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曆史責任及本來麵目

為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曆史責任及本來麵目
         1 　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 　
　　　新中國建國五十周年就要到了。作為新中國創建人的毛澤東至今受到各種議論、批評、甚至指責謾罵。當今日的中國麵臨什麽困難時(如城市住房緊張在於毛澤東沒搞計劃生育等)，人們還象八十年代那樣將毛澤東作為代罪羊。至於這些指責的合理性已沒有人深究了，因這些指責一般都不會遇到強有力的辯護；甚至中共中央也不會正式出麵為毛辯護，因擔心這可能導致外界對改革開放方向的誤解。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電腦網絡上照例是一陣對毛澤東的批評和指責。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積蓄多年要還毛澤東本來形象的衝動，為毛澤東，也為自己和千百萬人的感受和尊嚴辯護，為本來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榮耀辯護。也為了糾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曆史。而扭曲這段曆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鄧小平。 　
    　
   　"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至於這個結論的根據是什麽則很少人細究。就井岡山和延安根據地時期來說，在中國也算是最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滿足幾十萬軍民的生活和戰爭需要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沒有成功的經濟管理能力，要確保根據地的長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國之初，中國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八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係。１９５２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０％，農業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７２ ％，農業則僅占２８％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鄧小平貶之為“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邊緣？” 　　
          以下是幾個關鍵部門的發展數據：
 　　從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了三千一百八十萬噸，煤炭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了六萬一千七百萬噸，水泥產量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木材產量從一千一百萬噸增長到了五千一百萬噸，電力從七十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兩千伍百六十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一億零四百萬噸，化肥產量從三萬九千噸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係。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共完成了一百多萬公裏的公路，兩萬多公裏的鐵路(改革開放二十二年所建鐵路僅一萬多公裏)，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於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廣西、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曆史。在水利建設方麵，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在文教衛生方麵，在“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係。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現在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在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幣，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
　　由於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隻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 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隻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於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裏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於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麽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隻有懂得市場經濟才能稱之為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作者稱之為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並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調節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於購買勞動力。而市場經濟體係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誌轉化為群體意誌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他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雖然人本經濟已不適於今天的現實，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昨天的理由。畢竟毛澤東創建了適於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並完善當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為人類的發展道路開辟了新的思路。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譬如，中國在工業和科技基礎極其薄弱的環境下，隻用十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並不很差的基礎上並同時還伴隨著技術的引進，至今推不出一輛象樣的國產轎車。
 　　當鄧小平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得到群眾的附和，為什麽？原因很簡單，鄧小平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對於象新加坡這種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隻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
        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鄧小平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鄧小平主導下開始的以上海寶鋼一期工程(180億美元)為代表的洋冒進，耗幹中國全部外，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很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麵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麵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誇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幹二淨。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後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願。但形勢比人強，建國不久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顏麵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在軍事上，東麵有台灣、日本、南韓美軍基地，東南方有菲律賓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北方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線吃緊。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計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六二年中印之戰，六十年代末期開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緊接著珍寶島戰爭，七四年西沙之戰。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隻能麵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美國作為戰後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為我所用，且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五十多項。台，港，東南亞至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為。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打開窗戶進來蒼蠅的同時還能進點新鮮空氣的話，那麽在毛澤東時代則隻能進來蒼蠅。
         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那些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擔心外來思想會動搖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對毛澤東的根本不了解。建國至中蘇決裂，中國的國門曾麵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為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於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就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相對收益而言，這段時間決不遜色於鄧小平前十多年開放的成果。
