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8）
兩天假期結束，十二月五日星期一，回家的人紛紛回到單位。下午，縣人委分管衛生的副縣長王宗明親臨血防站第一次主持召開大會。張宜以促生產為名，將大部分員工分散到各公社去。這時節天寒地凍，絕大多數農村的滅螺隊早已停止活動，又值文革亂哄哄的時候，社隊兩級領導的心思也不在血防衛生上，我們下鄉去其實無事可做。很明顯，這是當權派要將我們群眾力量分散，好讓我們爭取落實中央關於檔案材料文件的鬥爭進行不下去。但是，當權派們的估計還是不足。有部分原本工作就在單位內不用下鄉的人，他們人數雖少了一些，但他們並不停止鬥爭。此時有人揭露黨支部轉移黑材料之事，他們就與張宜交涉，要求張宜將轉移的黑材料交出來。張宜矢口否認。有人憤言要進支部辦公室抄查。張宜則警告裏麵還有檔案和黨內機密文件，你們擅闖檔案室是要負法律責任的。這在當時很多人還是不敢的。但就此罷休也心有不甘，於是他們到縣人委大院去找王宗明，要求將下鄉的群眾立刻召回。他們與王宗明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此同時，他們也派人去青浦中學與學生造反組織紅旗取得了聯係。
這次下鄉我仍然分派在唐鬱。但曾經人丁興旺的唐鬱試點組此時隻剩下我一個。我住在血防站內早出晚歸。因為下鄉也沒有事情做，我每天吃了早飯後步行下鄉，先到中午搭飯的那戶社員家老太太打個招呼，然後隨心所欲去各個小隊走走看看，下午三點來鍾就開始回城。期間我目睹了兩件事，對我的思想影響頗大，無形中也催生了我的造反勇氣。一件是社會上開始公然出現打倒劉少奇的輿論。另一件是我目睹了青浦縣委一大批中層當權派被造反派群眾遊街示眾。
一天下午我從塘鬱回城，赫然看到中山路縣委招待所的牆上新刷了幾條大標語：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使我有些吃驚。在以前，雖然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赫魯曉夫指的就是劉少奇，但以前所有對劉少奇的批判都是不點名的。現在竟然有人指名道姓地公開張貼打倒他的大標語，說明中央對他的鬥爭又升級了。接著，我又看到不遠處近新華書店一邊的馬路上有一大群人圍著一個站在凳子上的的紅衛兵在聽演說。我走近也去聽了一下。原來這個紅衛兵正在批判劉少奇。劉少奇曾在一個檢查中說他在文革中犯錯誤是屬於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這個紅衛兵就憤怒駁斥道：劉少奇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而是個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他說劉少奇長期以來一貫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反對三麵紅旗，妄圖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中共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識穿了他的真麵目，及時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這個深藏黨內幾十年的定時炸彈挖了出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在講話中他不時高呼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對此，圍觀的人群大多保持沉默，但也有幾個竊竊議論，喜形於色的。我在前麵說過，我對劉少奇一向沒有多少好感，對他文革初期推行資反路線更是憎恨。但我又一向認為：不要說劉少奇這樣的中共最高層人物，就是市委、縣委的領導也離我們遠得很。他們的曆史，他們的事情我們並不了解。所以打倒他們也罷，不打倒也罷，我們小老百姓根本就沒有發言權。因此我對這個打倒劉少奇的演講也興趣不大，聽了一會我就轉身離開人群，打算回單位宿舍去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聽見有一個蘇州口音的女子厲聲說起話來：劉少奇同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仍然是黨中央的常委，國家主席。黨中央並沒有撤他的職，他現在仍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你在大庭廣眾公開喊這樣的口號，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本身就現行反革命的行為！我們決不允許你這樣攻擊、誣蔑劉少奇同誌！聲音十分熟悉，我回頭一看，此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我們單位的人事幹事曹暉德。說實話，對這個矮小而又凶悍女人，我們單位內的員工大多不喜歡她。但她今天表現出的勇氣和執著卻讓我暗暗欽佩。在紅衛兵橫行天下，批判資反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敢於這樣頂風而上的人也不多見。自然，曹暉德的話得到的回報是一陣噓聲。
