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反思80年代改革的毒副作用之一

80年代是一個流氓崇拜的年代。

文革前的中國是政治第一，政治第一的極端，導致泛道德論，由於道德的高度權威性，使人們處於清教徒似的生活中，甚至出現了道德罪，如此，則壓抑了人性。所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文革的結束，為道德罪的解除提供了契機。由於否認了道德的權威性，於是人性的壓抑得以解除。於是各種文化得以釋解。

但是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思想、道德、社會倫理、價值觀、信仰方麵的混亂。由於對毛澤東的否定，對於整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民整體上的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運動的否定，導致了中國人在精神上的迷惘，導致了極端的實用主義，出現了“黑貓白貓論”崇拜，再進一步出現了流氓崇拜，很大一批人為了求自保，就以流氓自居，“我是流氓我怕誰”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銘，盡管進行了幾次“嚴打”，仍然流氓猖獗。兼之重視經濟改革，輕視政治，甚至否認政治及社會倫理道德倡導教育的作用，整個社會象發情的母豬，哼哼唧唧的向前邁進，整個社會出現了對以前社會價值的全麵反動。雷鋒被否定，誠實忠厚成了愚蠢無能的代名詞，整個社會崇尚油滑、奸詐、鑽營，可以說亙古以來的中華民族從未如此公開的提倡如此無恥的言論，“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成了社會的時髦，前者為掙錢的門路，後者為消費的方式。整個社會公開的以罪犯、勞動改造釋放者、流氓、阿飛為能人，包括作家、電影、報紙幾乎輿論一邊倒的頌揚這些所謂的“能人”，於是這些人就入黨、提幹、承包工廠、單位，於是大批的以前被認為是社會渣子的人，進入了公安、黨政等權利部門，這就為社會的迅速腐敗、社會道德的淪喪埋下了伏筆。這些所謂的“能人”，真是不為他的主人爭氣，狗改不了吃屎的性，掌握了社會的財富資源、權利資源就為所欲為，社會豈能不敗壞？

     於是眼裏容不得沙子的學生們，難以容忍了，於是80年代中後期，學潮不斷，此起彼伏，終於導致了89年的大規模學潮。六四事件後，整個學潮運動陷於絕望中，學潮不再出現，但是壓製的結果，就是墮落。社會為腐敗墮落進一步發酵，貪汙腐敗成了正常文化，貪官殺不勝殺，前赴後繼，如潮水般洶湧而至。

事情並沒有結束，社會倫理觀念也隨之急劇敗壞，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是不奸不能生存，於是中國人的形象變得刻薄、奸詐、無孔不入，一副流氓無賴嘴臉，並且越來越如此，也隻有如此，才能進一步活下去，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混混形象、無賴形象、流氓嘴臉的國人，隨處可見。即使於讀書人以及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文化精英中，也隨時可以看到這種人，並且輕狂、淺薄、無賴。

悲哀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說：吃人的人也會自吃。中國人什麽時候才能醒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