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片憶（2）
二，漁娘
我的家鄉地處太湖水係下遊，是名副其實的江南魚米之鄉。小鎮周圍河網密布，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蕩，因此水產十分豐富。魚蝦蟹曆來是尋常人家的家常菜。在記憶中，我小時侯的鎮上有許多賣魚的地方，有的是專門的水產店，更多的是街邊的魚攤。魚攤有幾個比較固定的點，倒也不亂擺，多數是一個二個小竹籃或小水盆，裏邊放幾條魚，一堆蝦，都是極新鮮的，魚腮還在動，蝦還在跳。旁邊蹲一個漁民，見人走過就輕輕地問一聲“魚要哇？”等魚賣光了，就起身收攤走人。也有的搖著小漁船沿著貫穿小鎮的市河，一邊慢搖，一邊高聲叫喊：“魚要哇？賣魚唻！”有的不叫喊，而是用腳踏一塊木板敲擊船板，發出“咣、咣、咣”的聲音。這是漁船賣魚的記號。這種船上的魚，除了不值錢的小貓魚，都養在船頭活水艙裏，因此更鮮活。許多大嬸、大嫂在家聽見喊聲或“咣、咣”聲，就會走到河邊問：“有什麽魚？你把船搖過來一點讓我看看。”看中了什麽魚或蝦，接著就是與賣魚的講價錢。經過一輪討價還價最後成交，大嬸、大嫂滿意地拎著魚、蝦回家。那時候，漁民賣魚絕對也是小鎮的一道風景線。
這道風景線大約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後就不見了。那時候政府對工商業、小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漁民也被組織起來成立了漁業合作社，所有漁獲都要交合作社統一售賣，不準漁民私賣。不過那時候鎮上居民要吃魚還不難。因為鎮上的水產店還不缺少魚供應。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們縣劃歸上海市以後，市場上魚、蝦、蟹就慢慢少見了。據說市區有許多賓館、大飯店要我們縣供應水產，還定有任務。市有關機構還專門派人坐鎮幾個收魚的地點，規定漁民都要集中到這些地點上交每天的漁獲，然後由專車、專船送往上海市區。從這時起，我們這些魚米之鄉的居民才發覺竟然吃魚也難了。尤其是一些比較名貴的水產，如蟹季的螃蟹，中等以上大的河蝦，大條的青魚、草魚——這些都是做上海熏魚的材料，還有鱖魚、鱸魚、甲魚、黃鱔、鰻鱺，連麵也少見。但是，也從這個時候起，常常有一些漁民，多數是漁娘（當地人叫她們“網船娘子”），會帶一條、兩條魚偷偷來鎮上賣。據她們說是水產收購站的收購價實在太低，不夠生活，隻好偷賣幾條魚換錢去買油鹽醬醋。當然，若給收購站或市場管理的人發現那是要受罰的。所以這種交易一般很隱密，最好是熟客，雙方有默契，一、兩分鍾完成交易就迅速走人。
我親眼見到我母親向一個漁娘買魚，大約是在文革前一兩年。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工作單位在縣城，而具體工作地點在離縣城二十多公裏的徐涇蟠龍。因為交通不太方便，常常一個月才回家一次。那是個冬天。那天我正回家休假在家。我母親平時不做家務就習慣搬個凳子坐在門口看街上的行人打發時間。我因休息在家無事做，於是也站在門內稍裏邊一點的地方陪母親看街景。這時有一個女人在街上從西走來，經過我家時向我母親望了一眼。想必母親也給了她一個眼色，她就如一陣風一樣“忽”地一下就閃進門來，倒是把我嚇了一跳。母親迅速站起身來，與那個女人走到屋子裏邊一點。那個女人就迅速解開大襟棉衣腋下的襻鈕，從胸前掏出一條半尺多長的鱖魚來。我十分驚奇，這麽一條魚放在衣服裏麵，難道她不怕腥也不怕髒麽？可母親好像見慣了，接過魚來看了一下，低聲問了價錢，又低聲還了一個價錢，那個女人默默點了一下頭，母親就去廚房先把魚放下了再去拿錢。趁這個機會我打量了一下這個漁娘。其實她年紀還不大，應該隻有三十多歲，但常年風吹日曬就顯得有些見老，粗看已有四十多歲。她麵色黧黑，唯有牙齒和眼白是白色的，蓬亂的頭發在腦後鬆鬆地編了一根辮子，身上的棉衣棉褲都已很破舊，也很肮髒，渾身一股魚腥味。那種大襟的棉襖，現在城鎮人隻有如我母親般有年紀的婦人還在穿。她大約覺察我在看她，就顯得有些局促，羞澀地朝我微微點了一頭，一對常年被野風吹得習慣了眯著看人的眼睛，不安地泛了一下，露出一絲無奈的神色。母親拿了錢來給她，她接過瞥了一眼，也沒有數，就撩起棉衣下擺把錢塞到裏襟的口袋中，再用手撫平了下擺，又輕輕按了一下口袋的地方，證實這錢確實放在口袋裏，就如釋重負地輕輕籲了一口氣。母親輕聲對她說下次有魚再拿來。她點了一下頭，然後走到門口左右張望了一下，就又如一陣風一樣迅速從門口消失了。
