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顛倒黑白的捏造 險惡叵測的設計——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讀後感 )靳 草許家屯出走美國後的一九九二年，出版了一本《香港回憶錄》，但在大陸一直未見到流傳。說來也是有幸，半年前，一位老朋友帶來此書向我推薦“值得一看”。於是，我就得以“大快朵頤”，欣賞到這篇奇文大作。讀完此書，通觀全文，除了一些有關曆史過程梗概的枝葉外，基本上是“似曾相識燕歸來”。閱讀中，我一直感慨縈懷：一個做了二十七年省委書記、其中有六年是第一書記並且還是中央委員的人，對重大理論實踐問題的認識怎麽是如此之膚淺片麵?但是，許家屯畢竟要比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坦率的多。如果說，許家屯參加中國共產黨五十多年終歸受到些熏陶而多多少少還有些這個黨的風味的話，那麽，這點坦率即是其一。這樣，我們就容易和作者找到一個共同討論的平台，而不必要花費很多工夫先去弄清他的真實觀點和目的。許家屯在全書貫穿始終表明的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及其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充分理解與擁護，提出自己對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問題的觀點。這些觀點主要有：“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太少了，需要有一個‘補課階段’，需要有更多的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大膽放手運用資本主義經驗的階段。”他在極力吹捧所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後，又“特別要提到”：“必須適當地、有步驟地進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改革”，以建立起成為“人類共同財富”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製”，也就是說，全麵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詮釋的多麽坦率明快透徹啊!大概就是因為這點“坦率”過早地泄露了天機，這本書就有十年之久不得在大陸流傳。也大概由於現在該書宣揚的觀點已與當前中國的現實吻合起來，使其為當前的政策造勢，就采用“半明半暗”的慣用手法讓其流到大陸上來，雖然晚了一點，但還是終於使我們在陽光下看到了政策製定者的天機。與許家屯的坦率相映成趣的是，被他極力推崇、欽佩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很有些集 大成的大師風範。對於改革開放政策的解釋，鄧小平說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多次重申“四項基本原則”：多次重申“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條是公有製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 … 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在做出這些信誓旦旦的承諾的同時，他又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的概念作出自己的解釋；諸如“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是硬道理”等等。他設計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說這樣可以“先富帶後富”。人們對這些邏輯概念的嚴重混亂、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提出大量的詰問，他以“摸著石頭過河”、“多做少說”、“隻做不說”敷衍之，繼則發明了一個“不爭論”把人們的嘴封上。當在改革開放中，黨的腐敗和資本主義複辟大行其道，人民按照憲法賦予的神聖權利反對他的政策時，他能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用坦克壓，用機槍掃，還說那些被壓被掃的都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而對於那些在他的縱容包庇下發展起來的真正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則把他們幾乎全部送回美國“老家”繼續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至死也沒有象許家屯那樣“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坦率清楚的說明自己就是要搞資本主義。但是，他1992年在為了把自己的改革開放變得不可逆轉而進行的最後——次衝刺，即“南巡講話”中，他還是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意圖：“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社會主義變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百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來說，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主張這“三個有利於”的。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在具體執行中又不問“姓；‘社’姓‘資’…，這在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就沒有什麽區別了。他在同一年中另一次講話就更加明確：如果學習和借鑒工業國家的先進管理、先進經驗、先進技術，擴大和搞活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他言之鑿鑿地說：“而且是走定了的!”這是戲言嗎?不，這是“圖窮匕首現”的招認!社會實踐的全部效果，是驗證政策、言論及其動機的依據。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浴血奮戰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麵又一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從國內到國外，如果誰還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為了“鞏固發展完善社會主義製度”，那麽，他不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白癡，就是一個絕無僅有的騙子。社會現實已經做出了權威的結論， 已經打了二十多年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的口水官司應該劃上一個句號了。這就是我的朋友好象有重大發現而向我推薦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的原因。讀完此書，我深深感到，問題的症結還是在於二十多年前就應該向鄧小平們討論清楚、雖然在當時根本無法和他討論清楚的一個問題：為什麽要通過改革開放來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 這是無論到什麽時候都無法回避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這才是現在應該認真補上的一課。為此，筆者提出如下一些問題，做出一些初步的討論。一、 舊中國是什麽樣子的?這並不是離題甚遠、無關緊要的問題。道理極為簡單，就是因為新中國是從舊中國過來的。新、舊中國是曆史上相連的兩個環節，割斷曆史，就無法認識曆史。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的方法是人類認識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對舊中國認識不清楚，我們將無法說清楚新中國的一切問題。那麽，舊中國是什麽樣子的呢?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大致一樣，經曆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在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雖然推翻了腐敗的滿清王朝，但並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依然處在這三座大山極為反動、腐朽、殘酷、落後的統治之下。讓我們看一看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描寫罷：“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 … 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 國內軍閥暴戾恣睢， 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 所謂民國政府，已為軍閥所控製，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 吾國人政治上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餘矣。 中產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為遊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稅日益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奮鬥了一生的孫中山先生，在抱著事業未竟的遺憾於1925年撒手西歸兩年後的1927年，蔣介石即背叛了革命，由此激起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反抗，開始了十年內戰，接著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和960萬平方公裏土地的舊中國，始終處於腥風血雨、內憂外患、戰亂頻仍、支離破碎、天災人禍、生靈塗炭、水深火熱之中。舊中國的工業雖然從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開始，經過了100多年畸型發展，但規模非常之小、產量非常之低。以國民經濟經過恢複發展已經達到並超過建國前最高產量的1952年的人均量作為比較，不僅在所有品種中全部低於美國同期的幾倍、幾十倍、幾百倍、甚至於2000多倍，而且在大多數主要品種(如鋼材、水泥、發電量、石油、布、食糖等)也低於印度同期很多。但就如此之低的工業生產量中，外國資本還占到約70％，國內資本僅占約30％，而在國內資本中，官僚資本又占統治地位，以1946年為例，占到80％。舊中國不僅工業規模產量小得可憐，結構還很畸形。生產資料產值很低(約占30％以下)，生活消費資料產值較高(約占70％以上)。工業技術水平十分低下，多半從事一些修理和裝配。工業布局極不合理，極少一點工業幾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幾個大一點的城市。如1936年，關內工業產值的94％是由上海、青島、廣州、北平、南京、無錫提供的。廣大內地幾乎沒有近代工業，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謂工業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鐵匠鋪一類的手工業，90％以上的縣城沒有電力供應，火車、輪船、汽車等現代運輸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見到，縣城以下地方的交通運輸連膠皮輪的車輛都很罕見，一般都是些木輪的有的還帶個鐵箍的牛馬車、人力車，而最窮的連這樣的車子也沒有，就是肩扛人挑。舊中國雖然有史以來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農業大國，但是生產關係、生產方式十分落後，生產效率十分低下。一直到建國前，封建生產關係占據主導地位。大約占農產總數4％的地主占有全國耕地麵積的50％，占農產總數70％的貧雇農僅隻占15％。生產方式是傳統的個體手工勞動，幾乎沒有任何機械化作業，更沒有電力，沒有農藥，沒有化肥，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極低，停留在曆史上沿襲下來的靠天吃飯的狀態。農業產量很低，如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2162億斤，平均畝產隻有142斤，棉花22斤。全國9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但糧食還不能自給。生活方式也與千百年前沒有多少不同。農村中絕大多數人家是用“黑油燈”甚至火把照明，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糧、難得常吃細米白麵魚肉，象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是奢侈品，•都要進歸，‘是一般的百姓用不起的。經濟情況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磚瓦房。廣大貧雇農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很多人是上無片瓦、下無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咽菜，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紮。農民不僅要承受地主、富農沉重的剝削壓迫，還要受卷入國際市場後己侵入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還要承受國民黨反動派的抓兵抓丁、苛捐雜稅。舊中國的萬般苦難，尤以農村為甚。舊中國雖然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但是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極為落後。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在農村中，數百上千人的村莊有個小學畢業的，就算個“秀才”了。建國前夕，全國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僅有117000人。舊中國36年中(1912—1947)畢業大學生僅約21萬人，每年平均約5800人。因此，舊中國科學技術極其落後，幾乎沒有像樣的科學研究機構。很多有誌於科學事業的知識分子也隻好到海外飄零。由於三座大山的壓迫，由於教育與科學的落後，整個舊中國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統治著，人們的思想普遍受到這些反動腐朽文化的奴役、愚昧和禁錮，先進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極端殘酷的封閉、鎮壓和迫害，人們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運。魯迅把這種舊中國的反動文化統治比喻成“吃人”，算是揭露到骨子裏麵了。其他許多先進的思想家、文學家也在很多作品中對舊中國做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由於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的落後，醫療衛生事業也極為落後。千百年來+各種瘟疫瘋狂肆虐流行，整個社會沒有任何有效的係統控製機構、規劃、措施，勞動人民沒有任何醫療保健條件，象結核病、血吸蟲、瘧疾、天花、鼠疫、霍亂、黑熱病、克山病、傷寒等各種急慢性傳染病、地方病根本無法控製，任其瘋狂屠戳戧害廣大人民。因此，中國人民被殖民者羞辱的稱為“東亞病夫”。再加上自然災害和戰亂連年不斷，營養不良，人們特別是勞動人民生命保障能力微弱，建國前的1949年人均壽命隻有35歲，低於美國的68．6歲和印度的41歲。在整個舊中國，哪兒的農村沒有“亂葬崗”?哪兒的城市和礦山沒有“萬人坑”?“弱國無外交。”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淩，在國際上沒有地位。一百多年裏，一次又一次的列強侵略，連篇累牘的或明或暗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協定，記錄了舊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血淚斑斑的曆史，至今才剛剛掀過去五十三年。它銘記在還活著的老一輩的記憶中，它鐫鑄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它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遺存之中。就僅僅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我們的祖國，曾經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偉大貢獻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國家落後到了盡頭!民族禍患到了盡頭!人民苦難到了盡頭!四萬萬人民在水深火熱的黑暗泥潭中，煎熬著，掙紮著。這就是舊中國的真實寫照。曆史是一麵鏡子。隻有懂得曆史，才能認識現在；隻有懂得曆史和現在，才能預見將來。整個現存的物質的和精神的一切，不過是曆史嬗變的積存而已。失去了曆史的記憶，就是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根基。對曆史認識上的片麵和歪曲，是以後新的曲折和災難的根源。二十多年來，中國有一股勢力，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盡其能事，力圖掩蓋、模糊、歪曲這段剛剛過去的曆史，攪渾攪亂人民的視聽。筆者在這裏簡要概括地描述舊中國，就是為我們清楚地認識新中國，提供一個必不可少的尺度。沒有這個尺度，我們怎麽可能說清楚新中國的一切事情呢?二、 新中國建立後的前三十年，是成就輝煌還是發展緩慢停滯?(一)、問題的提出1949年10月1日，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領導全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而揭開了中華民族曆史上嶄新的一頁。新中國建立後，至毛澤東1976年9月9日逝世，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領導全國人民，又經過27年幾乎同樣艱苦卓絕的奮鬥，把一個貧窮落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了一個具有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的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新中國，成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向往的聖地，以不可戰勝的英雄主義氣概，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毛澤東時代，億萬人民同聲高唱的《社會主義好》、 《我們走在大路上》就是對於新中國翻天覆地巨大變化的真情描繪。對於新中國的成就，不僅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感到由衷的讚揚和自豪，就是包括曾經進行過殊死較量的敵人在內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們，也不得不承認甚至於翹起大拇指。例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總統、總理、首相、其他官員、學者一致評論：新中國的成就“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世界曆史”、“提高了工農的地位”、“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的光輝象征”。其中，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經過大量研究作出這樣的結論：“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 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毛澤東的那個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然而，也有完全相反的另一種觀點。那些被推翻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勢力以及它們的代表，出於自己沒落階級的本能，對於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對於新中國不管多麽巨大的成就，它們都會橫看豎看不順眼，狠得咬牙切齒，加以百般汙蔑，寢食不安地盼望恢複它們失去的天堂。本來，這是很一般的政治常識，也不必大驚小怪的。但是，這種強烈的完全相反的觀點卻是來自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對舊中國的苦難和新中國的成就即使不十分精通熱悉但也應該基本了解的、曾經長時間擔任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職務直至總書記的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就至少有七處記載了鄧小平關於在1978年底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二十多年裏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停滯的觀點。他於1987年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中國社會實際上從一九五八年開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內長期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牙口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在其他幾次講話中，他說：“從1957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 不但生產力沒有順利發展，反而受到阻礙。”對於新中國的巨大而輝煌的成就，他也有時不得不承認一點，如他也說“當然，同舊中國相比，還是進步了。… 也搞了一些東西，比如原子彈、氫彈，我們搞成功了，洲際導彈我們也搞成了”，但“總的說來，很長時間處於停滯狀態。… 中國耽誤了大約二十年的建設時間。… 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在這裏，我們不要看輕這幾句話。這是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的總根據。鄧小平就是根據他的這幾句結論而設計並開始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時代”，並給整個世界都帶來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和變化的“改革開放”啊!反差是如此之大，一方麵是美國學者的“毛澤東的那個時代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一方麵是鄧小平的“發展非常緩慢”、“總的說來，很長時間處於停滯狀態”、“總的說來沒有多大發展。”然而鄧小平沒有拿出任何事實和道理來說明他的結論。就是由於他這幾句話，被中國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的遺老遺少以及他們在國內外的同夥和繼承人就象抓住了幾根救命稻草，開始了對新中國又一輪的攻擊、汙蔑和謾罵，什麽新中國是“中華民族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啊、“中華民族的浩劫’’啊、‘‘封建專製”啊、“法西斯”啊、“計劃經濟死路一條”啊，毛澤東時代所發生的所有缺點錯誤都被無限誇大後利用起來了，連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罪惡也加到新中國頭上了，那麽，真相到底如何呢?讓我們來看看具體事實罷。鄧小平關於中國“發展緩慢停滯”的時間概念是不太清晰的，後限是改革開放的開始是肯定的，而前限有時說是1958年，有時說是1957年，有時說是土地改革以後，還有時說“‘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但根據改革開放的實踐看，實際上是把建國後毛澤東時代的一貫的政治路線是徹底否定了的。考慮到毛澤東逝世後的兩三年內，中國基本上繼承延續了毛澤東時代的路線，鄧小平也說他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從1980年搞起來的，因此，本文把建國後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後的二十二年分別作為對比論述。由於資料搜集的困難，大部分資料是從建國後恢複到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開始的。為了對比的方便，也把1957年以及1965年、1976年的有關資料列出。 (二)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係列統計數據。 表1、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按可比價格計算) 年份 工農業總產值 農業總產值 工業總產值 在工業總產值中 輕工業 重工業 1949 56．3 67．4 40．8 46．6 30．3 19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57 167，8 124．8 228．6 183．2 310．7 1965 268．3 137．1 452．6 344．5 650．6 1976 626．6 207．1 1232．2 764．4 2102．2 1979 845．2 249．4 1734．4 1061．0 2991．6 表2、全國人口、職工和城鎮個體勞動者人數(年底數，單位：萬人) 年份 總人口 職工人數 城鎮個體 合計 全民所有製 城鎮集體 個體勞動者人數 1952 57482 1603 1580 23 883 1957 64653 3101 2451 650 104 1965 72538 4965 3738 1227 171 1976 93717 8673 6860 1813 19 1979 97542 9967 7693 2274 32 表3、主要農產品產量(單位：億斤) 年 份 糧 食 棉 花 油 料 1949 2263．6 8．9 51．3 1957 3900．9 32．8 83．9 1965 3890．5 42．0 72．5 1976 5726．1 41．1 80．2 1979 6642．3 44．1 128．7 表4、主要工業產品產量 項目 1949年 1957年 1965年 1976年 1979年；：原煤(億噸) 0．32 1．31 2．32 4．83 6．35原油(萬噸) 12 146 1131 8761 10595發電量(億度) 43 193 676 2031 2820鋼 (萬噸) 15．8 535 1223 2046 3448水泥(萬噸) 66 686 1634 4670 7390木材(萬立方米) 567 2787 3978 4573 5439化纖(萬噸) 0．02 5．01 14．61 32．63棉紗(萬噸) 32．7 84．4 130．0 196．0 263．5布匹(億米) 18．9 50．5 62.8 88．4 121．5硫酸(萬噸) 4．