回到單位宿舍後我一直在想：劉少奇自文革初期在派工作組問題上犯了錯誤挨了批評，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其中就透露了要徹底清算劉少奇的意思。但是，十一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仍是政治局常委之一，隻是地位從黨內第二貶到第八而已。這樣的變動，我以為就是對他的錯誤作了組織處理了，而且認為這樣的處理也是適宜的。不能因為犯一點錯誤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吧！十月的中央工作會，劉少奇又做了檢查。事後紅衛兵們說他仍不老實，我以為這是曆次運動的常態，不必太在意。可現在聽到了公開呼喊打倒他的口號，看到了打倒他的大標語，我意識到了劉少奇的問題真的還沒有完，而是實實在在地表明了有人要徹底打倒他。否則紅衛兵也不會這樣大膽。那麽誰要打倒劉少奇，誰有能力將劉少奇打倒呢？當然是毛澤東。毛澤東和劉少奇這一對革命幾十年的老戰友鬧到如今這個地步，真實地反映了政治鬥爭的殘酷，說明了革命容不得半點私情和友情，也顯示了毛澤東將文革進行到底的決心有多大！由此，聯係到我們與張宜的鬥爭，我相信盡管我們要求落實中央關於檔案材料的鬥爭遭到了各級當權派層層的阻撓，但隻要毛澤東、黨中央批判資反路線的決心不變，我們終有成功的一日。當然，這隻是我當時的認識。其實，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真實地反映了權力鬥爭的殘酷。因為如果真是因為路線之爭，那末在分清路線是非以後，就應允許犯了路線錯誤的人改正，而不是一步步將對方鬥到死為止。後來毛澤東說犯了路線錯誤的頭子，改也難，不過是為自己的殘酷鬥爭手段辯護和推卸責任而已。
又有一天，也是我從塘鬱回來。當我走在中山公園旁的護城河橋上，看到縣委大門外人行道上有一大串十幾個人被人押著遊街。這些人胸前都掛了一塊寫了名字的硬紙板。紅八月時北京紅衛兵鬥爭牛鬼蛇神曾刮過一陣遊街風，這樣的場麵在紅衛兵小報的圖片上也見到過，看來現在這股風又刮起來了。我走近一看，大多人不認識，但其中有兩個我是知道的，一個是縣委工交部部長趙康，另一個是縣手工業局黨委書記俞玉林。趙康以前在什麽場合見過。俞玉林是前不久一次我到手工業局屬下的商店瞎逛，看到貼在商店內的大字報點了他的名，大字報中說他也是練塘人，所以對他有印象。趙康頭上戴了一頂烏紗帽，大概是從什麽劇團中弄來的，鼻子中間塗了一塊白色的油彩，上唇又被畫了兩道老鼠尾胡子，活像戲台上的糊塗知縣官。他生就一副奸相，這樣一打扮倒也十分傳神。其他人也有戴了高紙帽的，也有手中拿了小銅鑼邊走邊敲的，五花八門，極盡醜化之能事。看了這群人的醜態我忍不住要發笑。但同時也有一個疑問在我心中縈回：這些當官的難道都是走資派，都要被打倒嗎？如果是這樣，那末我們這個青浦縣委豈不也與北京市委一樣，差不多都爛掉了？遺憾的是當時我對這些人的曆史一無所知。即使那個俞玉林，我也僅僅知道他也是練塘人，至於他過去做過些什麽事，我也一點不了解。因此我無法判斷這些造反群眾這樣做對不對。不過我又想起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他說農民們對土豪劣紳，誰個劣，誰個不劣，心中都有數，很少賞罰不當的。既然公交係統的造反派要打倒他們，看來必有打倒他們的道理。正如我們單位的張宜，我原以為張宜不是走資派，而是二類幹部或三類幹部，想不到他在落實中央文件上這麽頑固，玩了這麽多花招，與中央文件和報紙上講的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走資派一模一樣。這就怪不得群眾要打倒他們了。
就在那個時候，全國的形勢也是變化迅速，幾乎每一個地方都開始揭露出了一批走資派。假若一個縣或一個地區、一個省市，不揪出幾個走資派，反倒是不正常的。因此很快地我也適應了這種形勢，對遍地出現的打倒當權派現象見怪不怪了。與當權派遊街形勢相配合的是，大街上很快就貼出了青浦縣委爛掉了，必須全麵改組！和青浦縣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該萬死！等矛頭開始對準縣委的大標語。這些大標語上落款的大多是青中紅旗。就青浦的文革來說，當時青中的學生和公交係統的造反派是走在全縣造反派的前列的。他們為全縣造反派做出了榜樣。後來我回想當初我敢於起來造反，這兩件事情加上當時整個的社會形勢，對我解除思想顧慮，增長造反勇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就在這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紅旗》發表了第十五期社論《奪取新的勝利》。這篇社論針對當前運動的普遍情況，尖銳地指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還在玩弄新的花樣，采取新的形式來欺騙群眾，繼續對抗以毛之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因為廣大革命群眾是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 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個口號招搖撞騙，混淆視聽，他們實際上是攻擊革命左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因為廣大革命群眾是堅決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一個口號，來反對革命群眾，壓製革命群眾，阻擋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
是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是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看他們的實際行動。有些人犯了路線錯誤，他們並沒有做認真的公開的檢討，不肯給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他們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的革命群眾平反。他們還采取軟硬兼施的辦法對付群眾，繼續組織被他們蒙蔽的群眾，來打擊革命左派。他們顛倒是非，妄圖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加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上，包庇他們自己，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人正像魯迅所說的那樣，他們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
