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4）
（二十二）大串聯
毛澤東知道，他要達成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目的，極可能會招致整個黨政係統大多數幹部的反對，因此阻力極大，光靠北京高幹子女那一點人是不行的，非得有幾百萬、上千萬哪吒式的革命小將來替他衝鋒陷陣不可。為此，他要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到北京來學習北京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感受黨中央所在地北京的造反氣氛，同時通過接見這樣的形式，達到君命親授的效果。這樣，再讓這批革命小將到各地去造反時就會心有所恃、無所畏懼。
而讓各地學生進京和到全國各地去傳播革命火種，造各地當權派的反，首先要解決他們一路上衣食住行的問題。為此，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革命學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通知》說：外地高等學校（包括全日製和半工（農）半讀高等學校）革命師生，除了有病的、已經來過或有其他原因不能來的以外，都可以組織來北京參觀。高等學校教職工可按每五十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外地中等學校（包括全日製和半工（農）半讀中等專業學校和普通中學）按每十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一人；教職工按每一百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到京後的夥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飯費，由國家財政開支。這個《通知》一下，開啟了文革初期的大串聯風潮。
當時學生出來串聯，憑學生證或學校證明，無論去哪裏一路上乘汽車、火車、輪船都不用買票。唯飛機不可以。凡串聯學生所到之處，地方政府都有接待之責。各地都設了接待站，免費供串連學生吃住。天冷了還要借給他們棉衣禦寒，錢不夠了要借給他們現金，隻要憑學生證或學校證明，寫一張借條簽一個名就可以了。據上海市政府有關部門統計，從大串聯開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上海市共接待了全國各地來滬串聯學生一百零九萬人次。為了接待這麽多人，全市共設置了各類接待站，最多時達到一千五百多個。為了接待紅衛兵和學生，國家一共花費了多少錢，雖然中共至今沒有公布，但憑想象也可知道這必然是一個天文數字。維基百科全國大串聯條舉了湖南井岡山一個例子，說井岡山博物館所屬十七個接待站，先後接待了一百多萬人，耗資二百五十萬元。其中為供應三餐，燒飯的員工就請了一千多人。各位須知，這二百五十萬元是一九六六年的人民幣，當時一般工人一年工資隻有四五百元。農民一年的收入不過一、二百元。那時我一年的工資也隻有三百三十六元；也就是說，這筆錢相等於我當年七千四百四十年的工資總和。
參加串聯有這麽多的優待，全國所有大中學校的學生幾乎都跑出來加入到串聯行列。開始，出去串連的都是紅衛兵和出身較好的革命學生代表。後來，非紅五類的學生也抵禦不了免費遊山玩水的誘惑紛紛往外跑了。最後，學校裏出身好的和較好的學生都跑光了，黑六類家庭出身的學生也壯起膽子往外跑。反正學生證上隻有學校名字和學生名字而沒有家庭出身成分，隻要自己大膽鎮定，別人問也不說，無人能為難他們。那時他們除了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更趁機遊覽祖國大好河山，南到雲南西雙版納、北到黑龍江漠河，東到沿海各城市，西到新疆，到處是他們的身影和足跡。不少人跑遍了全國。甚至一些小學生也加入了串聯。當時聽說隻有西藏不準去。