0 63．2 234．0 450．8 699．8純堿(萬噸) 8．8 50．6 88．2 111．7 148．6燒堿(萬口屯) 1．5 19．8 55．6 121．5 182．6農用化肥(萬噸) 0.6 15．1 172.6 524.4 1065．4 表格5、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統計範圍為全民所有製單位)年份 總 計 合 計 其中國家投資 基本建設投資 更新改造設施投資1950 11．34 11．34 10．411957 151．23 143．32 7．911965 216．90 179．61 37．291976 523．94 376．44 147．501979 710．49 523．48 187．01 表6、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單位：萬人)年份 總計 高等學校 中等學校 小學 中等專業校 普通中學1949 2577．6 11．7 22．9 103．9 126．8 2439．11957 7180．5 44．1 77．8 628．1 708．1 6428．31965 13120．1 67．4 54．7 933．8 1431．8 11620．91976 20967．5 56．5 69．0 5836．5 5905．5 15005．51979 20789．8 102．0 119．9 5905．0 6024．9 14662．9 注：1、各級學校不包括成人教育。2、中等學校不包括技工學校。 表7、全民所有製單位自然科學技術人員數項 目 單 位 1952年 1979年科技人員總計 萬人 42．5 470．5工程技術人員 萬人 16．4 166．7農業技術人員 萬人 1．5 32．4衛生技術人員 萬人 12．6 139．6科學研究人員 萬人 0．8 31．7教學人員 萬人 11．2 100．1全國平均每萬人口中科技人員數 人 7．4 48．5 工程技術人員 人 2．9 17．2 農業技術人員 人 0．3 3．3 衛生技術人員 人 2．2 14．4 科學研究人員 人 0．1 3．3 教學人員 人 1．9 10．3 表8、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 年份 居民消費指數(以52年為100) 全國居民 農民 非農業居民 全國居民 農民 非農業居民 1952 76 62 148 100 100 100 1957 102 79 205 122．9 117.1 126．3 1965 125 100 237 132．4 124.8 136．8 1976 161 125 340 166．9 151.4 195．7 1979 197 152 406 188．8 168.4 221．8 表9、建國後五十年工農業交通主要發展指標與速度 指標 1952年 1979年 2001年 年均增長％1953—79 1980-2001年 人Il(萬人) 57482 97092 127627 — 原煤(億噸)0．66 6．35 11．1 8．7 2．6 原油(萬噸) 44 10615 16500 22．5 2．0 發電量(億度) 73 2819.5 14780 14．5 7．8 鋼(萬噸) 135 3448 15266 12．8 7．0 水泥(萬噸) 286 7390 64000 12．8 10．3 布(億米) 38．3 121．5 291 4．4 4．0 糧食(萬噸) 16392.0 32115 45262 2．5 1．6 棉花(萬噸) 130．4 220．7 532．0 2．0 4．1 油料(萬噸) 419．3 643．5 2872 1．6 7．0 鐵路營運裏 2．29 4．86 5．76 前26年2．9 後19年0．9程(萬公裏) (1978) (1997) 公路裏程 12．67 89．02 122．64 前26年7．8 後19年1．7(萬公裏) 表10、按總產量計算的1952年中國、美國、印度的經濟差距 項目 單位 中國 美國 印度 比例：以中國為1 美國為 印度為 人口 萬人 57485 17755 36108 0．31 0．63 糧食 萬噸 16392 15670 5200 0．96 0．32 肉類 萬噸 338．5 1045． 50．9 3．1 0．15 布 億米 38．3 87 42．12 2．27 1．10 原煤 萬噸 6600 46000 3600 6．97 0．55 石油 萬噸 44 30950 30 703 0．68 發電量 億度 73 4631 “951)58．6 63．4 0．80 鋼 萬噸 135 8452 160 62．6 1.19 水泥 萬噸 286 4239 270 14．82 0.94 表11、按人均產量計算的1952年中國、美國、印度的經濟差距 項目 單位 中國 美國 印度 比例：以中國為1 美國為 印度為 平均壽命 歲 (1949)35 68．6 41 1．96 1．17 糧食 公斤 285 882 144 3．1 0．51 肉類 公斤 5．9 58．9 1．5 10 0．25 布 米 6．7 49 11．7 7．36 1．75 原煤 公斤 114．8 2593 99．8 22．6 0．87 石油 公斤 0.8 1743 0．8 2264 1．08 發電量 度 12．7 2608 16．2 205 1．28鋼 公斤 2．4 476 4．4 203 1．89水泥 公斤 5 239 7．5 48 1．50 表12、按總產量計算的1979年中國、美國、印度的經濟差距 項目 單位 中國 美國 印度 比例：以中國為1 美國為 印度為 人口 萬人 97092 22506 63448 糧食 萬噸 32115 28070 10459 0．29 0．65 肉類 萬噸 1062．4 1697 62 1．60 0．06 布 億米 121．5 32．3 75．3 0．27 0．62 原煤 萬噸 63500 70850 10670 1．12 0．17 石油 萬噸 10615 42082 1284 3．96 0．12 發電量億度 2819．5 23188 1128 8．22 0．40 鋼 萬噸 3448 12370 1000 3．59 0．29 水泥 萬噸 7390 7665 1826 1．04 0．25 表13、按人均產量計算的1979年中國、美國、印度的經濟差距 項目 單位 中國 美國 印度 比例：以中國為1 美國為 印度為 平均壽命 歲 70 76 54 糧食 公斤 331 1247 165 3．8 0．5 肉類 公斤 11 75 1 6．8 0．1 布 米 13 14 12 1．1 0．9 原煤 公斤 654 3150 168 4．8 0．3 石油 公斤 109 1870 20 17．0 0．2 發電量 度 29 1030 18 35．5 0．6 鋼 公斤 36 550 16 15．3 0．4 水泥 公斤 76 341 29 4．5 0．4 注：此表人均壽命欄因缺1979年資料，暫列1989年數據 表14、1952-1979年間中、美、印三國經濟增長幅度 項目 總產量增長倍數 中國 美國 印度 人均產量增長倍數 中國 美國 印度 糧食 0．96 0．79 1．01 0．16 0．41 0．15 肉類 2．14 0．62 0．22 0．86 0．27 -0．33 布 2．17 -0．63 0．79 0．94 -0．71 0．03 原煤 8．62 0．54 1．96 4．70 0．21 0．60 石油 240.3 0．36 41．8 135．25 0．07 24．0 發電量 37.60 4．0 18．27 21．83 2．95 9．99 鋼 24.5 0．5 , 5．25 14．0 0．16 2．64 水泥 24．7 0．81 5.8 14．2 0．43 2．87 (三)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發展統計資料的說明 人們常說統計數字是枯燥的、僵硬的，這是因為僅憑表麵數字難以形象的全貌的全方位的從外到內多層次的活生生真覺實味的認識客觀事物。但是，真實可靠的統計數字是社會事物發展結果的即時記載，是準確認識客觀事物的概貌和框架的依據。隻是，我們在認識事物時，不能隻看具體數據而不認真弄清它所表達的社會現象的真正含義，不能隻看“果”不看“因”，也不能隻看結果不看過程，不能孤立地隻看一個事物，還要看它和其他事物的聯係和影響。為此，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發展統計資料作出以下說明。1、從表1可以看到，1979年與1952年相比，二十七年間，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加了7．45倍，其中農業總產值增加了1．49倍，工業總產值增加了17．34倍。從表3、表4、表5中可以看到，1979年與1949年相比，主要工農業產品數量增長的倍數分別為：糧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電量64．6，鋼217，水泥111，木材8．6，化學纖維1632(與1957年相比，此前為0)，棉紗7．1，硫酸174．0，純堿15．8，燒堿120．7，農用化肥1774．7；基本建設投資1979年與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基礎原材料產品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幾倍、幾十倍、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長。即使與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農業總產值、工業產值、農業產值的增長幅度分別為4．04、6．59、1．0：三種主要農產品的增長倍數分別為糧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三種主要工業產品的增長倍數分別為：原煤3．8、原油?1．6、發電量13．6、鋼5．4、水泥9．8、木材1．0、化纖1631．5、紗2．1、布1．4、硫酸10．1、純堿1．9、燒堿8，2、農用化肥69．6。2、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增長倍數中，農業是最小的，這是由農業生產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國是農業大國，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隻有14．38億畝，占世界的?％，相當於美國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隻有美國的11％、印度的43．5％。對於生產條件、生產方式和產量千百年來一直停留在中世紀的中國來說，不要說總產、單產翻幾番，就是普遍增長的成就絕非易事。而我國要發展農業，就隻能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在新中國建立後三十年間，糧食總產量在耕種麵積縮小的情況下還增加了近兩倍，這是一個奇跡，是數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奮鬥了整整三十年的結果。毛澤東時代，全黨大辦農業，全國支援農業，到1979年，從人拉肩扛手抬開始建成水庫84000座，堤壩溝河17萬公裏，其中江堤1萬公裏，打機井210萬眼，再加上大規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國灌溉麵積從建國初期低標準的三億畝增加到七億畝：建國前的易澇農田3．6億畝有2．7億畝得到初步治理：農用大中小拖拉機233．8萬台：農用排灌動力達到7122．1萬馬力：農業用電282．7億度：農用化肥生產量1065萬噸；各種化學農藥生產量54萬噸；再加上農作物品種的改良、優化，各種先進技術的推廣，使得我國基本實現由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變，極大的增強了抵禦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弱不禁風”災害頻仍的苦難局麵。如果沒有這些基本條件的改變，僅靠個人承包、分田單幹就能增產增收，豈不是天方夜譚的神話嗎?農業發展的周期長，投資大。但農業一旦有了長足的進步，就會給其他各行各業的發展提供各種資源，如人力、資金、原料等。從表2可以看到，建國後三十年間，我國職工隊伍增加了8300多萬，這一方麵說明了工業交通等行業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麵，也說明這是由於農業的發展已經有了為其他行業提供人力資源的巨大作用。同樣，改革開放後，我國每年有數億農民進城打工，為城市和其他行業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廉價的勞動力，這也是改革開放前農業就已經取得的成就的結果之一。3、煤炭生產的飛速發展是基礎原材料行業另一個有巨大戰略意義的成就。1979年，我國煤炭產量就達到6．35億噸，相當於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九十年代中期達到最高峰世界第一的12億多噸，增加的6億噸是改革開放後提出“國家、集體、個體”一起上，主要是由小煤礦生產的。小煤礦由於缺乏地質勘探、機械、動力、運輸、技術方麵的能力，其生產也主要是依托大煤礦實現的，因此，小煤礦的發展也是建國後煤炭生產蓄積的潛力的釋放。煤炭是工業的糧食，有了煤炭，才能發電、煉鋼，才能燒製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磚塊等建築材料，有了煤炭才能製造化肥，才能做飯取暖，才有了各行各業的發展變化。因此，煤炭產量的意義與其他各項指標的意義是不同的，必須充分認識煤炭工業發展的意義。對石油、鋼鐵、電力的發展與其他行業的關係，也是類似的。4、表6與表7反映的是教育和科學技術人員的發展變化。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我國建立起了層次、門類、專業比較齊全的教育體係：1979年對比於1949年，各類在校生總數為8．1倍，其中高等學校8．7倍、中等學校47．5倍、小學6．0倍。全國由解放前90％的文盲狀態，成人識字率已達到8l％。各類專業科技人員總數達到470．5萬，相當於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發展，才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配套的科學技術體係，成為擁有一定科學技術攻堅能力的國家。這些方麵的成就，為提高我國人民的精神麵貌和文化素質，發展科學技術，全麵促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例如：在農業科技方麵，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良種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農作物新品種，領先世界的秈型雜交水稻在四億多畝農田中推廣。在工業科技方麵，獨立研製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萬千瓦低水頭發電機組，3000萬噸露天采礦成套設備、20011屯級電渣重熔爐、五—卜萬伏輸變電設備、30萬噸合成氨、24萬噸尿素成套設備。在國防科技方麵， 自1964年起相繼研製成功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核潛艇，1970年起發射成功人造衛星並於1975年掌握實現成功返回技術，1980年成功試飛“運十”大型噴氣式客機。在交通車輛、艦船製造及電子、通訊、計算機等科技方麵也發展迅速，有的也進入世界先進水平行列。在醫藥衛生和生物科技方麵，在世界上最早實現了胰島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總之，這些成就說明，新中國建立三十年，從一個科學技術極其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各個領域、門類齊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堅能力、其中有些領域已經達到或者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當時，國內外公認，我國科學技術的整體水平比世界先進水平僅落後1()全2()年，也就是說，新中國僅用了三十年時間就走過西方國家100到300來年的科技發展道路。5、從表8看，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1979年比1952年為2．6倍，其中農民、非農業居民分別為2．5倍、2．7倍。如果僅從數字字麵上看，與其他方麵相比，增長幅度不太高，但在實際上，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不管是職工還是農民的生活福利條件，從物質到精神生活的水平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1979午全國職工總人數達到9967萬，相當於1952年的6．2倍。在舊社會，普通勞動人民子弟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在解放後，各類高、中、低等學校基本上是免費的，學生的主體都是出身子勞動人民的。職工的住房都是分配的，醫療也是免費的。從六十年代起，全國的縣、公社、大隊普遍建立三級醫療網，對農民實行合作醫療，解決了農民的醫療保健問題。由於全國醫療保健製度的建立，在舊中國千百年嚴重禍害人民的各種急慢性傳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受到控製或消滅。三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為宗旨的體育運動也有了飛速發展，以乒乓球為代表的各項運動項目在國際競賽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績，揚眉吐氣的徹底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1840年清朝時，我國人口就已達到4．1億，由於三座大山的壓迫，人民生存條件極為惡劣，1949年建國時才達到5．4億，而三十年後的1979年總人口即達9．6億，人均壽命也由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1979年的近70歲，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6、為了與同時期世界上的發展變化相比較，表10、表11、表12、表13列舉了與美國和印度的比較結果。按八種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總產量對比，在1952年，美國隻有糧食比中國低一點，其餘七種分別相當於中國的2．27倍至703倍，平均111倍：到了1979年，美國已有兩種產品(糧食、布)低於中國，其餘六種分別相當於中國的1．04倍至8．22倍，平均僅為2．5倍；28年間平均倍數下降了97．7％。與印度相比，1952年印度有兩項產品(鋼鐵、布)總產量超過中國，其餘都低於中國，平均為中國的0．7倍，到了1979年，八項產品總產量全部低於中國，平均為中國的0．32倍，平均倍數下降了54．3％。 按八種工農業主要產品的人均產量對比，在1952年，美國全部超過中國為3．1至2264倍，平均345倍，而1979年就僅為中國的1．1至35．5倍，平均11倍，平均倍數下降了96．8％；而印度，在1952年時，有五種產品的人均產量超過中國，而到了1979年，八項產品全部低於中國，與中國相比的平均倍數由1．14倍下降到0，43倍，下降了62．3％。按八種工農業主要產品1952年至1979年28年間總產量增長的平均倍數，中國為42．6，美國為0.9， 印度為9．4；人均產量增長的平均倍數，中國為24，美國為0．5，印度為5。還有比活生生的事實更有說服力的嗎?中國在建國後三十年間的經濟發展速度，與美國和印度相比，不僅是很快，而且是飛快、極快的了!在這裏，還有必要把美國與印度發展的客觀條件說明一下：耕地麵積，中國是美國的51％，是印度的58％：按人均耕地麵積比較，美國是中國的9倍，印度是中國的2．3倍；森林覆蓋率，美國是28．3％，印度是20．3％，中國是13％：人口，中國是美國的4．5倍，是印度的1。3倍。有人綜合計算，美國的人均占有資源量是中國的20倍。了解了這樣一些情況，就更能深刻理解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發展的不平凡的意義。由於篇幅有限，也由於缺乏可比性，對於鄧小平們吹上了天的所謂“亞洲四小龍”，筆者不在這裏拿來作比較。“亞洲四小龍”一直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小夥計，但資本主義製度並沒有使它們得到發展，與舊中國相比都是彼此彼此。1949年以後的十多年裏，他們與新中國相比望塵莫及。六十年代後半期以後，由於美帝國主義在全球改變了對共戶主義的戰略，利用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刻意打造了這麽幾個主要用於對中國和平演變的橋頭堡。這不過是帝國主義謀士們玩弄的小魔術而已。但是，鄧小平們、許家屯們卻將此作為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還有值得學習之處”，喋喋不休地為國際資本主義充當免費的解說推銷員。這是無知的上當呢，還是心領神會的演雙簧呢?7、當我們研究新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的發展變化時，還必須清楚認識當時的基礎條件和國際環境。如前麵第一部分“舊中國是什麽樣子的”所介紹的，舊中國給新中國留下的是一窮二白、百業俱廢的爛攤子，幾乎沒有任何遺產可以繼承，一切都要從頭開始。蘇聯斯大林時期決定幫助我國建立的156個項目，雖然給予了寶貴的支持，但被赫魯曉夫在執行的中途撕毀。我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建設。由於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後建立的，是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它就必然會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殘餘勢力，以及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仇視和封殺。五十年代中期，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複辟以後，使新中國受到的封殺、顛覆威脅更加嚴重和複雜。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東南沿海反美蔣入侵、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蘇修百萬大軍壓境及東北珍寶島反擊戰等戰事記載了這種險惡的周邊局勢，使得新中國不得不將國防軍事鬥爭放到突出的戰略地位，於是便有全民皆兵、三線建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壯舉。國防建設固然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對各種社會資源的極大的占用和消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全球一盤棋，各國人民的解放都是互相支持的。為了履行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新中國雖然百廢初興，仍然極為慷慨的從道義上、精神上、物質上、財力上，甚至不惜一切的犧牲，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事業提供了全力以赴的支持。新中國三十年的建設成就就是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取得的。(四)、一個極其容易作出的簡單而又清楚的結論根據前述對新中國建國前後基本曆史概況的介紹，十分清楚，隻要神經正常而不是心理認知障礙，隻要從事實出發而不是象那種“驢雖付汝薑還樹生”的無賴，隻要有一點點實事求是的精神，隻要有一點點愛國主義之心，就可以從縱向橫向的鮮明對比中得出這樣一個小學生式的極其簡單容易而又準確的結論：新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快速的、巨大的、輝煌的，不論在中國曆史還是在世界曆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這說明，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說明社會主義的政治製度和計劃經濟體製具有資本主義完全不可比擬的生命力和優越性。鐵的證據說明，鄧小平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發展停滯緩慢”的結論是顛倒黑白、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捏造，是對新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汙蔑和誹謗：他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前提根本不能成立，而是另有所圖。鄧小平，作為一個在二十年代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位居被稱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之列、在舊中國生活了40多年的人，即使他不喜歡做象毛澤東那樣的“農村調查”之類的調查研究丁作，但他也應該對舊中國的城市、農村、工業、農業、社會製度、精神風貌一類有個基本了解：建國後他長期擔任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即使他再迷戀於打橋牌而疏懶於實際工作，他也得基本了解新中國城鄉工農業的巨變和成就。他是憑什麽得出的在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多年裏“長期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的結論的?他設計的改革開放不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開端的嗎?他不是把“實事求是”喊得震天響嗎?至今，我們也沒有看到他得出自己論斷的任何言之有據、言之有理的東西。是不是因為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耿耿於懷呢?從各種資料來看，這一點是肯定的，他完全從極端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他在文革中的那些檢討完全是他耍慣了的騙術。他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的推動者。鄧小平導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樣評價文化大革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以中央的名義宣布，文化大革命使“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根據筆者掌握的不完全資料，文化大革命中，整個中國的經濟、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是獲得巨大發展的。在農業方麵，1976年與1965相比，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 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每畝化肥施用量增長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麵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麵積和水電站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6％和643％，1975年全國機井數比1965年增長935．9％，以全國受災麵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成災麵積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農業總產值增長51％，糧食總產量增長47％。