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81）
（二十九）帶著張宜去市委控告
且說我們白求恩和送瘟神兩個造反組織成立以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繼續追查黑材料的下落。我們天天把張宜叫到我們造反隊辦公室，要他交待血防站整群眾的黑材料到底轉移到了什麽地方，可是毫無進展。張宜堅持不承認血防站有複製、轉移黑材料等事，與我們軟磨硬頂，其態度用當時造反派常用的一句話來說，就如茅坑中的石頭又臭又硬。而每當我們在追問張宜時，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人常常借口也要批判張宜，說不能一派把人霸占太久，強行把張宜接走，其實是保護了起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左右，我們與張宜正在送瘟神造反隊辦公室內就黑材料問題進行攻防戰，縣除害滅病辦公室的顧肇康、繆雲興突然闖進來。顧肇康揮著手氣憤地對大家說，現在已有確實的內部消息，全縣所有單位整群眾的黑材料都有複製和轉移，其中一份藏在縣檔案館內。已經有當權派承認了。他衝到張宜麵前指著張宜的臉，猛拍桌子問道：你是共產黨員，你用黨性來說話。你敢說血防站沒有複製、轉移群眾的黑材料？你說！張宜開始有點吃驚，但很快鎮定下來，否認道：有人承認是他們的事，我們血防站沒有。誰都明白，把各單位複製的黑材料轉移到縣檔案館，如果確實有，這應該是縣委統一下的命令，血防站不會例外。而既然別的單位有當權派已經承認，所以張宜明顯在說謊。那個時候社會上已開始興起一股罷官風。顧肇康見張宜還在抵賴，憤怒得大聲吼道：沒有？你這個頑固不化的走資派！你到今天還在抵賴！同誌們，我們去市委控告這個頑固不化的走資派，罷他的官，撤他的職！好不好？好！眾人轟然答應。顧肇康那時四十多歲，在除害滅病辦公室主要做一些文字工作。他身材幹瘦，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像一個鄉村老學究，平時總是不聲不響，見了人常露出一副謙卑的笑容，在人們心中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我實在想不到他也有這麽潑辣的一麵。碰上張宜這樣的頑固分子，正所謂佛都有火，難怪顧肇康要這麽激憤。
自我們兩個組織成立後，已經與張宜在黑材料問題上唇槍舌戰蘑菇了六天了，很多人早已窩了一肚子火。現在眼見證據確鑿而張宜仍然頑固抵賴，群眾憤怒之火被點燃。顧肇康的提議立刻得到大家響應，紛紛起身喊道：走，走！到市委去控告他，罷他的官！王逸鵬見狀立即站起身來，奮臂招呼大家：走，走，走，大家一起去！現在先到外麵排隊去！頓時，大家紛紛起身從辦公室走到外麵空地上排隊。有人自動看住張宜，防止他逃走，也有人立刻去宣教室拿毛澤東像和國旗。這是當時每個單位必備的兩樣東西，無論上街抗議還是慶祝都得帶著。張宜聽見大家要帶他去市委控告，起初有些緊張，但沒有反抗，也隨大家走出辦公室自動走到隊伍的前麵站好，隨即擺出一副看你們能把我怎麽樣的神態來。因為這是突發的事情，有部分造反隊員來不及通知也不通知了，集合起來的隊員也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好幾個是女的。幾分鍾後，隊伍就出發了。有幾個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人看見我們集合隊伍，但可能還不明白為了什麽事，驚訝地目送我們走出單位大門，沒有阻攔。
這裏提順便一個問題：當時為什麽不去縣委控告而要去市委呢？我以前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回想，應該是提出此議的人認為轉移黑材料就是縣委下的令，因此向縣委控告不會有滿意的結果，幹脆直接去市委。這說明當時的市委在我們心中還是有權威和可信任的。