　　談到毛澤東在經濟方麵的敗筆，就不可能回避“大躍進”。它確實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作者在此也無意為“大躍進”辯護。令作者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不斷批評“大躍進”時，卻很少有人檢討在毛澤東逝世後由鄧小平主導的“洋冒進”及嚴重脫離實際的“十年計劃”。這是否存在著評價曆史問題時的雙重標準？ 毛澤東曾為“大躍進”的失誤檢討，而鄧小平卻對“洋冒進”低調處理；華國鋒因當時所處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無意間背上了這口黑鍋。
　　“洋冒進”的特點是無視國家的外匯支付能力，通過大型工業項目的全套引進來迅速提高工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由於嚴重脫離實際，缺乏科學論證，致使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和外債，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種子。一些大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迅速成功，不僅緩解了財政狀況，而且節省了一筆進口糧食的外匯，化解了“洋冒進”對經濟的巨大衝擊。否則，中國的經濟真要被鄧小平拖到“崩潰的邊緣”。 　　“洋冒進”的另一惡果，是由於論證的草率而導致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和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的永久性破壞。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緊張不堪，而上海的優勢在於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勞動力隊伍。 因此，上海的產業發展方向應是優質輕工業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然而，重點全套引進項目——寶山鋼鐵總廠的建設卻使上海的產業結構不可挽回地繼續走重型化的道路。當上海汽車工業占中國市場辦壁河山時，人們已經忘了它正是“洋冒進”留下的苦果。當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與其它地區的發展不平衡。
　　如果說“大躍進”的後果已經彌補的話，那麽，“洋冒進”的影響將長期地持續下去。當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過《關於建國以來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責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時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樣的錯誤還沒來得及糾正。
 　　中國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山河殘破，國無寧日。隻有在共產黨革命勝利後，中國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統和發展經濟的良好內部環境。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一代人來說，希望國家盡快強大起來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長的錯誤也不應給予過多的指責。畢竟他們也是出於良好的心願，而非個人英雄主義作祟，換了別人也很可能犯類似的錯誤。總結曆史的目的應在吸取教訓，而非指責先賢。 更不應以雙重標準，貶毛以揚鄧。
　　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時代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化為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將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轉向輕工業優先、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並重的政策。這種轉化本身並不存在進步或倒退的問題，隻是選擇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也是將毛澤東時代沒條件開放下的閉關自守，轉化為外部條件許可情況下的打開國門。將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稱之為一場革命，是不客觀的，也有違曆史的辯證法。
 　　毛澤東的經濟也並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的經濟成就，進而證明鄧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裏斯•邁斯納 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計劃生育與農民
　　將計劃生育與農民放在一起討論，概因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問題。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孩子數量也不超過兩個。在討論經濟問題時，沒有太多涉及農業，比較毛、鄧對農業的貢獻不能回避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毛澤東無視馬寅初的《人口論》，不搞計劃生育，導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負擔。海內外人士在批評毛澤東的這一錯誤上，始終保持著驚人的一致。　　《人口論》無疑是真理。但真理轉化為科學的實踐並非無條件的。首先是現實的需要及該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難易程度。如果現實迫切需要，操作有難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現實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這兩種情況下，雖有爭議，但真理具備轉化為實踐的條件。但如果現實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極其困難，再完善的理論也失去了實踐動力。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生育，即屬於後一類情況。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沒有控製人口的緊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國的唯一資源，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人本經濟的建設中，人的因素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在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養一個孩子的負擔並不比養一頭小豬重多少。因此，沒有立即控製人口增長的迫切需要。在“文革”期間，村莊牆壁上寫著“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的大標語。它除了讓我們這些上學的孩子們練習這幾個漢字外，並沒有任何的用處。鄧小平主政後極力推動計劃生育，加大宣傳力度，但在農村收效甚微。對廣大農民來講，他們的晚年除了依賴子女外別無選擇。如果說城市年邁父母隻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顧，退休金能大幅度減輕對子女經濟上的依賴，那麽農村子女則將承受照顧生活和經濟上的雙重負擔。“一胎化”對農民是極不公正的。 　　麵對農村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困難和人口快速增長的嚴酷現實，各級政府麵臨了來自上級的巨大壓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國廣大農村掀起了異常瘋狂的計劃生育風暴，對中國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被社會學家完全忽略。
 　　這場風暴是以高額罰款、拘留等為手段，對付超生的農民。聯產承包責任製讓農民剛嚐到甜頭，高額的計劃生育罰款又將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鄉說，多生一個孩子被罰三、四千元(人民幣，下同)，約相當於當時一個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單一個三百人的小村莊一年的罰款額就高達四，五萬元，連續多年保持這一水平。對大多數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來年補足外，還被牽走羊、豬等家禽,拿走農具等。每到檢查計劃生育季節，小村莊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們講“當年國民黨還鄉團也沒這樣壞過”。由於罰款額由基層幹部確定，罰款也無收據，而國家政策中也無此項規定，所有罰款全部被貪汙。如果說價格雙軌製開啟了城市特權階層大肆劫掠社會財富大門的話，農村幹部的大麵積鯨吞農民財富則始於計劃生育罰款。好不誇張地說，農村年輕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須為基層幹部家白幹三年活。中國的農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達理的群體，即使在他們被罰得苦不堪言時，您聽他們怎麽說：“計劃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後沒地種還吃什麽”。如果鄧小平能象毛澤東那樣善於做思想工作，並將罰款用於公益事業，農民的抵觸情緒也不會那麽強烈。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和社會關係的破壞也不會那麽巨大。
　　在毛澤東時代，不要說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種種強製手段被廣泛應用，即使在北京郊區發生幾起這樣的事件也足以讓毛澤東對整個計劃生育政策喊停。毛澤東那一代領袖們對農民的感情太深了，虧欠農民的也太多了。他們很清楚，是農民的巨大犧牲鋪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當農民終於盼來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時，卻因多生個孩子而被他們為之犧牲的政權牽走牲畜，罰得傾家蕩產；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寧願選擇和人民一起挨餓。
 　　如果當時實行每對夫婦隻生兩個的話，將麵臨一個殘酷的問題，那就是誰還願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這對處於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不予考慮的。征兵問題將很快成為中國的一頭疼問題。未來的中國會有打大仗的經濟實力，但支撐大規模戰爭的社會基礎將變的異常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