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1）
工總司這個組織正可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十一月十日，工總司成立的第二天，因為上海市委不承認它是革命組織，工總司隊員決定北上進京請願。市委將一列滿載工總司隊員的火車截停在滬寧鐵路線一個叫安亭的小車站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吃喝都成問題。部分工總司隊員憤而臥軌抗議，滬寧鐵路線因此中斷，結果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安亭事件。
在五十年代以前，安亭隻是一個不起眼的鄉村小鎮，僅僅由於它地處滬寧鐵路旁邊，慢車在這裏設有一個小站，此外還有一所創辦於民國十一年的師範學校在上海地區有一點小名氣，這才為人所知。一九五八年，上海市政府選中在安亭建設一個新興的工業衛星城，主要發展汽車工業，建了大批工廠，還建造了安亭一條街作為這個衛星城的商住區，人口一下多了好幾萬，安亭就出名了。安亭屬嘉定縣，毗鄰我們青浦縣，離我們縣的白鶴鎮隻有三裏路。而白鶴離青浦也隻有十來公裏。當時青浦到白鶴的公路已經築成，隻是還沒有通公交車。安亭事件發生後，青浦就有一些人特地趕到安亭去看熱鬧。一天上午，一個常來我們單位打乒乓球的鄰居中學生告訴我們安亭發生了大事，說有好多好多上海工人在安亭臥軌攔火車，滬寧線全線停車已經一天多。他說他也想去看看，但借不到自行車去不成。當時我聽了這事十分吃驚。因為臥軌攔車中斷鐵路交通，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好像還是第一次。而這種事情政府是決不允許的，肇事者是要判重刑的。我不知道這些臥軌的上海工人都是些什麽人，為了什麽事情要做出臥軌這樣極端的事情來。聽那個小子說，他們是什麽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這又是個新鮮事。當時除了學生有成立造反組織的，單位職工成立造反組織的我還沒有聽說過。安亭事件是一件大事。對上海今後的命運有著極大的影響。但說來很可笑，當時在我們很多人的意識裏，我們郊區與市區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上海市區是城裏，我們郊區是鄉下，雖然距離不遠，但中間好像有一條鴻溝，市區發生的事與我們郊區不搭界。因此，對上海市區的運動我們很多人都不太關心。當時我聽到這個消息也隻是將它當作一件與我不相幹的新聞來聽的。然而，就在那天下午晚些時候，青浦的街頭就有人在散發油印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關於安亭事件緊急電報的傳單了。
那天下午晚飯前我上街去瞎悠轉。十一月中旬的天氣已經頗有些涼意了。也許因為大風關係街上行人不多。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孤零零地站在青浦電影院門前的馬路中間發傳單。我經過也順手拿了一張。這是一張油印的傳單，左上角有急電兩字，還加了三個大大的驚歎號！！！，標題是《陳伯達同誌給上海工人電直送上海安亭車站》。急電說：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接著，在說了一通大道理管小道理的道理以後，陳伯達指出：事實上，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急電最後落款的發電人和發電時間是：陳伯達，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時。 乖乖，這是今天中午發的電報，這麽快（最多四個小時）竟然連傳單都發到青浦來了！我想。從這份急電看，陳伯達是不讚成這些工人脫離工作崗位去北京控告上海市委的；對他們臥軌阻斷交通更是惱火，認為這是一些人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威望的嚴重錯誤，用詞口氣十分嚴厲。
當時，我雖然還不清楚安亭事件發生的原因，但根據我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十多年的經驗，尤其是我們這些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已經清楚地感覺到中共與大多數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老百姓，並不是平等的同誌，而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彼此之間的矛盾已經很尖銳。尤其是我們這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人或被中共視為落後分子的人，他們的許多天賦權利被剝奪，被歧視，他們的生活也要比一般人要多許多不應有的艱辛。他們也感受不到中共這個自稱為人民政權，為人民服務的溫暖。事實恰恰相反，每當政府和人民發生衝突時，人民總是弱者，總是被打壓者，而且有理無處說。因此，這批上海工人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用臥軌阻斷交通這樣極端行動的來表達他們的抗議，我想他們一定有無法忍受的冤屈和無奈的苦衷。而且這些冤屈和苦衷，極可能就與前階段的文革有關。我本能地對這批工人產生了同情。我還十分清楚陳伯達要這些工人回上海去就地解決問題的後果。這無異是趕他們回去任憑市委的處置。可以肯定，要是這批工人真的回去了，他們的下場會非常不妙。因為臥軌阻斷鐵路交通是十分嚴重的罪行，一旦定罪處理，恐怕殺頭都有可能。從這份《急電》的字裏行間，我讀出了陳伯達那種高高在上、完全漠視民瘼的、濃厚陳腐的官僚氣息。像這樣的人，居然當了號稱要清除修正主義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那也真是個笑話了。
