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0）
（二十五）毛派與走資派的攻防戰（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中央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又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這兩件事都是當時的大事。應該說正是這兩件大事，促成了稍後的群眾造反潮流。那個時候我因為被抄家，身心受到嚴重打擊又兼感冒高燒，在床上足足躺了一個多星期，後來身體雖漸漸康複，但萬念俱灰，對外麵的世界全無興趣。接著，我又忙於為單位內的紅海洋運動寫字，一直到十一月以後才又慢慢恢複對運動的關心。所以，對於這兩件大事我是到十一月以後才知道的。當時，我根據我所知道的前一階段上海市委對付北京紅衛兵的態度，和我們單位黨支部對我們在學習十六條時提出的各種異端邪說嚴防死守的情況來分析這兩件事，認為毛澤東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批判資反路線問題和召開工作會議，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如何改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對文革普遍抵製的態度問題。
十一月初的某日，我在街上看到一份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大字報，標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陳的講話很長，大字報抄了十多幾張紙，在中山路新華書店對麵的服裝店玻璃櫥窗上貼了一長排。我仔細看了後有幾個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一，關於兩條路線的區分。陳伯達說：兩條路線的鬥爭一直圍繞在群眾的問題上。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他們卻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們在這個觸及人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鬥，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誤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變成不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本來，我對什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不太明白，看了陳伯達的講話，感覺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特征就是對待群眾的態度。陳伯達說執行資反路線的人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對群眾實行國民黨式的訓政。那麽何謂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呢？以我的理解，那當然就是不要執政者老是以老師自居，像國民黨一樣以高壓手段對群眾實行訓政；而是要讓群眾在實踐中自己教育自己，弄懂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即使群眾做了什麽不對的事，說了什麽不對的話，隻要不是如十六條說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就要允許他們自己改正，而不是抓住缺點一棍子打死，把他們整成反革命、右派。否則，怎能談得上自己教育自己？而由此回顧我們單位前階段運動，雖然表麵上都是群眾貼群眾大字報，但實際都是黨支部從中引導的。而且，這次運動的目的與以前曆次政治運動一樣，各級黨組織都是以運動整出了多少反黨分子為成績的標誌，以懲罰這些犯錯誤的群眾來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這種做法與自己教育自己精神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根據陳伯達對兩條路線的闡述，我基本肯定了我們單位黨支部領導的前一階段的運動是錯誤的，單位黨支部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第二，陳伯達引用四川南充一個婦女的講話，認為運動初期整出那麽多反革命是不正常的。那位南充婦女說：如果這兩千多學生都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的教育的。如果出了這麽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問題。同樣道理，我們一個單位連臨時工在內共一百多人，都受了黨十幾年的教育，竟然還有二十多人被揭發說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大字報上反革命帽子滿天飛，也不能說是正常的。
第三，陳伯達在講話中說：區別堅持錯誤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是否公開向群眾承認執行了錯誤路線，是否給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認真平反，並且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我特別注意到了這平反兩字，反複看了幾遍。當時在我們青浦縣裏我還沒有聽說過有哪一個運動初期被整的人被平反了。但既然陳伯達提到了平反兩字，從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線楊桃源也有可能獲得平反的希望。