在工業方麵，總產值增長1 72％，主要產品產量的增長幅度分別為：原煤110％，原油610％，發電量2(，0％，鋼70％，水泥190％，木材15％，化纖190％，紗51％，布40％，硫酸90％，純堿30％，燒堿120％，農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設方麵，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的三線建設就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電力、機器製造、飛機、 汽車、航天、電子等工業科研基地和空前艱巨複雜的鐵路幹線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線順利建成，形成了有較高科研生產能力、有較大規模、門類齊全、能夠長期大幅度增強我國綜合國力的戰略後方體係。南京長江大橋、丹江口水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大港油田、勝利油田、百萬噸大慶化肥廠、十萬噸級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萬噸級輪船、四千馬力內燃機車，三十萬千瓦發電機組，八十萬倍電子顯微鏡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來的。1972年開始從國外引進的26個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設備，為滿足國家長期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礎。在科學技術方麵，1966年第一次核試驗和第一枚核導彈試驗成功，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J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1970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發射人造衛星成功，同年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重大貢獻的秈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為保障全國農民健康作用極大的農村合作醫療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開始建立的，標誌著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從1952年的工業占30％農業占60％，到1975年轉變為工業占72％農業山28％，山足伍文化人性命（？？？）中實現的。由於生存條件的極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人民的人均壽命達到近70歲，正因為中國國力的增強，對新中國二十多年的扼殺封鎖遭到慘敗，尼克鬆才不得不屈身來中國言和，從而導致中美關係的解凍和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恢複：等等，等等。這無數鐵的事實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發展的最高潮，是新中國最輝煌的亮點。難道這些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都是；‘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嗎?難道這些發展變化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掙著眼說瞎話嗎?鄧小平口口聲聲“發展才是硬道理”， 豈不也是奉行的雙重標準嗎?鄧小平導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既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無法完全抹掉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這些實實在在的成就，就編了個說法：“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製”的結果，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到底是與文化大革命進行“共同鬥爭”呢，還是滿懷空前的熱情積極參加的呢?曆史事實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九億人民中，隻有張誌新等極個別人表達了自己的不同觀點，就連鄧小平也是多次反複表明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擁護。鄧小平們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無數成就中的哪一件，是由於它的所有的或部分的參加者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共同鬥爭”以及怎樣“進行共同鬥爭”後取得的?鄧小平們連一件也舉不出來。實際上，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煥發出空前的革命熱情，積極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使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英雄主義思想大發揚，為建設社會主義忘我勞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鄧小平們否定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的另一個重要托詞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他導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徹底否定大躍進”的：“更由於毛澤東同誌……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 筆者根據部分資料的記載看到，中國人民在1958年一年間做的事還真不少。就國家大型骨幹項目而言，在這一年開工建設的有：劉家峽、白山、丹江口水電站、淮北礦區、武鋼煉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金堆城鉬業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膠片廠、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築：這一年建成的有蘭州煉油廠、蘭州化學工業公司、西安電力機械製造公司、洛陽軸承廠、汕頭感光膠片廠、上海手表廠、上海自行車三廠、北京清河毛紡廠、杭州絲印廠、安徽淠史杭灌區、寶成鐵路、鷹廈鐵路、包蘭鐵路；在1958年以前開始建設或勘探設計籌備，在這一年獲得很大進展的有：北京熱電廠、平頂山、淮南、徐州礦區、大慶、勝利、新疆油田、四川氣田、襄渝鐵路、南京長江大橋、鞍鋼、首鋼、西華山鎢礦、四川化工廠、大連化工公司、洛陽拖拉機廠、第一重型機器廠、哈爾濱電機廠、江門甘蔗化工廠、西安紡織城、黑龍江墾區，等等。我國在這一年中，試製成功的還有：第一架半導體收音機、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第一台四十馬力拖拉機、第一部國產轎車、我國當時最大的煉鋼平爐、第一台內燃電動機車、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等等。再看一下逐年的國家統計資料，各行業總產值、各項產品產量、各項社會發展指標，1958年都比1957年有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長，其中各個項目的增長率分別為：工農業總產值32．9％，農業總產值5．4％，工業總產值53．9％，職工總人數67．5％，糧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6，原煤1065．1％，原油54．8％，發電量42．5％，鋼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學纖維1400％，紗49．5％，布27．9％，硫酸17．7％，純堿27．9％，燒堿38．4％，農用化肥28．5％高等學校在校生49．?％，中等學校在校生65．2％，小學生34．4％，都大大超過曆年平均增長幅度。看來，1958年還是真正的實實在在的大躍進的一年。被鄧小平捧為“我黨第一支筆”、被許多人認為“行文周密、無懈可擊”的“大理論家”、對於幫助鄧小平製定改革開放政策起了巨大作用的胡喬木，曾經這樣評價建國後的毛澤東時代：“1957年……以後，搞一次運動，生產就被破壞一次。”眾所周知，1957年以後，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幾乎每年都處在運動之中，反右、三麵紅旗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按照胡喬木的說法，這二十來年裏，生產始終處在“被破壞”中，如果事實是這樣的，那麽，在這個時期，本文中已經大量列舉的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麵的高達幾倍、幾十倍、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長從何而來?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1985年出版的《現代中國的一百項建設》一書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的具有代表性的"123個骨幹工程，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開始建設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發展業績的竟占了72．4％，其中農業、能源、冶金、化工、機械電子、交通占了84．3％。鐵的事實說明，通過否定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進而否定改革開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巨大成就是絲毫也站不住腳的。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中的確也出現了許多缺點、失誤甚至嚴重的錯誤。就是在新中國三十年的其他時期裏，缺點和錯誤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建國前的血與火的鬥爭中，缺點和錯誤也會存在的。隻是，由於人們動機、立場和觀點、方法的不同，認識和處理的方法與結果大相徑庭，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革命運動過程中自身的缺點和錯誤則是象對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實事求是的準確的調查研究，辯證的科學的加以分析認識，迅速的糾正，以防造成更大的損失。隻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才•對他的缺點和錯誤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誇大、混淆真相、顛倒黑白、隨時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個理論牙口實踐的偉大創舉。廣大人民群眾運用四大武器，發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蕩滌了舊文化的，切汙泥濁水。但是也發生了以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派性為突出表現的極左思潮，甚至許多大中小規模的武鬥，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失控，——些人受到無辜的或者不當的打擊和傷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當然，這種情況也會給社會生產、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和損失，這些情況主要發生在1967年和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各個時期中，估計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觸及而受到各種形式的揭發、批判、鬥爭，最嚴重的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坐監牢的，其中在各級領導幹部中有絕大部分、在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中有少部分、在工農群眾中有個別人。這些人中間的大部分，在文革的各個時期都得到了或解脫、或甄別、或平反。筆者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兩次無辜打成反革命，無辜受到各種汙蔑、誹謗、攻擊甚至綁架毆打許多次，僅毆打就曾挨過二十多人的，那種痛苦是一言難盡的：但分別在被打成反革命後的半年和三年得到了平反和昭雪。出現這些混亂的原因是複雜的，但主要是由於黨內的修正主義、曆史傳統上的剝削階級反動腐朽落後思想的影響和人們認識上的盲目性、局限性造成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製度建立以後，已經形成了幾千年的不斷改頭換麵延續下來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依然存在，並且幾乎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身上發揮作用。這對新的國家政權製度、對共產主義事業是一種表麵上好象是無形的而實際上無時無刻都在發揮作用的破壞力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以及各種剝削階級在各個領域裏的鬥爭是一種客觀存在，你不鬥它，它就要鬥你， 無法避免的、無法掩蓋的。隻能建立一個製度，使這種鬥爭不斷向革命的進步的正義的方麵轉化。隻要 保障人民的四大權利，隻要讓人民群眾講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和廣大革命人民總會對反革命和各種錯 誤思想行為，包括各種冤假錯案進行揭露批判，恢複真相，弘揚真理。隻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通過不斷反複的鬥爭，才能不斷提高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思想覺悟、道德風尚，使整個社會得到改造。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各個時期中，毛澤東和廣大無產階級先進分子、革命群眾對於各種錯誤都 進行了抵製、糾正、鬥爭。在這種正確和錯誤的反複較量中，犯錯誤的人得到改造，所有的人得到鍛煉， 整個社會不斷得到淨化升華。當然，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損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從人類社會誕生以來， 哪兒有不付出代價的進步?當然，對這代價和進步要做分析和對比，要把他們放到自身所在的範圍內做 權衡。在當時的七億五千萬人口中開展全民性的對資產階級、對修正主義、對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觀 念的大揭發、大批判，怎麽可能不出現各種錯誤呢?在其他的時代裏出現的“人鬥人”的現象和錯誤比文革中少嗎?一點也不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弱勢的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挨鬥受壓、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在文革中廣大群眾對當權者揭發批判過頭不實之處是有的，但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全麵的具體的分析，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從近期長遠、從國際到國內，全麵比較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損失與它的成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開放時期繼承的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積蓄的。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九億中國人民的精神麵貌與十年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對客觀世界包括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認識得到極大深化，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意識空前提高，煥發出豪情滿懷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化為無比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質力 量。譬如，在舊社會，特別在農村地區，一直占統治地位並一直延續到新社會的舊的封建文化傳統思想 就是在文革中被掃除的。印度的封建種姓製度一直到現在仍然嚴重存在，一直是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之一。這就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出現了長時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混亂，但是由於在上層建築領域裏發生了偉大的革命性變化，各種社會事業包括經濟建設仍然得到巨大的發展。這也是改革開放過程中，那些搞腐敗、搞資本主義複辟的人，對經過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覺悟的人民群眾充滿了懼怕，所以編織了那麽多的花樣、轉了那麽大的迂回圈子的主要原因。1958年大躍進的情況與文化大革命有一點類似。在建國後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營、農業合作化等鞏固國家政權、向社會主義過渡完成以後，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根據當時國內外的形勢，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提出了“三麵紅旗” (即大躍進、人民公社、鼓足幹勁力爭—亡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加戰略決策。當翻了身做了主人的廣大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幹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黨內刮起了十分狂烈的“五／a"：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這五股狂風泛濫於1958年的7、8、9、10月份，毛澤東於8、9月份開始發現並進行調查研究，從10月起開始力糾，經過一係列工作和會議，一直到1959年才得到遏製和糾正。至於以後三年經濟困難，1958年的“五／a"的影響，隻是其中一部分原因。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舊中國留下的一窮二白的極為薄弱的經濟基礎造成的。這時候雖然已經解放了八、少L年，經濟發展速度也很高，但是，原來的基礎太差了，還打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就農業而言，大規模水利建設剛剛開始，機械化、電氣化還在計劃之中，抗禦自然災害和社會風浪的能力還是很差，總的來說還是靠天吃飯。1959至1961年連續發生了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是建國五十年來範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以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為標準，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為12。9％、26．5％、24．4％，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蘇聯赫魯曉夫撕毀協議、催還債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1958年發生的嚴重“五風”以及以後的某些決策失誤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浪費、對人民群眾生活的安排小掌握、不周到，隻能是原因之一，絕對不是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停產：和混亂比大躍進中嚴重多廠，時間也長多了，為什麽沒有發生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呢?就是因為經過解放後近二—卜年其中也包括1958年的大規模、高速度的經濟建沒，已經具備了比五十年代末期堅厚得多的物質基礎，有人編造說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餓殍遍野”，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汙蔑。筆者是親身經曆了那個時期的，生活在較為困難的地區，飽嚐了缺吃少穿的困苦，而且一位親人在1961年1月病故，按照有些人的說法，那是“餓死”的。實際上，筆者這位親人在舊社會就因飽受舊禮教舊傳統之害而患重病，要不是新社會，這位親人根本不可能再活12年的。在1959年、1960年生活困難時期，雖然出身不是很好，但仍然享受到了生產隊裏對病弱、營養不良者的一份營養照顧。這一年中，筆者所在的這個有一千來口人的大村，死亡人數11人，基本上都是舊社會貧雇農出身老弱病者。三年中間造成的生活困難，對於貧下中農來說，在舊社會中是常年累月都是這樣過的，甚至比這還更苦得多。廣大勞動人民在這三年中承受了最大的困 難，他們在當時的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艱苦奮鬥、辛勤勞動，迅速克服了困難，創建了建設社會主義更輝煌的業績。那些以三年困難時期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人，並不是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而是站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立場上，倒打一耙，把主要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罪惡影響反扣在共產黨的身上，在這種歪曲蒙混欺騙宣傳下，舊社會的罪惡看不到了，資本主義的罪惡看不到了，好象在這以前的舊中國時代人民的生活要比這時候幸福似的，一控訴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浩劫”、“黑暗”、“專製”、“法西斯”，為資本主義複辟製造輿論。現在有很多資料證明，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中的表現並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和同在第一線的劉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組把數以萬計的普通學生、教師打成反革命，更多的人受到迫害，挑動群眾鬥群眾，重演“四清”中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故伎，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亂和分裂的重要原因。大躍進中，他和“五風”的源頭劉少奇在中央領導第一線，直接主管宣傳部門，對煽動狂吹“五風”負有無法推卸的責任。鄧小平無視新中國的巨大成就，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中的某些屬於支流的、而且有些要由他負直接責任的問題，統統誣為“極左”，強加於毛澤東身上而徹底否定，進而徹底否定了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代，否定了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創造性的發展，這不僅沒有絲毫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度，也不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應有的行為，就連社會上一般稱道的正派人也不如的。蘇聯的赫魯曉夫通過《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受到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徹底批判，變得臭不可聞。鄧小平不敢如法炮製，就小心翼翼地、轉彎抹角地“摸著石頭過河”，最後拋出“發展緩慢停滯論”，目的也是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改革開放”製造根據，這在實質上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沒有什麽兩樣，又演繹了一場現代的“指鹿為馬”醜劇，隻是手段更惡劣，後果更嚴重罷了。三、 怎樣認識和評價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某些發展和變化? 二十多年來，鄧小平一夥依仗其所掌握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步赫魯曉夫後塵，集新老修正主義之大成，集曆代反動統治階級陰謀手段之大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三十年輝煌成就一方麵利用、揮霍，一方麵造謠、汙蔑。他歪曲、混淆、否定、背叛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物質與精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的一係列理論，登峰造極的瘋狂的推行唯生產力論，以此作為他的掩蓋真實目的、欺騙人民群眾的旗幟，完成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從而摧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設計”。生產力，亦即社會生產力，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為自己創造日益先進、增多的物質文明的能力，是人類不斷從必然王國走進自由王國、不斷為每一個人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的能力之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是矛盾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麵。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與之相適應，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領域發生的革命性進步也必然會促進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忽視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裏的革命，就會給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阻礙和危害。