各位看官，我這麽說決不是危言聳聽。因為在那個年代，隻要得罪了中共，好多罪行輕得多的人都被判了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幾二十年的徒刑，何況是臥軌攔車，在國際上也造成很大不良影響的大事！一月革命後我們單位的鍾峻峰醫師告訴我們：陳、曹舊市委被工總司等造反派奪權以後，在市委發現一個文件，原來在安亭事件發生後沒有幾天，舊市委就擬定了一張名單，要判處王洪文等為首的十個人死刑。鍾醫生說這是從他小姨子那裏聽來的。而他的小姨子就是國棉十七廠與王洪文一起起來造反的唐文蘭，當時在工總司和上海造反派中都小有名氣。所以這不像是偽造的造謠。而且以中共一貫嚴酷的專政手段看，判他們死刑絲毫也不令人奇怪。
但是，我又覺得陳伯達這樣的處置安亭事件，與當前黨中央號召大家起來批判資反路線的做法是矛盾的。因為工人或其他職工起來造當權派反，不像學生那樣顧慮較少。他們能起來造反是不容易的。如果這批造反工人就此被鎮壓了下去，我可以斷言上海乃至全國，將很難再有工人敢於起來批判資反路線。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侃侃而談兩條路線鬥爭，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似乎頭頭是道，但碰到實際問題就顯得一腦子漿糊。我覺得他這封電報的立場，與周恩來、陶鑄的立場倒是一致的。當時周恩來、陶鑄也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我當然不敢公開懷疑他們，但我總隱隱覺得他們對文革采取的立場，不是促進而是處處約束。
但很快的我又聽到了新的消息，說是中央文革派張春橋到上海來處理這件事。他專機一到上海立即驅車去了安亭，與工總司的代表展開談判，最終達成了五點協議。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簽字承認了工總司是革命組織，承認了赴京控告是革命行動。而大多數的工人也聽從了他的勸說，開始陸續返回上海，準備在上海就地談判解決問題。這好像是一個好的兆頭。
張春橋以前是上海的文教書記，知道他的人不多。他的名字廣為人知是從批判吳晗的《評海瑞罷官》開始的。從陳伯達和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 兩種不同的風格中，我當時就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覺得張春橋處事比陳伯達要幹練、大膽。後來聽說因為張春橋簽字同意了五條，上海市委與張春橋起了激烈的衝突。但毛澤東聽了有關匯報後同意張春橋的處理，並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因此，我不僅佩服他的膽量，還隱隱覺得他雖然是新進中央的文革小組副組長，相比於追隨毛澤東多年，有中共首席理論家之稱的陳伯達，他可能才是真正懂得毛澤東心思的人。他的眼光、膽略才是真正政治家的眼光與膽略。而陳伯達不過是個腐儒。
再後來，我又聽說陳伯達發這個電報前曾請示過陶鑄。而張春橋來滬處理安亭事件也是奉周恩來、陶鑄命令來的，隻不過周恩來、陶鑄給張春橋的任務僅是恢複交通，鐵路不能中斷，而不涉及承認工總司行為合法不合法問題。事實上當時周、陶通過陳伯達給上海市委的指示是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堅決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格的革命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所以，在安亭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我發覺中央文革陳伯達等人的思想、立場與後來稱為保皇派的陶鑄以及周恩來是一致的；而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他們又是一派。所以，即使是在所謂的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對待文革其實也有兩種不同態度的。
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會議改變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領導人抵製文革的態度。但這個願望明顯是落空了。因為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各地當權派不僅沒有承認自己執行了資反路線，反而變本加厲地壓製群眾批判資反路線、要求平反的呼聲。我認為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令毛澤東對這批當權派十分失望和惱火，因此後來才發生了他斷然支持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公開平反前階段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眾，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並號召全國造反派聯合起來普遍地奪權，重新建立新的政權機關革命委員會等一係列堪稱天翻地覆的大事。相反，如果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能夠收到較為滿意的效果，有相當數量的當權派願意改弦易轍放棄抵製文革的立場，我認為毛澤東也是不會采取這樣激烈的措施的。
說到這裏，我還要順便說一下中央在十一月份召開的工交座談會。這個會議，其實是以周恩來、陶鑄、李先念等為首的當權派再一次抵製、或約束文革的努力。如果這次會議製定的十五條文件得到貫徹執行，則全國的文革走勢都會大變樣。所以也需要簡單地說一下：
