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作為文化學者、社會活動家的陳浩武先生，近些年推動石門坎公益活動，推廣各種文明旅行，都產生很大影響。正是因為有大影響，所以涉及到的一些思想和學術問題，也就尤為值得重視，例如近期他做的《<從嚴複到周德偉>——百年五四運動被忽略的兩個人物》講座。
時間關係，今天的商榷主要從三個方麵來談：
一、密爾與古典自由主義
在陳浩武先生的講座中，首先談及嚴複翻譯密爾的《論自由》一事，說嚴複年輕時去英國留學，生活在盎格魯薩克遜的精神傳統之中，當然接受的是英倫的學術思想，也就是英美的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思想。他還說：如果中國有自由主義思想，第一人是嚴複，嚴複是真正的把境外的英倫的古典自由主義概念引到中國的。
在這一番敘述中，我有些疑問，因為去英國留學就必然接受英倫的盎格魯薩克遜精神，必然產生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嗎？那張君勱、羅隆基、張奚若、儲安平、錢昌照、杭立武、陳源、徐誌摩、蕭乾、金嶽霖等留學過英國的人，都應該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可是我知道他們大體都是拉斯基主義者，或者說是費邊社會主義者。再說，雖然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思想在英國占據主導地位，但也有新自由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流行，而且1849年後卡爾·馬克思和共產主義同盟總部還搬到英國去了。這些思想難道不會影響留學生嗎？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了強化嚴複的古典自由者和保守主義者身份，陳浩武先生著重以密爾和密爾的《論自由》為例進行了解釋，比如：論思想的自由和討論的自由；論個性的自由；論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控製。他還進一步指出說，密爾特別強調：在個人和社會權利之間的劃分，一個人的行動隻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人的厲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自由的界限在哪裏，不損害他人的利益。個人對社會唯一負責的條件，是危害到他人的利益。
盡管陳浩武先生沒有直接說密爾就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從他的講述邏輯來看，也就是這個指向和目的。接下來他又說，因為周德偉是哈耶克的學生，所以也是古典自由主義者。
哈耶克和周德偉都是古典自由主義，我承認，但密爾是否屬於古典自由主義呢？這個問題，在政治哲學界是有很大爭議的，我這裏也有兩點思考可以分享給各位：
第一點，關於古典自由主義的譜係與發展問題。
學術界公認，洛克和亞當·斯密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標誌性人物，其他如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芬蘭議員安德斯·屈德紐斯等也可以算上，之後的威廉·馮·洪堡、伯克，美國的第三、四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等。後來又產生新古典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哈耶克的“奧地利學派”，也包括“芝加哥學派”、哈佛的諾奇克，政治人物裏麵撒切爾夫人、裏根等也可以算上。
各位應該知道，古典自由主義從產生開始就一直在發展、變異中，於是又有了所謂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19世紀後期的托馬斯·希爾·格林、霍布豪斯，之後是霍布森、貝弗裏奇，再後就是以賽亞·柏林、凱恩斯、羅爾斯，政界裏最著名的就是羅斯福總統。
以上舉的例子雖然不完全，但我想爭議應該不大。
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對於一部分中國人來說，可以不必爭論，都是階級兄弟+革命戰友，哪一種都稀缺，哪一種能擁有也都行，但對於歐美人，或者古典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來說，這兩種思想可以說是分屬兩個有嚴格區別的陣營。