舊中國以及近代、當代的資本主義世界落後、腐朽、反動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此，一旦推垮粉碎了這些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束縛，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都曾經創造了令資本主義國家望其項背的飛速發展。新中國和前蘇聯的輝煌成就就是這樣取得的。如果陷入了唯生產力論，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還沒有解決、還激烈存在的情況下，就會喪失在生產關係、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成果，就會出現倒退，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就會重新給生產力的發展造成束縛和桎梏。前蘇聯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上台複辟後，經過近四十年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的蠶食、腐蝕、銷蝕過程而造成最後一朝複亡、崩潰、瓦解，蘇聯的社會生產力也經曆了近四十年的逐步衰退的過程。一開始赫魯曉大大力釋放斯大林時期積蓄的潛力，還有一定的發展速度，緊接著就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不前、最後完全崩潰全麵倒退，從一個在全世界與資本主義抗衡較量幾乎勢均力敵並且一度占過上風頭的超級大國，墮落為帝國主義陣營的小夥伴。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主要旗幟之一就是“唯生產力論”。還有比這更鮮活的例證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堅決的鬥爭，也曾突出批判了赫魯曉夫的唯生產力論，曆史的發展證明了這個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鄧小平本人也曾親自參加了這個鬥爭。然而，就象他在參加革命後的其他年代一樣，並沒有在這場鬥爭中聯係思想實際改造世界觀，從而把立場站到無 產階級和人民一方麵來，他又當了一回•跟著走一跟著打•的混混子：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他也立下了*永不翻案•的誓言，但是，由於立場和利益的驅使，一旦大權到手，立即自行其是，以百倍的瘋狂，重新打起•唯生產力論•的旗號，以改革開放的名義推行資本主義複辟。在他的政策已經給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造成嚴重損害和後果，在蘇聯一朝複亡的殘酷現實麵前，他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以及他所選定的接班人，依然故我，毫不醒悟，盲人瞎馬地把十三億人民的中國巨輪引向那曾使前蘇聯複亡的礁灘。整整一代人時間跨度的24年過去了，鄧小平精心設計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又發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初，工人農民們就用他們形象的語言描繪了這種變化：“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統治階級則是在對新中國謾罵封殺堵截了整整三十年、失敗連連、一籌莫展時，突然“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發現：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搞起了以資本主義為榜樣的改革開放，令他們欣喜若狂，狂吹勁誇，什麽“中國龍騰飛了”、什麽“中國睡獅醒了”等等：中國的宣傳工具則是把這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說成是“獲得了真正發展”，鄧小平“使中國獲得了發展”，而且是“高速發展”，有些方麵無法掩蓋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而不得不提一句的時候，則還要再加上一句“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那麽，就讓我們來看一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所謂發展變化罷。由於政府宣傳工具把物價上漲了幾十倍因而擴張了的國民生產總值連上漲指數也不扣除就當成了“發展”政績，做數字遊戲，統計數字做假也很嚴重，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完全不能反映國家經濟的變化，因此本文中盡量采用實物產量的統計。(一) 關於農業所謂發展變化 從表9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前的二十八年間，糧食總產量增加了15723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2．5％，改革開放後的二十二年間增加了13147萬噸，平均年增長率為1．6％。改革開放前的糧食增長幅度顯然大大高於改革開放以後。每一粒糧食的生產都是“水、土、肥、種、密、保、管、工”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前所述，建國後三十年，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從完全的肩挑臂拉手提起家，修了8 4 0 0 0座大、中、小型水庫， l 7萬公裏溝河堤壩， 1萬公裏江堤，打了2 l 0萬眼機井，修梯田、平土地，新增灌溉麵積3億畝，極大的控製了旱澇災害的影響，初步改變了靠天吃飯的局麵：化肥使用量從無到有，至l 9 7 9年已經超過1 0 0 0萬噸：各種糧油作物已實現了良種化；機械化、電氣化的初步實現大大改善了耕作條件：其他如改良土壤，合理密植，防治病蟲害，收獲、保管等條件也都已大大改善。難道這些農業生產條件的極大改善對糧食增產沒有意義或意義不大嗎?研究考察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業基礎生產條件的變化，就會發現，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上還是前三十年建設的。灌溉麵積和灌溉動力也基本上沒有顯著增加。以農用灌溉動力為例，建國後三十年由12．8萬馬力增加到7122．1萬馬力，增加了556倍，而改革開放十年後的1989年為7828．1萬馬力，十年間隻增加了28．5％(以後年份統計資料缺)。農業機械擁有量在1985年大中型拖拉機達到85．7萬台、1990年小型拖拉機達到698萬台以後，即開始出現下降，2001年全國僅生產拖拉機3．8萬台。改革開放以後對糧食增產的最大影響因素是化肥。自1979年後，農業化肥的生產與使用一直逐年大幅度增長，二十餘年裏增長約三倍以上。這主要是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引進的一批大型化肥生產設備相繼陸續投產，以及大量進口的結果。在水、土、種、密、保等條件具備以後，糧食產量與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成正比，但這是有限度的，即在基礎條件的增產潛力釋放完以後，增加再多的化肥施用量也沒有增產效果，反而對土壤有害。因此，八十年代後期以來的十多年裏，中國糧食總產量出現了徘徊，一直在45000萬噸左右。至於屬於農產品的油料、棉花、肉類總產量，在改革開放後的大幅度增長(分別為3．5倍、1．4倍、5．0倍)則完全是糧食產量的增長效應。因為糧食產量特別是單產大幅度提高以後，解決了吃飯問題，農民就會利用現有的生產條件尋求更多的經濟價值。油料、棉花、肉類以及水果等當然是他們投資少、見效快的選擇項目。這些農產品生產的增長是糧食產量增長的結果，當然也是毛澤東時代建立和積累的農業生產基礎條件的結果。在改革開放後最初的七年間(1980年至1986年)，糧食產量增長5898萬噸，平均每年增長843萬噸。鄧小平許多次以此吹噓農村改革政策即聯產承包責任製取得的所謂成功，中國的媒體則千萬遍的宣傳鄧小平的政策怎樣使農民富了起來，好象鄧小平成了中國農民的“大救星”似的。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3年開始至1979年的七年間，糧食總產量就增加了9165萬噸，平均每年增長1309萬噸，比分田到 戶後最初的那七年的增長幅度高56％之多。但鄧小平就是一字也不敢提，因為人們一旦知道這個事實就會明白，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鄧小平隻是說他的分田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那麽，舊中國時代的地主、富農、中農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他們連做夢也想多打糧食，為什麽做不到呢?“隻有個人利益才能激發人的積極性”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欺騙理論，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早已把它打的粉碎。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工人階級三年拿下大油田、億萬農民在二十多年裏完成的舉世無雙的中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個人利益驅使的積極性嗎?現已有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在一篇文章中說明，所謂“分田到戶激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就按鄧小平常常作為“發展停滯緩慢”階段的開始年份1 9 5 7年來說罷，如果在這一年重新分田到戶，每人一畝多地，就憑當時的生產條件，能獲得現在這樣的單產和總產嗎?這不是缺乏基本的農村、農業知識的問題，而是一種居心叵測的貪天之功為已有的騙術：把人家的成就說成是自己的，再把人家說成是一錢不值，甚至“浩劫災難”。同樣都是七年的時間段，把1973年至1979年增長9165萬噸說成是“緩慢停滯”，把1980年至1986年長5898萬噸說成是“快速發展”，鄧小平和他的那些吹鼓手們依據的是一種什麽比較理論和方法呢?這是一種什麽嘴臉呢?這個事實正好說明，經過文化大革命，激發了億萬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有了極大改善發展後，就開始顯示出快速大發展的氣勢，而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初期的某些發展，不過是這種發展趨勢的慣性而己。其他一些行業在改革開放後的某些發展的原因也是這樣的。這與前蘇聯赫魯曉大修正主義集團上台以後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仍有一定發展速度是類似的。這是曆 史上的一種“遺產效應”。但是，由於上層建築領域裏倒退變化的破壞作用，這種發展隻能呈逐漸衰微弱化之勢。新中國農業的發展成就和其他各行各業一樣，是億萬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幾十年自力更生、艱苦卓絕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碩果。在毛澤東的號召和帶領下，全黨動員，大辦農業，各行各業支援農業，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逐漸縮小，農業獲得了大發展。因此，把新中國農業的發展歸於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這就象一棵果樹經過辛苦的栽培，就要結果了，或者已經結果了，換了主人，這位新主人就說能吃到果子全是他的功勞，這不是彌天大謊嗎?鄧小平貪天之功為已有，吹噓成他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結果，是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這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上製造的一個政治大騙局!然而，騙局是不能長久的。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來，在鄧小平“行業剝削行業、沿海剝削內地、城市剝削農村、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政策下，對農村榨取多多、投入少少，由於農村資本主義複辟造成上層建築與生產關係的變化對生產力的破壞，農業生產基礎條件也發生嚴重破壞，即農民所稱的“水利老化、農機鏽化、土地薄化、種子退化”等一係列變化。雖然毛澤東時代億萬農民在黨的領導下三十年肩扛手抬挑燈夜戰用血汗建立和積累的已經相當雄厚的基礎條件仍然在發揮著作用，使得中國農村暫時不會回到舊中國的一窮二白的地步，但農村、農業、農民麵臨著破產的威脅，這就是目前國內外媒體已經無法掩蓋的日趨嚴峻的”三農危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所以能夠作出一些發展的表麵現象的秘訣，就在於中國有一個在毛澤東時代蓄積了巨大遺產和潛力的擁有9億人口的農村可供榨取和剝奪。中國的農業現在每年為全社會提供4億多噸糧食，6300多萬噸肉類，2800多萬噸食用油料，4300多萬噸水產品，每年還為其他行業提供大約1．5億廉價勞動力，包下了幾乎全部髒苦累毒差的活計，苦苦地支撐了十三億中國社會的運轉。然而統治者和新資本家們怎樣對待農民的呢?各種名堂的攤派、集資、提留、吃、拿、卡、要，象一把又一把的刀子架在農民的脖子上：坑農害農，層出不窮：大批假冒偽劣商品銷往農村：把環境汙染的禍水引向農村；合作醫療垮掉了，“窮愈病，病愈窮”的惡魔又纏在了農民身上；《九年義務教育法》被政府帶頭違犯了，農民孩子上學又變得極為困難，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隻有城市 的十六分之一；縣、鄉、村財政普遍陷入困境危機，有資料顯示，這三級財政債務有8000億之巨，農村基層幹部和教師的工資長時間大麵積的拖欠。喊了十多年的“減輕農民負擔”，就象喊了二十多年的“反腐敗”一樣，使數億農民陷入了日益嚴重的貧困化，陷入了無力自拔的社會最底層。(二) 關於在工業與交通運輸方麵的發展變化從表九可以看出，所列出的8項工業交通指標在改革開放後22年間的平均年增長率全部低於改革開放前的28年，平均低58％。分別被稱為工業的“糧食”、“血液”、“大動脈”、“小動脈”的煤炭、石油、鐵路營運裏程、公路裏程在改革開放後的23年中分別增長了75％、55％、19％、38％，平均年增長率分別是2．6％、 2．0％、0．9％、1．7％：而毛澤東時代28年間這四項指標分別增長了8．62倍、240．25倍、1．12倍、6．03倍，平均年增長率分別是8．7％、22．5％、2．9％、7．8％，兩個時代四項指標平均增長倍數是137倍之差，平均年增長率是5．8倍之差，差距十分巨大，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占我國能源供應量80％的煤炭的產量建國後三十•年達到6．35億噸，為了生產這些煤炭，建設的中等城市就有30多座。改革開放以後增加的約6億噸是按照所謂“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有水快流”的政策，主要由個體私營性質的中小型煤炭企業生產的，這些中小型煤礦在地質勘探、機械電力、采掘等方麵不得不依托國營大型煤礦，因此是建國後煤炭行業積蓄的潛力的釋放。國家在改革開放前每年對大型國營煤礦投資170多億人民幣，改革開放後逐漸減少，至目前已完全斷絕，因此煤炭工業是完全吃毛澤東時代的老本。石油工業也是這樣。改革開放後23年增加55％的產量完全是毛澤東時代就已經開發的油田增產的。已開發數年的塔裏木油田至今未傳捷報。南海周邊國家二十多年來己形成1800萬噸的生產能力，有些國家已由石油進口國變為出口國，而我們國家卻沒有在南海油田生產出一桶石油。我國的鐵路建設在建國後的三十年間，建設了營運裏程近30000公裏的100多條幹支線，形成了全國運輸大動脈的框架；而在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年間，建設了不到10000公裏。在九十年代中期，京九鐵路建成前基本上是改造為主，而京九鐵路的相當一部分工程在改革開放前就已經完成了。改革開放後不僅在鐵路建設速度方麵，在工程的艱難程度上也是根本不能與建國後三十年相比的。象成昆線，隧道與橋梁占到全程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時的施工機械化水平很低，遠不能與現在相比。公路建設的情況也與鐵路相類似。總之，在發展經濟的最基礎的基本建設方麵，改革開放後一直在吃毛澤東時代遺產的老本，從經濟價值上來說，改革開放後，僅煤炭、石油、鐵路、公路四個係統的遺產，每年就提供大約上萬億元人民幣的效益。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是潛力釋放型的，搞了一些基本建設，由於受腐敗的影響，也是少慢差費，建設的規模、速度、質量、效益根本無法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國家的投資成了“唐僧肉”，肥了官員包工頭。例如三峽工程，耗資2500億人民幣，已超過原來預算數倍，工程質量還要清外國人監理。青藏鐵路，二十多年前就己修到格爾木了，拖到現在才重新上馬。風靡全國的回扣之風就是發端於工程建設部門，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高速公路據說每公裏造價僅7000萬人民幣，實際結算都超過一個億。又據揭露，一九七八年後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投資決策失誤造成的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約在4000多億(與之相比，此前二十多年隻有1．5億)。人民用血汗創造的財富就這樣被少數人裝進了腰包、打了水漂。在改革開放後22年間增長速度較快的主要工業產品有這樣幾種：鋼鐵4．4倍、電力5．2倍、水泥8．7倍、純堿6．1倍、硫酸3．9倍、汽車12．5倍、化纖25，4倍，但是它們的年平均增長率仍然大大低於改革開放前的年平均增長率。這些產品都是屬於中下遊產業的產品，如鋼鐵，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就己具備建造大型鋼鐵廠的能力並且極大地發展和改善了增加鋼鐵產量必需的運輸、采礦、煤炭、電力條件；實際上我國的鋼鐵產量主要還是靠的在改革開放前已經建立的十多個鋼鐵基地，即使像寶鋼這樣在改革開放後的鋼鐵生產中，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鋼鐵企業也還是在改革開放前就決定並開始建設的。其他幾種產品也與鋼鐵生產相類似。至於家用電器類的如彩電、空調器、冰箱、電話等被當成改革開放成就宣傳了許多年的屬於下遊產品的日用消費品生產，也幾乎全是在犧牲了國防工業發展的代價下，由軍工企業轉產的。這些中下遊工業產品，以及家電產品，在國家綜合經濟實力中占的分量與能源交通相比差別極大。建國後三十年，我國規模宏大、門類齊全、具有一定現代先進水平的工業交通體係是在黨的領導下，在王進喜、孟泰這樣一大批工人階級先進代表人物的帶領苦幹下，數千萬工人階級花費了無數的汗水、鮮血甚至生命，從一窮二白、赤手空拳起家，用錘子、鐵鎬，一下一下敲出來的。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先是•放權搞活、承包經營*，接下來是不斷擴大的虧損、三角債，不僅沒有搞活，反而一個個被改得半死不活，有的甚至很快就給搞死了：但他們根本不去總結“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教訓，閉上眼睛一個勁的喊“深化改革”，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扭虧增盈解三角債，結果是資不抵債、每況愈下；最後為了掩蓋這改革開放的敗績，就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資產重組”為名義，破產倒閉，賣光送光。現在，縣以下企業、中小企業幾乎已經全部私有化；大型、特大型企業有的也已經破產，還有點油水的也被一個個特權利益集團所把持控製。在國內統治者的招引下，國外壟斷資本正在大舉進入，有一定技術水平、可以為外國資本賺錢的企業已經被一個又一個的合資利用，經濟殖民化正在隨著私有化的基本完成而大規模展開，整個中國正在成為危機重重的國際資本主義的“最後的晚餐”。廣大工人階級已經淪為國內外新老資產階級的雇傭者，由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人公，重新變為一無所有的日益絕對貧困化的無產階級，等待著他們的是失業破產、重新被甩到死亡線上掙紮的命運。(三) 在地區發展方麵的所謂變化鄧小平設計改革開放又一個“傑作”，就是不僅“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部分“幸運地區”就是沿海地區。為此，劃定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包括新造了一個深圳特區。二十多年過去了，在這些劃定的沿海地區，還真象魔術般變化起來，鱗次櫛比、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流光溢彩、絢麗耀目的商市，車流如水，燈紅酒綠，歡歌宴舞，好一派繁華景象。不僅在沿海地帶，就是在中西部地區，如最近有外國人驚歎處在西部待開發地帶的城市如成都、重慶之繁華絲毫不亞於沿海都市。這就是鄧小平們得以炫耀的“發展”，某些外國人讚不絕口的“騰飛”。沿海和城市地區的所謂發展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為效仿模式的畸形發展。這種發展首先是為了滿足資本榨取勞動剩餘價值的需要，為了維護統治製度的需要，為了滿足資本家、官僚以及依附於他們的所謂“白領階層”奢侈享受、作威作福的需要。對於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工人、農民和底層知識分子的發展需要、對於全社會和勞動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是放在從屬的次要的甚至不予考慮的位置。這些所謂發展，做的更多的是表麵文章，是對資源和財富的極大浪費，它所造成的社會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對於廣大勞動人民，就是對於富裕權貴階層也是有很大危害的。沿海地區的這些所謂發展，離不開各種必需的資源，如進行大規模工程建設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的建築材料，以及技術、資金等。這些資源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國家廣大中西部內陸地區和農村地區。建國後三十年，特別是在三線建設時期，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中西部地區形成了門類齊全、規模宏大並具有相當先進水平的基本建設、現代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研究體係，積蓄了極大的潛力。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後，優先發展沿海地區，這些地區利用國家給予的所謂“優惠政策”狂吸中西部地區的各種資源潛力，就形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所謂“孔雀東南飛”、“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景象。就拿深圳剛設特區時來說罷，全國每個省、市，中央各部委，以至地、市一級甚至縣級的行政、事業、企業單位，都派出所謂能人拿著大把的錢到深圳，名義上是開設“改革開放的窗口”，實際上是各種名堂的淘金。最後，這些投入的資源有多少是為國家和本單位謀得了發展和利益呢?這大概成了無法說得清的一大筆黑帳。各個享有特殊政策的開放城市都有與此類似的情況。沿海地區所謂發展變化的另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就是走私。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沿海地區走私活動就開始泛濫起來。這種瘋狂掠奪國家內陸地區資財的行為象其他腐敗行為一樣，雖然從來就被認定為犯罪活動，但也一直象腐敗一樣受到更多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保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媒體早就有揭露，各大商場銷售的彩電99％都是走私進來的，各級黨政不知道嗎?近年暴露的廈門、湛江特大走私案動輒數百億人民幣，決不是孤立的，決不是短時間發展起來的，隻是到了無法掩蓋的地步或是觸動了己形成的某些權勢集團的利益，才受到了查處。二十多年來的沿海走私到底榨取了國家和人民多少資財，這又是一筆說不清的黑帳。沿海地區的某些發展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極為廉價的人力資源和農副產品資源。例如源源不絕的農村勞動力，工資又低，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真是價廉物美，使賺足了剩餘價值的中外資本家們喜不自禁。在城市常年打工人數一般占這些城市常駐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從事城市裏最苦最累最有害而工資又最低廉的工作，正是這支新生的無產者勞動大車支撐著沿海地區的發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大中小城市雖然沒有沿海地區的優惠政策和有利條件，就象重慶、成都等城市一樣，它們獲取各種資源的主要途徑是利用“權力資本”。這樣，駐在地權力機關越大獲取這些資源的優勢就越大，就越能在城市地區做些所謂發展的表麵文章。沿海和城市地區得到國外資本的投資，也是取得某些發展的原因之一，但決不是主要原因。這類投資是以獲取最高利潤的回報為唯一目的的。這些投資對當地的主要回報是稅收，而且還有一個時期是免稅的。但這些外國資本也給這些地區帶來了環境汙染以及社會風氣的腐敗墮落。綜合起來看，很難說這些外國資本帶來的利大於弊。總之，沿海和城市地區的所謂發展，最主要是得益於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大肆攫取周邊和內陸地區的各種資源，而外來資本隻是起一種點化作用，即發展資本主義和腐敗的示範作用。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的豪華和奢侈，是屬於“先富起來”的少數權力與資本新貴們，是這些新貴們攫取揮霍浪費國家和人民財富的淘金地和銷金窟。鄧小平設計的這些“窗口．”成了一個個流淌國家資源和人民血汗、腐敗共產黨和社會肌體的瘡口，成了瘋狂吸吮內地國家各種資源的奶頭，成了大批企事業單位虧損、破產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先富起來的人”無論怎樣超級的豪華也絲毫掩蓋不住兩極分化的殘酷現實，絲毫掩蓋不住這些魔術般聚集的財富來自被榨取的地區和被榨取的人。就在豪華的成都和重慶等城市周圍幾十公裏的地方的農村就是一片貧窮破敗景象。廣大中西部地區、廣大農村、數以億計的打工者生存危機就是鄧小平讓一部分地區和人“先富起來”的直接惡果。就隨著這眼花繚亂的發展，本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一切，又悄悄地落到吸血鬼的手中。(四) 關於科學技術事業的變化如本文在“舊中國是什麽樣子的”一部分中介紹的，雖然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曾為世界的發展作出過自己的突出貢獻，但在舊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卻是一片凋零、破落景象，五億人大國的高等教育每年隻培養5800名畢業生，人民群眾中90％是文盲，幾乎沒有任何象樣的科研機構或專業部門，有誌於科學技術事業的人隻好飄零到海外謀生。