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片憶（4）
八，家鄉小鎮的消防設施
我的家鄉與絕大多數的江南水鄉小鎮差不多，街道、民居都是傍水而建。一層、兩層樓的房子，都是磚木結構，挨肩疊背、櫛比鱗次。這樣的格局一旦發生火警，往往會很快蔓延成一片。所以地方上對消防曆來十分重視。據《章練小誌》卷六“拾遺”篇說：“裏中火政優勝他處，鎮貯水龍六份，存晏公廟、觀音閣、城隍廟、聖堂、同仁堂、惠世庵等處，遇警則就近取灌。剏始於嘉、道間，東、西、中倡水龍社三處。西社成於道光九年，各派司年十餘家或二十餘家，家司半年，以次遞衍。複各派司月，立循環薄冊，訂定規則，每屆五月二十日，各社家出資讌集，並酌給禦夫酒食錢，演龍一次。……光緒三十年，吳君子汲發起，由商界集資倡辦皮龍，以資捍衛，火政益臻完備，故裏中火警無蔓延之患。至若私人之聞警赴援者，雖上流社會罔不奮不顧身，爭先撲滅，即勞力界亦爭盡義務，其熱心毅力，為他處所罕覯。”（《章練小誌》清高如圭原編、萬以增重輯，陳正育標點，收“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嘉、道年間，離今已有二百年多，此時上海尚未正式開埠（上海開埠在1843年11月），由此可見我們鎮上先輩思想的前衛，鎮民公德心的普及，以及商業的繁榮。因為若非有繁榮的商業支撐，購買先進的皮龍消防器材怕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在我小時候（上世紀五十年代），鎮上尚設有四個消防點，分別是東區救火會、中區救火會、西區救火會和南區救火會。東區救火會在上塘東市惠世庵橋堍，中區救火會在我家附近“聖堂”即隱真道院西側門內，西區救火會在上塘西市順德橋邊，南區救火會在下塘李華港中段位置。這四個救火會大門上各有一塊匾，上書“×區救火會”字樣。“中區救火會”這個匾是鎮上書法名家“七齡童”所寫，至於其餘三塊匾是不是也是“七齡童”的手筆，我就不清楚了。這四個救火會，除了中區救火會的消防泵是用柴油機為動力的，其餘三個救火會的消防泵都是用人力的。方法是由兩人或四人分站兩邊，像翹翹板一樣按壓消防泵上的杠杆，利用活塞排走空氣後真空的原理，從河中抽水上來再壓出去。因為人的力量小，水龍帶的口徑也小，水的射程也不遠，遠不及中區消防泵的威力。那時候我在這幾個救火會隔著門上的玻璃看，還發現靠牆有幾支單人唧筒式的水槍，有一個大人那麽高，估計是早期成立救火會時使用的器材。若放到現在還在，那是文物了。
因為中區救火會的消防泵是用柴油機做動力的，柴油機需要常常檢修。這個工作主要是由一個姓夏的師傅負責。他是我們鎮上電燈廠的技師，懂機械。還有一個助手是我的鄰居莊金戈。我們叫他金戈叔。他們每年會將柴油機拆開了檢修一次。另外他們每年會演練消防一次或兩次，時間在初夏或秋季的某天下午。每次演練，先是由另外的六個或八個壯漢，用粗麻繩和杠棒合力將同消防泵聯在一起的柴油機抬到朝真橋腳下的水橋邊。然後金戈叔將一卷接上消防泵的帆布水龍帶沿著石級鋪到橋頂。夏師傅負責發動柴油機。金戈叔站在橋頂負責掌握水槍。此時，橋上橋下已經站滿了圍觀的人群。當柴油機“噗、噗、噗、噗”發動起來後，水就順著原來扁扁的水龍帶一路漲粗變圓湧上來，隨即一股白色的水柱從水槍口飆出來。圍觀的群眾就發出一陣拍手歡呼聲。水槍的水最遠可以射到二十多公尺遠。有時金戈叔將水槍口指向天空，被射上天空的水柱向下散落時形成的水霧，剛好被西南麵的太陽一照，天空就會出現美麗的彩虹；落下的水滴淋在圍觀群眾的頭上，猶如被下了一場陣雨，於是群眾的驚叫聲和歡呼聲就響得更歡了。