那時我的兩個大妹妹正在讀初中，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兼有海外關係，開始不敢出去串聯，後來見到學校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她們也分別約了幾個同學一起出去串聯。隻可惜出去太晚了，一個剛到南京，一個隻到了杭州，因為聽到中央下令結束串聯，就乖乖地回家了。我太太當時也是初中生，因為父親是右派，開始也不敢去串聯。但她膽子比較大，見到大家都往外跑，不管三七二十一，約了幾個同學也去了一次北京。據她說，到了北京一下火車就有人按他們的學生證登記姓名、年齡、學校名稱，然後安排她們住在一個什麽學校裏。開始她們還想去其他地方看看，但學校裏有軍人管理，說接到通知毛主席很快會檢閱她們，要他們不要離開北京。結果他們在北京待了半個來月，等檢閱過後才回家。在北京她的錢包被偷掉。她按所在學校地址寫信給青海父親，居然還收到父親寄來的錢。可見當時社會雖亂，但亂中仍保有秩序。在北京，我這位未來的太太沾了一身老白虱，還得了胃病，回來後就不敢再去串聯了。
紅衛兵、學生們全國到處串聯，很多是趁機遊山玩水，惹得工礦企業的青年員工羨慕不已。但中央是不準許工礦企業的員工也去串聯的。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規定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聯的職工和科研設計人員，應當迅速返回原工作崗位，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首都職工代表會議上宣讀的《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十二條指示》（草案）中再次重申：八小時工作製必須保證，文化革命必須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每天三四小時，不得占用生產時間，同時又要讓工人同誌得到必要的休息。工人群眾一定要堅守自己的生產崗位，要照顧大局，絕對不能放棄生產勞動，成群結隊地到外地去串聯，以免影響本單位和其他單位的生產。已外出串聯的，應趕快返回生產。擔負生產任務的半工半讀學生，也應該這樣做。這個規定，比原來的規定稍微放寬的是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在本市範圍內串聯。中央作這樣的規定，我想主要是為了維持正常的生產。因此之故，我們單位所有員工都沒有出去串聯過。直到一月革命期間，我們造反派才以交流革命經驗的名義，分頭去附近幾個縣的衛生單位串聯了一次。反而是一貫以聽從黨的號召自居的保守派，在當權派大刮經濟風的時候，跑到杭州等地去串連了好幾天。
其時，有很多關於學生串聯的故事在社會上流傳。至今記得最離奇的故事是說上海有一個學生串聯到了廣西、貴州、雲南一帶的苗區，被下蠱毒的事。我早就聽說過苗女很美，也很多情，尤喜與漢人結親。有人到苗區被苗女看上，就會千方百計留住你，送一種食物給你吃。若你不知就裏吃了，在苗家看來就是你同意結親，然後就會來逼婚。這個故事也是這樣：這個學生串聯到苗區，就此身陷苗寨無法脫身。開始，他不想留在苗區幾次拒絕結婚，但苗家不放他走。後來他想送上門來的肥肉先吃了再說，等結婚後再想法開溜。於是他同意結婚。婚後不久，他就提出要回上海看父母，說這婚事至少也要向父母稟報一聲才說得過去。多情的苗女很爽快地就同意了。臨行那天，苗家準備了很多土特產作禮物要這小子帶回上海送給親家，還置酒餞別。等新郎飲過一杯離別酒，新娘就正色告訴他，說你要回上海看父母，這是人的孝道，我再怎麽不捨，也不會阻攔。但你不可負我一去不回。實話告訴你，剛才你飲的酒裏我已下了蠱，若你三個月內回來，我會給你解藥；若三個月內不回來，到時蠱毒發作，無藥可救。切記切記。那小子聞言大驚。但隨即又想，現在醫學發達，不相信這樣大的上海就對付不了蠱毒，於是假意答應了。等回到上海他立即去大醫院解毒。可是問遍各大醫院，居然沒有一位醫生能解、肯解的。有的醫生說聽說過苗疆有蠱毒一說，但隻是聽說，沒有碰到過，不會治。也有的醫生說蠱毒有好多種，解毒方法各不相同，不知你中的是哪一種毒，無能為力。也有醫生說，他知道解毒方法，但這牽涉到民族政策，所以這毒他不能替他解。眼看三個月期限將到而解毒仍無門路，為了保命這小子隻得含淚回苗疆去做那苗家的女婿。這種傳聞無名無姓，但說的活龍活現，聽此猶如聽一則傳奇故事。除了苗疆女子善於下蠱，我以前還聽說過湖南辰州有所謂趕屍術，馬來西亞一帶盛行降頭。中共執政後以破除迷信為由不準人再傳這種不科學的謠言。但是在一些舊的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中還能偶見提到，然都不知真假。不想這種謠言在文革中竟又流行起來。