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三十年中，科學技術事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請看一下在這個時代的代表性成就：一九五六年造出噴氣式戰鬥機，一九五八年造出了萬噸遠洋輪船，一九五九年研製成功每秒鍾運算一百萬次的電子計算機，一九六一年研製成功國內第一台激光器，一九六二年造出了一萬二千噸水壓機，一九六四年成功爆炸原子彈，一九六五年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島素，一九六七年成功爆炸氫彈，一九七零年發射成功人造衛星，一九七五年成功實現人造衛星發射返回，等等。在這三十年間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其他有代表性的成就還有：大批大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工業成套設備，如三千萬噸大型露天礦、二百五十萬噸煉油設備、五十萬伏高壓輸變電、三十萬噸合成氨、二十四萬噸尿素、二百噸級電渣熔煉爐、六千馬力內燃機車、三十萬千瓦發電機組，以及核潛艇、洲際導彈、與當時最先進的波音707技術水平相當的大型噴氣運輸機“運十”、雜交水稻、在世界上最先合成轉移核糖核酸、80萬倍電子顯微鏡和在基礎科學領域裏以陳景潤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為代表的一批尖端成果，等等，等等。所有這些都表明，經過短短三十年的奮鬥，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走完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100到300來年的發展曆程，在主要領域達到了僅三、五個最發達國家能達到的世界先進水平。這鐵的事實證明了建國後三十年，中國共產黨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方針路線，與在其他領域裏一樣，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待新中國三十年在科學技術方麵的成就與對待其他領域的成就一樣：一方麵利用、揮霍，一方麵抹殺、掩蓋。他在一些場合不得不勉勉強強承認“兩彈一星”這樣的成就，但在另一些場合則難以掩蓋對這些成就的仇恨。例如，他對我國自己製造的萬噸輪船遠洋航行成功說什麽：“才一萬噸的船，吹什麽牛!一九二零年我到法國去留學，坐的就是五萬噸的外國郵船。”難道為新中國比外國的水平還低一些的成就自豪就是吹牛嗎?新中國在那個時候別說造出了萬噸輪，就是造出了五千噸級輪船也是值得自豪的，因為那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僅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白手起家幹出來的!正是在鄧小平看不順眼的造船行業，在批判了他和劉少奇一夥的“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爬行哲學後，成為我國各行業中發展最快、成就最大的行業之一，正是靠著這個遺產的作用，在改革開放後，很快進入世界造船三強之一。也是在這同一次講話中，他又說：“現在我們開放了，十萬噸、二十萬噸的船也可以造出來了。”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6年8月我國就造出了五萬噸級的輪船，難道隻是到了他一搞改革開放，十萬噸、二十萬噸的船就可以造出來了嗎?毛澤東時代在造船工業方麵積累的遺產在改革開放後釋放的同時，也受到嚴重破壞，眼下也和其他行業一樣陷入困境之中。聯係到鄧小平把新中國的農業成就全歸功於他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一係列作為，人們可以看出，這位把“實事求是”喊得震天響的總設計師，是沒有絲毫一點實事求是精神的，他所有的隻是魔術師變戲法的本領。他才是把別人的東西吹成自己的、把倒退吹成前進的吹牛大師！鄧小平為了籠絡一部分知識分子，利用人們迅速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願望，在科學技術領域做了很多“設計”：把毛澤東時代汙蔑成“發展停滯緩慢”，把改革開放描繪成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他首先把整個知識分子隊伍封為“工人階級一部分”，接著又把科學技術封為“第一生產力”，一些吹鼓手就大喊大叫“科學的春天到了!”果真如此嗎?那麽，讓我們看一看改革開放：一開始，這“科學的春天”就有些“千呼萬喚始出來”地姍姍來遲，一直到改革開放八年後的一九八六年，才在鄧小平親自支持下搞了個《863計劃》：“選擇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先進防禦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技術的一些領域作為突破重點，在幾個重要的高技術領域跟蹤世界先進水平。”自一九八七年三月開始組織實施。如前所述，在改革開放前，這七大領域內的主要項目，我國就已經接近或達到、有的甚至已經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了。如果說建國後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從一窮二白起家發展到前麵已經介紹的那樣的水平，鄧小平還很不滿意，他搞改革開放了，無淪如何，發展速度至少也應該比那個時代快一點點才能自圓其口。如果發展速度真的比改革開放前快，那麽在這七大領域應該是很快的全麵達到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四年了，《863計劃》也有十六年了，不要說全麵了，哪一個領域獲得了“突破”而達到並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或是縮短了與世界水平的差距?至今沒有聽到捷報。原來，這個《863計劃》根本就沒敢使用趕超的字眼，而是用的“跟蹤”，那麽，這個“跟蹤”就不僅沒有趕超的必要，而且也沒有距離的遠近了。鄧小平能鬥膽使出渾身解數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但就沒有勇氣和能力完全靠自己的真本事做出一兩件漂亮事在曆史上讓人稱道。赫魯曉大修正主義集團依靠斯大林時代的遺產還能在上台後的初期在航天航空、導彈核武器等高科技領域繼續取得一些實際發展，而鄧小平一夥連赫魯曉夫也不如，在他的《863計劃》是一個謎。本來，我國的運載火箭、導彈核武器等航天技術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發展速度不僅超過了美國，也超過了比美國還快的前蘇聯，現在，這種發展速度何在呢?即使哪一天終於把載人飛船弄上了天，那還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高速度嗎?那還是人民的成就和自豪嗎?那不過是統治者利用毛澤東時代的遺產變賣的小資本和把敗績當成績，繼續欺騙、蒙混人民的障眼法罷了。在電子計算機技術方麵，改革開放前，我國就已經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有的甚至還超過了，二十多年過去了，跨國壟斷公司的電子計算機及元器件產品充斥了我國市場，而我國的生產部門隻不過是充當了它們的組裝車間而已。就連二十多年前大大落後於我國的印度，現在這方麵也已大大超過我國了。現代工業的裝備產業——精密機床工業，是現代經濟的支柱的支柱。建國後三十年中，國家一直把機床工業列為優先發展的重點行業，基本奠定了我國機械工業的基礎，機床行業對機械工業的需要滿足率達到80％以上，高精密度機床在製造工藝和品種方麵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們才能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兩彈一星、二汽等一係列超大規模的工程項目。在改革開放後，這個行業也和能源、農業、國防等基礎產業一樣，成為吃老本的行業之一，相當長時期不受重視，扶持投入大大下降，拉大了和國際水平的差距，形成了惡性循環，以至於目前我國數控機床係統70—90％的市場被國際壟斷資本占領和控製。在生物科技方麵，我國在六七十年代就以世界領先的地位實現了胰島素、轉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和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國生物科技領域能在世界上數得著的成就還是這幾樣。現在，這些領先的地位已經不存在了。近幾年參加國際上人類基因1％的破譯，作為在二十年前就已掌握領先世界的基因合成技術，作為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完成這點工作量的人類基因破譯，就象已經掌握了衛星返回技術二十年後又再發射回收幾次無人飛船一樣，是成績還是敗績呢?在生物科技領域中最重要的製藥行業，國外資本已經在我國取得完全的壟斷地位。就是在我國得天獨厚的中藥製藥行業的優勢也正在大幅度喪失之中， 目前在世界上100億美元的中藥銷售額中，我國僅占3％。國防科學技術和工業在建國後三十年中，由於國家生存形勢的需要，是我國的先導核心行業。國家在國防科學技術方麵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獲得了極其巨大的發展，也蓄積了最大的能量和潛力。我國在六七十年代就試驗成功原子彈、氫彈及其運載火箭，但據《參考消息》多次報道，我國目前隻有20枚導彈核武器。這雖然無從考證，但從鄧小平早就宣稱的“我國的核武器隻是象征性的”可以得到印證。我國七十年代就已經研製成功核潛艇、驅逐艦、先進的噴氣式戰鬥機，現在卻要依靠大量進口，還達不到目前台海的軍事均勢。象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怎麽可能依靠進口武器建立和維持軍事優勢呢?鄧小平多次講要軍隊“顧全經濟建設的大局”，要軍隊“忍耐”，並且竟然不惜讓軍隊去經商發財，經受腐敗的洗禮。幾乎所有的軍工及科研部門都“軍轉民”了，廠停人散，以至於有的破了產，連工資都發不出。 如此一來，國防科技怎麽可能有什麽發展呢?二十年前，我國的空軍就是當時世界三強之一，而現在隻靠著進口的上百架戰機維持著空防。實際上，國防科技行業是我國受到最大破壞和損害的行業。人們痛心地用“自廢武功”、“自毀長城”來比喻這種行為。鄧小平根本就不想和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鬥，對付老百姓有坦克和機槍就足夠了。他把過去國家對軍隊的巨額投資轉移用於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還有什麽心思去發展國防科技呢?向外國買了幾件新武器，與其說增加軍事實力，還不如說是為了撫平軍隊內部的不滿。在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科學技術隊伍受到極大的損害。建國後，在黨的領導下，執行毛澤東主席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經過幾十年的鍛煉，建立了一支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隊伍，擁有了門類比較齊全配套的科學技術體係和機構，具備了很強的科學技術攻關能力。但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在科學技術部門，把同黨和人民離心離德、思想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的舊學術權威扶起來，又培養一批隻專不紅甚至既不紅也不專，隻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為能事的新學術權威，讓這些人把持了科研部門，把科學的殿堂變成了名利場、腐敗窩。對科技人員贖買、收買，排斥又紅又專的科技人員。正直之士無法施展才華，投機之徒左右逢源，營私舞弊，以至科研部門的事業費普遍成了人頭費，各種不正之風、學術腐敗加劇，內耗嚴重，何來科研攻關?結果，象《運十》總設計師馬鳳山那樣的傑出科學家鬱悶而死；有的無可奈何的退休：有的就隻好到海外謀生。據媒體多次報道，改革開放後，全國派出留學人員30多萬，有三分之二不歸。這僅僅是指公派的。實際上，以各種理由、各種名義、各種方式出國的科技人員數目比這個數字要大得多。有很多著名科學家培養的研究生幾乎全部出國了。甚至於這種科技人才的流失，已經大量發生在有發展潛力的中學生身上。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教育體係，成了為帝國主義和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培養人才的搖籃。中國的教育和科技隊伍陷入這種狀態之中，還談得上什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科學技術事業是分不同領域和層次的，如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尖端科學與一般科學，高新技術與普通技術，等。決定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能力和水平的，是基礎科學、尖端科學、高新技術的發展水平和能力，以及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尖端科學與一般科學、高新技術與普通技術的協調、平衡、相互轉化能力。毛澤東時代，雖然隻有短短的的二三十年，我國的基礎科學、尖端科學、高新技術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如在理論數學、高能物理、結構化學、地球科學、生物科學等領域，都取得了重大高水平的成果。正是這些成果才使我國在相關領域取得世界先進水平的地位。但在基礎科學這類領域，常常不能迅速、 直接地轉化為生產力與社會成果，它需要國家的支持扶助和科學家的獻身精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為了盡快的變幻出讓人們相信支持他的政策的“發展成果”，竭澤而漁式地轉化、釋放毛澤東時代積蓄的能量和潛力。在應用科學、一般普及性科學的中下遊領域大做表麵文章，鼓動一些科技人員下海、創收、撈錢，雖然使得一些人盲目、幼稚的相信了他，但造成的科研部門的腐敗、貧困和內耗卻使我國的基礎科學、尖端科學和高新技術的發展創新能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在科技領域不敢再提全麵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降低為“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幾年又大喊所謂“發展創新能力”。但是，沒有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沒有了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向心力、凝聚力，在一個腐化墮落的環境裏，就算是增加了一點投入，按照“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金錢萬能的信條，就能把一個大國的基礎科學、尖端科學發展起來嗎?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理由之一是要發展科學技術事業，他無視我國建國後受到先是美帝、後又有蘇修以及追隨它們的其他國家二十多年封殺的曆史事實，無視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粉碎這種封殺打開外交局麵的成就，煽動攻擊毛澤東時代是“關起門來搞建設”。他要向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學習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但在國際階級鬥爭的形勢下，還要不要堅持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的法寶?自力更生和學習引進外國科學技術關係怎樣限定和處理?外國資本家會賣給我們什麽樣的技術?我們怎樣既學習、引進而又不會受到外國的利用和牽製?等等，這些關係到我國科技事業、也關係到我國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他要麽放幾句空槍，要麽根本不予理會。二十多年了，引進合資成了提高科技水平的代名詞，自力更生從口號到精神再到具體行動都已經銷聲匿跡，從花錢買技術到市場換技術，最後買來換來了什麽樣的技術呢?結果是，我國在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關係到國家前途命運的高科技戰略產業，一個又一個地被外國壟斷資本或全部或大部或部分擠垮、擠占。 《863計劃》“跟蹤”十六年世界先進水平的結果，是差距越來越大，科研部門和隊伍發生的腐敗、內耗與人才流失，使得基礎科學和尖端科學的攻關創新能力日益衰落，以先進技術為主導的關係到我國前途和命運的戰略產業，日趨陷入困境並逐漸被國外資本所控製。舉一個普通例子：我國一九五八年就能設計轎車，四十多年後，技術實力不知發展了多少倍，二汽的神龍二廂改三廂竟花了5億法郎請法國人設計。這隻是一個普通的例子。曾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建立了強大的科技體係、經濟體係的中國，二十多年來，重又拜倒在曾被鬥得不得不上門求和的帝國主義的腳下，而成為它們的玩物、附庸。鄧小平的所謂通過開放發展科學技術，不過是一場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賒本買賣。當然，也有賺的，首先是國際上的壟斷資本主義勢力，其次是國內的新老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國內的新資產階級，為了爬到有產階級的地位，為了積聚自己的資本，為了自己能撈得一個硬幣，就是把國家和人民的金元寶扔出去，它也是不會心痛的。總之，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和其他領域裏一樣，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人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凡是鄧小平親自過問的、動了腦筋抓過的領域和行業，都是被破壞最大的：他重視的早，破壞的早，重視的多，破壞的多。農業是這樣，科技也是這樣，他的改革開放落實到哪裏，哪裏都是這樣。實踐的檢驗已經千萬次證明了，資本主義早己到了落後的、腐朽的、垂死的、反動的階段了，鄧小平還要把這些破爛貨拿來冒充新鮮，能不搞砸鍋嗎?(五) 在上層建築領域裏的惡果如果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在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科學技術方麵，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巨大遺產還可以利用，還能夠做出一些所謂“發展”的表麵文章的話，那麽，在上層建築領域則是從形式到內容、從現象到實質、徹頭徹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化的複辟和倒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在半個多世紀裏的血與火的鍛煉中，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而產生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有數以千萬計的烈士為之獻出生命，領導億萬人民經過史無前例的艱苦卓絕的鬥爭，而成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已經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根據地的中國的領導核心，與億萬人民結成血肉、魚水之情麗被十億人民視為生命的源泉一樣的中國共產黨，如今在思想上、理論上、路線上、作風上、組織上已經發生了舉世公認、人說人痛、人說人恨、極為嚴重的腐敗變質現象。鄧小平上台以後，黨同伐異，打擊、迫害一批，壓製、排擠一批，收買、利用一批，腐蝕、拉攏一批，讓一批又一批不懂、不信甚至反對、仇恨馬克思主義的人控製了越來越多的黨的各級領導權，以推行他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歪理邪說，使黨逐步脫離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軌道。雖然現在某些領導人也把反腐敗掛在嘴上，但這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以後，由於發生大規模群眾反腐敗的運動，鄧小平雖然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義殘酷的鎮壓了下去，但他還是懾於群眾的力量，不得不在提法上把以前的所謂“糾正黨內不正之風”升格為所謂“反腐敗”。但鄧小平一夥及其推行的路線就是腐敗的根源，所以這種“反腐敗”，便必然是“賊喊捉賊”的伎倆。所以，鄧小平一夥的“反腐敗”，便成了二十世紀後期中國政治上的一大奇特景觀：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而腐敗也不斷愈演愈烈，不斷升級。“反腐敗”成了共產黨腐敗變質的掩護和障眼法。就在這“反腐敗”中，中國的資本主義複辟走上了不歸之路。由於共產黨的腐敗變質，便直接引發造成了國家政府機關、專政部門、公務部門的腐敗變質，各行各業、從上到下，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幾乎沒有一塊淨土。共產主義不提了，資本主義也不批判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了一句越來越空洞的、越來越成為百姓笑談的做秀式的口號。為了減少一點諷刺、難堪的尷尬，這句口號的提出者毛澤東在前麵原有的“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的八個字，早就被偷偷的去掉了。曾經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作為行動的標準和鏡子的國家幹部隊伍中，現在流行的是金錢、名利、地位、宗派、阿諛、拍馬，流行的是“不撈白不撈”，甚至買官賣官、染指黑社會、欺壓殘害百姓也屢見不鮮。至於吃吃喝喝、享受玩樂、奢侈浪費、“灰色收入”也早就是小菜一碟。沒有了理想、信仰、紀律，就隻有金錢、物質的利誘與刺激。在這種腐敗的氣氛下，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而陷入普遍貧困、工廠倒閉破產工人下崗的嚴重局麵下，竟然還以“高薪養廉”，連續三年給公務員加工資，還要達到翻兩番。由於黨政腐敗造成的貪汙揮霍浪費，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大量流失。十年前就已經揭露每年公款吃喝就高達1000億以上：中國的轎車都是為官員和富人服務的，公車私用極為嚴重，前些年有報道這種浪費每年有600億；官員們出國以“考察”為名的遊山玩水、吃回扣、私分、假單據報銷等等，很難統計，肯定也都是天文數字。最近有專家估計，現在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七分之一被貪汙揮霍了。由於黨和國家機關的嚴重腐敗變質，社會風氣也發生了“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毛澤東時代三十年新中國，廣大幹部群眾以焦裕祿、雷鋒為學習榜樣，全社會昂揚向上，共產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大發揚，人人平等，互相關心，互相幫助，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消滅了詐騙、偷盜、吸毒、嫖娼，好人揚眉吐氣，壞人如過街之鼠，世界人民齊聲稱頌，趨之若騖。但是鄧小平卻把這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恨的咬牙切齒，誣之為“極左”。那麽，在他領導下的中國成了什麽樣子呢?“發財致富”成了幾乎每一個人的奮鬥目標，“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理所當然的又成了普遍信條，於是爾虞我詐、坑蒙拐騙就泛濫起來。至於偷盜搶劫、車匪路霸、拐賣婦兒、賣淫嫖娼、吸毒、賭博、封建迷信，等等一切反動腐朽沒落的沉渣，凡是舊中國有的，就都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恢複泛起，舊中國沒有的，也就在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創造出來了。而且，整個社會的腐敗程度，在許多方麵大大超過了解放前的舊中國，也超過了現在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招致國際輿論的揭露。比如賭博，幾乎達到普及的程度，政府也帶頭大搞博彩斂財。再譬如色情，據說現今中國賣淫婦女有上千萬之眾，而且數以萬計的到了台灣甚至歐洲。熟悉舊中國，或看過《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等一類警世小說的，無不感歎那裏所描繪的，都遠不如鄧小平改革開放下的中國的腐敗之甚、花樣之多。教育、文化、體育等其他行業也和工農業一樣，離開了正確的方向與路線，在毛澤東時代積蓄的能量和潛力釋放的差不多以後，也分別陷入危機之中，已如前述。在教育方麵，教育產業化使勞動人民子弟受教育的權利逐步被剝奪，農村青少年兒童失學現象大量發生， 《九年義務教育法》成了政府帶頭違法的例證，學校腐敗也開始愈演愈烈，教師與學術腐敗頻頻曝光，思想教育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愛國主義也顯得蒼白無力，各種崇洋媚外、腐朽墮落、享受玩樂、極端個人主義，甚至色情在學校蔓延，中國的學校已經變成為國內外資本主義培養人才的搖籃。近年來高校大量擴招，表麵上看是“大發展”，實 際上是國家拿不出錢來辦教育，就把教育當成產業辦，讓學校向社會撈錢。在文化領域，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封資修文化泛濫成災，成為腐蝕、化解共產主義思想文化，為資本主義複辟嗚鑼開道的毒化麻醉劑、煙霧迷惘劑。體育也是這樣，本來是以增強人民體質為宗旨，現在也都向資本主義看齊，染上了濃厚的銅臭味，變成了金錢第一的競技場。(六) 關於對社會生存環境的破壞鄧小平為了欺騙人民相信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提出極為片麵、荒謬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煽動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式的製造所謂“政績”。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結果使生產經營領域裏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的，根本不顧對環境和資源、對人類社會長遠利益的破壞和損害。由於腐敗的結果，政府自身的調控能力大為降低，甚或虛設，更嚴重者與資本家勾結起來共同破壞，這就使得中國的環境、資源、生態、生存條件產生了嚴重危機並不斷惡化，使中國在世界發展曆史上付出了最大的代價。中國的空氣汙染已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有些方麵高居世界第一。酸雨麵積覆蓋全國40％地區和三分之二的城市。象深圳，因空氣汙染造成了65％的兒童體內鉛超標，廣州更高達83％。江河湖泊海洋普遍受到嚴重汙染，國家治理目標一再落空-森林的滅絕和植被的破壞造成水土流失和沙塵暴頻繁肆虐。近海由於汙染已經無魚可捕。在禍國殃民的“有水快流”政策的鼓動下，對各種礦產資源的狂挖濫采所造成的浪費損失和環境的破壞特別驚人，已不斷被媒體揭露出來。屢禁不止的對地下文物的盜掘也已經泛濫了二十來年了。至於對這些破壞的治理，就象反腐掃黃打黑一樣，治理者和被治理對象常常是一個主體，或者彼此有著相互勾結的密切聯係，於是越治理越嚴重。據專業研究認定：中國環境的破壞已超過所謂經濟的增長。如太湖汙染治理恢複到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需2()()0億人民幣。滇池汙染治理需80億，已花了40億，毫無變化-按此估算，全國汙染治理需要多少資金?這些為了少數人的發財致富而對整個國家、民族以至世界資源和生存條件造成的破壞；和負擔，即使現在馬上終止，也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沉重地壓在中華民族及其子孫後代的身上。