對於一旦發生火警，除了前麵《章練小誌》褒揚的不論窮富都能奮不顧身，爭先去搶救，《章蒸風俗述略》（收“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亦說：鎮民“救火習慣，頗見奮勇。一遇火警，不論上下人等，均肯奮力撲救，不忍坐視。此本區之好習慣也。”就我小時親身所見，誠非虛言。在我少兒時代，鎮上曾發生過好多次火警。火警一般發生在深秋隆冬黃昏以後七點來鍾。那時候天幹物燥，最易發生火警。大都是煮了晚飯後灶前沒有清理幹淨，灶膛內餘燼複燃延燒灶間的柴薪所致。這個時辰，像我們小孩和早睡的人剛睡下不久。街上行人已稀少，正所謂萬籟俱絕之時。突然遠遠傳來敲銅鑼的聲音，“嘡嘡嘡嘡”由遠及近。接著聽見一個人扯著嗓子高叫：“某某某火燒！某某某火燒！”敲著鑼沿街一路奔向遠方。我們聽見鑼聲就紛紛起身。當然，我們小孩是救不了火的，就站到樓窗前靜聽。接著第二路、第三路敲鑼報警的又來了。此時隻聽見街上的大門“吱呀、吱呀”的響個不停，一些人緊張地相互詢問：“哪裏著火了？”“哪裏火燒？”有人答道：“某某某！”於是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就往發生火警的地方奔去。此時我們也聽清了，發生火警的在東市某某處。三、四分鍾後，街上奔來奔去敲鑼報警的更多了，人聲、腳步聲嘈雜成一片。又過幾分鍾，聽見街上有一群人“吭唷、吭唷”地抬著重物經過。那必是出動我家附近中區救火會的“水龍”去救火了。我們就推開窗子看。果然如此。等“水龍”經過了，街上奔去救火的人仍絡繹不絕。此時我們也不睡了，披著衣服坐在床邊等待，希望這火能很快就救滅。這樣過一段時間，聽見有人從火警地方回來，一邊走一邊叫：“火滅了。火滅了。”於是我們等待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鬆了一口氣，一場災禍撲滅。於是大家重新上床睡覺。同時心中估量著這次火災的大小：這救火的時間長，說明火燒得還挺大的；救火的時間短，說明隻是一場小火災。
說到我們鎮上的火災，上塘東市中心地段有一個地方叫“火燒場”，是一大片空地。從周圍房子留下的痕跡看，這裏原來也是有房子的。可見這場火燒得很厲害。隻是我不知道這場大火發生在什麽年代，估計可能還在我出世之前。後來這片空場一直沒有再蓋房子。在我小時候這兒成了一個小集市的場所，白天有許多擺攤做小買賣的；晚上跑江湖唱“小熱昏”的，表演氣功賣傷藥的也都在這兒。而我親眼見到過的另一場大火是“萬泰源”火燒，大約發生在一九五二年、五三年左右。“萬泰源”是一間賣雜貨的店鋪，三四開間門麵，兩層樓，上麵住人，下麵店鋪，所賣物品種類很多，從鐵鍋、瓷碗到桐油、麻絲、草蓆等物都有，是當時鎮上最大的雜貨店。火警發生在下午。雖然一發現火警，鎮民即全力救火，但因店內存有許多易燃物，所以一燒起來就無法控製。兩層樓房很快就燒通屋頂。桐油等物爆炸的火星直衝半空，最遠可落到百米以外。“萬泰源”在我家西麵，雖然離著幾十個門麵，還隔著一個“聖堂”，但因為房子都是連成一片的，若不能及時救滅，很快就會延燒到我家那兒。所以火起以後，我父親母親就很惶急。開始還盼著火能救息，到傍晚聽說火反而愈燒愈旺，就先將我送去市河對岸舅舅家跟外婆睡覺。同時將家中值錢一些的首飾細軟打成一個包裹，準備隨時撤退。黃昏時侯我們站在舅舅家門前隔河遠望，隻見西北方天空一片紅光，不時有爆炸物爆出的火星衝上半空。這一場火一直燒到第二天下午才被救熄。大約是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上午，我趁大人不注意跑去火場看，隻見房子已經燒得隻剩下幾根焦黑的、還在微微冒煙的粗房柱和房梁，空氣中一片焦臭味。一個我認識的吳醫生的太太坐在地上，指著她身前幾隻沒燒掉的瓶瓶罐罐嚎啕大哭。這此大火，是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大的一場火災。
火災這樣可怕，所以在我們鎮上從我記事起直到文革開始，街道組織人天天要到各家各戶灶間查火燭。到文革開始後，這個好習慣才中斷。
2020年7月1日
2024年6月28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九，我們小鎮的茶館、書場
