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靜泊聽濤聲
讓心之船隨思緒漂流，靜息聆聽歲月流淌的歌
2007年4月的<<紐約客>>刊登了奧爾罕.帕慕克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護照”( My First Passport)
這篇文章不長，兩頁對開，還複印了護照中的一頁。相片裏的男孩大概7-8歲，頭發貼住前額，顯然剛被梳理過。據作者說，可能是為了照相特別梳理過的，他甚至說那是記憶中第一次梳頭。雖然帕慕克的祖父在鐵路上賺過大錢，父親是第一位進入歐洲工作的土耳其人，但童年的帕慕克經常亂發如草。如果護照的持有者是一位女性，那頭發該不會梳得這麽不自然吧？
持這本護照三十年之後，帕慕克突然發現自己眼睛的顏色被寫錯了。於是他發出如下感慨：“護照不是一個證明我們是誰的文件，而是他人認為我們是誰的文件。”中國人絕大多數是黑眼睛，大約不會被誤寫，但多年前，大陸很多持護照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簽--- ‘公家的人’ 。
二十多年前，因“私” 出國的很少，即使有，也要盡量納入公家的範圍。最初我收到普通學生的“F” 簽證，但根據當時的規定，接受我的大學必須將簽證改為“ J”，也就是交換學生，歸類為“自費公派” ，我才能拿到護照。於是我就有了一本“公派”護照。
因為是“公派”，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辦理護照，甚至不記得填過什麽表格。其實當時個人信息都在檔案裏，隻需組織或人事部門填寫，個人簽字之類的也可以免了，況且護照持有者的簽字並不如公章管用。當然，照片還是要的，我很可能因此去了“大北照相館” 
。因為得之太易，七年後之後我再申請第二本護照時，才知道“私事”真難辦！我在每個關口奔走和等待，對著每一個有關的人陪笑臉，揣摩他們的意思。從焦慮到麻木，再從麻木到焦慮，也不免想起當“公家人”的好處。
帕慕克第一次出國時還是個孩子。當第一本護照嚴實地藏在我的口袋裏，整架飛機沒有一個孩子。在一個全是成年人的座艙裏，我們默默地互相觀察著。有人打破了沉默，於是我區分出首次出國的和非首次出國的。非首次出國的人穿著牛仔褲，而我穿的褲子鬆鬆垮垮，右邊開口係扣。那時我從沒想過女人也能穿那種中間拉鏈的 。穿牛仔褲的人用英文縮寫來稱呼自己的學校，很專業很老道，令我敬畏。
帕慕克從伊斯坦布爾飛往日內瓦，飛行的時間不會很長。即使長途飛行，孩子也是最快樂的。他們不擔心飛機失事，不在意空間狹小，也不必手忙腳亂地係安全帶--那自有父母幫助。當孩子好奇地收放小桌板或調整座椅時，成年人也在做同樣的事。我看著別人如何做這些事情，模仿著。一邊覺得自己很土，一邊又情不自禁地摸了摸那本護照，確信它還在。
如果帕慕克童年時，也經曆跨越幾個時區的飛行，他會不會通宵地歡笑、跑和跳？事實上，當我第一次從空中跨越太平洋時，因晨昏的景觀類似，又無參照的坐標，黑夜和白天的銜接是模糊的，猶如我們從曠野的岩石縫隙中辨別地質的變遷------兩個地層之間的接觸線是如此細微，靠得又是這樣近，時間上卻差了好幾萬年。此時空間和時間合為一體。
在那架全是成年人的座艙裏，當興奮的熱度隨飛行高度上升而冷卻時，一個藍衣女子麵色灰白地快步走向後艙。那女子回座後，一兩個“非首次”出國的人走過去關照，座艙因此又熱鬧了一陣。當塑料窗罩假造出夜晚時，周圍沉寂下來。
一年之後，我有了一個新室友。她正是飛機上的那個藍衣女子。我得知她丈夫也曾在本校念書，但她得到護照的條件是其夫必須先回國。她說，“他們故意讓我們夫妻分居四年。”這也就意味著在那四年中，他們的女兒不能父母雙全地生活。當時那孩子不滿六歲，當時打到中國的電話費很貴。
當童年的帕默克第一次飛臨日內瓦時，他感到這座城市，連同雲彩，都延伸至無限，因此而印象深刻。我降落紐約時是一個黑夜。當時所見無法僅以“震撼”來形容，那是一種淹沒，因為感到滅頂而一切都變得模糊。當然，這個國家與土耳其、瑞士或中國一樣，都是“建立的海平麵上”(帕默克語) 。
這種滅頂的感覺從走下飛機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在我模糊的印象中，JFK機場出奇的大，也出奇的昏暗，我頭暈目眩地拖著沉重的箱子。箱子裏放了很多書，後來證實那些書基本沒用。我掏出護照和IAP66表，帶著些百姓見官的恐懼遞上櫃台。移民局官員看了我一眼，再掃了一下護照上的相片。他似乎更關心IAP66表，看得十分仔細。我生怕聽不懂他的問話，磕磕巴巴地回答著。我聽著“啪啪”幾聲，他示意我可以走了。我原以為還有很多關卡，對於這出乎意料地“快”毫無準備。我慌慌張張地取回護照，胡亂地放在什麽地方，聽到前麵有人在催--那是領事館來接機的人。我拖著一隻箱子跑了一段，再回頭來取另一隻…。
