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0）
第五是文化革命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烈。那段時期，我們單位雖然“四清”已告一段落，大部分人分散到各公社工作，但每隔不長一段時間，就會接到通知回站裏參加學習，主要是學習報上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大批判文章。如《解放軍報》從二月三日至四月五日連續發表的七篇論“突出政治”的文章；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發表的《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和《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反動內容”的摘錄；五月八日《解放軍報》發表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等。這些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充滿了火藥味，字裏行間都可體會到作者那種殺氣騰騰的戰鬥氣勢。過去，中央發表“九評”那樣的文章也沒有集中學習討論過，所以那種聲勢讓人深切地體會到了什麽叫“山雨欲來風滿樓”！
五月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郭沫若的文章 。郭沫若在文中說他過去創作的文藝作品、寫的文章“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令我十分吃驚。郭沫若一直被中共捧為“文豪”，而且是“革命的”文豪。他的一些詩，被選為中學語文課文。假如他的作品都要全部燒掉，那其他人的作品豈不是更要徹底燒掉？郭沫若曆來以靈活乖巧、看風使舵著名，他的態度讓我意識到文化界一場空前規模的大革命正在來到。在此之前，即使揭露了《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等“反動作品”，揭露了吳晗、鄧拓、廖沫沙等一批“批著共產黨員外衣”的“反黨分子”，我總還認為反黨的是少數人，現在看來這個認識要打破了。以前認為文學藝術作品中有部分“毒草”是免不了的，但大部分隻是存在這樣那樣的一些缺點，基本上還是屬於革命的；現在看來，也都要以一個全新的標準來重新審查。如果真是這樣，那確實可算是一場“文化大革命”了！我又想，郭沫若可說是文化界的標竿人物，如果連郭沫若都不給留一點麵子，那麽其他文化界人士想要在這場革命中全身而退，恐怕難乎其難矣！然而，對於即將來臨的文化革命風暴究竟會是怎麽個樣子，我仍心中一點都無數，也無法想象今後的文藝作品、學術論文，要怎樣才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標準的？這個具體的標準在哪裏？
五月八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聯合刊登《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材料摘編，每段都加了編者按進行解釋和批判。十日，《解放日報》《文匯報》聯合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人民日報》同日予以轉載。短短半年間，姚文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已成了全國文藝評論界的權威人士。他所發表的署名文章都可以“重磅炸彈”來形容。而上述那幾家報紙看來也已成了聯合陣線，所發表的文章都是相互配合的。“三家村”，指的是原《人民日報》社長鄧拓、北京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這三個人。一九六一年，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約請他們輪流撰稿開辟了一個雜文專欄，定名為“三家村劄記”。在文章中他們對“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和不良作風作了辛辣的嘲諷。這被中共認為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此外鄧拓還以馬南邨的筆名寫了許多雜文，對“三麵紅旗”多有譏諷，後來收集成書，取名《燕山夜話》。此時也成了“大毒草”放在一起批判。
當時，我對這些為批判而公布的“反動文章”十分感興趣，目的主要是想見識一下這些人——因為他們本身也是中共的大官和“老革命”——他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事物是怎樣一種看法。然後再看看他們的文章反動在哪裏，從中學習識別“反動”的本領。然而看了以後，我一方麵認為這些人真狡猾，用這樣曲折、晦暗的話攻擊“三麵紅旗”，攻擊毛主席；另一方麵又對他們有些欽佩，覺得他們的文章寫得真不錯。尤其鄧拓《燕山夜話》中的一些文章，旁證博引，說理充分，措詞雖婉轉，而仍筆如解剖刀，將對方的病源一一指出，無所遁形，顯示了作者不平凡的見識、學養和勇氣，因而不禁在內心由衷讚歎這些人才是共產黨內真正的人才。
與發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時不同，該文發表後全國輿論界曾沉默了一段時期；而《評“三家村”》發表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一個群眾性的大批判高潮。各地還聯係本地本單位，揭出了一批“三家村”式的人物。當時這些人統稱為“黑幫”。在我們縣內也有三個“黑幫分子”被縣委拋出來批判。其中一個是中共縣委宣傳部部長張耀。據說他以前在報上發表過幾篇文章，都是解釋黨的有關政策的。也許在他看來這是他的職責。但在這次揭批“三家村”的潮流中有人說其中有些觀點有問題，結果被縣委拋出來作為聯係本地揭發出來的“黑幫分子”打倒了。但張耀發表的文章究竟有哪些問題，縣委並沒有拿出來公開批判，我們也不清楚。
另一個是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姓沈。此人戴一副眼鏡，不良於行，在街頭我見到過好幾次。他前幾年主編了一套叫《青浦小掌故》的小冊子。北京批判《燕山夜話》，我們縣裏就批《青浦小掌故》，說這是宣揚“封、資、修”的 “毒草”。而且這套書恰恰也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編印的，證明了這個沈某完全配合了黨內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沈某還有一個罪名是“招降納叛”，證據是為了編這套書他還特地“羅網”了封建遺老、青浦最後一個秀才沈瘦東做了編委。對這套小冊子，我趁該書被批判的機會，也看過一、二本，內容都是關於青浦地方曆史人文的小故事。書編得不錯，很好讀，能增加人不少對本地曆史人文的知識。對此類書，我認為最多其內容有宣揚封建迷信的成分，若說它“反黨”則未免牽強。我記得前幾年中共曾在報紙上發過一個號召，說要趁一些人還在世之機，要抓緊時機搶救、挖掘即將湮沒的曆史資料。我想這姓沈的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奉命編篡這套書的。不然，一個普通的文化館館員，哪有力量擅自去編印這樣的書？
還有一個是我們衛生係統的，中醫師，姓何名承誌，重固人。他家祖上數代為皇帝禦醫，因此在地方上小有名氣。五十年代中共出於統戰需要，讓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掛了個縣衛生科副科長的銜頭。好象是何承誌的六世祖，曾寫了一本記述傷寒病診治經驗的小冊子叫《何氏傷寒近約家課》。也是前幾年在黨號召“搶救曆史遺產”的背景下，縣衛生科動員他將這本小冊子找出來翻印了數百本，作為本縣中醫的學習參考材料。不料到了批“‘三家村’黑幫”時，衛生科的主官不認賬，把責任都推到何承誌身上，於是他也落了個與文化館姓沈的同樣的下場。此書後來我也見過，薄薄的隻有幾十頁，都是一些中醫傷寒病辨證論治的經驗，根本不涉及政治一個字；而且作者還是一百多年前清朝的人，哪裏是什麽“毒草”？完全是縣衛生科內有幾個人對他一個黨外人士當副科長心中不爽，遂趁運動之機找茬整他。這樣一來，何承誌副科長的職位雖沒有明令撤掉，但已跌入“牛鬼蛇神”隊伍，從此一直在“監督勞動”和寫檢查中度日，直到“林彪事件”後才恢複他的行醫資格。