那天母親很高興，因為正巧買到了一條鱖魚給在外地工作休假回家的兒子吃。晚飯時，我品味著這久違了的紅燒鱖魚的美味，心裏卻快樂不起來，腦海裏滿是漁娘的身影以及她那無奈的眼神，空氣中也似乎仍然彌漫著一股濃濃的魚腥味。魚是漁民捕的，他們賣自己捕的魚本來是光明正大的事，現在卻弄得像做賊一樣。居民花錢買魚本來也是光明正大的事，現在也像收買賊贓似的見不得人。這中間究竟是誰錯了？錯在什麽地方？合作化，按大道理講，這是社會進步的必然措施；但這樣的“進步”是不是出於被“合作”者的意願？而這樣的合作又究竟對誰有利呢？
2020年6月20日
2024年5月30 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三，道士阿小
我記憶中阿小的第一個印象，是在一個早晨。他穿著一件青色的道袍，拿著一條長柄竹掃帚，叉開雙腳正在掃道院大門口的地。這個道院叫隱真道院，我們當地人習慣叫它“聖堂”。阿小是“聖堂”中的青年道士。他有高大的身材，白白胖胖的臉上有一對牛眼一樣的大眼睛，二十多歲年紀，貿然一看倒也是頗為神氣的。不足的是他有一條腿粗腫得像象腿，所以走路是拖著一條腿走的。據大人說這是得了絲蟲病的緣故。在我們家鄉，我曾見過好幾個這樣的病人。得了這樣的病，人也差不多屬於半殘廢了。
阿小留在我記憶中的第二個印象是他在道院內第二進呂祖殿裏印經簽。經簽刻在一塊塊一尺多長、半尺多寬的木板上。一塊木板上大概又分刻了六張或八張不同內容的經簽。阿小用一把小的棕毛刷帚在裝有墨水的碗裏蘸一下，在經板上均勻地刷一層墨水，然後用一張黃色或紅色綠色的油光紙平平地覆蓋在上麵，另用一把幹的大棕毛刷帚在紙上刷幾下，一大張經簽就印好了。印好的經簽攤在地上晾幹，等幹後用小刀裁成一條條長條形的經簽，分門別類歸置在一隻分了好多格子的木盤內，這印經簽的大功就告成了。來燒香求簽的人，點了蠟燭燒了香，跪在神像前木板做的拜凳上用簽筒求簽，等簽筒“殼、殼、殼”地掉下一根竹簽，撿起遞給守在香案前的道士，道士就根據竹簽上的文字，挑一張經簽給他。這個道士有時是道觀主持人的老婆，有時就是阿小。然後求簽人再將經簽拿到一位坐在殿門邊一張小桌子前長有白胡子的道士那裏，請求解說神的指示。完了，就捐一筆香油錢。我們幾個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到“聖堂”裏玩，因此有機會看到阿小印經簽。當時小鎮上很少有適合小孩子玩樂的地方，見到這種機會就不肯錯過。幾個小孩團團圍在阿小身邊看，而阿小或許是覺得我們妨礙了他的工作，或為了顯示一下他的威風，有時會鼓起牛一樣的大眼瞪我們，並大聲嗬斥趕我們走。我們也就一哄而散。但我們並不怕他，不一會我們又會走攏去觀看。
阿小留在我記憶中的第三個印象是某年陰曆七月半中元節。每年到這個節日，道院裏會大擺經堂，展出好多演示神話故事的木雕泥塑。這些泥塑都塑在一隻隻三尺來長，二尺來寬的紅漆木盤內，擺在走道和神殿前的院子裏供人觀看。木盤裏邊的人物、戰馬、旗幟、山水樹木、亭台樓閣，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估計不是《封神榜》就是《三國演義》、或《目連救母》之類的故事。展出一共有三天，引來四方鄉民前來燒香、瞻仰。在那幾天，道院裏的香火特別旺，呂祖殿裏和三聖殿前從早到晚煙霧繚繞，紅光滿堂。許多一年難得上鎮幾次的村婦村姑都會結伴搖了農船來燒香。道觀大門口擺了一隻笆鬥，香客們紛紛將小額的鈔票丟到笆鬥裏，不一會就可以將笆鬥裝滿。連鎮上飯館茶館、賣零食小吃的，以及賣花粉胭脂小鋪的生意也都被這批香客給帶旺了。那幾天，道院的住持夫婦和他們的大兒子阿la以及阿小特別忙碌。此外還有幾個平時在家種地的道士也會來幫忙。這個道院一共有四進，最後一進是一排平房，在三聖殿後麵，阿小和那幾個來幫忙的道士都住在那兒。這樣的“擺經堂”盛事，我小時候共見過二次。
