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0）
當天下午，我們幾個人聚在許震彪的宿舍內商量今後的事情。如今批判會議開過了，與當權派的冤家也結下了，今後何去何從，這是我們麵臨的第一個問題。原先許震彪是不主張成立造反組織的。他的顧慮是怕被當權派抓住把柄，說我們成立的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召開批判會實際上已宣告我們公開造反了，現在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管形式上成立不成立組織，在當權派眼中我們幾個人就是一個組織。再看周圍的形勢，成立造反組織的單位越來越多，不成立組織既不切實際也不符合形勢，倒不如成立了組織以後堂堂正正地與當權派鬥爭。主意拿定，以我們七個人為發起人，又聯絡了幾個也有意願造反的小青年共十六人，一起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取名青浦縣血防站白求恩戰鬥團，推選許震彪為組織的召集人。
在此同時，站裏的一批老血幹也聚在一起商量站裏和當前社會的形勢。當知道我們已經成立了造反組織，他們也不甘落後，緊跟著成立了青浦縣血防站送瘟神戰鬥隊。他們選出的負責人是原宣教室的負責人王逸鵬。這是一個善於出謀劃策，具有很強組織能力的老血幹。王逸鵬立刻來向我們表示：今後我們兩個造反組織要緊密團結，並肩作戰。我們雖是兩個組織，實際是一個。他們之所以另外成立組織，主要是有部分人想將老血幹和你們小青年區分開來，說是有些事分開來做對大家都比較有利。對於這個說法我們不置可否。其實開始時我們也有不想與老血幹們混在一起幹的想法，主要是覺得他們考慮事情瞻前顧後、條條框框比我們多，做事不爽快。但後來的實際情況是一旦舉起了造反旗幟，兩個造反隊天天在一起商量事情，一起行動，風雨同舟，命運與共，已分不了彼此了。消息傳出後，縣除害滅病辦公室的顧肇康和繆雲興兩人在第二天一早也趕來，說要參加我們的組織。因為他們不屬血防站，為了包容他們並準備著將來還有其他單位的人來參加，我們將組織名稱改為了青浦縣衛生係統白求恩戰鬥團。
造反派的興起是文革發展進程中的一件大事。毛澤東對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派的出現寄予極大的希望。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光是學生、紅衛兵的衝衝殺殺，雖然會給當權派們製造一些麻煩，但還不足以動搖他們的統治。但是，群眾造反派的興起，尤其是工人造反派的興起，各級當權派都不得不要嚴肅地正視他們。因為這些人代表了社會主要的生產力。這些人造反，確是可以動搖當權派的統治的。
造反派的出現有許多原因。在這裏我要再次重申的是：真正激起廣大群眾冒險犯難投身到造反隊伍的原因，不是毛澤東的防修反修理論，而是因為當權派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拒不執行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為運動初期被整的群眾平反。實在來說，大部分參加造反派的群眾，不管是自身受到迫害還是激於義憤的，與林衝、魯智深一樣，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凡還有一條生路，很多人是不願造反的。其次我要強調的是：文革後中國大陸出了不少所謂的紀實文學，將文革造反派描寫得不是天生腦後有反骨的，就是惟恐天下不亂的人。這是對造反派嚴重的汙蔑和醜化。盡管造反派中確有一些平時喜歡調皮搗蛋的人和所謂的落後分子，但據我所知，最初起來造反的絕大多數都不是這種人，甚至也不是文革初期的受迫害者，更不是那些等造反成了時髦的潮流而也來鹹予革命的隨大流者。他們大多倒是如《水滸傳》中魯智深式的愛打抱不平者，或懷才不遇如武鬆式的人物。比如我們造反隊的許震彪和許運靈：許震彪因為工作踏實，很受單位領導器重，文革初期他也沒有受到迫害，在常人眼裏他是根本不需造反的。他之所以起來造反根本就是為了伸張正義。許運靈有很強工作能力，但因為是臨時工一直不得誌；文革初期他也沒有受到迫害，所以在常人眼裏他也是不需要造反的。還有王逸鵬，他是宣教室負責人，在血防站內也算是中層幹部。他們本身都不需要造反，但他們都義無反顧地造反了，實在是因為看不慣中共當權派的作為，忍無可忍，才挺身而出的。我想他們在踏出公開造反這一步時，大約都有一種大義當頭，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般的情懷。