為了不引起更多爭議，我覺得為整個自由主義畫一個光譜比較好。我的意思是，在所屬陣營這個角度，陳浩武先生大可以說密爾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如果把他放在整個自由主義的光譜中，密爾應該是比較遠離古典自由主義而接近新自由主義。
第二點是，陳浩武先生很看重哈耶克，那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哈耶克是如何評價密爾的。在《致命的自負》這本書中，哈耶克說：針對經濟上的“邊際革命”，批評密爾“很早就使自己處在社會主義的影響之下，並且因為這種偏見而在‘進步’知識分子中有了巨大的號召力，樹立起了自由主義領袖和‘理性主義的聖人’的聲望。被他引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大概任何哪個人都無法相比；費邊社最初基本上就是由他的一群追隨者組成的”。（171頁）之後哈耶克還引用密爾在評價他去世的妻子時說過的一句話：她“懷著高尚的公共目標，始終如一地把完美的分配公正作為最終目標，那意味著一種在精神和實踐上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狀態”。（172頁，另見《密爾全集》15卷，1965年，601頁）
哈耶克的評價客觀與否呢？就我有限的閱讀來看，似不無道理，因為我知道密爾年輕時的確受過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受惠於洛克，這從他父親那就開始了，但是同時他也受邊沁思想的影響，不但改變了洛克的自由權利說，還發展了“功利主義”學說——後果原則、功利原則、最大化原則，並直接運用到嚴複翻譯的那本《論自由》。要知道邊沁是密爾爸爸的朋友，也對密爾有很大的影響。不過，陳浩武先生講座提到邊沁主義，並且嚴厲批評那種人類社會是可以理性構建的學說，說它帶有明顯的烏托邦主義，十月革命不就是造出來的嗎？還以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批駁邊沁。但是密爾怎麽辦呢？陳浩武先生說他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呀！
此刻我想各位可以計算一下密爾的心理陰影麵積？
這裏我還要補充，密爾起初深受邊沁的影響，後來有所警醒並發展了“功利主義”，還很看重社會的根本變革，所以受其影響的威廉·戈德溫，後來走向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這雖然是個偶然，但導致“福利經濟學”基本可以說是個必然。
後來，密爾在政治上受過托克維爾的影響，比如多數暴政的問題；哲學上受過柯勒律治、孔德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受他的妻子哈莉特·泰勒的影響。泰勒是誰？學術界公認的一個女權主義者，也有很多人說她是社會主義者。陳浩武先生很看重的《論自由》，基本可以說是密爾與泰勒共同完成的。了解這一點，也就明白哈耶克為何譏諷密爾和他的妻子了。
不止哈耶克，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愛》中對密爾的自由觀，比如不涉及他人就擁有絕對的自由權等觀點，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批判。他說：密爾的“簡單自由原則”認為，隻有防止損害他人的限製才是正當的，是不適用的，因為人類的狀況太複雜；所涉及的利己行為和利他行為的區分，無法用清晰的方式闡明；所要求人類事務幾乎不受任何限製，這種狀況將導致懶散和惡習，而不是密爾所想象的自我發展；缺少得到民意支持的道德約束，自由將變成放縱，將顛覆一切道德，因為道德是通過他人的強製性意見體現出來的；思想自由並不像密爾設想的那樣趨向於真理。
今天時間關係，我不能就《論自由》展開文本分析，或者也可以說沒有這個專業能力，所以繞路而走，但為了掩蓋不足，我在這裏補充一個學術思考點，即密爾與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同：一是他相對重視社會福利，這一點大概與他的妻子泰勒有關；另外，他認為個人的自由限度在某種意義上並非完全由法律決定，而是主要以其行為是否涉及到他人的利益為尺度。這一點陳浩武先生講座中也提到了。密爾的這個觀點，可以說與今天歐美社會流行的自由多元主義（Liberal Pluralism）或自由至上主義等進步論不無關係，比如墮胎問題，性別認定問題，進步主義者以及多元論者的理由是“我的身體我做主”，沒影響到別人，法律不能管，別人更不能管。
所以籠統來說，密爾的這種自由觀，與格林、霍布豪斯、以賽亞·柏林、凱恩斯、羅爾斯可以構成一個脈絡體係。通常在歐美語境中，他們也被說成是左派、Liberal，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