此外，《紅旗》雜誌上刊登的林彪在十一月三日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講話，對我更進一步理解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也頗有幫助。林彪在講話中這樣描述兩條路線的區別。他說：毛主席的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是敢字當頭的路線，是敢於相信群眾，敢於依靠群眾，敢於放手發動群眾的路線。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運用和新發展。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資產階級路線，是反對群眾的路線，是反對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是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眾，采取各種形式，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
根據陳、林兩人講話的要旨，我將這條反動路線概括為一句話：鬥爭矛頭不是向上對準黨內走資派，而是向下對準群眾的就是資反路線。而當時很多群眾對資反路線的理解更簡單明了，一句話，所謂資反路線就是鎮壓群眾的路線。根據這樣的認識，我認為運動初期所有基層單位執行的都是資反路線，都錯了。
文革鎮壓群眾的事主要發生一九六六年的六、七兩個月。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向北京的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結果工作組鎮壓了反工作組的學生。另一個方麵是全國各地各級黨委在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下，將鬥爭矛頭主要針對群眾，整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右派分子。因此，中共如果要糾正資反路線的錯誤，除了要給被整的學生平反，也應該為被整的群眾平反。但詭異的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追究了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的責任，並迅速地為蒯大富等被整的學生平了反，但沒有追究鎮壓群眾的問題。其實當時全國受運動衝擊的群眾數量比起學生來不知要多幾百倍。那麽毛澤東為什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那個時候，他隻提鎮壓學生問題而不提鎮壓群眾的問題呢？為什麽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過去了二個月又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呢？這個所謂的資反路線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這就需要深入探究毛澤東中央在十月那個時候突然提出批判資反路線的真正用意。
我認為，如果這個資反路線確實存在，而且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他就已明確認為整學生是不對的，他就不可能沒看到整群眾的問題。而他看到了卻不提這個問題，說明他是不願提。而不願提的原因我認為可能有兩個：一個是他根本就不認為運動初期整群眾是錯的。他之所以氣勢洶洶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整學生犯了路線錯誤，說隻有北洋軍閥才整學生 ，說整學生大方向錯了，那不過是為扳倒劉少奇強找的理由。請大家想一想：過去曆次政治運動難道不都是這麽做的？難道他毛澤東就沒有整過學生？五七年的大批學生右派是誰整的？難道他整學生就沒有錯，劉少奇整了就錯了？道理上說不通麽！反之，如果他真的認為不應整學生，那麽也不應整群眾。學生是群眾的一部分。如果說多少年齡以下的不整，那是考慮到年紀太小思想、行為不成熟，犯了錯誤可以原諒。學生不過是一種社會身份，將學生和普通群眾絕然區分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所以，他如果真的認為有這條資反路線，那麽他應該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同時提出為運動初期被整群眾平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毛澤東中央突然提出這資反路線問題，是因為文革運動遇到了主要來自各級當權派的阻力，是為了敲打敲打這些當權派，對他們施加政治壓力才炮製出來的。
我這麽說不是無根據的瞎猜。我有好多證據。這裏僅舉一個：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奉毛澤東之命進駐《人民日報》報社後發表的第一篇重要社論，是貫徹毛澤東文革思想的，據說文章也是陳伯達親自起草的。它實際起了文革初期整群眾動員令的作用。如果說資反路線確實是有的，那麽這篇社論就是資反路線最典型的代表。但這篇社論在批判資反路線時沒有被批判，後來陳伯達捲入林陳反黨集團被打倒時也沒有被批判。為什麽不批？難道不是因為在毛澤東中央看來，文革初期的橫掃一切沒有掃錯嗎？按我對毛澤東文革思想的理解，走資派固然是無產階級政權最危險的敵人，要重點地先揭先批先清理；但群眾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右派和各色牛鬼蛇神，也要揭也要批也要處理，因為他們都是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隻是這個工作要放到後一步做。這也就是十六條中說的：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撥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的意思。而後來文革初期被整的群眾終於也得到了平反，很多人認為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是毛主席解放了他們。其實我們文革親曆者都心中明白：那是廣大群眾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為爭取被整群眾與學生一樣應該得到平反而展開艱難曲折的鬥爭才得到的結果。而能夠到這個結果，還得多謝那些頑固抵製文革的當權派們。關於裏麵的道理和這個鬥爭的過程，因為後麵還要說到，這裏就不多說了。
