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5）
鬥、批、改之第二個任務是批。按十六條的規定，批判的對象有兩個：一是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二是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但以文革的實際進展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隻是一句空話。其根本原因當然是因為學術的本質是科學，而科學是批不倒的。能被批倒的隻是些偽學術或偽科學。而且學術權威們往往都具有比較高深的專業知識，如果批判者不是對口的專業人士並也具有一定高度的學術水平，也無能力去批。文革初期有些紅衛兵、學生也批過反動學術權威，但鬧了不少笑話。聽說還有不少學生白天批反動學術權威，晚上偷偷去他們家請教問題或去借書。因為這些學生知道再過幾年他們都要畢業踏上工作崗位，如果在學校沒學到一點真本領，將來在社會上也不好混，所以要趁這個機會盡量多學點，就是冒點險被人知道了說與反動學術權威劃不清界限也值得。至於中共的行為更可笑，虛偽、實用主義到了極點。最為人所知的是許多名醫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打倒了，先是罰去掃地衝廁所，後又押送去農場、幹校勞動改造。但是，當中央那些高官生了病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那些反動學術權威去救命。當時我們常常聽說上海的一些名醫，上午還在勞動改造，下午突然宣布解放了，緊接著就由小轎車直接送飛機場專機飛北京去了。
至於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是中共革命貫穿始終的任務。中共從土地革命一直到文革，在政治、經濟領域先是依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和主要是列寧的國家學說，開展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革命。等到共產黨奪了政權，打倒了地主、資產階級以後，毛澤東又擔心資本主義會複辟。於是他一方麵在黨內尋找並清除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在社會上開展破四舊、立四新運動，認為黨內出現修正主義或走資派，是地主、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結果，妄圖將所有曆史遺留下來意識形態及遺物統統消滅、徹底清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他這一思想的延續和實踐。但是，這種批判注定也是要失敗的。原因是作為批判武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就是偽科學。而我所以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偽科學，是因為他們創造、信奉的共產主義，隻是機械地描述了人類社會演變的大致過程，而沒有揭開這種演變的內在規律，及這種演變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更關鍵的是他們在創立他們的學說時，隻看到了部分的、人之外的物，而沒有看到主宰人本身的欲、或我們俗稱的人性，在這種演變中起到的關鍵作用。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一步錯，步步錯。無論是前蘇聯、東歐還是中共，這些國家數十年的革命實踐都已證明了：共產黨可以運用武力消滅地主、資產階級，但無法消滅剝削。廣大工人、農民在共產黨統治下依舊沒有擺脫被剝削的命運。原來的地主、資本家被消滅了，領導工人、農民消滅地主、資本家的共產黨自己卻成了新的地主、資本家，而且是比舊的地主、資本家更貪婪、更虛偽、更專製的地主、資本家。因此，我認為毛澤東的文革也是徒勞的，是注定也要失敗的。
這一點，到了文革後期毛澤東自己也看清了文革必然失敗的命運。文革後期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又說： 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實際上他承認了現在的共產黨已變成了新的地主、資產階級。這就不是少數幹部變修的問題，而是一種曆史的必然。也就是說，共產黨執政以後成為新的剝削階級，不是列寧說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毒害的結果，而是革命本身演化的結果。毛澤東又引用列寧的觀點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這個觀點顯示毛澤東到了他生命終了之前終於認識到他幾十年革命建立的政權原來不是無產階級政權而仍然是資產階級政權，跟舊社會差不多。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他無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而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也不是他講的什麽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而是人性和客觀的經濟規律。而這客觀的經濟規律，其實也受製於人性。共產黨從不承認有普遍的人性，這正是共產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
雖然如此，在整個文革期間，毛澤東對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仍是抓得很緊的。在這些批判中，我認為對當時社會震動較大的有以下一些：
文革正式發動前，姚文元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中宣揚的清官壞過貪官論，和文革發動初期《人民日報》在報道南京大學匡亞明鎮壓學生運動的報道中提出個別黨員、黨組織不能代表黨的觀念，對人們的思想都帶來過很大的衝擊。對於這種批判，我個人認為其結果有正麵的，也有反麵的。清官壞過貪官論顯然是一種極左的、脫離了人們對道德良知認知常識的謬論。但個別黨員、黨組織不能代表黨這個觀點，顯然是積極的、符合廣大人民心願的民主觀點，盡管這個民主是極為有限的。
一九六七年的大批判，除了五月八日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的批判》，指出《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還值得一提的是三月二十四日發表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以及《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文章《打倒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批判完全在胡說八道。打倒一大批幹部，難道不是紅衛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幹的嗎？指使他們這樣幹的不就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嗎？怎麽能不顧事實，把這樣人人皆知的責任推到 資反路線頭上，推到劉少奇的頭上去呢？這是赤裸裸的栽髒！還有就是九月八日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這兩本書是陶鑄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六四年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陶鑄在這兩本書中以老共產黨人的身份，與主要是青年讀者們談一個革命者應有的共產主義理想和情操。姚文元認為陶鑄所談的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真正應有的思想和情操，而是修正主義的思想和情操。然而這也是以己之非去責人之非，一百步笑五十步而已，他小姚所談的道理並不比老陶高明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