自從我們七個青年貼出要求批判張宜的大字報，血防站黨支部就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之中。開始他們想阻撓我們召開批判會，阻撓不成又想破壞這個會議，可破壞也不成功。批判會開過以後我們兩個造反隊相繼成立，當權派更是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那天晚上我們聚在衛生防疫組的辦公室商量事情，門外張勇光等幾個當權派派來打聽消息的小嘍囉就川流不息地來聽壁腳（青浦土話，即偷聽）。為了與我們作對抗，在當權派的指使下，站裏也有一批群眾，主要是緊跟黨支部的人，在當天晚上也匆匆忙忙地成立了一個組織，叫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也許當權派認為保守派組織與造反派組織一比二聲勢上落了下風，因此過了二天，朱雪園和錢金芳僅僅兩個人也宣布成立了一個組織青浦縣機關企事業聯合戰鬥團血防站造反隊，靠掛在縣人委係統保守組織聯合戰鬥團的名下。這樣二比二打平。朱雪園和錢金芳都是練塘人，一九六四年與我一起進血防站當臨時工，六五年轉正。過去，我們這批小青年與縣人委係統別的單位從無接觸，所以我們估計他們也不可能認識人委係統別的單位的人而去加入他們的組織，這是有人特為安排替他們牽線搭的橋。其實，這朱雪園和錢金芳都屬普通群眾，非但不是黨支部依靠的骨幹，連團支部的骨幹都算不上。這兩人甘心被黨支部利用，因此我更加覺得他們可憐和可恥。
我們白求恩和送瘟神成立以後，分別占用了原來衛生防疫組相連的兩間辦公室作為造反隊的活動室。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則占用了站長辦公室對麵會計室隔壁的一間小庫房。反而朱雪園和錢金芳，他們僅有兩個人倒大模大樣地占據了原來血防組的那間大辦公室，還在門上貼了一個告示辦公重地，非請莫入。這樣一來，血防組還有好幾個沒有參加任何組織的老血幹就無家可歸了。其實當時在血防站要找一間小一點的房間讓他們做造反隊辦公室還是有的。所以這兩個人占了這麽大一間辦公室就引起了公憤。因此，稍後在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對決中，他們這個辦公室最先被送瘟神中的幾個老血幹砸掉。不過這是後話。
造反組織成立以後，我們麵對的是保守派更激烈的謾罵、誣蔑和威脅。他們到處說我們這兩個組織是右派組織，成員都是些烏龜王八蛋，許多人造反是為了搞階級報複和反革命。對一些意圖加入我們組織的人，他們紛紛以關心的姿態去勸說，要他們不要忘了黨的階級路線，不要被當前的妖風迷霧弄得迷失了方向，更要牢記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教訓。 但這種攻擊、誣蔑和恐嚇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我們的隊伍不斷壯大。我曾做過一個統計：當時血防站共有八十七人，包括老血幹和尚存的幾個臨時工；再加上與我們一起搞運動的縣婦幼保健所六人，共九十三人。其中參加造反派的有五十人，參加保守派的有二十一人，還有二十二人沒有參加任何派別組織。這二十二人中，有當權派三人（血防站二人，婦幼保健所一人），人事幹事一人，地主、資本家和摘帽右派分子四人，曆史上參加過國民黨的二人，還有十二人大多也因曆史等各種原因刻意選擇了中立。基本上政治上沒有問題的人都參加了群眾組織。而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比例大致是五比二。所以僅從這個數字看，就清楚地反映了人心所向。到後來，加上衛生係統其他單位的人，如縣除害滅病辦公室、縣衛生工作者協會、縣麻瘋病醫院的一些員工也來加入我們的組織，兩個組織的隊員總人數達到六十九人，與參加保守組織的人數達到三比一之比。
