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1）
（十三）我揭發了楊桃源的“反動言論”
《評“三家村”》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部署的文革運動進入了實際發動的新階段。而全民批判“三家村”，則可視為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前鍛煉群眾的一場熱身運動。當時中共正在秘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緊鑼密鼓地起草並通過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 . 一六通知》。就在這種風起雲湧、電閃雷鳴、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即將來臨之際，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而我也因此犯了人生第一個大錯。
這是五月下旬某一天的上午，我和楊桃源兩人因事在血防站過夜之後正要回唐鬱去。這一段時間我們的遊離氨測試已基本結束，淩嘉堯這天因為什麽事沒有跟我們在一起。那天的天氣很好，雖已近初夏，但陽光熙和，氣候宜人。我和楊桃源兩人從位於喬梓灣的血防站一路走到縣城主要大街的中山路上，這是去唐鬱的必經之路。這條路上有一段不足一百公尺的地方，集中了縣城幾家主要的商店，如百貨公司、食品公司、棉布店、新華書店以及電影院、縣委和縣委招待所，還有縣城唯一的公園——中山公園的大門也開在這條路上。在經過新華書店時，楊桃源對我說了聲：“進去看看”，隨腳就踅了進去。逛書店不但是楊桃源的愛好，也是我的愛好，於是我也跟了進去。我們在店內轉了一圈，見本來放在大堂三麵玻璃書櫃裏和靠牆的書架上的各類書藉已經統統被收完，現在陳列的統統是《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以及《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單行本。這些單行本都是白皮紅字，一眼望去，一片紅白之光。原來擺在書架前的十多隻玻璃櫃台，隻有西邊最角落的一隻裏麵還有幾本農業科技種樹、養豬方麵的常識書。大堂上空橫豎拉了好幾條鐵絲，用木夾子懸掛了好多毛澤東手跡的詩詞和工農兵形象的宣傳畫。這些毛澤東詩詞的手跡我以前大多見過，尤其是《送瘟神·二首》與我們的工作直接有關。以前，書架、書櫃中陳列的書分門別類、多種多樣，很有看頭；現在書店的展品變得這樣單調，令我們感到索然無味。老實說，我對書店這種做法內心並不以為然。書店本應是介紹和出售各類書籍，傳播文化的據點，現在則好像成了毛澤東著作的專賣店和展覽會。雖說無產階級文化代表了人類的先進文化，但也不能因此將全世界、全人類過往的文化統統否定、統統打倒，沒有借鑒、沒有繼承，哪來的創造？但整個社會形勢如此，我們小小老百姓又有什麽辦法去阻止！因此在大堂內張望了一會後，我們都失望地走出書店，準備去唐鬱了。
然而就在我們剛走出書店時，一件事情突然發生了。楊桃源突然在馬路中央站定了不走。我不解地望了望他，以為他是突然想起了還什麽事沒有辦，或者是臨時改變主意還想去什麽地方，於是等著他發話，卻發現他嘴角微微抖嗦著，好像情緒很激動。我不明白他何以如此，但就在此時隻見他睜著一雙大眼定定地看著我，突然問我：“你看毛主席的字好不好？”聽到楊桃源突然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因沒有思想準備，開始隻是憑直覺感到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因為我雖練過毛筆字，也隻是把字寫的稍微端正一些而已，對書法藝術還一竅不通，無法評論；接著我的心頭猛地一凜：“糟了，他怎麽評論起毛主席的字來了？這可是犯忌的危險話題啊！”我緊張地思索怎樣將這個問題回答得比較婉轉得體些，最好是避開這個話題，但楊桃源卻等不及了，他昂著頭帶點不屑的神情自己回答了：“我看也未必好。交他是主席，大家都捧他。” （“交”，青浦土語語助詞，有“僅僅因為”之義，帶貶意）此言一出，如晴空炸了一個響雷，我大吃一驚，更不敢接嘴了，心想你楊桃源真是膽大包天，這樣的話也是可以亂說的？現在全國正在批判的《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其中的話還沒有這樣露骨，都被人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怎麽敢指名道姓說毛澤東的字不好！毛貴為一國之主，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現在雖說沒有皇帝了，其實他就是皇帝；要是在過去皇帝時代，你說這樣的話就是“大不敬”，要惹來滿門抄斬大禍的！楊桃源見我不答話，大概自己也覺察到這話說得有點“豁邊”了，便也不再言語。就這樣，兩人悶著頭一直走到唐鬱。