據大陸文革史專家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及其他有關資料所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國家計委負責人餘秋裏給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寫了一份報告，提出擬召開一個座談會，以解決工交係統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這個報告當天就得到李先念的同意，並指定由穀牧、餘秋裏負責召集，同時將召開會議的情況呈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和王任重知道。這個會議第二天就召開了。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冶金部、水電部、鐵道部、化工部、機械部，各大區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哈爾濱、武漢、廣州七大城市主管工交的負責人。會議能這麽快地召開，我估計這個會議通知當天發出後，那些外地的代表有好些是連夜就乘飛機趕來北京的。座談會圍繞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展開。與會者幾乎一致對十二條 表示不滿意。座談中他們對建國十七年來工交戰線的成績普遍作了肯定，主張文革運動要分期分批進行，反對全麵鋪開。他們也不讚成工人建立聯合造反組織和在工交企業間串連，要求正確處理好革命和生產的關係。其中哈爾濱和上海的與會者強烈主張取消已經成立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很明顯，就上海來說他們反對的其實就是工總司這樣的造反組織。但諷刺的是，當他們反對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的要求落空後，他們自己就操縱另部分工人成立了也是全市性的工人組織赤衛隊，與工總司對抗。這說明他們反對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不過是反對文革的一種手法。所以王年一也說：從以上種種意見看來，工交戰線的領導人實際上不讚成在工交部門開展文化大革命。
這次座談會原擬隻開五天，由於會議出現了鬥爭和曲折，結果開了二十天。會議期間，陶鑄主持起草了一個與十二條對立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簡稱十五條）。其主要內容是規定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分期分批，正麵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聯，堅持八小時工作製。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來、陶鑄、穀牧向毛澤東匯報會議情況。毛澤東當場否定了十五條，指示必須重新起草文件，並明確表態支持工人群眾建立聯合組織。會議最後一天，中央文革小組王力等人對陶鑄進行了批判，說他是用生產來壓製革命。會議通過了由陳伯達按十二條修改而成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其要旨是八小時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全由工人自己安排；必要時工人可派代表到上級機關甚至北京來反映問題。不許迫害工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必須平反。工廠與工廠間，學生與工人都可串聯。這個十五條雖然仍堅持八小時工作製，但其餘對工人的束縛基本上都放開了。
王年一認為：如果說劉少奇、鄧小平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提出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是限製文化大革命發動範圍的第一次鬥爭，如果說周恩來、陶鑄主持製定中共中央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發出的《關於縣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是限製文化大革命發動範圍的第二次鬥爭，那末，工交座談會上的鬥爭就是限製文化大革命發動範圍的第三次鬥爭。這是符合實際的評說。因此，從文革開始到十一月底，毛澤東文革派與抵製文革的當權派們，就公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展了三次鬥爭。
而從這次會議匆匆召開的時間點，以及會議討論的內容和會上製定的十五條內容看，我還覺得這次工交座談會主要就是為因應上海工總司起來造反這種情況召開的。隻是這次會議掛帥反對文革的是陶鑄，登台表現的是李先念、餘秋裏、穀牧，但在背後支持的真正的主角是周恩來。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懷仁堂事件中，主要表演者換成了譚震林、陳毅、李先念這些人，而實際領軍的仍是周恩來。所以如果撇開所謂路線正確、錯誤的考量，我以為自從劉、鄧下台以後直到文革結束，在長達九年多時間中，幹擾、反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領軍人物始終都是周恩來。