中華民族飲茶的曆史源遠流長。我家鄉雖然不產茶葉，但很多人有飲茶的習慣。因此無論大小鄉鎮一般都有茶館之設。茶館除了供人飲茶休息，供人聚會洽談，往往也是供人娛樂的場所。而這種娛樂就是評彈。在我們家鄉，固然有錫劇、滬劇、越劇流行，但那時候劇團很少到鄉下來演出，估計主要原因是一個劇團至少要幾十人，有好多道具、樂器，還要有表演的舞台，興師動眾，小地方安排住宿和演出場地都不容易。而評彈表演隻需一人或兩人，使用的道具、樂器也十分簡單，說評書的隻要一塊“醒堂木”、一把折扇，唱彈詞的隻用一隻三弦和一張琵琶，表演的場所也要求不高，隻要有能安放一張桌子、一二把椅子的地方即可，於是茶館就成了評彈最佳的表演場所。在我們家鄉，茶館往往就是書場，而書場也是茶館，兩者是高度的完美結合。
評彈是一種發源於蘇州地區，以蘇州方言表演的曲藝，流行於圍繞太湖的蘇、浙、滬地區。評彈分兩種，一種叫“評彈”，也叫“小書”。所謂“小書”是指使用琵琶、三弦，既說又唱的一種表演形式，通常是一男一女搭檔。最常演的書目有《珍珠塔》、《玉蜻蜓》、《描金鳳》、《三笑》等，內容大多是“落難書生中狀元，私定終身後花園”的才子佳人書。評彈的聽眾大多是鎮上的小市民，其中又以小商人居多。還有一種叫“評書”，也叫“大書”或“農民書”。顧名思義，聽“評書”的大多是小鎮周邊的農民。常演的書目有《三國》、《水滸》、《隋唐英雄傳》、《說嶽全傳》、《英烈傳》、《紅鬃烈馬》等，大多是些英雄好漢的曆史故事。記得上海評書名家唐耿良先生就曾來練塘說過《三國》，而評彈名家餘紅仙、劉韻若也來練塘表演過節目。喜愛評彈的人坐在茶館內一邊喝著香醇的釅茶，一邊欣賞吳儂軟語的評彈，樂何如之也！
據我記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們小鎮上至少有一家專唱“小書”的書場“長春園”，還有九家以上茶館。“長春園”，坐落在一條叫“混堂浜”的小河邊，可容納近百位聽眾。小時候我跟我父親也去聽過書。因為聽眾主要是鎮上的居民，所以表演時間就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各一場。而這些茶館，規模大的有上下兩層樓，可安放幾十張茶桌，坐二、三百人，如上塘街東市惠世義學橋邊的雅稚茶館、下塘街流芳橋堍的興隆軒茶樓，混堂浜口的“暢春園”，都是規模較大的茶館；其餘小的也有十幾二十張茶桌。在這九家茶館中，據我所知至少有四家大茶館是兼書場的，常年有評書表演。這些茶館兼書場的，由於顧客主要是鎮四周的農民，所以表演的都是“大書”，而且他們最晚下午三點後都要回家去，因此說書表演的時間一般是上午一場，下午一場。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茶館可能因為規模較小，茶客也少，較難請到說書先生；但若一旦請到，就會掛牌出來公告大眾。（今日讀到也是練塘人袁定成先生寫的《茶館》一文，刊登在《顏安老校友 ——2013》上，文中列舉的茶館竟有十五家之多。2020年9月16日補）。
評彈在長三角地區如此流行，我常想這必定是有原因的。那麽評彈（這裏的“評彈”主要是指“小書”，因為“小書”才是評彈藝術的主要體現者。）流行的原因是什麽呢？我想第一，它使用蘇州方言作為表演的載體，僅這一點就使它擁有了高度的優勢。我們當地有句俗話叫“寧可跟蘇州人吵架，不願與寧波人說話”，其原因就是蘇州話聲調軟糯，幾乎人人愛聽。第二，評彈的曲調大多平和而又婉轉，比較悅耳，激越昂揚的不多。據我聽過的一些流派，好像隻有徐麗仙創的麗調悲切激越，別具一格。而這平和婉轉的曲調，又與蘇州話聲調軟糯，以及與水鄉平靜的氛圍和水鄉人大多愛平靜的性格契合。第三，琵琶、弦子叮叮咚咚的彈奏聲，輕盈靈動，如珍珠撒落玉盤，又仿佛下雨天大小雨點打在荷塘、竹林上，聞之令人心曠神怡，忘卻塵世煩惱，有按撫人心的作用。這三點集合一起，於是評彈一經問世就廣受大眾喜愛了。