我們的隊伍從北門喬梓灣轉上中山路一路向東往上海方向走去。經過汽車站時，沒有一個人提出乘公共汽車去。我想這也許是為了顯示我們的決心，也可能是考慮到乘車的費用。那時青浦到上海一張車票要五角五分，差不多要抵一個人半天到三分之一的工資。如果車費不能公家報銷，誰出？等到走過汽車站踏上青滬公路，我才注意到原來天正下著小雪。冰涼的雪花落在臉上立即化為水點，感覺濕漉漉的。放眼四望，滿天彤雲壓向大地，令人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沉重。公路兩旁的田野，作物早已收起，空蕩蕩的越顯得氣氛蕭瑟。公路兩邊的護路樹早已樹葉落盡，隻剩下幹瘦的樹枝在呼嘯的北風中顫抖。幹雪落在柏油路麵上被風吹到路邊，積了白白的一層，像極了小時候我們過年做年糕用石磨磨的米粉。在往年，這時候應是大家回家與家人團聚過元旦新年的時候，而我們現在卻為了黑材料問題押著當權派步行去上海控告，真是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我那天穿的是一雙汽車胎做底的皮鞋，踩在凍得堅硬的柏油路麵上震得腳跟發疼。從縣城到上海市中心有四十公裏，這樣走下去腳上必然要磨出血泡來。但既已出發，也隻好咬牙堅持到底了。為了鼓舞士氣，老血幹沈暉指揮大家唱下定決定，不怕犧牲等歌曲鼓勁。他是我的同鄉，因家庭出身地主，他很小年紀就參軍去抗美援朝了。他在誌願軍中當文藝兵，會拉手風琴、二胡，歌也唱得很好，乒乓也打出色。因他在部隊沒有入黨，複員後在血防站也隻是一個普通員工。走了一段路，大家歌就漸漸唱不動了。我的腳後跟已經磨破在隱隱作痛。勉強走了十來裏路，到八號橋趙巷車站時雪停了，雲也散了，西麵天邊還出現了一抹紅色的晚霞。此去上海市區還有七十裏路，看這樣子走到明天天亮也到不了上海。那批老血幹開始邊走邊商量對策。有二個老血幹吳燾華和丁誌明就自告奮勇，說他們先乘公交車去市區，到市衛生防疫站借車來接大家。於是他們兩人就先乘公共汽車而去，我們其餘人則停留在車站等候他們借車來接。等了二個多小時，終於等來市防疫站一輛救護車。但由於人多車小一次乘不下，我與其餘十來個人隻好等車子將第一批人送到了上海後回來再接。天寒地凍，好在汽車站晚上也不關門，我們就躲在汽車站裏等車。而等我們到上海時，估計時間差不多已是晚上九點左右了。
市衛生防疫站的救護車將我們直接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在延安西路三十三號辦事處的大門口。下車後我隻見大樓裏麵人頭湧湧。過去，像這樣高級的黨政機關我們小老百姓是根本不敢走進去一步的，因此門口總是很清靜的，現在卻是門庭若市。我隨著大家一起進去，隻見每間屋內都是亂哄哄的人群，大約都是來控告或上訪的。在這個大樓內我們轉來轉去，一直無人接待。最後轉到一間屋子門口，見裏邊有一群人正圍著一個人在亂紛紛說著話，似乎在爭論什麽。有人告訴我們這裏是農村政治工作部的接待處。因為青浦屬於郊區農村地區，大家以為找對了地方，於是都走了進去，先找地方坐下休息，等候接見。此時從中午起我們已有十個小時左右沒有滴水粒米進食了，之前因為大家情緒激動不覺得肚餓，此時坐定了就覺得口渴肚餓起來。也不知是誰領來了麵包，是那種二兩糧票、一角二分錢一隻的枕頭麵包，每人分到一隻。房間外走道上有供應熱開水的保暖茶桶，但隻有二、三隻公用的搪瓷杯，且用細鐵鏈聯接在茶桶上。於是大家隻能站在茶桶邊，啃幾口冷麵包，輪流喝一點水，權當了晚飯。
等到半夜時分，還沒有輪到接待我們。由於疲倦，再加上屋子裏人聲嘈雜，還有人吸煙，弄得室內烏煙瘴氣煙霧騰騰的，我昏昏沉沉直想睡覺，但又不敢睡著。於是我問一起來控告的葉青貿要不要到外麵走走？他說：好！就一起悄悄走出了房間。我們先是在走道裏東轉西轉，由於大樓裏有暖氣，所以轉到哪裏都覺得悶。後來我們發現了一個玻璃門，門外是一個極大的院子，靜悄悄空無一人。我推了一下門，門可開，一股凜冽、新鮮的冷空氣從門縫直撲進來。我們舒服地吸了一口氣，幹脆開門走到院子裏。隻見月亮雖已過了滿月還算圓正，明亮如鏡地高掛在深不可測的暗藍色的天空。冷冷的月光灑下來，地上的一切便如浸在湖底一樣變得清幽朦朧如夢境。我估算了一下這個院子，大約寬有二、三十公尺，而長起碼有六、七十公尺。院子盡頭有幾座高大的飛機庫似的鐵皮圓頂屋，屋頂在月光下反射出灰白色的幽幽的寒光。大樓裏麵喧囂的人聲被厚厚的玻璃門隔斷，此地竟是萬籟俱寂。