因為中元節，正在盛夏，鎮上居民有一個習慣，就是等白天喧囂過了，晚上行人少了，吃過晚飯洗過澡，大家就會搬個凳子、椅子到自家門前街上乘涼。那天當然也一樣。吃過晚飯，我就和母親搬了小凳到街上乘涼。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如水的月光將整個小鎮沉浸在一片靜謐、祥和而又有點神秘的幽光中。除了偶爾有人用扇子趕蚊子，發出輕微的“啪啪”聲，簡直萬籟俱寂。我已有點昏昏欲睡了。突然，有一種悅耳的、嫋嫋的絲竹聲傳來。我抬眼循聲尋找，借著朦朧的、銀灰色的月光，我看到有四五個人坐在離我家不遠的道院大門外靠東邊的一口井旁。他們一邊乘涼，一邊各自在吹拉一件樂器。吹奏什麽曲調那時我還不懂。後來長大了知道了幾個江南絲竹的曲名，才猜想他們當時演奏的就是江南絲竹中最流行的紫竹調。現在想來，當時他們的吹奏水平肯定是不怎樣高明的，但在那樣靜謐的夏晚，在樣謎一樣朦朧的月光下，這聲音就猶如天上的仙樂一樣動聽，讓人心曠神怡，雜念全無。我悄悄起身走近察看，原來就是阿小和這幾個來幫工的道士。他們有吹簫的，有拉二胡的，還有一個好像是在彈琵琶。說實在的，我真沒想到過這個不起眼的阿小原來還會玩樂器。這是我認識的另一個阿小。
那段日子也許是阿小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了吧！可惜好景不長。不久，大約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中共開展破迷信運動。地方政府以“聖堂”主持的兒子阿la宣揚鬼神迷信為由，發動一批人把“聖堂”砸了。其實，那時的阿la也隻有十八九歲，年輕人不懂事口沒遮攔，說出點什麽神神鬼鬼的話來，本是不足奇的。砸“聖堂”那天，我父母不準我們小孩去看熱鬧，我就站在家門口遠遠地瞧。隻見一批人忙忙碌碌、進進出出地從道院裏往外搬東西。由阿小印製的一疊疊神簽，撒得遍地都是，風一吹就像彩蝶一樣飛起，有的飄飄揚揚一直飄到我家門前。據地方誌書記載，這座道院始創於趙宋，經明、清兩代擴建重修，算起來到砸掉它時已有七百多年曆史。順帶說一句，我們鎮上的城隍廟好像也是同時期被砸掉的。這是我們鎮上兩座規模最大的中國傳統宗教場所。如果那時候不砸掉而留存到現在，當為小鎮開發旅遊業生色不少。
“聖堂”被砸後隨即被政府封掉。阿小自然也被趕走。一段時間鎮上人不見其影蹤，聽有人說是回了鄉下種田去了。然而過了幾年，他又回到鎮上來了。我猜大約是他從小不種田，已經吃不了那份苦了；況且，我們那邊的田都是水田，他那條腫如象腿的腳確實也不適宜常年泡在水中勞作。但回鎮上來他又能做什麽呢？如果在一九五六年前，托人安排他到商店做一個售貨員，那倒也是可以勝任的。一九五六年以後能進商業的都是原來就是在商業上做的人，以及那些被“公私合營”了的小商小販。於是他就隻能到鎮上的裝卸隊賣體力了。裝卸隊動不動就要扛二、三百斤重的貨物，他顯然是扛不動的。裝卸隊是多勞多得，但因為工價低，即使強勞力的人收入也僅夠糊口，他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回鎮上來以後，原來住什麽地方我不清楚，後來住到我家隔壁一個大宅門裏。這個大宅門裏共住了八九戶人家。最裏邊的一家是一個姓“卜”的。那個卜老太太常來我家與我母親聊天，我母親有時也會去她家看她。這個大宅門我平時很少進去，但有一次我因要去卜老太太家找母親，於是不但進了那個大宅門，還經過了阿小的居處。阿小人不在，我就特意去張望了一下。這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房間。它隻是一條長走道邊的一個小灶間放柴火的地方，最多三四個平方米大小，陰暗潮濕。裏邊有兩條長凳，上麵擱一塊門板，算是床了。門板上鋪了一隻草墊子當床褥，草墊子上堆著一條破爛發黑的棉絮。這就是阿小的全部家當。床前橫梁上掛一個草包當門。門前是個舊的單眼灶台。灶台前麵是一個不到兩平米的小天井。若非天井有光照進來，這裏白天也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實在來說，這個家比豬窩也不見得好多少。因此我又想，就算阿小收入低，但也不至於將生活搞成這樣子啊！看來這個人也是夠爛料的了。