除此之外還有第四個原因，那就是離不開當地民眾包括農民普遍地比較富裕，有財力去喝茶聽書。當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去茶館喝一壺茶要多少錢我不清楚，但去“長春園”聽一場書價錢我是知道的，單聽書每位八分錢，若加一壺茶加四分，總共一角二分。由此估計，一般的茶館兼聽書費用可能還不足一角。這個價格雖然不貴，但日積月累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當時我們鎮上居民無分老小總共六、七千人，而鎮上的茶館就有十來家之多，假設平均每家每天有一百個茶客，就要上千人，單靠鎮上居民是不可能養活這麽多茶館書場的。所以，若地方貧瘠，人民普遍經濟拮據，這評彈和茶館文化也是不可能興旺發展的。
當然，消費不起這幾分一角的也是大有人在的。但這也無礙於他們對評彈的熱愛。記得每到夏秋季節天氣暖和時，有些經濟能力不夠或因時間關係不能聽完終場書但又難忍書癮的，每到傍晚時分就會紛紛以乘涼為名，站在“長春園”書場外隔著一條一丈來寬的小河浜聽“壁腳書”。因為那時書場的窗戶都大開，書場內除了演員的說唱聲、琵琶弦子“叮叮咚咚”的彈奏聲，連人的咳嗽聲也難得有，所以盡管隔著一條小河浜，聲音仍很清晰。那時候，聽“壁腳書”也成了我們小鎮的一道風景線。
在我家，我父親用現在的話來說也是一個評彈“發燒友”。他除了偶爾也會去“長春園”聽書，在家每天從收音機裏聽書。他有一架電子管的五燈收音機。上海廣播電台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會播送好幾個小時的評彈節目。在父親沒有去香港之前，他還常在夏秋季節的下午，將收音機喇叭用一根長電線從樓上拖到樓下放在門前堂屋桌上，放大聲量，讓周邊鄰居和街上行人都能聽到電台裏的評彈節目，說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當時，我們鎮上家裏有收音機的人家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估計至少也有好幾十家。這一點我是怎麽知道的呢？因為當時的收音機使用的都是直流電，要有一大一小兩隻鉛板流酸的電箱。這電箱要定期拿到鎮上的電燈廠去充電。充電是免費上的，因為家中有收音機的都是他們的客戶。有好幾次我家這小電箱充電的任務是由我擔當的。在電燈廠充電房內，我每次去都會見到十幾二十隻大小電箱在那裏充電。我當時就想，看來鎮上有收音機的人家也不少，而這些電箱的主人可能與我父親一樣也是熱衷評彈的人。
在我記憶中，在一九五三年農業實行合作化以前，我們鎮上幾乎所有茶館的生意都是很好的。尤其冬季稻穀收上場，農活減少，許多近鎮農民幾乎天天會來鎮上喝茶聽書。那時候茶肆裏人頭濟濟，水氣煙霧繚繞，嗡嗡翕翕，熱鬧得很。因為茶館裏嘈雜聲浪大，所以喜歡聽書的，往往會坐到靠說書台近一點的地方，以便聽得清楚些。至於那些專來歇腳喝茶或與朋友會麵的，則會選擇離說書台遠一點的地方，坐得離說書台太近反而不方便說話。茶肆門外則守著幾個賣糕團、粢飯的小販，方便茶客肚餓買了充饑。那時候有句俗話叫“熱鬧得像茶館”。確實，那時候在江南水鄉的鄉村小鎮上，最熱鬧的地方非茶館莫屬。這種繁榮景象到一九五四年後，因為農業實行了合作化，尤其政府對糧、棉、油實行了統購統銷後就逐漸褪色了。到一九五六年農村建立高級合作社，城鎮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小鎮商業榮景就不再，茶館數量也立刻減少，茶客更少。“長春園”勉強維持營業，但聽說也要靠兼營為居民供應開水的“老虎灶”維生。到了文革，茶館還有少量存在，書場統統絕跡。