二、《甲寅》與《新青年》
陳浩武先生講座中說：章士釗、嚴複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是和保守主義結盟的，通過他們合辦的《甲寅》來實現的，是帶有英倫盎格魯薩克遜傳統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潮，不反傳統，主張漸進式改革，尊重傳統，反對用暴力的方式改變社會。他還說：《甲寅》跟英國的《旁觀者》風格相似，以政論為主，與《新青年》在風格上完全是不一樣的。
對此我表示友邦驚詫，比幾年前讀邵建教授的《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以及他為周德偉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所做的序言時還驚詫。順便說，陳浩武先生的這部分講座，完全可以說是邵建教授文章的翻版和注腳，包括說章士釗和嚴複是中國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這樣的觀點，所以我今天商榷的不止是陳浩武先生，也包括邵建教授。
驚詫的第一個原因是，陳浩武先生說嚴複與章士釗合辦《甲寅》雜誌，真的超出了我的認知水平。不過我當時有些拿不準，畢竟時間長了，我的記憶力又一向不好，於是就找來《甲寅》雜誌和《甲寅》周刊，花了大半天的時間，眼睛都看花，也沒發現嚴複跟這個雜誌有什麽大關係。這是第一點要跟陳浩武先生商榷，或者可以直接說糾正他的。
第二點，《甲寅》這個品牌雜誌，是章士釗創辦的，裏麵的文章也大多以政論為主，而且都是以現代民主政治為知識和價值基礎，這些都不錯，但也要知道，《甲寅》分為《甲寅》雜誌和《甲寅》周刊兩種，當然中間還有一個1917年的《甲寅》日刊，但日刊因為章士釗參與度很低，而且又可以說是報紙，所以可以暫時排除，那邵建教授的文章和陳浩武先生講座中提及的應該都是前一種，周德偉1916年在湖南聽講座後被贈送的也應是這款。
《甲寅》雜誌在當年究竟影響如何，我不是很確定，因為有些人說影響很大，可是胡適不那麽認為，他在1923年寫信給高一涵時說《甲寅》和《新青年》以及此前梁啟超參與的《新民叢報》《時務報》比不了。我也不認為《甲寅》影響有多大，考核標準很簡單，如果辦得那麽好、影響那麽大，為什麽一年後就停刊不再辦了呢？雖然目前可看到的資料說是因為談論國體問題被民國內務部禁掉[1]，但這不過是中國方麵的銷售查禁，而非雜誌注冊國日本的封殺。這個政治封殺自然會影響雜誌的銷售，但是民國當年途徑很多，政治實際控製言論並沒有那麽嚴密；其次，章士釗在1915年9月開始已經實質性進入政界或說軍界，就是忙著去廣西從政了，這顯然證明他誌不在此，也從側麵證明雜誌影響和銷量不足以讓他滿懷信心。
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嚴複不但沒有參與《甲寅》的編輯，而且也沒有在上麵發表過文章，就是章士釗在《甲寅》一卷一號上發表挑戰文章《讀嚴幾道〈民約平議〉》，批評嚴複讀不懂盧梭。這種不看留學英倫的同學情，也不看同是所謂古典自由主義陣營的公然挑釁，嚴複都沒有公開寫文章答辯。
基於此，我覺得邵建教授和陳浩武先生將嚴複、章士釗與《甲寅》雜誌簡單捆綁，似流於一廂情願的表麵。
我最初懷疑自己的記憶以及重新核對《甲寅》，也是覺得陳浩武先生說是他二人都留學英倫，都有古典自由主義的傾向，於是感覺他們二人的關係應該不錯，嚴複雖然沒有參與編輯雜誌，但也可能在上麵發表過文章。即使核對了《甲寅》，雜誌，我仍不放心，因為擔心自己眼花，錯過什麽重要信息，於是又找《嚴複年譜》進一步核對。等我花費大量時間核對完，並確認自己不太可能犯錯後，忽然靈機一動，然後捶胸頓足，大罵自己愚蠢。我為什麽罵自己呢？一會再告訴各位。
現在我先要說的是，在《甲寅》雜誌運行一年多的時間裏，除了章士釗外，雜誌還有一個助理編輯，或者說叫副主編也行，不但不是陳浩武先生講座中說的嚴複，而且還是被他口誅筆伐的陳獨秀。當然也有學者說易白沙也做過編輯，但也就這幾個有限的人。
到這裏各位想想，邵建教授和陳浩武先生一麵表揚章士釗和《甲寅》是古典自由主義，一麵大批特批受所謂法國大革命思想影響的陳獨秀，是不是有一種不以己之矛戳己之盾之感呢？
接下來我還要告訴各位，雜誌的主筆除了這兩位外（章士釗本人一共包攬全部113人、220篇政論文章中的42篇），據郭雙林教授考證：其他主要作者是漸生（暫無從考證是誰的筆名，署名政論文章21篇）、楊端六（6篇）、易白沙（5篇）、張東蓀（5篇）、李大釗（4篇）、高一涵（4篇），以及胡適、李劍農、周甦生、吳虞等。如果各位對《新青年》有所了解，也就知道在變成中共黨刊前，這些作者中的很多人同時也是《新青年》雜誌的主要作者。也有不同學者考證：《甲寅》作者中至少有16人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章，其中高一涵一個人在《新青年》前九卷就發表了28篇文章。為此，吳稚暉曾說過：“今日章先生視《甲寅》為彼惟一產物，然別人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