我望著這深不可測的夜空，有一種置身在古遠荒郊曠野的感覺，與玻璃門內的世界彷佛是兩個世界。再看這小得出奇的月亮，心中忽然冒出蘇軾《後赤壁賦》的名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股悲愴的情緒無端地湧上心頭。蘇軾當年被貶到黃州，盡管他是心胸豁達之人，但從他的文章仍能體會出他心中的悲涼。我又想起王昌齡那首著名的邊塞詩：琵琶起舞弄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我想王昌齡當年在長城所見之月，大約與我今夜所見之月並無不同。此地雖非長城也沒有邊愁，但現在文化大革命也可說是遍地烽煙。造反派群眾造當權派的反，所冒的風險絲毫不亞於與敵國作戰。王昌齡是憂國憂民，我沒有他那麽高尚，我是憂自己。自從造反以來，盡管有中央文件的規定，但我們要求當權派給前一段運動中被整的群眾平反，卻一直阻力重重。現在來到市委控告張某，轉了半天也無人接待，這造反的前景實在吉凶難測。罷張宜的官，權力不在群眾之手而在黨組織手中。我們頂風冒雪來上海，不過是來求市委能體察民情，俯允我們的要求而已。造反派的這種境況，正如列寧說的：跪著的造反！這樣的造反其實是沒有前途的。因為我們的命運我們自己不能掌握。可歎我們造反派中不知有多少人能意識到這一點。如果市委不同意我們的要求，甚或連理也不理睬我們，我們怎麽辦？我很擔心是這樣的結果。我又想到自己的家庭狀況：父兄在香港，光這一點在別人眼裏就是裏通外國、特務的嫌疑犯；二個月前家裏又被紅衛兵抄家，因此我的造反在一些人眼裏就是階級報複。如果造反不成，今後我的命運比起別人來必然要更加凶險。其實我早就不喜歡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大地上沒有一個桃花源能供我逃遁。數年前我一度曾想申請到父親那邊去，但現在連想一下都有危險，被人知道了就是妄圖叛國投敵。再想想自己屈辱而痛苦的人生經曆，胸中陡地塞滿了悲憤之情。
嚴冬的夜空下寒氣入骨不宜久留，我和葉青貿又回到原來的房間內。周圍仍然是那種充滿了煙臭味的混濁空氣和嗡嗡嗡的喧鬧聲，令人昏昏欲睡。我竟不知不覺睡著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有人來叫我們起身走。也不問與農村政治部的人交道打得如何，我就昏頭昏腦地隨大家一起走出了市委大門。凜冽的寒風一吹，睡意消失了，但黑夜中不辨東西，我隻能隨大隊而行。大家在空蕩蕩的馬路上走了似乎很長的一段路，然後進一條弄堂來到一座石庫門樓前。進門上樓，我發現那是空空的一個大統間，廣漆的細木條地板上鋪了許多稻草，沒有被子更沒有家具，連凳子也沒有一個。那時我們小青年都沒有手表，老血幹有手表的也不多，我估計應是半夜一、兩點，兩、三點時分了。折騰了大半夜，大家早已精疲力盡，找了自己的位置，無分男女，倒頭便睡，倒也不覺得冷。
一覺醒來，已是近中午時分。有人告訴我們樓下對麵弄堂裏有一個街道食堂，可以買了飯菜票在那裏就餐。在食堂吃飯可以省一點錢，我們都去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同時又能解決大家的吃飯問題，很多街道辦了街道食堂。紅衛兵全國大串連時，為了接待來自五湖四海的紅衛兵，市委也臨時辦了不少接待站和食堂。惟不知我們吃飯的食堂是一九五八年留下來的還是新辦的。吃飯回來，再仔細詳端我們住的地方，完全是石庫門的民居。從粗大的紅漆樓梯欄杆、紅漆的木地板等建築特征來判斷，我估計這裏原來很可能是哪戶中小資本家的家，原主人不知什麽時候被趕走後，這裏曾經做過串聯學生的接待站，現在串聯學生少了，又成了市委接待上訪群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