楊桃源問我毛澤東的字好不好，說老實話，對這個問題我以前私下也曾想過。那時候的中共領導人有許多仍習慣用毛筆寫文章、批文件、作題詞。我見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林彪、董必武等好多中共領導人的字。以我自己的眼光評判，覺得朱德、董必武的字比較平實，中規中矩，是一般所謂有書法根基的人寫的字。而毛澤東的字，筆力雄健，奔放恣肆，不受規矩約束，有的字很潦草，是別一種風格。字體在行、草之間。至於他的字好還是不好，因為我僅在家自學練了二年毛筆字，既無老師指導，見識也不廣，坦白說連書法之門也沒有進，實在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我曾經在報紙上見到過好幾個本身在書法上很有造詣的人如郭沫若，他們都稱頌毛澤東的字“鐵畫銀鉤”什麽的，似乎好得很，可我卻始終領悟不到他的字究竟好在哪裏。就個人喜好說，我並不喜歡那種字體，每個字都是斜的，結體如竹籬笆。但是，我也不敢妄下論斷說他的字不好。這倒不全是因為他是“偉大領袖”的緣故，而是我自知在這方麵我的知識還很淺薄，甚至有許多字體、許多流派我還不知不懂，根本沒有資格去評別人字的好壞。中國的文字，因其獨特的結構和獨特的書寫工具而開創了“書法”一門之藝術。但評判“書法”的好壞，就如評判一個人唱歌唱得好不好，跳舞跳得好不好一樣，既有客觀的標準，但多少也帶些主觀片麵性。而我們一般人評論別人的字好不好，其實隻是憑自己喜好看上去順眼不順眼而已，與書法藝術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又因為中國這個社會曆來都不是“言論自由”的社會，如果是評判普通人，就是評錯了沒有多大關係；但涉及權勢人物，一言不慎就有可能招來災禍。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想上午發生的事情，內心無法平靜。我驚駭楊桃源的大膽。因為他評論的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而說這樣的話算不算“惡毒攻擊”呢？我想即使不算，至少也是“出言不遜”吧！比照報紙上正在被批判的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黨分子和“黑幫”，他們還不是直接攻擊毛主席，僅僅是譏諷、嘲笑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一些事情，而且說的未必沒有道理，卻都成了反黨分子和“黑幫”，如此看來，楊桃源的言論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的錯誤。然則，我又應該怎樣做呢？假裝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掩飾過去行不行？反正此事隻有老楊和我兩人知道。但想深一層，我卻害怕起來：因為這件事要是被別人知道了，我就脫不了幹係，即不說我是共犯，至少也是包庇。而事情暴露不是沒有可能，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因為楊桃源至今依然口沒遮攔。比如“四清”中他自己也檢討了他狂妄自大，常常看不起人，笑話他的同學是“揩台布”，“四清”後他還是譏笑人家。所以若有哪一天他又說錯話，被別人聽到追究起來，在追查中越扯越多，說不定也會將這件事情交代出來。即使這次運動他不出事，以後的運動呢？會不會在以後的運動中他自己交代了出來呢？而一旦事情暴露，因為我沒有主動揭發，我必然會成為共犯。到時人們隻要進一步聯係我的家庭出身，就會得出“出於反動的階級本性，與楊桃源沆瀣一氣，不僅包庇楊，還與楊發生共鳴，惡毒攻擊……”的結論。想到這裏，我不寒而慄，這件事將是一個威脅你終身的定時炸彈啊！一旦爆炸，我就會被炸得粉身碎骨。我甚至覺得，因為楊桃源是職工出身，階級成分比我好，所以一旦事發處理起來，說不定我的下場比楊桃源更慘也說不定。但是，去揭發吧，我又感到為難，畢竟老楊是我的同事，甚至還可說是我的“老師”，道義上說不過去。我若是這樣做了，在大家眼裏我不就成了一個“欺師滅祖”、“賣友求榮”的小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仍想著上午的事，幾乎一夜沒有合眼。我感到揭發不揭發都難。因此之故一度我還怨恨起自己來，怎麽這樣不好運，偏偏是我碰上了這樣的倒黴事！要是小淩也在場，至少他可為我作證，這些話都是楊桃源一人自說自話的，與我無關。我又想，要是小淩碰上這樣的事，他會怎樣處理呢？他會隱瞞不說嗎？我不知道。但再一想，覺得小淩也是很難隱瞞的。因為這件事有三個人知道，大家都怕被別人先揭發，自己成了包庇者，更難隱瞞；且小淩的家庭成分好像也不好，他也承受不起隱瞞的風險。漸漸地，我腦海中好像出現了一個人，他細聲地這樣開導我：過去黨不是一直在告誡我們出身不好的人，不要做反動父母的殉葬品。那麽，難道你倒甘願去做楊桃源的殉葬品？這可關乎你一生的前途喔！我突然清醒了：我當然不能去做陪葬品！我不能因為義氣，不明不白地被裹夾在這件事中，無端地犧牲我自己。這一點想清楚了，下一步該怎麽做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必須將自己與這件事的責任清清楚楚地剝離開來。而剝離的最好辦法就是盡快地將事情主動說出來，讓單位黨支部相信我沒有與楊桃源“同流合汙”，我與這件事無關，我是清白的。