時間很快到了一九六〇年春。那年浙江嘉善方向有許多逃荒的人來到我們小鎮，一批又一批，來過好幾批。但他們並不在我們小鎮停留，一二天後又從我們這兒流向其他地方。那時我們這兒的饑荒也早開始了，但沒有浙江那邊嚴重。有一個從浙江逃荒經過我們小鎮的婦女，不知怎的被阿小一個女鄰居鼓動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了，居然願意留下來給阿小當老婆。阿小喜出望外。聽人說那天他花八分錢買了八粒水果糖分給同一個大宅門內的鄰居當喜糖。因為給了“新娘”一粒，自己嘴饞也吃了一粒，結果每戶一粒也沒有分全。不過大家並沒有計較。但芙蓉夢短，這個中年婦女隻和阿小過了三天，就受不了他的貧窮而又遠走他方了。這個婦女我在那個大宅門前見過一麵，是一個麵黃肌瘦、病懨懨的中年人。顯然，她是走投無路了才願意留下的；但凡阿小的生活稍微像樣一點，想來這婦女也不會三天就走。這段短暫的露水婚姻，大概是阿小一生中僅有的“春天”！
然後時間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六年我家被鎮商業紅衛兵抄家，房子也被鎮房管所沒收，要每月交十元（八元？記不清了。）房租才準許我們繼續居住。一次不知是真的要改造街道，還是房管所有人看中我家門麵那一排落地的木鋪板，總之是要將木門板拿走，改用磚砌一道牆，牆一邊開一個門口，牆上再按一個窗子。對於這種改造，我們當時已是“租戶”身份，當然無權提出任何異議。那天安窗戶，有人背來了一個十分破舊的窗框和窗子。我母親一看那人是阿小，這才知道阿小原來到房管所去做小工了。這窗框和窗子不知是哪裏舊房子拆來的，已經陳朽不堪，劈了當柴燒還差不多，裝在街麵上實在不像樣。我母親心中嘀咕，卻也不敢說。正在這時，一個房管所管事的走來檢查，發現這舊窗子後就大發雷霆，訓斥阿小為什麽不拿規定的、統一尺寸的新窗子卻拿了這個舊窗子？他要裝窗的泥瓦工將剛安放到牆上的舊窗子拆下來，責令阿小立即回去換一個新的來。我母親這才明白原來這是阿小在故意使壞。後來我回家休假母親告訴我這件事，口氣中猶有些不忿，說她從沒有得罪過他，也極少與他打交道，想不到他竟然這樣壞良心！我則因為經過家中被抄家的風浪，對世事人情已有些看開，知道這世上窮極無聊的人不知有多少，總是“憎人富貴嫌人貧”，喜歡做“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卻損人不利己的蠢事。我估計阿小也是這樣。隻是上天也不幫他，難得有機會弄一次權，中途就被人破壞了。
時間又過了一年或二年，大概是一九六八年或六九年的冬天，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突然聽到後窗外遠遠傳來狼嚎似的淒厲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整夜不得安眠。第二天我問母親有沒有聽到這怪叫聲。她說這幾天天天有。我問是什麽叫聲。母親說就是那個道士阿小的叫聲，是被凍得在極叫。我聽後很感震驚，腦海裏頓時冒出小時候看過的《三毛流浪記》內的插圖：冬天三毛沒有棉被禦寒，用報紙禦寒。第二天街上有好多凍死的人。阿小用破棉絮和草包禦寒，他能熬過這個冬天嗎？母親又說：文革前她當街道居民小組長，知道每年冬季鎮政府有一批舊的棉衣棉被分給街道裏的困難戶禦寒過冬，阿小是年年有份的。但這幾年文革衝擊的麵越來越廣，鎮政府、街道幹部都被批鬥了，冬季救災的工作無人管，阿小也就分不到棉衣棉被了。我聽後無言，心想這真是“城門失火，殃及魚池”了！