昌地區慰問解放軍。慰問團不僅有文藝演出隊伍，還帶有慰問品，還去了當陽飛機場，機場在山上有個雷達站，我們慰問團到山上去慰問，雷達站隻有十幾個解放軍戰士，有一個戰士在燒火做飯，為使這位戰士能看演出，我替他燒火，結果把飯燒糊了，成了笑話。
1969 年 8 月份我請假回河南老家去結婚，為什麽要回河南老家去結婚呢？因為在武漢結婚，不設宴，不舉行婚禮，那麽多朋友不好交代。特別害怕送禮，搞不好就犯錯誤。我和我愛人悄悄的回到河南，在老家也沒有辦酒，沒有請客，我要離開老家的前一天宴請了全村的長者，向他們告別。回到武漢後，大家還是知道了，朋友們來鬧就給幾顆糖吃就算了。
在省裏值班時碰到一個知青，她姨媽帶她來反映問題。她被下放的荊州某地，有一天生病沒有下地幹活，在家裏躺著休息。人武部長知道了，假裝來看望她，結果被人武部長乘機強奸了。我一聽就氣炸了，這些中學生才 15 、 6 歲，從來沒有離開過父母，下放到農村就很吃苦了，還這麽糟蹋她。我當即就批了 ‘ 撤職查辦〈他們說我處理太嚴了〉。
1969 年 6 月中旬，由於連續大雨，河水暴漲，府河決口，沉湖受淹，我立即去現場，組織疏散人員，抗洪救災。 6 月 27 號洪湖長江堤潰口，我得到消息後，立即趕往洪湖，抗洪救災指揮部在省革委會領導下，城鄉軍民共同奮鬥，堵住了潰口，鎖住了肆虐的黃龍。抗洪救災成效顯著，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發揮了巨大作用。顯示了新生政權的優越性。
一個這樣廉潔奉公、嫉惡如仇、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勤務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 1983 年 1 月 18 日走資派以莫須有的 “ 搶奪槍支 ”“ 搶奪公文 ” 作為 “ 罪犯 ” ，判刑 12 年，天下有這樣的 “ 罪犯 ” 嗎？天理何在！
8 、無產者聯合起來！
2007 年夏天，湖北最大的造反派組織和最大的保守派組織 “ 百萬雄師 ” 的負責人，兩次聚集一堂，回顧總結文革經驗教訓，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曆史真相。工人階級經過曆史的洗禮，對走資派如何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了清楚的認識，感慨萬千，保守派並沒有因為保了走資派而免予下崗失業，他們中的一些人找市裏解決問題，要求在國家法律、法規內堅決 “ 維權 ” ，他們的行動卻遭到盯梢壓製。現在真正理解到 “ 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 ” ，走資派才是工人階級的共同敵人，走資派希望工人階級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利用工人鬥工人，以破壞文化革命保護自己。工人階級隻有聯合起來，才能維護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
老紅軍老革命李爾重，當過省委書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受衝擊，被關押在福建樂清監獄，他自覺革命不斷學習，革命思想不斷升華，毛主席逝世後有人 “ 反毛，批毛 ” ，他勇敢的站出來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社會主義公有製度。李老謙虛的對我說， “ 你們是先知先覺，我是後知後覺，我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才有了認識的 ……” 李爾重同誌是不計個人得失，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為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 41 年，曆史蕩滌著掩蓋事實的浮塵，顯現出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本相：
走資派破壞文革罄竹難書！
造反派受盡冤屈天理難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