鬥爭的矛頭對準什麽，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鬥爭的矛頭不是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並且欺騙和蒙蔽一部份群眾來保自己，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表現。不管采取什麽形式，派工作組也好，不派工作組也好，撤了工作組也好，隻要是采取這樣的反動方針和反動政策，就是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問題不在工作組這個形式，而在於實行什麽方針，什麽政策。有些單位並沒有派工作組，由原來的負責人領導，也同樣犯了錯誤。有一部份工作組采取了實行了毛主席的正確方針和政策，並沒有犯錯誤。
文章理直氣壯地反問道：那種壓迫群眾的司令部，難道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嗎？難道不可以炮轟嗎？
社論告誡當權派們：認真改正錯誤，就要（一）誠懇地老老實實地向群眾作檢討；（二）對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因為批評領導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眾，實行真正的平反，給他們恢複名譽；（三）對受錯誤路線蒙蔽的群眾和幹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是把錯誤退給群眾、推給下級，要用自己犯錯誤的切身體會，幫助他們提高認識，同廣大群眾團結起來；（四）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當群眾的小學生，同群眾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成的惡劣影響；（五）在實際行動上而不是口頭上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地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廣大群眾，堅決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篇社論，當時我們很多人認為真是說的太好了，一針見血刺中了王宗明、張宜之流的要害。在這種形勢下，王宗明不得不同意讓下鄉的員工在十二月十九日全部回來，繼續開展文化大革命。而張宜也在一夕之間轉變態度。他主動對群眾說，他現在認識到過去對待群眾的態度是錯誤的，說即使是群眾貼群眾大字報，他作為單位黨支部書記也有一定的責任。他也承認當初黨支部確實指定了幾個同誌整理過群眾所貼的大字報，但他解釋那隻是對大字報內容的摘錄和歸類，是為了給運動留個記錄，不是為了整群眾，談不上黑材料、白材料。不過，既然中央文件說所有的材料都要當眾銷毀，黨支部準備將這些材料清理後，定一個日子，在全站同誌們的監督下全部銷毀。張宜的這個宣布雖然還不肯承認黨支部執行了資反路線，承認整群眾的錯誤，但既然他肯將所有整群眾的材料當眾燒毀，大家也不去計較了。果然，在全站員工集中後的第二天上午九時左右，張宜親自從黨支部辦公室內捧出兩大摞紙張來，其中大部分都已經裝訂成冊，堆放到天井中心的水泥地上。由於地方小，一些與己無關的人就沒有來。張宜先讓運動初期被貼過大字報的人自己來檢查、過目這些材料，看看有沒有遺漏。等這些人在這堆材料中都找到了自己那一份，證明所有被貼過大字報的人的材料都已在此，張宜就叫身上帶有火柴的人將這些紙張點燃焚燒。男同事中有不少是吸煙的，有好幾個立刻從口袋中掏出火柴，一起將材料點燃。眼看著濃煙冒起，火苗竄起，本來白色的紙張在熊熊火焰中轉呈金紅色又變為灰白色，最後成為一堆灰燼，群眾中爆發出一陣陣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和劈劈啪啪的掌聲。至此，這個落實中央檔案材料文件的問題似乎已經得到了圓滿解決。
但群眾的高興隻維持了半天，就有人從外單位聽來消息，說很多單位都在傳說，整群眾的材料都事先被複製、轉移了，所謂當眾焚燒材料都是欺騙群眾演的假戲。這個消息猶如兜頭被澆了一桶冷水，很多人的心都涼了。血防站是否也如此呢？很多人去問張宜。張宜矢口否認，說決沒有這樣的事情，大家不要相信外麵的謠言。但是同天下午晚些時候，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人員顧肇康和繆雲興到血防站來說，整群眾的黑材料被複製、轉移的消息是確實的。人委口各單位情況都一樣，是縣委統一布置的，血防站不可能例外。現在很多單位群眾已經行動起來，向當權派追查黑材料的下落。我們衛生係統的黑材料據說轉移的地點除了本單位的檔案室，還有衛生科、法院和縣檔案館等處。我們也要立刻行動起來，要張宜交待所有複製轉移的黑材料下落，遲了恐怕他們還要第二次轉移。文革初期，縣除害滅病辦公室正副兩個主任以及三個工作人員，他們的運動並不與血防站一起進行。但他們是全縣血防衛生工作的領導機關，與血防站關係密切。那個繆雲興因為下鄉工作作風有點浮誇，城東公社血防組的人貼了他一張大字報，大約不知道將大字報送往哪裏才好，結果將大字報送到了血防站。所以他對追查黑材料也很起勁。聽了這個消息，很多人義憤填膺。他們立刻再去找張宜。張宜繼續否認。我們單位是不足百人的小單位，沒有單獨的檔案室，所有檔案機密文件都放在黨支部辦公室，因此很多人懷疑黑材料就藏在支部辦公室內。曾有人再次想砸開支部辦公室的門去搜查，但終因懍於法律懲處的嚴厲而不敢貿然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