我又想，要是在以前，政府不施舍棉被，周圍鄰居有多餘舊棉被的或也會拿一條出來給他。可自從糧棉憑證供應後，一個人一年棉花定量隻有幾兩，全家人積幾年才能新置一條棉被，因此棉被再舊也不會給人。又到了下一次或再下一次我回家休假，晚上聽不到叫聲了。我問母親怎麽回事？母親說前幾天阿小就已經死了。“死了？”“死了。凍死的！” 是啊，這樣冷的天，沒有棉衣棉被過冬，怎能不被凍死呢？我忽然想起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想不到過了一千多年，還有這種情況發生。然而再一想，像阿小那樣的情況，死了，又何嚐不是一種解脫呢？
在社會變遷的動亂年代，總有一批弱者會成為犧牲品。譬如一條蚯蚓，它原來生活在鬆軟的土壤裏，它或許會活很久，活得也不差。但時代的變遷把它從土壤裏拽出來丟到了水泥馬路上，它沒有本領鑽透堅硬的路麵再回到土壤裏去，於是它很快就被太陽曬死，或被經過的車輪碾死。阿小就是這樣的一條“蚯蚓”。阿小的死，或許與他本身的無能有關，但好像與時代的關係更大些。
2020年6月21日
2024年6月5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四，“七齡童”
我想，凡在我們鎮上長大、現年七十歲以上的人，大約都還會記得曾經有過一個叫“七齡童”的人。他不像陳雲、吳開先那樣因為做過共產黨、國民黨的高官而被人知曉；他隻是一個平民，但受到鎮民普遍的尊敬。因為他從小就習得一手好字，七歲就被父親帶到“十裏洋場”的上海去賣字，被鎮民目為神童。
據鎮上大人們說，“七齡童”的名是這樣得來的：“七齡童”的父親也會寫字。常常父親寫字時年幼的“七齡童”就在旁邊觀看，等父親離家出門去後他就也拿了支毛筆學著父親的樣子寫字。對此，父親一直不知情。五歲那年，有一次父親出門去後“七齡童”又拿起筆學寫字。不料父親因事突然又回家，隔著窗子看見小小年紀的兒子竟然也拿了毛筆在寫字，且似模似樣，心中就暗暗讚許；及至進去一看，這字居然寫得頗有章法，大為驚奇，直覺這個兒子在這方麵有天才。從此，父親就開始有意識地教他書法，到七歲，已經卓然有成。於是父親將他帶到“十裏洋場”的上海去“賣字”。當然，“賣字”隻是一個借口，實在是以此來顯揚兒子的才能。而這個孩子居然也由此一舉成名，蜚聲滬上，從此得了一個“七齡童”的雅號。
我小時候見過“七齡童”本人，是一次在街上看到的。那時他大概已有五十來歲。印象中的他好像穿一件淺顏色的長衫，一張端正清臒的臉，斯斯文文，一看就是個謙謙君子，但神情落寞。在我讀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他曾來我們學校當過一天代課老師，可惜不是教我們年級。那天消息傳出，整個學校學生都轟動了。中間課休的時候大家都擁到教師休息室去看他，但沒有看到。有人說他今天教課快下課時，有學生要他寫一個一筆“虎”和一筆“龍”，他用粉筆在黑板上寫給學生看了。於是我們又擁到那個教室去看字，可是黑板已被擦幹淨。大家失望得很，期望著第二天再能見到他。可以後他再也沒有在學校裏出現過。
雖然，“七齡童”的字我在學校沒有見到，但他的字我是確確實實見到過的，而且是貨真價實的毛筆字而不是粉筆字。那就是掛在我家附近隱真道院大門西邊的“中區救火會”的那塊匾。那時我們鎮上設有東、西、中、南四個救火會，裏邊放有水泵、水槍等消防設備。這“中區救火會”五個大字就是他寫的。那是顏體大字，筆畫渾厚有力。聽懂字的大人說，“七齡童”寫這塊匾的時候正值年輕力壯，所以字字中氣十足，筆力千鈞。從這塊匾上的落款和蓋的印章，我還知道了“七齡童”的本名叫錢能夏。除了這塊匾，據說鎮西灣塘附近大醬園外牆上用磚砌成的“醬園”兩個大字也出於他的手筆，但不能確證。這個牆至今猶在。據說來鎮上旅遊參觀的人見到這兩個大字，都會由衷地讚歎。