說到陳獨秀與《甲寅》的關係，這裏再給兩個材料：一是他創辦《新青年》後，還跟吳虞表示已經停刊的《甲寅》正準備續刊，希望他把自己的文章全部寄來，可以“分載《青年》、《甲寅》，嘉惠後學，誠盛事也”。二是同時，陳獨秀在給胡適的信中，還代《青年雜誌》和《甲寅》同時向胡適約稿。
到這裏我就有些困惑了，邵建教授和陳浩武先生說《甲寅》在風格上與《新青年》完全不一樣，是基於什麽說的呢？我還困惑的是，陳獨秀是章士釗以外的另一個《甲寅》編輯，並且發揮巨大作用的，怎麽在編《甲寅》時很古典，跑到《新青年》後就受刺激似的激進了呢？
再從作者隊伍角度說，《新青年》不說是《甲寅》原班人馬，也是大同小異，怎麽換了一個雜誌名稱後，就能瞬間由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一下子變成激進主義了？難道僅僅是因為《新青年》新增加周作人、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幾個作者，畫風就因此而徹底改變了？如果是這樣，那魯迅等幾個人真是太可惡了。
事實如何呢？我比較後的結果是，兩個雜誌在風格上沒有太大區別，包括雜誌欄目設置和內容，也都差不多。也不僅這兩個雜誌，包括李劍農、楊端六主編的《太平洋》雜誌，都與《甲寅》風格和內容大體相近。
還有，陳浩武先生很認同邵建教授的名文“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他們都特別強調周德偉愛讀《甲寅》雜誌，所以後來走向古典自由主義，給人一種因果必然律的感覺。邵建教授還說兩個雜誌存在“根本的區別”，因為“《甲寅》以英倫取向為主導，是一份自由主義性質的政論雜誌”，而《新青年》“是以法蘭西文化為主導”。我同樣為此很困惑，除了感覺他們說的好像不是《新青年》外，還因為我本人就是先讀了《新青年》，也因此受過影響，現在卻是堅定的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追隨者，而且還敢不謙虛地說，思想不落後於國內那些號稱古典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同仁。這到底是人的關係，還是雜誌本身的問題？抑或是我把《新青年》讀歪了？
第三點，從雜誌創辦的出發點或主要關注點來說，《甲寅》一開始創辦就很關心國體更改（也就是各位通常說的袁世凱複辟）。這裏我也想再次重申，如果曆史上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我是說如果有的話，這個各位要注意，那麽這個運動的發起者首先就是章士釗和他的《甲寅》雜誌，然後才是陳獨秀和《新青年》，二者不僅時間上（《青年雜誌》創辦於1915年9月15日），也包括一些內容、風格上，大體都可以說是接續關係。這一點我幾年前在共識沙龍的講座中，針對國內的自由派張鳴教授批駁過，因為他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與教科書保持一致地界定為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
那到這裏，我要告訴各位我為什麽罵自己愚蠢了。很簡單，1914、1915年的嚴複，是袁世凱政府的參政員，是支持更改國體的重要一員，也就是支持各位所說的袁世凱複辟；章士釗呢，大力反對更改國體，二人水火不容，嚴複怎麽會和章士釗一起辦《甲寅》雜誌，或者在上麵發表文章呢？這就像楊度等籌安會，康有為、陳漢章等孔教會，不會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一樣。
我這裏忽然想到，在反對更改國體這個事上，《甲寅》是打了上半場，因為刊物停刊時是1915年10月，那時梁士詒正組織全國複辟請願聯合會，參政院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敦促袁世凱更改國體，而袁世凱正處於猶豫中；接下來《新青年》於1915年9月15日創刊，等於接過《甲寅》的接力棒，繼續探討憲政，繼續扮演反對更改國體的角色，打了下半場。
除了以上證據外，我建議各位閱讀一下《新青年》第一卷，看看那裏麵的內容是不是探討憲政憲法、民主共和、國體更改、孔教會和反對立孔教為國教等幾個主要方麵的內容，而且注意其中第一卷中的第一、二、三、五號就有討論“國體”專欄。如果你翻看那些文章，再對照一下《甲寅》雜誌，就能體會胡適為何在與章士釗商榷中說“同是曾開風氣人”了。