醫療衛生方麵，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已經消亡，農村預防保健體製也已經垮台，醫療衛生發展嚴重畸形，衛生部早就已經又變成了“城市老爺衛生部”，衛生資源分配極不合理，醫院已經變為實際上主要為新貴族服務的撈錢創收的產業部門。公共衛生事業發生嚴重危機，艾滋病防治無力並迅速蔓延，正在成為一場真正的浩劫和國難。曾經在建國後得到控製或消滅的性病、血吸蟲病、結核病、瘧疾病等正在複燃，環境衛生、食品衛生、職業衛生等也都空前嚴峻。非傳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腫瘤病、精神病等都在迅速蔓延，患病率都要比改革開放前高數倍之多。中國人民的生存危機正在空前惡化。(七) 關於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破壞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她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就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而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勇敢地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對其進行了堅決的揭露和鬥爭，使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危害減少到最低限度，從而使得在中國長期革命曆程中及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鬥爭中形成、發展、完善的毛澤東思想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鮮豔的旗幟，使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和根據地。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發展並取得巨大而輝煌的成就的原因。鄧小平上台以後，比起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來猶過之而無不及。他在國內瘋狂複辟資本主義，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百般獻媚、妥協、勾結、投降，沆瀣一氣，釜底抽薪式的逐漸取消了對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人民解放運動的支持，從而導致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50多年來陷入了最低潮，以至於幾乎全軍覆沒的境地。曾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陷入絕境的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得以時來運轉、苟延殘喘，稱霸天下，世界上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重又陷入被血腥殘酷的剝削、鎮壓、屠殺的境地，整個世界又成了剝削階級的天堂和被壓迫階級的地獄，整個人類又被資本主義拖入黑暗重重的生存危機之中。麵對每天發生的殘酷現實， 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戰略夥伴”的中國領導人能夠脫清關係嗎?(八) 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弱化二十多年前，在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指引下，經過建國後二十多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大大增強，成為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向往的國家，成為他們的旗手和代言人，就連在世界上稱霸傲慢逞強了100多年的美帝國主義也不得不屈尊求和。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後，成為當時與美國、蘇聯抗衡的鼎立三國之一。靠著這個強大地位的遺產，又加上鄧小平以五十年“一國兩製”不變的退讓條件，實現了對香港、澳門的收回(毛澤東在世時與周恩來共同製定了對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承認中央政府，實行高度自治”的政策；條約期滿，收回港、澳也是毛澤東在世時與英國和葡萄牙政府有言在先的。這兩件事都記不到鄧小平的功勞簿上——編者按)，劉•此，鄧小平一夥吹上了天，好象全成了他的功勞。但他們想在台灣收回問題上如法炮製時，事過境遷了。他們在國內複辟資本主義，在國際上投降帝國主義的路線，造成了國家綜合實力與國際地位的—F降。他們所崇慕的美國大老板，在市場經濟裏練就的本性，不領這個情，不願意把這根稻草賞給他們，悄悄的收回了曾在毛澤東麵前作出的許諾。頭號老大的胃口又漲大了，他們不僅要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他們還要實現100多年前的一個夢：要中國逐漸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和附庸國。即使百般讓步，帝國主義的老猴一點也不願賞臉，這就使得鄧小平一夥現了眼，凸現了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尷尬、虛弱和危機。蘇聯赫魯曉大修正主義集團與美帝國主義雖然既勾結又鬥爭還耍了幾個回合，而鄧小平一夥與美帝國主義連一個回合也耍不起來了。環顧世界，曾經是朋友遍天下的中國，還有幾個朋友呢?對於覬覦我南海領土和資源的幾個資本主義的小爬蟲，鄧小平們隻能幹瞪眼，或者哼一聲“不滿”；靠著吹拍阿諛拉關係的工夫一心想交幾個“戰略夥伴”，美國卻用扔導彈、撞飛機做了回答。破落戶的難兄難弟俄羅斯自身難保，同床異夢，而其他的“夥伴”們，更是一個又一個的有奶就是娘。既然都是資本主義了，金錢利益才是第一的，還想玩幾個“純情夥伴”，到頭來，隻能是竹藍子打水一場空。實力靠鬥爭，成功靠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丟掉了，遺產揮霍浪費的差不多了，又不想鬥爭，何來國際地位?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放棄了共產主義，愛國主義也遮不住羞，離開了毛澤東正確路線的中國，執意走資本主義道路，隻能回到五•卜多年前的舊中國， 以及眼下的俄羅斯那樣積貧積弱的老路上去。高山為壑，滄海桑田：二十年河東，二十年河西。就在二十多年前，十億人民十億兵，萬裏江山萬裏營。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銅牆鐵壁，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蓬勃發展，如日中天，人民歡呼高歌，帝修反膽戰心驚。以改革開放的名義補了二十多年資本主義課的現在，十三億人的中國，遺產耗空，工廠倒閉，農村破產，危機重重，亂象叢生，民怨沸騰；在國際上，把敵人奉為上賓，朋友四散消蹤，羞辱不盡，忍氣吞聲。變化何其巨大!這哪裏是什麽“與時俱進”的“高速發展”?這是曆史的大複辟、大倒退!這是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在中華大地上演出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一幕荒謬透頂的複辟騙局。鄧小平把欺騙演繹到了空前高超、絕倫無比的大師級水平。在鄧小平騙術迷霧的掩蔽下，當初一些人認為中國還是世界上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的共產主義堡壘，然而，在這堡壘裏，卻進行了一場最赤裸裸、最快速度的資本主義大複辟。許多共產黨人還以為自己在為共產主義獻身，而實際上卻是在為資本主義複辟做“嫁衣裳”， 自己被賣了卻還在幫著數鈔票。一些人所以能夠被欺騙，還在於鄧小平充分的利用了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觀念的消蝕作用。這些“四舊"無處不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隻要把那個“私”字請出來當頭，全部“四舊”立即就會複活起來。鄧小平深諳此妙，當然得心應手。本來“改革開放”就是一個中性詞語，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就看賦予它什麽樣的內涵，即為什麽改革開放，改革什麽，開放什麽，對誰開放，怎樣改革開放，等等。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南轅北轍，當初對改革開放的解釋，幾乎被全部偷梁換柱。為了掩蓋這赤裸裸的欺騙，又放出了個“與時俱進”的小兒科玩藝。鄧小平們雖然急切的盼望複辟資本主義，但為了充分利用並消解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以足夠的耐心、拉開足夠長的半徑，雖然最後還是180度的大轉彎，但已遠遠離開了原來的出發點。他們充分的利用了時間差對社會意識的扭曲作用，二十多年過去了，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活著的很多也麻痹糊塗了，而成長起來的許多年輕人由於受媒體千百萬遍造謠宣傳的誘導，對毛澤東時代的認識全是什麽“浩劫災難”、“挨餓”、“專製”之類，等到“圖窮而匕首現”時，毛澤東時代的遺產被全部利用揮霍，又被全部的消蝕瓦解，周圍已幾乎沒有可以鉗製的力量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盡管我們鄙夷鄧小平的騙術和人格，但我們不得不；驚歎他的實用主義大師的手腕。鄧小平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為了推翻已經建立起來的偉大的社會主義製度，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而無所顧忌。讓我們看一看他們用過的權術罷：指鹿為馬、瞞天過海、暗渡陳倉、偷梁換柱、聲東擊西、順手牽羊、調虎離山、釜底抽薪、大打出手、金蟬脫殼、反客為主、以退為進、威嚇利誘、軟硬兼施等等，等等。隻是，他們不用這些來對付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而是用來對付馬克思主義者，對付無產階級，對付勞動人民。鄧小平們是暫時獲得成功了，中國和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又可以鬆了一口氣彈冠相慶高呼萬歲，又可以放心的享受歌舞升平紙醉金迷了。但他們由於階級的偏見、近視和局限，卻總犯一犯再犯的舊毛病：老是看不到當代世界的大潮。共產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的滅亡是不可阻擋的。盡管被鄧小平們奉若神明、頂禮膜拜，但不管是從資本主義的大本營，還是在它的各個大小領地，還是在俄羅斯、中國這樣的新大陸，到處都是一片危機重重、醜聞不斷、分崩離析、搖搖欲墜、岌岌可危的景象：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不僅沒有象它的膜拜者盼望的那樣“化險為夷”，而是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直到它的老窩；特別是頭號老大，還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套惡棍、魔鬼做派，麵對重重危機，正在象垂死的瘋子一樣顛狂；鄧小平一夥縱使謀術絕倫、機關算盡，充其量隻不過為資本主義掙得一點苟延殘喘的時機罷了。四、 解讀“許家屯現象”鄧小平在以改革開放之名，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的過程中，雖然不是一帆風順的，雖然他也受到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抵抗，雖然也有過一九八九年那樣的全國性自發的群眾抗議風暴，但總的來說，是比較容易的。與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相比，不要說建國前的二十八年了，就建國後的二十多年而言，就黨內外、國內外麵臨的極其複雜嚴重的生死存亡的局麵相比，就整個黨政幹部隊伍付出的努力與艱辛而言，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搞倒華國鋒很容易；把其他那幾位馬克思主義色彩濃淡不一的領導人搞倒更容易：至於把已經和他站到一條船上、積極跟著他跑的、但又不是黑下一條心跑到底的胡耀幫、趙紫陽(胡、趙正是鄧小平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同謀者與合作者，並非“不是黑下一條心跑到底”的走資派，他們的下野，完全是因為要同鄧爭權奪利，而敗下陣去。——編者按)搞倒更是幾乎沒費什麽力。如果說毛澤東時代艱辛創業，步步如逆水行舟，而他則是潛力釋放型的順勢而滑。毛澤東領導下的幹部是以王進喜、陳永貴、焦裕祿為榜樣的，風餐露宿、殫精竭慮、帶頭苦幹、不講享受；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則是成克傑、胡長清、陳希同式幹部叢出不窮，出入豪華轎車、宴啖山珍海味、居所殿堂瓊閣、財富百千萬億、子孫富貴榮華。他甚至一直沒有名正言順的當上黨的最高領導人，一直是以太上皇“垂簾聽政”這種極端落後的封建主義方式控製中央，而且一直處於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牢騷、謾罵的嚴重不滿之中。然而，鄧小平還是終於把這場改革開放的醜劇演成了，把幾千萬烈士拋頭顱灑熱血，幾億人民數十來年含辛茹苦、生死卓絕奮鬥而成的在中國與世界曆史上有著輝煌業績地位的黨、國家和軍隊最後演變成修正主義的“軟骨症患者”、資本主義的二三流的小夥伴，還真的是太容易了!在國外，鄧小平得到了整個帝國主義陣營、修正主義陣營的捧場和支持。雖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國外不得不罵幾聲，那是因為他還打著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號，人家並不是和他“真惱”，做做樣子的，沒過幾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風平浪靜了。這隻是外因，事物的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內因。這內因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早就預料到的黨政軍幹部隊伍中的“相當大的一個多數”跟著跑。這個隊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風血雨、狂風暴雨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個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帶領全國人民開天辟地打江山、換江山的、曾經是堅如磐石的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中堅力量啊!人們都已經知道，在“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鄧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馬升帳，在當時的中央委員會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其他高中低級幹部隊伍中，相當一個多數是舉了手的，而且在以後二十多年裏，又有許多次的“舉手”。當然，對於這些舉手的人，包括最上層的人，都是要做具體分析的。但是，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都是大是大非問題，“舉手”，就是站到了中國修正主義陣營裏，就是跟著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沒有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怎麽能夠推行?何來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複辟巨變?當回顧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變化過程，麵對今天的現實，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鄧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開放“大業”，也是依靠這個隊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說，毛澤東領導這個隊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國人民，鄧小平又依靠著個隊伍複辟了資本主義，把新三座大山壓到了全國人民頭上。那麽，這樣一個幹部隊伍為什麽既能跟著毛澤東搞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又能跟著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複辟的資本主義呢?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鄧小平以憑空捏造、指鹿為馬的手法全麵否定建國後三十年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後，必須繼續探討的“許家屯現象”。許家屯在抗日戰爭初期參加了革命，解放戰爭後期已經是一位師級領導幹部，在淮海戰役中還受了傷。解放後，自一九五六年就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並在一九七六年後擔任六年省委第一書記。他曾長期分管江蘇的工業、農業生產，好象還是有些工作幹勁、有些革命熱情、有些實際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蘇省工農業總產值躍居全國第一，他應該說在那個毛澤東時代還是做出了一些實際貢獻的，而不完全象鄧小平那樣城府很深、“柔中寓剛、棉裏藏針”、以橋牌玩樂為嗜好、搖鵝毛扇的那種人。但是，作為一個從舊社會參加革命過來的土生土長的江蘇人，他當然應該知道家鄉在解放前的貧窮和破敗，他更應該知道新中國的輝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內，蘇北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及南水北調、南京長江大橋、江蘇的社隊企業等等對翻天覆地的改變了江蘇麵貌的巨大意義。然而，他怎麽能夠失去記憶和對比呢?他怎麽能夠讚同鄧小平對於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發展緩慢停滯”的胡說八道?他憑什麽得出“列寧、斯大林的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的結論?他在洋洋數十萬言的《香港回憶錄》大談補資本主義的課，卻沒有一句以事實為依據的關於補資本主義課的必要性的說明。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材料，七十年代末期，在鄧小平剛一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曆史性變化的關鍵時刻，正在江蘇省委任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對於當時在中國共產黨上層發生的激烈鬥爭，並不是明顯的或暗中站在鄧小平一邊的。他當時有一句名言“兩邊打槍，中間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種觀望折中的態度。對於當時開始風行全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他在江蘇省也是按兵不動，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麵鋪開的，顯然與安徽省、四川省落後多了。所以，雖然這時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已躍居全國第一位(當然，這是江蘇省在建國後三十年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是“貓論”創始人鄧小平卻並不喜歡他這位“逮鼠標兵”。鄧小平當時器重的是改革開放跟得緊的分別時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與萬裏。“春江水暖鴨先知”，這種冷暖之別，許家屯不會沒有感覺的。在一九八三年春節，鄧小平帶領全家人到蘇州遊山玩水，許家屯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鄧小平匯報江蘇省的工作，鄧小平一開始竟不願意聽，大概許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懇請，鄧小平同意聽了，又限製在隻聽20分鍾。鄧小平此時對許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見。這在許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運算的時刻之一，也許，在這之前的幾年中他已開始或者已經完成這個過程了。在這20分鍾內，許家屯拿出當了二十七年省委書記的全部工夫，竟然讓鄧小平聽了兩個多小時，並且在匯報中，做出了他的一項重大發明：江蘇省這許多年的發展“大部分．．．．．．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鄧小平當然聽得高興。但是，許家屯這樣賣力投靠的結果，隻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維持了下去，並沒有使他得到鄧小平的賞識和重用，而是把他派到香港任新華通訊社分社的社長。雖然許家屯對這個職務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聲稱這個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職而被提為正部省級，但他還是抹不掉鄧小平對他不信任的陰影。然而，許家屯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任職還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陣營，為鄧小平的“——國兩製”以及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引入大陸內地積極賣力，在分社內大反“極左”，在香港社會上和英國殖民政府、和各色資產階級拉關係做交易，每天吃喝玩樂、燈紅酒綠、“因禍得福”的享受資本主義的“天堂之樂”。就這樣，許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轉變，史上有著輝煌業績地位的黨、國家和軍隊最後演變成修正主義的“軟骨症患者”、資本主義的二三流的小夥伴，還真的是太容易了!在國外，鄧小平得到了整個帝國主義陣營、修正主義陣營的捧場和支持。雖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國外不得不罵幾聲，那是因為他還打著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號，人家並不是和他“真惱”，做做樣子的，沒過幾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風平浪靜了。這隻是外因，事物的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內因。這內因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早就預料到的黨政軍幹部隊伍中的“相當大的一個多數”跟著跑。這個隊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風血雨、狂風暴雨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個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帶領全國人民開天辟地打江山、換江山的、曾經是堅如磐石的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中堅力量啊!人們都已經知道，在“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鄧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馬升帳，在當時的中央委員會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其他高中低級幹部隊伍中，相當一個多數是舉了手的，而且在以後二十多年裏，又有許多次的“舉手”。當然，對於這些舉手的人，包括最上層的人，都是要做具體分析的。但是，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都是大是大非問題，“舉手”，就是站到了中國修正主義陣營裏，就是跟著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沒有這一次又一次的“舉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怎麽能夠推行?何來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複辟巨變?當回顧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變化過程，麵對今天的現實，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鄧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開放“大業”，也是依靠這個隊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說，毛澤東領導這個隊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國人民，鄧小平又依靠著個隊伍複辟了資本主義，把新三座大山壓到了全國人民頭上。那麽，這樣一個幹部隊伍為什麽既能跟著毛澤東搞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又能跟著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複辟的資本主義呢?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鄧小平以憑空捏造、指鹿為馬的手法全麵否定建國後三十年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行複辟資本主義之實後，必須繼續探討的“許家屯現象”。許家屯在抗日戰爭初期參加了革命，解放戰爭後期已經是一位師級領導幹部，在淮海戰役中還受了傷。解放後，自一九五六年就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並在一九七六年後擔任六年省委第一書記。他曾長期分管江蘇的工業、農業生產，好象還是有些工作幹勁、有些革命熱情、有些實際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蘇省工農業總產值躍居全國第一，他應該說在那個毛澤東時代還是做出了一些實際貢獻的，而不完全象鄧小平那樣城府很深、“柔中寓剛、棉裏藏針”、以橋牌玩樂為嗜好、搖鵝毛扇的那種人。但是，作為一個從舊社會參加革命過來的土生土長的江蘇人，他當然應該知道家鄉在解放前的貧窮和破敗，他更應該知道新中國的輝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內，蘇北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及南水北調、南京長江大橋、江蘇的社隊企業等等對翻天覆地的改變了江蘇麵貌的巨大意義。然而，他怎麽能夠失去記憶和對比呢?