為了相信我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我替自己找了好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過去一直堅信自己是要革命的，希望到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還想過要做一點什麽讓團支部的人看看。現在明目張膽詆毀毛主席的人就在我麵前，而我卻不敢揭發，這還空談什麽革命？這樣一想，我又覺得眼前的事情雖然麻煩，但同時也是一個機遇。揭發楊桃源，不僅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也是我以實際行動經受階級鬥爭考驗的一次機會。不經風浪錘煉，怎顯革命本色！於是我決定了明天就去寫大字報揭發。折騰了大半夜，既然主意定了，心也漸漸平靜下來。此時離天亮也不遠了，稍稍假寐片刻，天就亮了。
起身盥洗後，我去“三同”的社員家吃了早飯，就準備進城了。然而臨行前我坐在宿舍的床上又猶豫起來。我從讀小學懂事起就鄙視向老師打“小報告”的同學，也羞於做拋頭露麵的人，我想如果我貼了楊桃源的大字報，我肯定要受到眾人矚目，被人點評，我不習慣扮演這樣的腳色。但因此而打退堂鼓又違背我好不容易做出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從此我自己也要深陷不測的危險之中。一步之差，可能就是萬劫不複；何去何從，你要拿出決斷來。最後我強迫自己：“萬事開頭難。做任何事終須有個突破。如果一味畏縮不前，那麽你就隻能如魯迅說的那樣：“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一種年輕人不甘平庸、總想建功立業、出人頭地的欲望在我內心發酵。我終於鼓足了勇氣，下定了決心。我在心中對楊桃源說：“老楊啊，我要對不住你了。你也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這張嘴巴吧。誰叫你能說不能說的你都要說呢！”
說到這裏，可能現在的年輕人會弄不懂，為什麽楊桃源說了幾句評介毛澤東的字好壞的話，我就要揭發他呢？難道就不能批評一個人的字好壞嗎？這就涉及到一個雙重標準問題。這是我們中國人非常嚴重的一種通病。我也是這種病的患者。說實在話，如果楊桃源譏諷的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其他什麽人，哪怕他是全國知名的大書法家，我最多認為他是狂妄自大而不是“反動”；我聽了也不會害怕，不會認為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而必須揭發他。但評論毛澤東就不同了。因為毛澤東不是普通人。辛亥革命以後雖然沒有皇帝了，但他就是不稱皇帝的“皇帝”。在帝皇時代，凡對皇帝不敬的言行均屬“大逆不道”，要殺頭，甚至滿門抄斬。現在呢，對毛澤東這樣的“領袖”的任何不敬，也會構成“惡毒攻擊”的“反革命”罪，會遭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嚴懲，批鬥、坐牢、槍斃，都有可能。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甚至不必是因為批評了皇帝，隻要批評了有生殺大權的人，都有可能給你帶來殺身之禍，而不管你的批評是對還是不對。因此之故，人人對這類特殊人物懼怕，唯恐不小心冒犯了他們招來橫禍而嚴加自律。幾千年來，一代又一代，我們中國人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意識中長大。不能冒犯皇上、不能冒犯領袖，甚至連普通的當權者也不能冒犯。這種觀念已經成為一種下意識，融入我們的血液，成為人們的一種自律和判斷是非的標準。而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的祖先教導我們：“蜂躉入懷，隨即解衣”，是明智的選擇。因此，當我聽到楊桃源的話之後，除了震驚，接著想到的就是不要讓自己卷入這無妄之災，以及要不要揭發的問題了。這種反應，作為我個人來說，既有對是與非觀念上的誤解，也有出於恐懼和自保的考慮。這是一種病態的、奴隸型的思維。這種思維，一般人不跳出中國社會這個環境是很難自我覺察的。而作為一種幾乎全社會的常態思維，隻要這種心態、思維不改變，則這個國家無論經濟發達到何種程度，依舊沒有脫離封建專製、甚至是奴隸製的時代！相比之下，楊桃源敢言敢說，不避權貴，說明他的思想受世俗的汙染很少，其人格遠比我高尚。
那天上午我一個人回到血防站，找來一張紙和筆墨，寫了一張揭發楊桃源的大字報，貼在血防組外走廊的牆壁上。我在大字報中將發生的事情經過如實地說了一遍，責問楊桃源：毛主席是我們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你這樣譏評毛主席的字，究竟是何居心？最後我在大字報上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以示負責。
2025年10月20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