在生平最長的一次飛行之後，我想當然地以為目的地在即。因此感覺從機場到領事館的車程出奇地漫長。那時已是深夜，紐約這座不夜城也罩上黑色的麵罩，不苟言笑地望著我們。在領事館裏，我們排隊登記姓名和護照號，就寢時已是淩晨三時。那是一間很大的屋子，我和另外的六七個人共同度過異國的第一夜。
次日上午九時，我們被召集起來。召集人告戒我們如何在紐約市安全地行走。當我們走上42街時，一手緊捂著裝護照的口袋，另一隻手不由地抓住同行者的衣角。至今我仍很感激那一夜的照顧。七年之後，我再次來到美國。當我在布魯克林貧民區度過第一夜時，很自然地想起做“公家人”的好處。
八十年代初和中期，大陸來美的留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公費生”，自費生隻占極少數。我聽說“公”“私”兩種護照的顏色是不同。其實，從入學開始，我就沒用過護照。當需要身份證明時，我們就用學生證。除了個人資料，學生證是不分等級的。印象中，當時的自費生不大和公費生來往，他們多數沒有獎學金，打工學習十分辛苦。有些人因此而有些自卑，似乎公費才是名正言順。但拿公派護照的想從訪問學者轉為博士生是很難的。畢業之後，因為“J ” 和“F ”簽證的不同，“公家人”必須回國服務，幾乎不可能在私有製的社會裏留下來。做公家人得到的好處是要用自由來換的。當然啦，有些人很留戀事事由公家安排的時代。因為要承擔決定的後果，他們不喜歡做決定，嗬嗬 
。
帕默克說，到了日內瓦，他才知道自己要在別人吃過飯的桌子上吃飯，用他人用過的碗碟，睡他人睡蹋的床，並接受了使用的東西並不屬於他自己的事實。這種感受大概是因為他出身於沒落貴族之家，我可從來沒有這樣的感受。到美國之前，我住的地方，使用的很多東西從來就沒有屬於過自己，也不屬於其他的任何個人，它們隻屬於公家。後來，帕默克無法適應日內瓦的環境，不久就被父母送回土耳其。從此他再未出過國，也再未使用過那個護照。
在美國兩年的時間裏，我幾乎沒有機會使用我的護照。兩年之後，我失去了它。失去的時候，它還是有效的，因為回國之後必須上交護照。這本護照似乎從來就不是一個我的身份證明，不過是我暫時借用了那個身份。這一切進行得那麽順理成章，以至我從未想到把它複製留底。因此我完全記不起這本護照的樣子，更不可能像帕慕克那樣把它保留半個世紀，成為一個文物。
欣欣寫於2007年5月
我的跟帖：
共鳴一下。我的第一本護照也早就上繳了，同樣不曾留下複印留底。出國前我給自己和兒子一起辦了護照，卻沒有帶他一起簽證出來。離開北京前，帶一歲兒子的兒子去北京“大北照相館”為他照了張黑白頭像。這張印有“大北”字樣的照片一直放在我家客廳裏，當年賺足了我的眼淚。咳，也是老掉牙的故事。
離家--給安舟
女兒十七歲時離家去上大學，頭一次回來就大哭了一場。她說那裏沒朋友，鬧著要轉學。我自然不會同意，心裏說著“沒出息”，但還是抱抱她哄哄她。
我頭一次離開北京的家時是18歲。那天是大年夜，我們要坐通宵火車去南京，從此就在那裏當學徒工。因為學徒沒有探親假，因此在兩年之內，我們不可能回北京看媽媽。臨走前，媽媽讓我睡一會兒。我們躺在一張床上，我努力地睡著。其實，我並不是特別難過，一是同去的有六個人，二是可以脫離媽媽的管束。屋裏很靜，我想媽媽一定睡著了，側臉看去，她的眼淚正無聲無息地流下來。她很少當著我的麵流淚。
我離開北京到美國時，我女兒三歲半。離開的那個傍晚，我看見初生的月亮。一些雲朵淺淺地圍住她，好像是她的胞衣。我和女兒坐在床上，我照例做手影逗她玩。那是一隻兔子的全側影，耳朵和小爪都會動，還有一隻大眼睛呢。次日清晨我就要離開她了，我不知道該怎麽跟她說。我說：“媽媽要離開你很長的時間。”但這並沒有什麽意義，孩子沒有時間的概念。果然，她還是在玩。玩完了，親完了，我們躺下，我拍著她睡。通常她還醒著，我先把自己“拍”睡了。朦朧間，她突然說：“你走了，我不就成了沒媽的孩子像棵草了嗎？”當時正在播放台灣電視連續劇，其中有首歌叫“有媽的孩子是個寶”。她說的“像棵草”就來自那首歌。
到紐約時還是冬天。打工念書很累，有一次我竟然在地鐵上睡著了，坐到終點跟車回來，還是錯過了下車的站。初春的一天，我走在布魯克林的一條街上。有些樹剛剛發芽，有些樹還是幹幹地指向天空。化雪的地方，綠色靜靜地擴大著自己的領地。風已經不再冷了，一個穿黃衣的小女孩蹦跳著擦身而過。粉色的頭發夾子！塑料的蝴蝶形的頭發夾子！我女兒的頭發上也別著同樣的夾子，但是頭發的顏色不一樣。眼淚湧了出來，好像母親當年那無聲無息的眼淚。
再次見到女兒時已是三年半之後。當我走近院子大門時，突然有個孩子跑出來叫我媽媽。她還是梳著妹妹頭，個子卻已齊腰了。後來我問她：“你怎麽會認識我，是看我的照片嗎？”她說：“不是，爺爺在門口看到你走過來，告訴我那就是你的媽媽。”
女兒興高采烈地跟著我來美國，並不知道自己命運已經被決定了。臨行前，她堅持要帶一隻紫色的泰迪熊。那隻熊是我剛到紐約時在yard sale買的，再托人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