前十幾二十年，蘇、浙、滬一帶好像評彈又有點興盛起來。我在網上看一些當地的旅遊視頻，裏麵往往少不了有演奏評彈的片段。但是看其氣勢，這些書場好象主要是為吸引遊客而設的。大眾化的茶館少見，倒是開了一些文靜優雅的茶室，是專讓人在裏麵說悄悄話的。像我小時候見到的那種茶館、書場文化的盛景，怕是永遠不可能再現了。
2020年7月1日
2024年7月7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十，我們小鎮的教堂
關於我們小鎮來自西方的宗教，地方誌書《章蒸風俗述略》有記載：“宗教分天主、耶穌兩派，各有教堂設立。教民入天主者約四百二三十人，入耶穌者約五百四五十人，大抵以漁戶、農戶為多。自來民教相和，未生事故。此亦社會良好之情形也。”《章蒸風俗述略》是練塘鎮人曹家鼎（束廠）所撰，成書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翌年曹氏去世，該書未刊，二〇〇五年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從這個記載可知，我們鎮上在抗戰以前就有天主教堂和耶穌教堂之設，信教者有近千人之多，以漁民和農民為主，鎮民反少。這在傳統以道教、佛教為主的江南農村，不能不說是個異數。
曹氏書中沒有說清楚天主、耶穌兩派教堂共有幾所，僅言“各有教堂設立”，我想這可能是曹氏寫此書時新耶穌堂還沒有建造之故。其實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我們鎮上共有三座教堂：其中二座是耶穌教堂，鎮民以“老耶穌堂”和“新耶穌堂”區別之；一座是天主教堂。據《章練續誌》（曹修倫匯訂，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老耶穌堂建於民國二年。這是我們鎮上最早建立的一座教堂，地址在鎮東下塘街東紅木橋西側。天主教堂在鎮西市梢外，其地已屬鍾聯村，建於何時不詳。但它建在抗戰爆發前是肯定的。因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攻占上海後派兵來占領練塘鎮，這些日本兵就駐紮在天主堂內。至於這座新耶穌堂，則應是建於一九四〇年以後。
這三座教堂我最早接觸的是那座新耶穌堂，因為離我家最近。它就在市鎮中段下塘混堂浜裏“長春園”書場的南麵，從我家走去不過六、七分鍾而已。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小學有個姓潘的同班同學，他的家就在這座教堂裏。有一段時間我常去教堂找這個同學玩，去了才知他的父親是這座教堂的牧師，母親也在教堂內服務。這座教堂因為建在稻田裏，地基墊得不高，且地麵是磚頭鋪的，不像老耶穌堂的禮拜堂是鋪了木地板的，所以比較潮濕，是三座教堂中規模最小，建築質量最差的一座。至於我那同學，還有他的父母和妹妹則居住在禮拜堂北麵的一個二層小樓裏。因為外麵有圍牆，環境倒也整潔、清淨。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找那個同學，正好教堂在做禮拜儀式，我出於好奇就學那些教徒跪在最後一排椅子後麵看他們怎麽做禮拜，看到同學的父親穿著一身黑色的長袍站在台前嚴肅地布道，而他的母親則坐在講台一側負責彈管風琴。那些教徒虔誠地跪著禱告，有的好像還流了淚。又有一次，我在教堂後麵小樓前的院子裏近距離看到同學的母親，她穿著一身黑色的布袍，腰間紮一條黑布腰帶，頭上紮一塊白色的三角巾，下擺一直拖到背上，戴一副眼鏡，略胖的臉龐，大約三十多歲年紀，很和藹的樣子。這樣大約過了一年吧，同學的父親不見了，星期天的禮拜活動也停止了，我的同學也不再邀請我去教堂玩了。稍後聽說同學的父親被政府抓走了。