由於中共提倡階級路線，又由於中共始終掌握著話語權，因此造反派無論在文革時還是文革後，給人的印象總是階級成分不好、政治表現不好的人居多。其實也不盡然。這裏我也給我們單位兩派人員的政治狀況作一個分析。據我了解的情況：我們單位參加造反派的五十人中，出身地主、資產階級的有七人，其餘都是工人、貧下中農或小商、城市貧民等一般勞動人民家庭出身。其中有共青團員和曾經的團員十四人，共產黨員則一個也沒有。至於保守派二十一人中，出身地主的至少有二人，其他的出身狀況不明。但他們有共產黨員七人，其餘大多是團員。從政治優勢說，保守派確實比較造反派硬氣些。但正如我上麵分析的那樣，雖然保守派在政治上比造反派略占優勢，但造反派也絕不是如他們說的都是烏龜王八蛋。造反派中出身勞動人民的也很多；而且，即使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又怎麽是烏龜王八蛋了呢？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嗎？誰敢保證自己的祖宗，代代是工人、貧下中農呢！說到底，他們之所以敢罵我們是右派組織、烏龜王八蛋，關鍵第一是當權派都站在他們那一邊，第二是他們過去大多是黨支部重用的骨幹。在黨天下的社會環境下，他們也已習慣將自己看成是代表黨的人，或附屬於社會的統治階層而不同於一般群眾了。所以文革中的革保兩派在文革前就是兩個不同的群體。保守派因為依附於當權派，同時當權派為了利用他們也要給他們一些好處，所以參加保守派的基本上就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文革兩派的鬥爭，實質就是這兩個不同利益群體的鬥爭。
針對保守派的階級報複論，我也曾審視過自己的內心，是不是如有些人常說的那樣：出自反動的階級本性，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就會跳出來呢？我對自己的思想和造反動機反複地進行了解剖，最後的結論是：我絕不是出於反動的階級本性而造反的；恰恰相反，我是為反抗反動的階級壓迫才造反的。確實，因為自身的遭遇，我對這個社會、對統治這個社會的中國共產黨確有很多不滿的地方。但這種不滿並不如中共說的那樣，想要複辟資本主義，要讓國民黨回來，讓地主收回土地、資本家收回工廠，讓窮人又要受二茬罪。因為我從懂事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思想深處已經認同地主、資本家剝削可恥的說教，根本不願做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我的要求很簡單，隻希望執政者能平等地對待我，對待我們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說地主、資本家剝削有罪，解放時我們隻有幾歲，甚至還沒有出生，我們沒有剝削過任何人，我們沒有罪。就算我們因為出身在解放前，身上還沾上了那麽一點點罪惡，則解放後出生的人又何來的罪？他們非但沒有罪，從生下就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懼和歧視之中。這樣對待他們公平嗎？如果說解放前有錢人家孩子因為有錢，可以一路讀書升學，將來也有一個好前途，窮人的孩子因為沒錢不能上學，他們的才華被埋沒，這確實是一種社會的不平等。但解放前的學校招生，基本上執行的是擇優錄取、因材施教方針，不會因為你窮就刻意不準你讀書。那時不少優秀的窮家孩子還是可以憑個人的奮鬥，掙得自己的前途。社會並沒有因為他窮就將他們的出路全部封死。但是到了中共統治下，階級路線將所謂出身不好家庭子女的出路，無論升學、就業，統統封死。不讓你們接受高一等的教育，不分配你們好一點的工作。相比之下中共的政策豈不是更加不公平？中共實行這樣的政策，冠冕堂皇的藉口是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實質是出於一種狹隘、病態的報複心理，出於所謂翻身者一朝權在手就想獨吞天下好處的心態；更是出於對剝削階級子女內心深處的恐懼。因為他們的天下是靠暴力和欺騙得來的，他們害怕人民和被推翻階級的後代也將他們的統治推翻。因此他們要對剝削階級的後代封死受教育的路，讓他們永遠活在愚昧中；不讓他們入黨，封死他們染指政權的路，讓他們永遠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不讓他們參軍，永遠不準他們接觸槍杆子，不能造反。這是一種新的階級壓迫。因此，雖然我們絕大多數人不敢明目張膽地反抗這種階級壓迫，但我們也不會真心擁護共產黨，對共產黨的統治滿意。我想，有這樣的想法恐怕不僅是我一個人，而是大多數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都有類似的想法。因此，當那批自以為革命左派的人高叫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隻準左派革命，不準右派反天的口號，企圖壓製我們造反時，其實是更增強了我們造反的決心。文革中大多數出身不好的青年寧可擔著政治風險，也要參加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原因就在於此。