因為全國串聯的學生實在太多了，造成鐵路、公路、輪船運輸不堪負荷。十月二十二日，東北大連海運學院有十五個學生組成長征紅衛隊，曆時一個月，徒步從大連走到北京。中共發現這一個例，立刻在報上提倡徒步串連，引起不少學生響應。據報上當時的報道，有的紅衛兵提出要徒步去延安，有的徒步去井岡山，也有聲言要沿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重走一遍雲、貴、川、藏，重過雪山草地，以體驗革命先輩艱苦卓絕的革命精神。但因為沒有後續報道，所以大家就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紅衛兵參加了徒步串聯，又有多少堅守諾言從頭一直步行到目的地的。
學生大串聯引起一九六六冬季流行性腦膜炎大爆發。很多學生得病，死了不少人。其時中共利用紅衛兵和學生造反來衝擊各級黨政機關，以揭開所謂階級鬥爭蓋子和揭發黨內走資派的任務已大致完成，以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已登上曆史舞台，而且天寒地凍確實也不適宜再串聯下去。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和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兩次發出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說現在天寒地凍不便串聯，等春天回暖以後再繼續。學生們都明白這一停止，明年開春以後是不會再繼續串聯的了，今後免費遊山玩水的機會是再也不會有了，因此有部分大膽的學生千方百計地繼續串聯下去，爭取盡量多跑幾個地方去看看。政府的措施是下令鐵道部門給學生的免費火車票隻能是回去的車票，憑學生證上學校所在地簽發。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生們的對付辦法是拿到回家的車票後，與來自其它城市的學生交換車票。比如一個來自沈陽的學生拿回沈陽的車票與另一個來自廣州的學生交換去廣州的車票，到了廣州或沈陽以後再以同樣方法交換另一城市的車票，這樣他們就可繼續串聯下去。反正那時候乘車隻查車票不核對身份的。就這樣，據說到了一九六八年還有學生在全國各地串聯。有的人就此跑遍了全國。後來我還見到一個串聯學生寫的文章，說一九六八年後他們全部上山下鄉，當時有內蒙、黑龍江、雲南等幾個地方可供選擇，他就憑在串聯時親眼見到的情況，選擇了條件相對好的地方。
大串聯時期全國有幾千萬學生在全國各地免費旅遊，這是一筆十分龐大的支出。我至今未見中共公布這筆經費的數字。不過這不是我現在想要說的事情，我要說的是有的學生免費旅遊了好多地方，非但分文未花自己的錢，串聯回來口袋裏還多了好多錢。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原來整個串聯的時間前後有好幾個月，有些學生出去跑了一轉回來，知道憑學生證或學校證明外出，不但不要車費、食宿費，還可向接待站借錢、借棉大衣等。因此再次出去串連時就有意識地多帶了幾個填了假名的學生證，或空白的學校證明、紅衛兵組織的證明。這在當時是很容易弄到的。到了外地，他們就用假的證明向接待站借錢。雖然一個接待站借的錢不多，隻有幾元人民幣，但借多幾個地方，也會有一、二十元，對於一個學生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橫財。我家鄰居中有一個小子，正在讀初中，就是串連回來還多了錢的人，也算是人小鬼大了。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份材料，裏邊引用上海市財政局革命委員會的報告，說大串聯結束後，由各省市轉來上海學生外出串聯所借糧款的單據，共計糧票五百萬斤，現金四百餘萬元。截至一九七一年年底， 因查無此人無法追討的單據，合計糧票九十餘萬斤，現金七十餘萬元。算下來，這查無此人的人數也非常龐大，估計至少也要有好幾萬人。一個上海有幾萬人，全國還不得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破四舊、抄家時，社會上就風傳有些紅衛兵把抄家得來的金銀珠寶中飽私囊，後來這些傳聞得到證實。所以青少年也不簡單哪！所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這或者是最好的解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