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麽政府要抓同學的父親，後來才知道這大概是中共鎮壓“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案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次鎮壓行動規模很大，全國無論天主教、耶穌教，很多教堂被封，神職人員被抓捕，還有些外藉的神父、牧師、修女被趕回國。這件事發生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見不到這個同學，當時我也沒在意，這樣就失去了聯係。又過了二、三年，其時已是一九五八年後了，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看見這個同學的母親和妹妹，與一群在鎮上草包廠做工的女工一起放工回家從我家門前走過，我這才知道他們竟然淪落到不得不要以織草包、搖草繩為生了。那時候鎮上無業的青壯年，如果成分比較好的話，一般政府會安排一些比較好的工作；唯有那些成分不好的，才會安排到草包廠去。這種工作又髒又累，工資又低，一天不過掙人民幣四、五角，養活自己也十分勉強。又過了幾年，我聽說我那同學和他妹妹都去了新疆建設兵團。一九六〇年新安江水電站開始發電以後，這所新耶穌堂就被改成縣供電所的配電所。駐守配電所的是我的一個本家侄子，但年齡要比我大幾歲。有一次他邀請我去參觀他的住處，發現他就住在以前牧師同學一家住的小樓中。至於我那同學的母親去了哪裏則不得而知。再後來，這座新教堂被拆掉了，何時拆的也不清楚。總之，這座教堂是三座教堂中最後建造，卻最先消失的一座。
接下來說說那座老耶穌堂。這座教堂與我有些緣分。在一九五八年和六一年之間，這裏曾是公社辦的農業中學。我在那所學校內讀過三年書，因此對這座教堂比較熟悉。後來看了幾本小鎮的誌書，對這座教堂的曆史就更清楚了。前麵說過，這座老耶穌堂建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國四年，由教會出錢創辦東吳第十一附屬小學，在教堂南麵建造了兩排平房做教室。這兩排教室後來也就是我們農業中學的教室。民國十一年秋第十一小學停辦。但隨即有由西方修女方雅貞在民國五年募資創辦的慕衛小學搬入。所以這裏又做過慕衛小學的校址。這所慕衛小學最初是借李華港巷內一所民宅為校舍的。開始隻有初級部，即到小年四年級為止，隻收女生。我母親說她小時候讀過一年小學，不知是否就是在這個學校讀的。民國廿一年秋，慕衛小學改為男女生兼收。到民國廿二年又增設高級部。慕衛小學辦到什麽時候結束我不清楚，但據《章練續誌》的記載：“（民國）廿四年起，始有小學畢業生。其經常教育等費，均由上海基督教教育部小學委員會撥付”。由此觀之，這所小學至少在一九三五年前是一直在辦的，而且其經費都是由上海基督教會撥付的。所以，這座老耶穌堂的教會對我們鎮上的民眾教育實在也是作過不少貢獻的。
這座老耶穌堂的建築大致是這樣的：從臨街大門由北向南進去，首先是一個一丈多寬、三四丈長的小院子。中間有一條四、五尺寬磚砌的走道。右側是民居的外牆，左側有一個屬於教堂的廚房。走道頂端就是禮拜堂。一堵白色的山牆有普通民居的三層樓那麽高，頂上豎了一個很大的天藍色的十字架，下麵開了兩扇天藍色的大木門，很是莊嚴。大門右側是鍾樓。農業中學開辦後因為有少數農村女同學路遠不能天天回家，這鍾樓就做了女同學的宿舍。禮拜堂的左邊有一條通往南麵教室的走道。走道左邊是一幢兩樓兩底的小樓。這座小樓以前是教堂牧師住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牧師被捕或被趕走後，到了農業中學時期這座小樓就成了老師的宿舍。小樓南麵有一個不大的小花園。花園北邊左右分種了兩棵月季花，南邊東麵是一棵臘梅樹，西麵有一叢細竹。花園東邊是一道牆，西邊、南邊是一道用荊樹修成的圍欄。從花園邊走過順一條小路向南走十多步，越過一條大水溝，就是學校的教室和操場了。操場有大半個籃球場大小。操場北麵一排兩大間平房。西邊一大間是教室。鋪磚地。東麵一大間隔成兩小間。靠東一小間鋪有木地板，是教師辦公室。看格局，這裏在東吳十一小學時也是做教師辦公室的。操場南麵一排是兩間半平房，泥地。但從房屋質量看，比北麵一排差多了。總的看，耶穌堂的建築建造得很漂亮、精致，但學校就造的比較粗糙，我懷疑建造時是不是因為經費不足的關係。