第四，陳浩武先生講座中還提及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第一卷第一期的文章《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然後說看陳獨秀受法國大革命影響多麽嚴重，這樣的文章會產生怎樣的壞影響！並進而說，難怪“五四”時受法國大革命影響，“五四”後受蘇俄革命影響。
很巧，這篇文章，我很熟悉。客觀地說，陳獨秀的確在文章中對法國讚美有加，甚至抒情過度，陳浩武先生的批評我也不特別反對。不過，如果就一篇或幾篇文章來代表一個雜誌，動輒上綱上線到激進主義、法國大革命和蘇俄革命，我以為是極度誇大了。
一篇文章真有那麽大的作用力？真的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本人也寫文章，有過被閱讀10萬+的記錄，也看過別人寫的好文章，不能說沒影響，但要說因此就決定了什麽社會思潮和曆史走向，自己是不大相信的。但如何反駁或說服陳浩武先生呢？我想到，既然他說章士釗是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當然也得包括他1925年恢複的《甲寅》周刊（不是剛才那個《甲寅》雜誌），而且這份雜誌的確很保守，包括新儒家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發表在上麵。可是這樣一份保守的雜誌，那上麵也兩次出現了江亢虎的大名。
江亢虎是誰？恩格斯的第二國際各位都知道吧，江亢虎赴布魯塞爾參加過會議，1911年組織成立中國社會黨，據說兩年裏發展黨員50萬，1913年被袁世凱政府取締。1920年回國重建社會黨後，以社會主義相號召，兩次去莫斯科拜見列寧。這影響力不比陳獨秀遜色吧？那我可不可以說《甲寅》周刊激進，這樣的文章會影響很多人從此受法國大革命、蘇俄革命影響了呢？
我這樣說，各位肯定有些暈菜吧。《甲寅》周刊的確2次出現了江亢虎的名字，不過都是不值一提的瑣事。可是各位如果沒有看過《甲寅》周刊，光聽我剛才說江亢虎的名字，說他社會主義，是不是也可以上綱上線呢？我騙各位的意思是，就陳獨秀那篇實在不怎麽樣的抒情政論文，真的沒陳浩武先生說的那麽嚇人。
或者如果真的危害巨大的話，那嚴複翻譯《天演論》，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中國，算不算激進、影響大不大呢？如果按照陳浩武先生、邵建教授以及那個號稱新儒家的秋風所講，周德偉因為受嚴複影響而必然古典自由自由主義，那麽魯迅、胡適（適者生存來自嚴複的《天演論》）也都受到過嚴複的影響，怎麽就不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呢？尤其是魯迅、胡適等人的改造國民性主張，就是接續嚴複、梁啟超的“新民”說，怎麽老師提倡時是保守的，學生接著提倡就是激進了呢？我還聽過一個段子，說文化保守主義者辜鴻銘曾當眾揚言說：“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座中人問二人是誰？何故？辜鴻銘答曰：自嚴複譯出《天演論》，國人隻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莘莘學子就隻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欲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不知陳浩武先生聽過這個段子會作何感想？會不會也聯想到法國大革命和蘇俄革命？
三、嚴複、章士釗和胡適
今天講座的第三個話題，跟各位探討一下被陳浩武先生命名為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者的嚴複、章士釗以及不幸挨了悶棍的胡適。
我承認，在一些問題的認識上，在一定時間段裏，嚴複和章士釗可以看成是晚清、民國的中國式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是中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者，這裏我不想多舉例他們在哪些文章裏有哪些精彩的自由主義語句了，但是，所有讚成或表揚性的話，都要設定條件，都要適可而止，不能截取一點不及其餘。我的意思是，就嚴複和章士釗來說，使用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專有名詞，批評胡適受法國大革命影響，很有些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感覺，或者說那些表揚和批判的帽子戴在他們的頭上，有些不合適。