然而，大約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或五六年的上半年，“七齡童”被政府逮捕了。聽人說，這次逮捕的行動是在半夜進行的，全鎮一下子逮捕了好幾十人。大逮捕的第二天，我在街上看到幾大張用毛筆寫在整張白色油光紙上的布告，上麵公布了我們鎮上在這次行動中被捕的四十多名“反革命分子”的名單，以及他們主要的罪行。錢能夏的名字也在布告上。逮捕“七齡童”的理由，“布告”上怎麽說的我已記不得，但對當時鎮上大人們怎樣說的還記得一些。據大人們說，“七齡童”在抗戰時期曾去南京汪精衛政府做過事，屬於“漢奸”。也有的說，“七齡童”是因為毛筆字寫得好，被南京政府請去當抄寫文件的文員的，沒有做過什麽壞事。又有的說，“七齡童”去南京做事不過是為了謀一口飯吃。他字雖好，但光靠賣字養不活家，正巧南京政府招聘抄抄寫寫的文員，他去應聘，就被錄取了。至於真實情形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
關於這次大逮捕，後來我長大了見到了一些有關資料，對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比較清楚了。說起來，這次大逮捕不過是一九五〇年“鎮反”運動的繼續罷了。一九五〇年，中共曾發動過一個“鎮壓反革命”運動，殺了、捕了許多屬於舊政權的人。因為那時正在搞“土改運動”，“土改”也殺了許多人；還有“朝鮮戰爭”又在那時爆發，一時間人心惶惶。其時中共政權初建，還未穩固，為了安定人心，毛澤東指示不宜“四麵出擊”。因此之故，中共決定對那些罪行不嚴重的，還有過去為汪偽、國民黨政府做過一般性事務的人，暫時不予處理。中共對這些人說，隻要主動向政府登記坦白，一般都會獲得寬大處理，既往不咎；但若隱瞞不報，一旦政府查明，則必將嚴懲不貸。估計“七齡童”這些人在那時都向政府登記坦白過。孰料幾年後中共政權穩固了，“無產階級專政”也有了餘力，就開始重翻這筆老賬。一九五五年毛澤東發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把幾個本來也是中共隊伍中的文人，因為對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有不同看法，就把他們打成“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隨後趁勢開展全國性的“肅反”運動。於是“七齡童”這些人就在劫難逃了。其實，“七齡童”等這些被捕的人，在中共執政後絕大部分都是老老實實做人，不敢亂說亂動的。比如在那批被捕的人中，我還認識一個姓李的修理無線電收音機的。他就在我小學上學必經之路的芮家浜橋邊開一家修理電器的鋪子。那時我家有一架五燈收音機，有幾次壞了就是我拿去交他修理的。看“布告”上公布的原因，他被捕是因為他以前在國民黨軍隊內當過少尉銜的電報員，此外就好象沒有其他罪行了。對於中共這樣出爾反爾、自食其言的做法是否符合道義，這樣做是否必要，我現在不想辯說。但我想中共若是真如他們說的，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社會治安，處理這些人是為了將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則完全沒有必要逮捕他們。即使需要“改造”，難道留在社會上就不能改造，非要將他們逮捕判刑不可？另外我還一個疑問：像“七齡童”那樣的一個偽政府小文員都不放過，似乎是體現了中共的“執法嚴正”、“除惡務盡”；但是，另有一些真正罪大惡極的壞人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如有一個叫吳化文的，他本是封建反動軍閥，日本人來了投降日本成了大漢奸，後來還參加汪偽政權，做到汪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日本戰敗後他又投靠國民黨，一九四八年九月國共濟南戰役時，他又率軍陣前叛變投向中共，導致國民黨軍隊失敗。似這樣一個民族敗類、“變色龍”，一生不知殘害過多少人民，可是中共建政後非但不清算吳化文的漢奸罪，還讓他擔任政府高官，試問這根據的又是哪一門子的“法律”？公理、公正何在呢？難道就因為吳化文有這點陣前起義的“功勞”？