由於農業中學是半工半讀學校，學校除了也種一些地，還辦了一個草包工場。學校初辦隻有兩個班級，所以教室也隻需兩間。這南麵兩間大房一間做了我們的教室，另一間就成了織草包的工場。還有半間牆壁也已有點傾圮，隻能放些稻草等物。此外，那座禮拜堂也做了織草包的工場間。在學校最初搬進去時，禮拜堂內的地板基本都還是完好的，堂內還有很多長條的靠背椅子。窗是雙層的，外麵一層木的百葉窗，裏麵一層是木板窗，與大門一樣也漆成天藍色。所有窗戶都還完好。看著這樣的窗子，與我們當地老式的蠣殼窗和新式的玻璃窗迥異，一陣強烈的西洋味就會無聲無息地散發出來，讓人向往那陌生而又誘人的西方文明，總想什麽時候有機會去親眼見一下。還有，我在小學時就讀過小說《牛氓》。不知怎的，有好幾次當我走在這禮拜堂邊的走道上，一邊望著禮拜堂外牆上斑駁的青苔，一邊聞著荊樹發出的氣味，覺得這裏幽靜而遠離塵囂，就不由得會想起書中少年亞瑟與神父蒙泰尼裏在古老的修道院花園內一邊散步，一邊談話的情景。總之，這座老耶穌堂與新耶穌堂不同，有一種更濃的歐陸情調。因此“農業中學”雖是不正規學校，但我對它仍是頗有好感的。可惜，學校搬進來不久，適逢“大煉鋼鐵”高潮，鎮上各處都是“小高爐”，白天黑夜爐火熊熊。我們學校當然緊跟形勢也建了幾座“小高爐”。煉鋼要燃料，於是教堂內的地板不知是被誰逐點逐點撬走，椅子越來越少，窗也被拆走了好幾扇。僅僅過了一、二個月，教堂就被破壞得不成樣子。一九六〇年夏秋，學校靠我們學生兩年多來勞動賺的錢，在舊校舍東麵建造兩間半新教室，至年底落成。因此一九六一年春新學期開始，我們是在新教室內上課的。然而好景不長，當時因“大躍進”失敗中央貫徹“調整、鞏固”政策，學校勉強等我們這一屆畢業就停辦了。此後這座教堂作何用我就不清楚了。以上，就是我與老耶穌堂的一段緣分。
一九六二年秋冬，我正失學無業在家，因為鎮上糧管所征糧需要司磅員，我去做了二十天臨時工。期間我有機會進了鎮西的那座天主教堂觀看。原來那裏在“解放”後成了我們鎮上最大的糧庫。這座教堂離開大路，建在一片農田中，外麵有一道用紅磚砌的、堅固高大的圍牆，裏邊有一大片用紅磚紅瓦建造的房屋和一座三層高的鍾樓。整座教堂建築顯得十分雄偉。對這座教堂我早已神往久矣，但以前隻能在外麵遠望而進不去。這次進去一看，才知道原來裏邊地方大得很，麵積遠超老耶穌堂，不僅房舍多，還有好幾塊大磚場。不過我估計這大磚場以前可能是泥地，因為教堂用不到磚場，是後來改為糧倉後需要曬穀才鋪的。我又觀察到鍾樓外牆上有好幾個槍彈打的小洞，外邊圍牆上也有許多彈孔，因想這裏大概發生過戰爭，但不知究竟。後來讀地方誌書《長水塔誌》（曹修倫編輯，薑漢椿標點，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才知道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夜，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司令阮清源將軍親率部分將士，分乘數艘民船，由浙江方向來到練塘，在西柵口登陸後襲擊駐守教堂內的日本兵。仗打了差不多一夜。由於地形不利，敵兵有堅固圍牆據守，且居高臨下，而忠義救國軍處在曠野無遮無擋，因而攻擊沒有成功。最後忠義救國軍在第二天清晨撤出戰鬥，轉往小昆山方向。是役忠義救國軍擊斃了四名敵軍，而自己死傷了十二人，可謂傷亡慘重。這此戰鬥也是我們小鎮在八年抗戰中唯一的一次戰鬥。遺憾的是關於這次戰事，即似我一輩的人也知道的不多，至於更年輕的後輩就不更用說了。文化大革命中京劇樣板戲《沙家浜》一出，忠義救國軍成了漢奸部隊的代名詞，實在是歪曲曆史。這座天主堂是何時成為糧庫的我不清楚，估計也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吧！