比如先說嚴複，不管是留學英國也好，翻譯《論自由》也好，還是寫文章批評盧梭也罷，將其界定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是值得商榷的。就以他批判盧梭的文章為例。他在文中批評“盧梭之所謂民主者，直接而操議政之權，非舉人代議之製，故其言又曰：民主之製，利用小國，猶君主之製，利用大邦”；他批評盧梭的思想和文章，“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自知”，施於政治時，結果是“社會岌岌，篤其說者，或不惜捐軀喋血，國量死者以求之”；他批評“盧梭民約，嚐一變而為社會主義，於是有領土國有之政談。”“往往一眾之專橫，其危險壓製，更甚於獨夫。”
應該說這些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抓住了盧梭學說中容易導致專製、極權的一麵，也可謂切中要害，但嚴複批判盧梭，可不僅僅是為了體現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而是有他的獨特目的，那就是否定民主共和，推行君主立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共和國體，非吾種所宜”（特殊國情論），“吾國向者以四萬萬而戴一君，正其宜耳”。
嚴複的君主立憲主張如果是在1912年前，我是絕對讚同的，我也不讚成直接由皇權專製直接就民主共和，但是，一旦民主共和的民國體製確立後，再堅持前見，再要改共和回君主立憲，那我就不能同意了，因為政治有一個情勢，即使發展過頭了，也隻能基於當時的現狀考慮問題，不能說一出現問題，就推倒重來。尤其是新生的中華民國，很脆弱，禁不起折騰。再加上人們剛剛要揮手告別2000多年的皇權專製傳統，學著怎麽做共和國的公民，這還沒走兩步呢就要走回頭路，那當然會遭到反對了。然而嚴複這位同學，不管時間和曆史進程如何，始終不忘初心，看到有人蠢蠢欲動，他也就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加入其中。雖然籌安會，是楊度硬拉他入夥的，他本人跟朋友說很不情願，但是他的不情願，是憂慮該選誰當皇帝。在袁世凱死後，他還堅持說：“今日最難問題，即在何術脫離共和。”後來他還讚美遜位的溥儀皇帝聰明，可為“一代英主”，說張勳複辟是“血性男兒忠臣孝子之事”，是挽救中國的“一線生機”。如果了解這些，就知道當年天津《廣智報》上的一幅漫畫：袁世凱身披龍袍，端坐正中，四方畫著四條狗，分別代表籌安會“四大將”，嚴複是其中之一。
這時如果再來評估嚴複的思想，能用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來界定嗎？各位要清楚，英美的保守主義，起碼包括保守自由和既定秩序這兩項。那1914年的中華民國既定秩序是什麽？是民主共和，更改國體就是破壞既定秩序。這一曆史事實，也可以說是曆史前提，非常重要，別看共和國成立才兩三年，但成立了就是既成事實，得遵守，也得尊重，我不知道為何一些保守主義者們看不到這個問題。林毓生教授非說 “五四”新文化是“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一大幫自由派學者爭相呼應，邵建教授還說胡適比其他新文化人強，因為他隻有“文化激進而沒有政治激進”。“五四”新文化人當然沒有政治激進，而恰恰是為了維護共和憲政，防止更改國體、走回頭路，才要解決傳統中國的思想文化。怎麽這一清晰的曆史，就這麽難明白嗎？
那我要問：儒家傳統難道不能批判嗎？批判就是反傳統，反傳統就不符合英美保守主義嗎？幾十個文化人寫幾十篇文章一批判，儒家文化就被割裂、被葬送了？如果是這樣，那我看儒家要不要都行，因為即使再好，也太脆弱不堪一擊了。不過經驗也顯示，儒家在兩千多年的皇權專製中都能獨善其身或如魚得水，區區幾十個文化人的紙麵文章，能有那麽大作用？我知道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我也知道猶太人從小就讓孩子讀《聖經》，培養他們學會質疑、爭論的習慣，包括質疑他們的Elohim，我怎麽就沒看到流散到世界各地兩千多年的猶太文化被割裂、被葬送了呢？
我懷疑這種思考邏輯，是不是存在英雄主義情節，把“五四”新文化人都想成破四舊的偉大舵手了。
或者我來一個以己之矛戳己之盾的方式。陳浩武先生不是在講座中很痛心地說傳統中國沒有自治傳統、沒有自由傳統、沒有公權力約束傳統嗎？說中西方之間有極大的差距，這不是批判傳統嗎？這種批判跟《新青年》反傳統有什麽區別嗎？嚴複自己也說“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辟韓》）這樣的批判，用北京大學梁副校長的話來說，這是典型的文化和曆史虛無主義！