毛澤東不提整群眾的資反路線問題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毛澤東可能認為追究各級當權派執行資反路線的責任，打擊麵會太廣，從根本上說不利政權的穩固；而且當時他還寄希望於那批幹部，認為他們遲早會轉到支持文革的立場上來，因此不想對這些幹部打擊太重，關係鬧得太僵。但是後來他看到許多地方黨委在頑強地、千方百計地抵製文化大革命，不願按照他的設想自覺地投身文革運動，經受群眾的檢驗，這對於他設想的用文革的辦法解決反修防修問題的實驗實是一大挫敗，於是他就想法一方麵要敲打敲打他們，對他們施加一些壓力，迫使他們認可文革。而這根用作敲打工具的棍子，就是到十月才想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為了將執行資反路線的罪名強加到各級黨委頭上去，十月二日出版的《紅旗》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這樣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隻有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的十六條，才能在正確路線指導下進行社會上的、學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門的鬥、批、改。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無產階級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采取折衷主義。按這篇社論的說法，既然這條資反路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還未結束，那麽執行這條資反路線的人顯然已不是劉少奇，而是別的什麽人了。什麽人呢？當然是執行了劉少奇路線，而至今不肯改變抵製文革立場的各級當權派。
所以，毛澤東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批判資反路線問題，實際是在對這些人施加政治壓力。而在此同時毛澤東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出席的據說都是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人，則不難理解這是毛澤東中央試圖通過這個會議，一文一武、一硬一軟、雙管齊下，以達到改變這些領導人思想的目的，讓他們不再抵製文革而是擁護文革。
但是，從中央工作會議後的效果看，這軟硬兩手都是失敗的。這次會議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而各級黨委基本上也都沒有承認自己執行了資反路線。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中央隻得一方麵加大批判資反路線的力度，另一方麵以中央軍委出麵替文革初期軍隊係統學校被整的學生平反，然後以中共中央批示的方式將平反範圍擴大到普通的學校學生和單位職工，將這批力量釋放出去衝擊地方黨委，意圖迫使這些當權派屈服。就這一點說，如果各級當權派不頑強地抵製文化大革命，而是按毛澤東的設想自覺地、主動地引火燒身，歡迎群眾對他們的揭發批判，我向毛澤東中央是絕對不會給文革初期被整的群眾平反的。
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青浦街頭突然貼出了許多大標語和大字報，大多是反對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的，說什麽聶保姆到上海包辦代替，把上海人民當成阿鬥。同時也有支持聶元梓大字報。不過我仔細看了最後的具名，大多是轉抄上海一些學校紅衛兵組織的。原來，北京大學聶元梓和孫逢一這兩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在十一月六日帶了一些人突然來到上海，聲稱要揪鬥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常溪萍。常溪萍在四清時曾擔任北京大學工作組副組長。聶元梓說常溪萍在北大對北大師生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現在特地南下要揪他回去清算他的罪行。但從大字報的內容看，聶元梓一行到了上海後不僅煽動華東師大的學生揪鬥常溪萍，還煽動上海群眾造市委的反。當時不僅南京路等上海主要的大馬路上，連國際飯店等高樓上也掛出了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的長幅大標語。顯然，聶元梓他們是以揪鬥常溪萍為名，來揭上海市委的階級鬥爭蓋子的。當時，對於聶元梓的到來，上海出現了支持和反對的兩種不同觀點大字報。而這些反對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上海市委背後指使的的。有一個小道消息說聶元梓等人來上海是奉了江青的旨意來的。對此我是相信的。因此我將這件事看作是中央文革對上海市委發動的第二波攻擊。值得注意的是那個時候上海市學生中的造反組織已經出現，工廠、商店和企事業職工的造反組織也在醞釀之中。所以江青派聶元梓在那個時候來上海，應該是與上海當時的形勢有密切關係的。
據一份由上海工總司在一九六七年編寫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鬥爭紀要》記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也就是聶元梓來上海的同一天，上海一些工廠造反派經聯絡後一起開會決定，準備在九日那一天召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為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和北京、上海的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小將，立即投入籌備工作。《紀要》中說的北京的學生紅衛兵中有沒有聶元梓帶來的人，《紀要》沒有寫明。但我以為即使聶元梓沒有親自參與上海工總司的成立，中央文革小組透過其他先期派來上海的北京紅衛兵，極可能也插了一手。雖然中央文革不可能一開始就明確支持工總司這樣的群眾造反組織，但在當時毛澤東中央正在大力發動群眾起來揭開地方黨委階級鬥爭蓋子的形勢下，對於出現工總司這樣的群眾造反組織，中央文革應是抱著鼓勵的態度的。而上海陳、曹舊市委的垮台，就是由工總司成立那一天開始的。
所以就當時的形勢言，至少在上海市，從十月初開始的毛澤東中央和地方當權派的攻防戰，由於群眾造反組織的加入，此時進入了一個更激烈、幾乎你死我活的階段。而上海的群眾造反組織加入文革運動，則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成立為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