他怎麽能夠讚同鄧小平對於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發展緩慢停滯”的胡說八道?他憑什麽得出“列寧、斯大林的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的結論?他在洋洋數十萬言的《香港回憶錄》大談補資本主義的課，卻沒有一句以事實為依據的關於補資本主義課的必要性的說明。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材料，七十年代末期，在鄧小平剛一提出改革開放，在中國社會開始發生曆史性變化的關鍵時刻，正在江蘇省委任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對於當時在中國共產黨上層發生的激烈鬥爭，並不是明顯的或暗中站在鄧小平一邊的。他當時有一句名言“兩邊打槍，中間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種觀望折中的態度。對於當時開始風行全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他在江蘇省也是按兵不動，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麵鋪開的，顯然與安徽省、四川省落後多了。所以，雖然這時江蘇省的工農業總產值已躍居全國第一位(當然，這是江蘇省在建國後三十年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是“貓論”創始人鄧小平卻並不喜歡他這位“逮鼠標兵”。鄧小平當時器重的是改革開放跟得緊的分別時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與萬裏。“春江水暖鴨先知”，這種冷暖之別，許家屯不會沒有感覺的。在一九八三年春節，鄧小平帶領全家人到蘇州遊山玩水，許家屯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鄧小平匯報江蘇省的工作，鄧小平一開始竟不願意聽，大概許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懇請，鄧小平同意聽了，又限製在隻聽20分鍾。鄧小平此時對許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見。這在許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運算的時刻之一，也許，在這之前的幾年中他已開始或者已經完成這個過程了。在這20分鍾內，許家屯拿出當了二十七年省委書記的全部工夫，竟然讓鄧小平聽了兩個多小時，並且在匯報中，做出了他的一項重大發明：江蘇省這許多年的發展“大部分．．．．．．幾乎全靠市場經濟”。鄧小平當然聽得高興。但是，許家屯這樣賣力投靠的結果，隻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維持了下去，並沒有使他得到鄧小平的賞識和重用，而是把他派到香港任新華通訊社分社的社長。雖然許家屯對這個職務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聲稱這個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職而被提為正部省級，但他還是抹不掉鄧小平對他不信任的陰影。然而，許家屯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任職還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轉折，從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陣營，為鄧小平的“——國兩製”以及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引入大陸內地積極賣力，在分社內大反“極左”，在香港社會上和英國殖民政府、和各色資產階級拉關係做交易，每天吃喝玩樂、燈紅酒綠、“因禍得福”的享受資本主義的“天堂之樂”。就這樣，許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轉變，在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拜倒在資本主義的石榴裙下，提出“資本主義補課論”，並在修正主義集團內部鬥爭中選擇了先走一步的“上策”，跑到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繼續安享“天堂之樂”去了。但是，他還是比鄧小平多了點羞恥之心，他回顧自己的曆史，感到了極大的反差塗在自己身上的難堪和諷刺：“本來想都想不到、更極不願見到的事，竟成了現實” …… “一個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旅遊’到資本主義的美國‘休息”’，頗有些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慨。但是，人的行動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許家屯自封為“五十多年忠誠的共產主義的信徒”，這“忠誠”二字並不是純粹的，是要打折扣的，至於他加入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行列裏後，就完全變成假冒偽劣的了。事物的發生、發展總是有因有果有過程的，神差鬼使並不存在。許家屯既以“資本主義補課論”，又以自己在香港的全部行動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作了最好的詮釋。如果說他的《香港回憶錄》還有些什麽價值的話，那就在這裏。“許家屯現象”並不是孤立的，就改革開放前的狀態而言，中國共產黨內的高中低各級領導幹部隊伍 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和許家屯類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澤東積自己數十年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黨真懂馬列主義的不多。…‘據我的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的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條路線走。”因此，毛澤東非常擔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很容易”。毛澤東費盡心血想要努力避免的事，結果仍然不幸而言中。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而這個“階級鬥爭的曆史”，既包括各種社會形態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壓迫、統治、奴役，也包括勞動階級反抗剝削、壓迫、統治、奴役的鬥爭。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直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共產主義學說以前的曆史，都是奴隸主階級、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由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的一切文明的全部總和也就由這些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統治的需要而改造、包裝、流通、繼承、遺傳。文化的創造主體是勞動人民，但它的存在和表現形式卻是統治階級的。這就決定了曆史文化的遺存有精華與糟粕的區分。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成分總是呈混合狀態而存在的； 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區分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階級性。文化的精華，即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推動曆史不斷進步發展的科學的成分：文化的糟粕，即是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尚未達到更本質層次的表麵的幼稚的或被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利益用偏見和愚昧蓄意而改造包裝過的阻礙曆史進步的非科學的成分：一切真理都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進行區分的產物。共產主義學說就是馬克思對曆史文化進行科學的分析、批判，剔除糟粕，繼承精華，經過綜合歸納創造的工夫而誕生的。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三種社會形態的嬗變中，由於它們都是由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私有製社會，由於它們的文化觀念的核心都是私有觀念，因此，後一種社會都可以對前一種社會的意識形態兼容並蓄加以改造為己所用，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的。曆史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它不僅兼容並蓄了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已經大大發展了的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各種文化，而且用自己先進的條件經過更加精心巧妙的重構包裝，發展到極致。例如在舊中國社會流行的各種思想觀念：“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鳥為食亡，人為財死”、“升官發財”、“榮宗耀祖”、“金錢至上”、“下油鍋，站高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及時行樂”、“人上人”、“高人一等”、“榮華富貴”等等，各種極端個人主義思想被溶進各種文化形式，向每一個人宣傳灌輸。上述這些觀念， 大部分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就有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仍然被奉為信條，就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不得不隱蔽一點甚至潛入地下，仍然被人們當作“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臭豆腐，並因時、因地變幻出一些五彩繽紛的新形式流行。上麵這些是在中國曾流行的觀念。在世界上其他各國雖然文字形式上不這麽表達，但社會上流行的思想觀念是與此類似的。就這麽一些觀念，被以各種文化形式，並和人在生理、生活過程中形成的自然觀念結合起來，從呱呱墜地開始一直到死亡離開這個世界，年年、月月、日日、時時、刻刻向全人類灌輸，把這些說成是天經地義的天生的人類本能，極力誇大人的動物性的生理欲望成分，極力淡化、歪曲、否定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產生提高進步的互助合作的集體主義思想，在人類社會鼓動了一場資本主義]：業文明條件—F的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進行的自由生存大競爭，把人類發展形成的各種文化的精華踩在腳下，踐踏蹂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曆史上各種文化的糟粕都被利用起來，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把整個社會打造成名副其實“鐵屋”和“醬缸”，彌漫籠罩著窒息、麻木、毒化人的靈魂的毒霧，孽生著一代又一代寄生的蛆蟲。在社會上，人們總可以看到、聽到勞動人民所不齒的一類人，諸如“官迷”、“政客”、“掮客”、“財迷”、“色迷”、“賭徒”、“騙子”、“馬屁精”、“兩麵派”、“陰謀家”、“投機之徒”一類五花八門的人物，以及以專門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為能事、已退化為近似於動物本能的一類人，就是那些舊文化的糟粕熏染下的人格化，就是這些人，組成了反動沒落的剝削階級的主體。就是這些披著人皮的人，給人類社會製造了無數的悲劇和禍患：在今天，它又用腐敗的臭氣熏懵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試圖把人類社會引入中世紀的迷茫與黑暗之中。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人的意識的產生過程是一個心理學過程，是客觀世界通過神經反射在人的頭腦裏反映的過程。每一個人在誕生、成長、生活的過程中，都必然會受到周圍環境、曆史文化的影響，並在自己的實踐中經過加工改造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識。思想意識在人腦裏產生以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並不因為產生它的條件的失去而喪失。因此，經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舊製度而建立於嶄新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後，原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觀念還會繼續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而且還會在新社會中與新思想、新文化、新傳統、新觀念既進行鬥爭，以混合狀態存在於各種文化形式裏，在新的製度下人們思想意識的形成過程中繼續起作用。所以，列寧說：“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裏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就象父母是不可選擇的一樣，我們每一個人對於周圍環境中各種文化的影響，也是不可選擇的，隻不過是每一個人的反應不同罷了。不僅生活在或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地位上的人受到舊文化的影響，那些受到剝削階級殘酷剝削、壓迫的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被壓迫階級的人也會受到舊文化的影響。2200多年前，我國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的農民領袖陳勝發動起義的動機中，就有一條“苟富貴”：另兩位起義的領袖劉邦和項羽則是被秦始皇鑾駕出巡浩浩蕩蕩的氣勢所感動，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他們雖然都受到秦王朝的殘酷壓迫，但他們還都是異床同夢的要實現自己“榮華富貴”的人生目標。在他們這種思想動機下，革命的成功當然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都不過是又轉了一次又一次的螺旋或輪回。這是曆史的局限，是階級的局限。曆史隻有發展到了資本主義階段以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才提出了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共產主義學說，開始了實現“兩個徹底決裂”、“完全徹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樣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然而，這必須在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每一個人的自我改造即自我開展的對自身存在的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的批判清除中實現的。解放全人類不僅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從資產階級桎梏中把每個人解放出來，而且也要把每個人從資產階級舊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意味著，全人類每一個成員都必須經過改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成為共產主義的新人。“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因此，“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應該成為每一個人的自覺行動。否則，每一點殘存的私心雜念都會使它的宿主變為新生的資產階級而有複辟資本主義的可能。這就象在世界上消滅天花病一樣，必須把每一個病毒——即使它隻剩下了一株——也要把它從人體中消滅掉，否則，這一株病毒就會把這個人變成天花病人，變為向全世界的傳染源，重新在世界上流行。作為個體的人之間，是有著極大差異的。這種差異表現在各個方麵。這種差異有先天形成的，有後天形成的。人的思想和世界觀的差異完全是在後天條件下形成的，就象一切事物的運動過程一樣，也完全是內因和外因複雜作用的結果。人的先進思想隻能在對落後思想的鬥爭中產生，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隻有首先革好自己的命，才能革好別人的命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者。例如中國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雖然出身於舊的營壘，但他卻在自身的社會生活實踐中更加真切深刻的認識了舊營壘的腐朽、落後和反動，用筆做投槍與舊營壘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在鬥爭中特別嚴格的解剖自己、改造自己，清除舊文化的影響，實現了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徹底轉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說，他的心是與魯迅相通的。他在一生孜孜不倦的學習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中，在血與火的殘酷鬥爭中，身先士卒，率先垂範，極為嚴格的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他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曆程時，坦率的披露自己青少年時曾“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他找到當代人類社會的真理馬克思主義以後，就自覺地徹底清除了舊文化的各種影響，以自己一生“改造主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的壯舉而成為當之無愧的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鄧小平，他同樣生長於舊中國，而且也來自更典型的舊營壘，至今沒有看到有什麽資料說明他怎樣與受到的舊文化的影響進行決裂和鬥爭的。他在參加革命後1926年的自我總結寫道：“我從來就未受到過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他掩蓋了自己所受到的影響，從而逃避了思想上的自我解剖與改造。在以後的年代，他一直“跟著走”、“跟著打”過來了。建國後，他到了中央工作，暴露了他頑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真麵目，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廣大革命群眾對他進行了批判，他雖然做了幾次檢討，事後證明，又全部說的是假話。當他最後爬上權力的巔峰之後，他那個在內心深處被壓抑了幾十年的私有觀念便惡性膨脹起來，便迅速付諸行動，自覺地站到資本主義一邊，帶領中國的新老資產階級向社會主義製度、向廣大的勞動人民大舉進攻，把複辟的願望變為現實。搞修正主義，不管是帶頭人還是跟著跑的，都是以資產階級世界觀為思想基礎的。在舊中國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國家和個人生死存亡的危機中，許家屯們選擇了共產黨，但他們不可避免的會受到舊社會無處不在的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舊文化的影響。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人，周圍環境中雖然增加了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成分，但舊文化的影響也仍然是無處不在的，而且常常是主要的。這樣，當他們參加革命時就或多或少的象陳勝、劉邦、項羽那樣，摻雜著“苟富貴”、“大丈夫當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之類的思想，而這是與無產階級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格格不入的，正是無產階級實現兩個“徹底決裂”要根除和消滅的東西。在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內，不論在新民主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時期，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開展過許多次各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幹部在鬥爭中實現了世界觀的徹底轉變。但是，象鄧小平一樣完全靠欺騙蒙混隱藏了下來，象許家屯一樣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的，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當然，這還要做具體分析，每個人受的舊文化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並且總是處在不斷變化中的。但是隻要外界形勢有變化，這些人(幾乎是所有的人)一旦喪失警惕，私心雜念就會隨時鑽出來占領他的思想陣地，他就要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打敗仗。毛澤東在繼列寧、斯大林之後，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和世界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成功的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取得輝煌成就的過程中，發現了意識形態領域裏階級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長期性及其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勝利過渡的重要性。他特別看到，黨內一些黨員和幹部受到舊文化和私有觀念的影響而又未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他們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總是拖著一條或粗或細、或長或短、或公開或隱蔽的個人主義的尾巴，而且這尾巴還特別難割掉，在他們的地位隨著革命的勝利而有了改變、有了大小不等的權力之後，就非常容易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有使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危險。這些人盡管戴著共產黨的帽子、說著共產黨的話語，但他們骨子裏、精神上依然散發著舊文化的熏煙味，他們的行動總是露出私有觀念的尾巴。這些人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總是站不穩，不是“左”，就是右：一舉手，一抬足，總還是舊官僚的模式。他清醒地認識到，鄧小平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複辟很容易。他總結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上台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複辟資本主義的慘痛教訓，總結了我國建國後在黨組織的領導控製下的一係列運動，認為這些運動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群眾是創造曆史的唯一動力和共產主義是解放全人類的事業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以無產階級大民主的辦法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全社會每一個人都參加到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中來，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徹底揭露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觀念，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汙泥濁水，才能達到使全社會成員都得到教育、鍛煉和解放，才能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才能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不管誰搞資本主義，他必然要恢複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和壓迫，必然要侵害多數人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隻要人民群眾有大民主的權利，就必然會起來反對。這樣，搞資本主義的人必然會陷入人民群眾反抗的汪洋大海。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的科學發展。這是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最偉大的壯舉，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對舊文化的最徹底的批判和清算。理所當然，這樣一場大革命也就使陷入滅頂之災的國內外、黨內外及其隱藏潛伏在革命隊伍中的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舊文化的“病毒”最激烈的反抗，其裝扮之巧妙、花樣之繁多、鬥爭之複雜，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在徹底發動起來的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麵前，他們現出了汙穢、狼狽、空虛的原形，受到了摧枯拉朽式的掃蕩，而人民群眾經受了極大的鍛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獲得了大普及、人們思想文化麵貌煥然一新、社會全麵發展進步，使十多年前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國以蒸蒸日上、繁榮昌盛、不可戰勝的地位屹立在地球的東方。