嚴複的問題，還不止這個。因為在他批判盧梭的同時，他堅信赫胥黎的社會進化論，還引用甄克思（E. Jenks）的《社會通詮》的說法，認為人類社會和國家的起源，是人類進化的產物，由野蠻而入宗法，由宗法而入軍國，並不是以人類主觀的意願或理想而可以冒進的。這樣的闡釋，雖然是在批評盧梭，但也等於從學理上否定了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洛克的自然法學說，這等於扛著紅旗反紅旗呀。在這種情況下，嚴複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夠算作古典自由主義者，是需要進行評估的。
再比如，1917年胡適開始提倡白話文運動，嚴複很不以為然，在寫給林紓的信中說：“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我這裏不是就嚴複讚同還是反對白話文要發表意見，而是對他的進化論和曆史決定論說話，思想和學說優劣問題，真的能自存或自敗嗎？經驗主義顯示，未必的，劣質文化很多時候不但不敗，反而曆久彌新，開出邪惡之花，再結惡之果，一代又一代無窮矣。邵建教授和陳浩武先生說嚴複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那他大體也應該是經驗主義者。一個經驗主義者，怎麽能說曆史都是進化的呢？
下麵，我再提供一個材料，可能涉及的就不是嚴複是不是古典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問題了，各位可能會說他是“粉紅”了。《嚴複年譜》載：1915年5月6日，嚴複寫道：辜鴻銘“生平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致人類塗炭。鄙意深以為然”。嚴複痛恨西學雖然是一時之氣，但畢竟也是一時的真實感受，那我想知道，這個時候邵建教授和陳浩武先生該怎麽說？
再來說章士釗。對於嚴複活學活用地批判盧梭，章士釗當年表示看不下去了，於是在《甲寅》第一期上發難批評。
很公平地說，章士釗在當年的某一段時間裏，真是很長臉。比如他曾批判那個把民國搞得烏煙瘴氣的《臨時約法》，沒有規定對於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的補救之法，所給予人民的自由，隻是“貓之鼠之自由”；他倡導執行“出廷狀”，也就是類似英國人身保護令，認為這樣可以有效保障人身自由；他反對政府製定“報律”，也就是新聞檢查，認為這是幹犯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他還反對特設行政法院以審理行政訴訟，主張官民一律受治於普通法法院的審理之下。
從這些主張來看，章士釗比同時代的那些人都更重視個人權利和自由，這一點陳浩武先生給予他表揚，我也是同意的。
接著來看他是如何批評嚴複的。文中，章士釗首先聲言，自己不是盧梭共和主義的盲目信奉者，批評“必須證其所持之理由為何如耳”，也就是說先搞懂盧梭為何那麽說再批評。在這一思路下，他首先指出嚴複批判盧梭是沿襲赫胥黎評盧梭的錯誤觀點，自己沒有深思慎慮而下判語，所以也就沒有把握好盧梭《民約論》理論的真義。
具體怎麽個沒把握好呢？他說，盧梭的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是指自由之性，出於天生，不出於人造而已，一如心學家所說人的良知、直覺和夙慧等，赫胥黎和嚴複的錯誤，是“由天生之生，轉入生育之生”混為一談。這是第一。第二，他說盧梭的論平等，是指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而非硬要使賢愚賤肖智愚強弱等劃為一律的平等。嚴複誤認盧梭必以鏟除個人私產以達致人人社會地位平等之說，乃嚴複對盧梭平等思想的誤解。第三，在涉及個人權利、自由時，他讚同盧梭、斯賓塞的源於自然、成於法律說，而反對嚴複讚同的赫胥黎、邊沁的源於法律、造於政府說。
這裏就可以看出章士釗和嚴複思想的最大區別，也可以檢驗他二人誰才是正宗的英美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誰才是歐陸法係的支持者了。因為有這樣不同的思想，所以在當年的中國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是，章士釗讚同民主共和，反對嚴複的君主立憲。
通過章士釗對嚴複關於盧梭的批判，我覺得，如果我生在當年，一定會支持他，我認為他比嚴複厲害。
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結論說章士釗是正宗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英美保守主義者，恐怕難以服人。因為他出任教育總長後，不但在教育部部務會議中議決，小學自初小四年級起開始讀經，還在《甲寅》周刊上發表了很多複古文章，比如孫希征的《讀經救國》、瞿宣穎的《科舉議》、汪國垣的《光宣詩壇點將錄》、楊定襄的《廣科舉議》和《科道評議》等。到了這個地步，我不知道用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去評價他是否合適。