（我之所以舉吳化文為例，不是因為隻有吳化文一例可舉，而是因為我認識吳化文在美國紐約的女兒“鄧太”，比較了解吳化文的曆史。）這不又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的曆史重演！當權者讓“竊國者侯”，並不是當權者真的大度，那是經過精確計算的、為了一己或一黨的私利；但“竊鉤者誅”，則純粹是出於當權者小雞肚腸的報複心理，甚或乃是出於一個十分肮髒的陰謀。如凡心術不端的人往往會裝得比君子還要君子。中共也是這樣。他們在這些方麵故意表現得民族大義凜然，就是想讓人們產生錯覺以為中共是堅決抗日的，從而掩蓋他們在抗戰時期勾結日寇，夾攻國民政府軍的賣國罪行。
到了六十年代初，那正是所謂“三年大饑荒”的時候，聽人說“七齡童”已瘐死獄中。這個消息是真是假，我無從證實。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益的，那就是從“七齡童”被捕的那一天起，他就永遠地在我們小鎮上消失了。
“七齡童”的夫人我也見過。那時候“七齡童”已經被捕在勞改，他的夫人在鎮東紅木橋堍一個原來叫“公誠染坊”的大門口擺一個香煙攤，靠賣煙謀生。這種生活自然是十分清苦的。但“七齡童”的夫人仍十分注意儀容，頭發梳得一絲不亂，無形之中透出一種尊貴來。
“七齡童”有一個弟弟在鎮上顏安中學當校工，因為上班要經過我家門前，我倒是常看見的。他戴一副眼鏡，雖然跛一足，也是十分斯文的樣子。我不是顏安中學學生，但聽說他在學校的職責主要是刻各種課程試卷的蠟紙和印刷試卷，工作從不出差錯。尤其他不懂英文，但從不刻錯英文試卷，而且刻的英文字母十分漂亮。由這點來看，“七齡童”的弟弟其實也有點書法天才，且做事細心認真。
一代英才就此淹逝，不能不令人傷懷。近讀《章練續誌》（曹修倫匯訂、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其中“寓賢”類中有“錢景宣”條，細讀之下才知道錢景宜者即“七齡童”之父，亦為善書兼有德之人。始悟“七齡童”幼年即有傑出書法才能，除了天分，與其父親的教導絕然有關。所謂家學淵源，成功豈僥幸哉！往往人才之成，固非一代之功。然所謂人才者，亦並非刻意培養就可成功，更多的要靠天賦。不信，我們可以選十數幾十名小孩，從四五歲起就教其書法，到七歲甚至十七歲，看看能有如“七齡童”成就者否？此人才之所以可貴也！古人說“得英才而教之，不亦樂夫！”。以“七齡童”為例觀之，為師者第一需善教，第二需慧眼識英才，兩者缺一不可，始能育出英才來。而具此兩條件者，錢景宜者當之無愧。今將《章練續誌》上之“錢景宣”小傳附錄於下，以表對錢景宜和“七齡童”父子的敬意。
錢景宜，字仲陸。世居錢盛村。幼時隨其父青浦歲貢曉洲先生侍讀橫溪。過目成誦，年二十一，入學鬆江府庠。科舉廢，家居課徒，四方來學者，書舍不能容。兼研岐黃，又精地理，布施醫藥，歲有常期，蓋以服務人群為宗旨也。為人瀟灑，尤善書法，凡顏柳歐褚，能得其髓。是以求書者踵相接。民國六年，父歿，景宜呼天搶地，哀毀逾恒。自是歲時祭祀，常動風木之悲，涕流不止，終身如是。其長子七歲時能書擘窠大字，名噪一時。人但知七齡童之書法精勁，而不知出自家學，大有淵源在也。厥後鄉間盜賊橫行，擄人劫物，不能安居。為避地計，遂於十七年之秋，遷居練塘鎮。性仁厚，凡屬公益事，無不熱心扶助。在鄉三十餘年，操履嚴明，遇貧苦親朋，極肯週恤。而鄉中寡居，賴以全節者，時有人焉。村間茶肆賭博，相戒弗起。而農人亦安耕度日，無逋租之習，皆景宜感化之功也。其走入歧途之鄉人，即用好言規勸。其貧苦而無告者，資助之；不足，則為其盡力勸募。故移家之日，村人至涕泣相送，而依依不舍者。二十二年初冬病歿，年五十七歲。有詩文、尺牘、醫案各一卷。元和庠生曹漱石為撰序。父諱步瀛，行事節略，已載青邑《續誌》。亦有遺著一編，皆進德修業之語，亦由曹漱石序之，是可補邑誌之遺也。
2020年6月23 日
2024年6月11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五，張嫂
張嫂其人，就其年紀言，我稱之為張嬸也無不可；但我初見她時她還年輕，正是眾人眼中“嫂子”的年紀，故稱其為張嫂。