以上說的是毛澤東的文革派與反文革的當權派，在一九六六年九、十、十一月間發生的進攻和防守的大概情形。當時在上海市區圍繞工總司的合法性問題，上海市委做了許多動作，玩了許多花樣。因為這是市區的鬥爭，當時我們覺得市區的文革與我們郊區關係不大因而沒有加以更多的關注。直到後來青浦的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全被軍隊鎮壓下去，因為得到工總司的大力支持，才得以重新恢複組織。我們這才意識到市區、郊區的鬥爭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時間進入十一月份以後，特別是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傳達以後，群眾造反派開始大量出現。當權派維持舊秩序的努力越來越艱難了。而就在那個時候，中共青浦縣委還做了兩件事。一件是舉行了最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另一件是召開了農村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這裏先說一下選舉人民代表的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某日，我與單位內所有有選舉權的員工一起去參加了一次縣城城廂鎮人民代表的選舉。這次選舉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在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預備工作。因為根據憲法，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內召開。由於中共實行的是分級代議製，要先選出最基層的代表以後，再由這些代表一級級選出全國的代表，中間需要一段時間。在所有這些選舉中，唯有最基層的代表才是由擁有選舉權的公民直接投票選的。中共標榜他們實行的是民主選舉，所據的理由就在於此。當時青浦的社會形勢即將大亂，但縣委在這樣的形勢下仍在按照以前安排的日程做這些不急的事務，從這一點說他們確實是很敬業負責的。但這次選舉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
我們選舉的是城廂鎮城北街道或城北區的人民代表。那天我們單位是集中了排隊去的。具體選舉的地點在那裏已記不清，反正是在一座老式的舊房子裏，放了一排排長條凳，最裏邊有一個小的高台。這應該是屬於街道或某個單位的小會場。參加選舉的除了我們單位，還有其他不少單位以及街道居民。因為沒有指定的座位，都是自己找位子就坐。我當時和程軍溥、陸長魁在一起工作，於是我們三人就坐在一起。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夠年齡參加選舉，也是第一次行使公民權，心情自不免有些激動。選舉開始前，先由會務人員發選票。選票不大，是一張大約四寸寬、三寸長的白紙。上有油印的十來個豎格子，每個豎格又分成上下兩格，上麵的格子長一些，是填寫人名的。下麵的格子很小，是供劃圈的。選票上已印了七、八個人名，還有兩、三格是空白的。我猜這幾個名字就是這次人民代表的候選人了。我們仔細看了一下候選人的名字，竟然一個也不認識。程軍溥皺著眉頭說：這些人我們一個也不認識，怎麽選？我猜接下來定會有候選代表簡曆的介紹，就叫程軍溥稍安毋躁，等一下看看。可是主持人宣布選舉開始後，隻是問了一句：大家是否都已經拿到選票了？等台下回答都拿到了，他就不作任何解釋，直截了當地說：選票上麵印的名字就是這次選舉我們城北街道（區？）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大家同意的就在他名字下麵的空格裏畫一個圓卷。不同意的就不要畫，讓它空著。這一點要統一，不要有人畫圈、有人畫勾，有人打叉，弄不清楚你是讚成還是不讚成，不好計票。假如有人要推選名單以外的人做代表也可以，旁邊還有幾個空格，隻要寫上他們的名字，下麵也畫個圈就可以了。現在選舉開始。
這一來我們大為失望。程軍溥有點冒火了，說叫我們來選舉，至少也要有個簡單的介紹，好讓我們知道一點候選人的經曆，作出過什麽成績、貢獻，才好評估他是否夠做人民代表的資格。就這樣叫我們選，什麽來曆也不知道，誰知道他夠不夠當代表的資格？我們向坐在周圍的人打聽，隻知道一個姓金的候選人是青浦縣中學的副校長，民主人士，其餘的人他們也不認識。程軍溥說他要向大會主持人提個意見，叫他介紹一下候選人的簡曆。我和陸長魁都說應該。於是程軍溥就起身到主席台前去提意見了。他從兩排座位中間一邊往外擠一邊回頭對我們說：這個要求是最起碼的了，不然我們怎樣選？然後又不停地對需要讓一下位的人說對不起，請讓一讓。對不起，請讓一下。我目送他走到台下，看見他向主持會議的那個中年男子招了招手，那個主持人走近台邊俯身聽程軍溥說了幾句話，然後回答了幾句話，就見程軍溥垂頭喪氣地回來了。我們問他結果如何？他氣憤地說，這個主持人根本就不屑回答他的問題，態度十分傲慢。竟然這樣回答他：所有候選人的情況都不會作介紹。你願意選誰就選誰，不願意選也可以棄權不選。我們聽了也憤憤不平，卻毫無辦法。一直聽中共宣傳的民主選舉，原來竟是這個樣子！我對這樣的選舉製度十分失望，覺得候選人已經是你們內定的了，但既然要我們選，至少也要尊重一下我們選民，讓我們對這些將來代表我們的人有個起碼的了解。毋庸諱言，這樣的選舉就像做戲，台上的是戲子，而我們選民其實也是戲子，都是在配合中共做戲。然而即使是做戲也要做得像一點。像現在這種連簡單履曆介紹也不肯做一下的選舉，政府豈不也太傲慢了！至此，我們三人都無心再對候選人作選擇了。有心交一張空白票上去以示抗議，但又不敢。因為交空白票，就意味著在對政府作無聲的抗議。那時雖無現在那樣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但公安部門若有意要查出誰投的空白票也是不難的。為這種事去冒政治風險不值。於是我們在選票上隨意圈了幾個候選人，圈夠了規定的選舉人數就交了票。
投票結束後當場開票，票上列名的幾個候選人全部當選。不過，開票唱出來的票竟然還有我們單位黨支部書記張宜和黨員會計馬文琴的名字，而且各有好幾票。這些票顯然都是我們單位內的同事投的。他們在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對選舉不民主的不滿。這件事雖然與文革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確確實實地激起了我們對中共官僚獨裁作風的不滿。而這對於當時正在醞釀中的群眾造反情緒無疑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