我起來造反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從劉少奇以下各級當權派們總是將群眾當替罪羊十分痛恨。其實我也很清楚，大多數的當權派，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還不能算是走資派。過去當權派的不少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是上級政策要他們這樣做的，主要責任不在他們。過去曆次政治運動都是針對群眾，而幹部的問題則不容群眾置喙，老虎屁股摸不得，這也是上級政策規定所致，不是基層幹部能改變得了的。但這次運動中央明確規定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群眾，可他們想方設法地轉移鬥爭目標，把無辜群眾當替罪羊。運動初期毛澤東鼓動紅衛兵破四舊、抄家，無非是將牛鬼蛇神們拋出來練他們的膽量；當時各級當權派也大力支持，以為這是轉移鬥爭目標的好方法。等到毛澤東認為紅衛兵膽量練出來了，號召批判資反路線，替運動初期被整的群眾平反時，他們就千方百計地抵製、抵賴。難道就隻準你們整群眾，不準群眾也來摸摸你們的老虎屁股？
第三個原因是我要以實際行動贖罪。自從文革初期我貼了楊桃源大字報以後，我一直內心不安，一直在尋求機會親手解除楊桃源的罪名。現在時機到了，我不能再沉默。
如果說這樣的心態就是階級報複，那麽這種報複就報複得有理。難道要我俯首甘為賤民，永遠被你們這批所謂紅五類的子弟騎在頭上拉屎拉尿，才不算是報複麽？我認為文革造反派的興起，是共產製度下被壓迫者尋求公平和正義的一場革命。這是造反派造反的實質和主流。
我們的組織成立沒幾天，青浦中學紅旗造反團就發來邀請書，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批判縣委工作組鎮壓青中學生運動大會。會議在青浦中學的學生食堂舉行，到會有幾百人。工作組負責人也被他們揪回來進行了批鬥。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聽到了紅旗負責人洪國鈞的名字，但沒有見到本人。稍後聽說他又成了青浦縣最大造反組織聯總的負責人。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中他被捕入獄，是青浦縣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後來我見到他，原來是一個英俊的小夥子，年齡比同屆的學生要大三、四歲。再後來又逐漸了解了他的大概經曆：他本來應是一九六二年畢業的青浦中學高中學生，在學校讀書時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高三那年他應征入伍，到部隊後又年年被評為五好戰士。但是一九六五年四清運動中，他的父親被查出有曆史問題，隨即被部隊提前複員。洪國鈞複員後原可安排工作，但他要求繼續未完成的學業，六六年文革爆發時正是高三畢業班的學生。文革初期，縣委派工作組到學校整了一批教職員工。這些教職員工其實都沒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現行的政治問題，有些不過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有些是被認為走白專道路，於是成了運動的靶子。這使部分學生憤憤不平。後來北京開始批判工作組，洪國鈞也起而響應，率先站出來批判工作組夥同校領導執行劉少奇路線的錯誤，結果被工作組打成反動學生。中央提出批判資反路線以後，洪國鈞立即起來造反，成立了紅旗戰鬥團。這是青浦縣內最早成立的一個學生造反派組織。 這次會議以後，紅旗派來了一男一女兩個學生作為聯絡員常駐我們單位。那個女學生家就在北門大街上，離我們單位不遠，隻是已忘了她姓名。男的叫盛茂泉，是紅旗的一個小頭頭，出身沈巷公社農村，可惜在一九六七年七 . 二一武鬥中被進城武鬥的農民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