我初見她時，她在離我家不遠的聖堂橋（朝真橋）堍西，一民居門前擺一個小水果攤謀生。這樣的小攤一天能做多少生意，賺多少錢，夠不夠起碼的養家費，我不知道。但張嫂麵容姣好，皮膚白皙，衣著整潔，腦後編兩條烏黑的大辮子，兩隻精明的大眼睛看人時忽閃忽閃的，人又開朗，整天嘻嘻哈哈，顯得青春活潑，好像從不為生活發愁，因此頗得人緣。那時候——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常常見到有一群青壯的男人圍在她的小攤邊與她說話。這群人是專門建造水閘的工程隊的工人。我們這兒河網密集，而且地勢低窪，常有農田被淹，需要建水閘的地方有不少。因此這群人也就常年在我們小鎮周圍的農村轉戰。逢上他們不開工的日子，他們就到鎮上來。有的在她的小攤邊一坐就是大半天。
張嫂有一個女兒，那時候已有七、八歲大小。但我從沒有見過她的男人。聽家中大人說，她男人因為“解放前”參加過什麽組織，“解放後”後被政府抓了起來，判了好多年刑，在青海還是什麽很遠的地方“吃官司”，將來能回得來回不來也還不知道。但是，大約過了二、三年她竟然又生了一個女兒。然後隔幾年又再生了一個女兒。鎮上人背後悄悄說這是她跟水閘工程隊的人生的，但究竟哪一個大家也不清楚。按說，那時的政府對這類“敗壞社會道德”的風化案是管得很嚴的。就是普通人犯了這種事，隻要被人知道，總是要受點懲罰的。而她和那批工程隊的人關係那樣張揚，鎮上幾乎無人不知；兼且她又是那樣的政治背景，“反革命”家屬，卻好像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使大家感到很奇怪。當然，張嫂是否受到過懲罰我不清楚，我們很多街坊也不清楚。反正，她沒有因此而被街道或派出所批鬥，仍然在擺她的小水果攤，她那生父不明的孩子也都順利地以張姓上了戶口；似乎所有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解放”後最初幾年，我們鎮上因丈夫政治問題被抓去槍斃、勞改的女子有好幾個，據我所知，有的過了幾年就另嫁了人，有的年紀已大再嫁不了，就苦苦守著兒子、女兒艱難度日，都是膽小慎微、規規矩矩、唯恐哪裏做得不對也被政府“專政”了。總之，沒有一個像她那樣“囂張”的。這實在讓人感到詫異。
一九六四年後我去了縣城工作，對家鄉的一些事就開始隔膜了。文革後我去了香港。然後幾年大陸開始掀起“崇洋出國”風，“海外關係”不再像文革時期那樣令人望而生畏，而是變得十分“吃香”了。一次我從香港回鄉探親，看見張嫂把水果攤竟然擺到我家隔壁，才又記起她的往事。我最小的妹妹將我從香港帶回來的餅幹送了一包給張嫂，而張嫂也回報以幾隻蘋果。開始我以為這是鄰居的禮尚往來，並不在意。但隨即我小妹妹的話讓我吃驚了。她說這個張嫂讓她的一個女兒生的小孩認她做了幹娘，所以她與張嫂家也算是幹親了。聽完此話，我不由得真想要唱一句京劇樣板戲《沙家浜》中的唱詞：“這個女人不尋常”！她與戲中的那個阿慶嫂相比，鑒貌辨色、隨機應變的功力何嚐遜色半分！然而再一想，我竟反對她起了一種欽佩之意。人生多艱難，生活實不易。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有著這樣政治背景的女人能艱難地存活下來，還要拖大幾個孩子，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對命運的反抗，也因人而異，強者有強者的方式，弱者有弱者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論。隻要敢於反抗，就不是真弱者。而張嫂，如果她不以這樣的方式活下來，難道還能有更好的方法嗎？
從大石壓迫下長出來的小草，莖幹被扭曲是難免的。這樣的小草當然無法與枝幹挺拔的大樹相比，但我們無權鄙視它，且不能不讚歎它生命力的頑強。
2020年6月23日
2024年6月15日發表於《文學城·幾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