以上是我們鎮上三座教堂的大致經曆和結局。
此後大約是二零零幾年，那次我從美國回鄉探親，表弟“小弟”陪我在鎮上走了一轉。我在西柵遠望了天主教堂，隻見紅色的建築依然巍然屹立，但沒有走近去看。路過老耶穌堂，也就是我讀書過的農業中學舊址，我們進去看了一下。門麵還是老樣子，但裏麵的舊建築已統統沒有了。新建的禮拜堂是一座東西向的大棚棚。大棚腰部是大門。門邊掛了一塊招牌，寫了某某愛國會等字樣。正對大門的另一邊也有一個門，有兩個人坐在那裏聊天。他們看到我們，隻是望了一望並不加理睬；我們便也不理他們看我們自己的。禮堂中靠講經台的地方，放著幾十張鐵皮的單張靠背折疊椅，而非過去教堂專用的、椅背後麵有一條長木板的長條椅。過去教堂長條椅背後做這麽一條木版，是方便教友做禱告時雙手可以擱在上麵，同時木板條上還可以放聖經。現在這樣的椅子，我想不出教友怎樣做禱告。莫非做禱告時要把椅子反轉來放，然後再趴在椅子坐板上做？總之，這樣的禮拜堂不像教堂，倒與一般的會場差不多。本來一座莊嚴的教堂，現在被“改造”成這樣不倫不類的樣子，我也是無語了。
關於西方宗教，有時我想天主教也好，耶穌教也好，宣揚的教義不外是“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信上帝的人死後會上天堂”等等。因為這種宣傳最易打動一般人的心。而這種教義其實與共產主義也有相通之處。比如共產主義說人窮並非天生命窮，而是被人剝削的結果，這與“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義是有共同之處的。共產主義說窮人起來革命將來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那時侯人人都會過上幸福生活；而基督教說人死後會上天堂，也是差不多。所以兩者是可以成為“同道”、“朋友”的。然則何以共產黨就容不下這種宗教呢？有人說這是有神論與無神論之爭。對這種解釋開始我也相信。但後來看共產黨對待其他宗教、社會團體也是一樣的要趕盡殺絕，我才明白有神論無神論之說隻是皮毛之見。君不見毛澤東生前凡決定大事前，大多要請高僧老道替他占算吉凶；江澤民在當上海市委書記時，上海人都知道農曆新年靜安寺第一柱“頭香”是必定要由他來燒的。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黨魁，也都信這些，這算哪門子無神論？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共產黨要獨霸世界，唯我獨尊。無論何種宗教，在共產黨眼裏都是在與他們爭奪民心；而爭民心就是與共產黨爭天下，所以無論何種宗教它都不能相容，統統都要消滅後才心安。一時消滅不了，至少也要讓你們怕我、聽我，尊我為最高領袖；不論上帝、佛祖、玉皇大帝、真主，統統都要跪在我麵前稱臣，服從我的號令，為我所用。這樣，或者才可勉強暫時放你們一馬。而服從我的具體標誌之一，就是要參加由我控製的“三自會”或什麽“愛國佛教會”、“愛國道教會”之類的組織。
前幾年，浙江、山東等地不斷傳出地方當局強拆教堂十字架、甚至幹脆推倒教堂的行為。而今年以來，中共趁新冠肺炎流行的機會，先是以防止病毒傳布為由封閉所有寺廟。這幾天看到最新消息，許多省市包括四川、福建、山東等多個地區的地方政府，趁疫情還沒有解除之機，竟派出施工隊強拆寺廟建立的露天佛像。如福建漳州市龍雲山古寺在山頂建造的一座高十三公尺的觀音像，在地方政府統戰部門人員現場指揮下，以“超高”為由拆除，並威脅說隻要有人敢阻攔就抓。徹徹底底暴露了幾十年來中共“亡宗教之心”一直不死的真麵目。
2020年7月3日
2024年7月11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