說到這裏我還要說一下關於“五·一六通知”（亦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事。這個“通知”在文革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堪稱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動員令和綱領。這個“通知”雖然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就製定下發了，但由於這是黨內文件，是保密的，我們一般老百姓隻知有這個文件而沒見過全部文件內容。它全文公開發表是在一周年後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六日。不過，它的一些重要內容，尤其是毛澤東在這個“通知”中加插的文字，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的一些重要社論和文章中，就陸陸續續地發表了出來。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報刊在發表毛澤東的話時，會用粗黑的字體與一般的文字區別開來，讓人一看就可明白這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當時發表的這種黑體字印刷的文字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這一段：“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段話，我認為是毛澤東為進行了近十年的“反修”鬥爭做的總結，也是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原因或理由：階級鬥爭無處不在。階級敵人已經嚴重侵蝕到我們黨內。階級敵人的最大陰謀在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為防止無產階級政權得而複失、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我們不但要善於識別，而且要堅決地、不斷地將那些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理人清除出去。文中點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說他“正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這是泛指還是確有所指的呢？以中共黨內高層情形推測，符合這個“接班人”和“赫魯曉夫”這雙重身份的人不多。會是誰呢？是不是指劉少奇呢？我不敢想象。然而稍後紅衛兵出現後，他們就開始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代名詞揭發批判劉少奇的各種罪行了。這段話裏還提到了“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澤東這樣說，證明了他當初是有意也要整軍隊內的“走資派”的。所以正是這段話，後來就成了紅衛兵和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的理論根據。
在這個批判“三家村”的高潮中，《解放日報》《文匯報》選登了不少群眾投稿的批判文章。受此啟發，我們血防站內有好幾個人包括我在內，不約而同也都寫了聲討文章投到這兩個報社去。雖然文章都沒有刊登出來，但報社給我們寄來了一些供學習、批判的參考書，令我們興奮不已。當初是什麽動力令我們投身到這場大批判運動中去的呢？別人我不能妄說，隻能說我自己的。動力來自多種原因。對“黑幫”所謂的“義憤”是其中之一。但也不盡然。在我而言，這其實是一種矛盾的狀態：一方麵，我對“黑幫”文章中的觀點有不少是認同的，對鄧拓等人的學識也很欽佩；但另一方麵，現實告訴我們，凡中共認為是“反動”的，那他一定成不了“革命”的。爭辯是無用的。因為“法官”就是中共；它還擁有幾乎全部輿論工具，事實上你連爭辯的機會也沒有。同情“黑幫”更是危險的；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決不因為你的同情是出於道義或正義而對你網開一麵。而驅吉避凶又似乎是人的本能。因此借大批判的機會，對自己思想來一次清理，進行自我“消毒”，使自己的思想更符合中共的要求，免蹈覆轍；同時，以實際行動向黨表示自己擁護黨的態度，未嚐不是聰明之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年輕人不甘寂寞，總想實現人生價值的功利心，也是巨大的動力。歸根結底，是自己的私心作怪。過去是“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現在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不這樣做沒有出路。我不能說這是年青人的通病，但在那個時代，如我似的崇拜革命，同時希望通過追隨革命也找到個人前途的人，可能不是少數。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他首先發動青年學生、發動紅衛兵為他衝鋒陷陣，也正是利用了年輕人的這種弱點。
附錄：“五一六通知”
通知
中發【66】267號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誌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誌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隻是彭真同誌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同誌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誌和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同誌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我國正麵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準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誌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同誌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誌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誌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隻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麽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幾十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麽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曆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係和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麽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製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準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麽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麽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借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麵，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誌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麵、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複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刹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麽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誌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辟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誌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辟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辟道路，而要重新開辟道路。提綱是企圖打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辟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複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複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麵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文件是錯誤的，哪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哪些成績，有哪些錯誤。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2025年10月18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