曆史已經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其規模之宏大、變化之複雜、成果之巨大、意義之深遠，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最壯麗的一頁，也為人類文明史留下了最豐富、最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無產階級大民主，用當代社會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全體人民群眾相結合，真正讓人民群眾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批判改造舊世界，創造建設新世界，從而找到了一條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可行之路。曆史上發生的群眾性大革命，實際上也都是當時條件下的一次大民主運動。隻不過是，這些大革命都是被反動統治階級的倒行逆施胡作非為到極點、官逼民反而發生“物極必反”的結果。“物極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結果或推翻、或打擊、或教育了統治階級，使他們不得不采取一些社會改良措施，緩和了一些階級矛盾，不斷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了曆史的發展。在私有製社會條件下，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它與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每一次大革命後由於剝削階級的某些讓步會使階級矛盾有所緩和，但由於私有製與階級對立的存在，無法避免另一次“物極必反”的形成。因此，這些“物極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結果常常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常常造成社會的強烈震蕩和破壞，帶有曆史條件限製的局限性。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公有製的建立，廢除了剝削，如果使資產階級得到徹底改造並防止資本主義私有製的複辟，就可以避免那種“物極必反”的劇烈震蕩，而開“萬世之太平”。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強，已經可以在自然領域采用一些控製措施有計劃的預防某些災難的發生。例如全球範圍內已經實現的消滅天花的種牛痘計劃一樣，使每一個人都得到完全的免疫，使天花病毒在每一個人身上都無侵入繁殖之處，從而使其絕種而徹底消滅。那麽，為什麽不能在社會改造方麵采取同類的措施呢?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與此類似的一次巨大試驗，經過十年激烈複雜的鬥爭取得的輝煌勝利以充分的證據說明，這是完全可行的一條偉大的光明之路。因此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表示了熱烈的擁護，甚至那些關心人類命運的資產階級開明人士也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和擁護，和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一起經風雨、見世麵，接受人民的批判和教育，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開展過許多次各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幹部在鬥爭中實現了世界觀的徹底轉變。但是，象鄧小平一樣完全靠欺騙蒙混隱藏了下來，象許家屯一樣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的，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當然，這還要做具體分析，每個人受的舊文化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並且總是處在不斷變化中的。但是隻要外界形勢有變化，這些人(幾乎是所有的人)一旦喪失警惕，私心雜念就會隨時鑽出來占領他的思想陣地，他就要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打敗仗。毛澤東在繼列寧、斯大林之後，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和世界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成功的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取得輝煌成就的過程中，發現了意識形態領域裏階級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長期性及其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勝利過渡的重要性。他特別看到，黨內一些黨員和幹部受到舊文化和私有觀念的影響而又未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他們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總是拖著一條或粗或細、或長或短、或公開或隱蔽的個人主義的尾巴，而且這尾巴還特別難割掉，在他們的地位隨著革命的勝利而有了改變、有了大小不等的權力之後，就非常容易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有使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危險。這些人盡管戴著共產黨的帽子、說著共產黨的話語，但他們骨子裏、精神上依然散發著舊文化的熏煙味，他們的行動總是露出私有觀念的尾巴。這些人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總是站不穩，不是“左”，就是右：一舉手，一抬足，總還是舊官僚的模式。他清醒地認識到，鄧小平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複辟很容易。他總結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上台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複辟資本主義的慘痛教訓，總結了我國建國後在黨組織的領導控製下的一係列運動，認為這些運動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群眾是創造曆史的唯一動力和共產主義是解放全人類的事業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以無產階級大民主的辦法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全社會每一個人都參加到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中來，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徹底揭露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觀念，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汙泥濁水，才能達到使全社會成員都得到教育、鍛煉和解放，才能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才能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不管誰搞資本主義，他必然要恢複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和壓迫，必然要侵害多數人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隻要人民群眾有大民主的權利，就必然會起來反對。這樣，搞資本主義的人必然會陷入人民群眾反抗的汪洋大海。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的科學發展。這是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最偉大的壯舉，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對舊文化的最徹底的批判和清算。理所當然，這樣一場大革命也就使陷入滅頂之災的國內外、黨內外及其隱藏潛伏在革命隊伍中的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舊文化的“病毒”最激烈的反抗，其裝扮之巧妙、花樣之繁多、鬥爭之複雜，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在徹底發動起來的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麵前，他們現出了汙穢、狼狽、空虛的原形，受到了摧枯拉朽式的掃蕩，而人民群眾經受了極大的鍛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獲得了大普及、人們思想文化麵貌煥然一新、社會全麵發展進步，使十多年前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國以蒸蒸日上、繁榮昌盛、不可戰勝的地位屹立在地球的東方。曆史已經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其規模之宏大、變化之複雜、成果之巨大、意義之深遠，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了最壯麗的一頁，也為人類文明史留下了最豐富、最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無產階級大民主，用當代社會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全體人民群眾相結合，真正讓人民群眾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批判改造舊世界，創造建設新世界，從而找到了一條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可行之路。曆史上發生的群眾性大革命，實際上也都是當時條件下的一次大民主運動。隻不過是，這些大革命都是被反動統治階級的倒行逆施胡作非為到極點、官逼民反而發生“物極必反”的結果。“物極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結果或推翻、或打擊、或教育了統治階級，使他們不得不采取一些社會改良措施，緩和了一些階級矛盾，不斷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了曆史的發展。在私有製社會條件下，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它與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每一次大革命後由於剝削階級的某些讓步會使階級矛盾有所緩和，但由於私有製與階級對立的存在，無法避免另一次“物極必反”的形成。因此，這些“物極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結果常常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也常常造成社會的強烈震蕩和破壞，帶有曆史條件限製的局限性。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公有製的建立，廢除了剝削，如果使資產階級得到徹底改造並防止資本主義私有製的複辟，就可以避免那種“物極必反”的劇烈震蕩，而開“萬世之太平”。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強，已經可以在自然領域采用一些控製措施有計劃的預防某些災難的發生。例如全球範圍內已經實現的消滅天花的種牛痘計劃一樣，使每一個人都得到完全的免疫，使天花病毒在每一個人身上都無侵入繁殖之處，從而使其絕種而徹底消滅。那麽，為什麽不能在社會改造方麵采取同類的措施呢?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與此類似的一次巨大試驗，經過十年激烈複雜的鬥爭取得的輝煌勝利以充分的證據說明，這是完全可行的一條偉大的光明之路。因此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表示了熱烈的擁護，甚至那些關心人類命運的資產階級開明人士也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和擁護，和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一起經風雨、見世麵，接受人民的批判和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和提高。然而，客觀事物的對立統一法則使得它的發展軌跡隻能是曲折的。對於陷資本主義於滅頂之災的無產階級大民主，資產階級頑固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是極為敏感的，美帝國主義的戰略家們在對中國的封鎖扼殺進行了二十多年的生死較量之後，終於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改變戰略手段，對中國開始采取緩和關係、等待時機、和平演變的方針。而國內的頑固不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采用相應的兩麵派手法蒙混過關，采取了韜晦隱蔽、積蓄力量、以求一逞的策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去世之後，黨內資產階級便馬上下手，采用了“用B—52的威力打擊B—52的力量”的策略，先是假冒毛澤東的指示，發動政變，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一網打盡，隨後馬上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實際上是宣布了無產階級大民主的結束。接著封殺階級鬥爭理論，緊接著又以指鹿為馬的手法汙蔑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把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基本形式“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宣布為非法。這樣就在實際上封住了人民的嘴巴，銬住了人民的手腳。經過了五年的陰謀篡權活動，直到一九八一年最後推出了“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開始了共產黨腐化變質、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本身就說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多麽的深入人心，說明了它的偉大而輝煌，以至於複辟派要做那麽多手腳，要用五年的時間才敢把它“徹底否定”。沒有了大民主，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就失去了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和自己權利的最有力的武器，資本主義複辟也就暢通無阻大行其道。許家屯這類為數眾多的各行各業的高中低級幹部沒有得到徹底改造、徹底清除而被隱藏掩蓋下來的舊思想舊觀念便失去了無產階級大民主最有效的監督和控製，便在鄧小平重新祭起的“名利祿”法寶的引誘下迅速複萌膨脹起來。但是，這反差也太大了，剛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臭不可聞的私心雜念怎能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露得了麵呢?於是在鄧小平的設計下，為了給那些動搖分子下樓的階梯，也為了防止那些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的反對，一方麵把過去對資產階級的批判統統誣之為“極左”，動用全部宣傳工具、使出全身解數加以攻擊、徹底否定；一方麵利用尚存的黨的崇高威信，片麵強調所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組織、紀律原則。一方麵歪曲閹割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的首要的全部的任務歪曲成是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一方麵鼓動封資修文化重新粉墨登場，製造漫天妖風迷霧，麻痹人們神經，模糊人們的視線。於是，一切便被重新顛倒過去，謠言被當作事實，騙術被當作真理，膚淺被當作深邃，邪惡被當作正義，瓦釜被當作黃鍾，垃圾被當作瑰寶：一切都被攪混了，無產階級被當成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被當成了無產階級。於是，各種各樣的資產階 級反動腐朽思想便沉渣泛起，各種各樣的掩蓋托問也應運而生，如什麽“KX也是人”啊、“政策允許”啊、“服從上級”啊、“無知無罪”啊、“罪不罰眾”啊，以及“綠燈搶著走，紅燈繞著走”、“彼此彼此隨大溜”等等(例如，當有人批評詢：家屯奢侈吃喝時，他則認為某某“不是還在吃吃喝喝鋪張浪費嗎?”)。在這種氣候環境下，一些資產階級思想最嚴重的人義不容辭的跟上去，一些人半推半就的下了水，—些人迷迷糊糊的被抬上了船，於是，參加共產黨幾十年得到的所有思想進步又都退了回去，最後連遮羞布也懶得用了，或者急不可待的來不及用了，一切卑鄙無恥的勾當、醜劇、罪惡便在共產黨審判過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殿堂—亡赤裸裸的上演了。共產主義的殿堂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交易所。諷刺太大嗎?幹脆把共產主義的招牌摘下來，換上市場經濟的牌子，這樣就可以公開化合法化了。於是，不管是自己曾在槍林彈雨、血與火中過來的，不管是父兄拋頭顱灑過血的，也不管是在莊嚴的黨旗下熱淚盈眶的舉起了拳頭宣了誓的，隻不過是就為了自己的職位再高廠點、工資獎金再多拿一點、住房再大一點、子女安排好一點、個人生活再優越一點．．．．．．就為了眼前的個人的一點又一點的蠅頭小利，而把自己的曆史忘得精光，把自己所屬的階級的、集體的、國家的、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根本利益、前途命運、全部都毫不可惜的拿出來做了交易，從而開始了對毛澤東時代遺產的大分贓、大甩賣、大揮霍、大浪費。鄧小平帶了頭，許家屯們便一個接一個的緊跟上，“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賺白不賺”，國家出本，個人得利。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黨內由不正之風到全麵腐敗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接一個的幹百萬次的無以計數的靈魂與魔鬼、權力與金錢的交易過程。大吃大喝、奢侈享受、講排場、比闊氣、回扣私分、小金庫、假單據、貪汙受賄、嫖娼豪賭、買官賣官．．．．．．這種交易的規模從幾元幾十元迅速擴大到千百刀元，飛漲到數—卜億卜百億元。二十多年過去了，在當前的中國與世界上，令人窒息的腐敗環境、人類生存命運和前途的危機，哪一件不是這些肮髒的交易的結果?就這樣交易下去，們•麽樣的金山銀山掏不空?哪一個破產倒閉的企業沒有這種腐敗的原因?在這一個個大大小小的交易過程中，許家屯們，曾經有過許多亮點甚至輝煌的共產黨員們，任憑一個小而又小、無法再小的私字萬般擺弄，把自己曾擁有的革命精神、鬥爭精神、集體主義精神、共產主義精神在交易中賣光輸光， 自甘墮落、自甘沉淪、自欺欺人，把自己所有的亮光消蝕完畢，還美其名曰：“瀟灑走—回”，極而致之，“過把癮就死”。最後，一個個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行屍走肉一般，提前進入棺材等死，連安魂之處都找不到：有的完全演變成了蛆蟲，孵化出成群的綠頭蒼蠅，然後又借著這腐敗繼續繁殖，禍害世界。二十多年過去了，發生在許家屯們身上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難道不就是這樣一個個真實而荒唐的故事嗎?三十九年前，偉大的毛澤東就預見到了這一切：“……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危險的情景啊!”隨著鄧小平修正主義溫香煙霧的散滅，那種“危險的情景”終於成為現實，億萬人民瑟縮孑立在資本主義的寒風之中，罪惡滔天的帝國主義又神氣了起來，曾經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於空前困難的絕境。如果神聖而偉大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依然存在，如果那寫進憲法裏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武器依然掌握在人民手裏，這一切能夠發生嗎?這一切能夠存在嗎?一切損公利私的交易都會受到揭露鬥爭：一切腐敗在萌芽苗頭狀態就會被批判製止；鄧小平縱使有三頭六臂七十二變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他對毛澤東時代偉大成就的造謠誣蔑很快就會被揭穿，而不至於在二十多年裏被顛倒黑白的重複千萬遍欺騙蒙蔽了全社會：許家屯們也不至於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連個安魂之處也找不到，中國廣大勞動人民也就不至於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不僅不至於如此，如果無產階級大民主依然存在，中國共產黨更加鞏固、堅強；廣大勞動人民能夠繼續掌握自己的命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蒸蒸日上，象王進喜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苦戰三年拿下大慶油田那樣，象萬噸水壓機、核潛艇、大型噴氣式飛機《運十》、兩彈一星以及人工合成胰島素、核糖核酸那樣，幾乎是赤手空拳起家，幾年工夫，一般不超過十年，就開發研製成功並達到甚至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照這樣的速度，再經過這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早就全麵達到並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不至於現在國家安全險象環生，靠進口戰鬥機、潛艇、驅逐艦，還達不到台灣的軍事均勢而內荏色虛，更不要說在美帝國主義麵前噤若寒蟬。至於美帝國主義，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人民解放運動的高漲，無法剝削、掠奪各國的資源而激化國內矛盾，受到全世界人民內外夾攻，庶幾已經崩潰滅亡。至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象現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前蘇聯國家的人民也就不至於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鐵掌下遭受如此蹂躪!隻要中國不改變顏色，隻要中國保持建國後三十年的發展速度，誰能說這是不可能的呢?五、 後 記當我讀完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決心把在閱讀過程中的感悟寫下來並行文至此時，當不得不為查找核對一些事實資料和對某些觀點重新思考確定時，我許多次暗自發笑：真似又一次陰差陽錯。作為一個平生最大願望是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人員，在黨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象一個螺絲釘那樣盡心盡力足矣，甚至在文革中當了兩次反革命的十年苦難都未能改變這個願望，在長期被排擠、壓製、迫害中，都“死乞白賴”的不願離開專業崗位，而現在，卻不得不在一個生疏的領域裏來做這篇政治文章。我常想，那些在毛澤東時代被選拔培養的“根紅苗正”的幹部隊伍、理論隊伍都到那裏去了呢?在經過了長期國內外正反兩方麵實踐檢驗的真理麵前，在炙手可熱的現實麵前，在日益逼近的越來越嚴重的人類社會危機麵前，某些理論家們、某些共產黨員們，一個一個象患了怪病似的：失明、失聰、失語、失禁．．．．．．有的甚至連臉譜都來不及換就急不可待的去參加另一場劇的演出。回觀此文，列舉的事實資料沒有一件是屬於秘密的或解密的新鮮資料，所表達的觀點雖然會被權勢們斥為“極左”甚至“文革餘孽”，但也都是大路朝天的簡單邏輯思維。我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又做了一次《皇帝的新裝》裏那個童言無忌的孩子罷了。而眼下，我已是快馬加鞭奔花甲之年了。中國曆來就有“初生牛犢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之說，大抵是對少年的勇敢持鼓勵褒揚之態度的。然而，從群體上看，在構成人的各種要素中，除了共性的外，老年、中年、青少年是各有特點的。在思維上、精神上，老年人是閱曆、經驗、思想較多而練達、沉穩、老成；這是說得好聽一些，如果尖刻一些，老年人中也較多世故、圓滑、保守的成分。青少年則與之不同，閱曆經驗思想較淺，而多勇敢、多直率、多熱情，但又常被成年人譏為“生瓜蛋子”、“太嫩”。然而，回顧一下曆史罷，在民主自由的發展史上，青年人總是在起著生力軍的作用。就象《皇帝的新裝》一樣，全民都出來瞻仰，唯獨一個孩子說了句真話而揭露了真相。那真相需要揭露嗎?隻要不是盲人，大家都看得見的，隻不過是那孩子多了一些無世故的勇敢罷了。有孩子們帶頭，是人類的幸運，也是人類的悲哀。幸運的是，終於有孩子們出來為挽救人類危機做些事；悲哀的是，最早看透真相、最有資格揭露真相、最不應該畏懼死亡的成年人、老年人卻是失語不言：而那說破真相的少年因缺少經驗和鍛煉，又極易被哄騙、被鎮壓、被收買。於是，皇帝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了全體老百姓，而百姓們也不可能不為自己的怯懦、愚昧、短視付出沉痛的代價。我常常想，當人們在憤怒控訴、揭露、聲討曆史上嗜血成性的侵略者、統治者對同胞對人民的摧殘和屠殺時，為什麽不去用更大的義憤去揭露、控訴、批判自己的和同胞的麻痹、瞞騙甚至助紂為虐呢?如果不是這些麻痹瞞騙和助紂為虐，這些悲劇，這些災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啊!我們千萬不能因為矛盾的性質不同、處理方法的不同而有絲毫忽視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是隨時可以轉化的-看一看眼下資本主義複辟的惡果，有多少是一開始就是明火執仗的敵人造成的呢? 因此，我想，無產階級大民主絕不應該再是孩子們的專利，單由孩子們搞起來的民主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實際上，無產階級大民主是由老年的毛澤東發明的，帶頭的。隻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團結奮鬥而形成的大民主，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大民主!無產階級大民主到底在哪裏?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也不是什麽政黨、團體、人物恩賜的，它也不是什麽體製下培養訓練的。它萌生於每一個人對真理的覺悟裏，它發育於每一個人要做主人公掌握自己命運的意誌裏，它成熟於每一個人學習、調查、研究、思考裏，它滾動於每一個人每一天現實與思想的碰撞裏，它降臨於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習慣的揭露、分析、批判和決裂裏!它起於青蘋之末，源乎濫觴之涓，而匯聚成震蕩五洲之風雷、翻騰四海之雲水!讓不識時務的維護剝削階級舊製度的可憐蟲們得意猖狂於一時罷，人民的覺醒和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無產階級大民主來了，全人類解放的時代也就來到了!我堅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 (2002年8月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