說實在的，就像我對胡適的態度一樣，章士釗本來可以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中國區代表，但是如此這般，就讓我有些失望了。當然，如果非要矬子裏拔大個，那我承認章士釗還是要比其他人強很多，尤其是《甲寅》周刊後麵幾期。但是一想到1949年後他成為中南海的座上賓，我的好感就又瞬間變成失望。
我常想，一個當年很古典自由主義的人，怎麽能和極權瞬間握手言歡呢？是依附性人格本身的問題，還是文化傳統太浸入骨髓改不了那皇權中國心，還是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不正宗？這是我思考二十餘年未得到的答案，雖然一直得不到自己滿意的答案，但我因此而對傳統中國、傳統文化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對周德偉的很多說法也不是那麽認同。當然我今天沒有辦法在此展開談，希望日後能有機會談一談這個我既尊敬、讚賞有加，又持相對保留態度的古典自由主義者。
關於盧梭，我想在這裏多說一句。我知道自1990年代以來他在中國大陸自由派和保守主義者那裏名聲不好。我對他的態度呢，既大力批判，又曆史同情，或者也可以說不全盤肯定，也不全盤否定，而是具體主張具體分析。因為我有個不成熟的想法，就像很多學者寫文章一樣，自己的主張跟自己的另外主張矛盾，但是本人並不覺得，盧梭也有這樣的問題，比如他最受詬病的除了直接民主、反對代議民主外，就是以“公意”立法來保障社會所有成員真正徹底的平等，這一點的確與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接近，嚴複不遺餘力地批評他，自由派學者們也猛烈開火，我都同意，也會跟著批判，但是各位別忘了盧梭的社會契約的基礎還是私有製，也就是他還沒有走到否定私有製的那一步，他自己甚至還說過這樣一句話：“的確，財產權是公民所有權利中最為神聖的一種權利，而且在某些方麵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各位看看，即使盧梭再可惡，這句話總沒有什麽大錯吧？
至於陳浩武先生所涉及的胡適，我也是覺得有必要說一說。
關於胡適，其實我為他說的好話不多，多數時候是批評，也曾經為此跟林建剛教授、北大賀衛方教授都有過商榷，他們二位是為胡適辯護的。我一直批評胡適的根本一點就是，除了自由主義理論思想膚淺外，就是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竟然認同蘇聯的專製是一種不錯的社會實驗，而且對蘇聯的計劃經濟充滿好感。有這種思想的人，怎麽能、怎麽配被譽為中國自由主義之父、中國自由主義的旗幟呢，所以當看到陳之邁寫信教訓胡適並促成他改變思想而成為一個真正自由主義者時，我特別開心、過癮。邵建教授說胡適是“半個自由主義者”，我也認同。但是今天，我要為胡適說好話，因為陳浩武先生的指責實在太偏離胡適本身了。
陳浩武先生說“五四”時期有三大思潮，分別是陳獨秀、李大釗代表的激進主義，他們反傳統，揚蘇俄；然後是蔡元培、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特點是和社會主義相聯係，帶有國家主義的烙印，也反傳統，也打倒孔家店，他們的自由主義帶有法國大革命色彩，和國家結盟很危險的，非常輕易地滑向國家主義。還說民國時期這兩種思想占了主導地位。
我想陳浩武先生大概太博學了，以至於忘了胡適是留學美國的，按照他講座時的邏輯：嚴複留學英倫學英倫，那胡適也得留學美國學美國才是，怎麽一下子就受了法國大革命影響了呢？這是其一。
其二，關於“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的情況，因為根據我的研究看，當時最大的社會思潮是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包括新村主義，也包括很多號稱社會主義的團體，但這個社會主義實際就是無政府主義，隻是當時在翻譯和叫法上的差別而已。當然，無政府主義是激進主義，隻是並不以陳獨秀和李大釗為核心；然後是個人主義，當然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但並不是陳浩武先生說的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自由主義，而是英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當然，並不是很純粹的那種，也存在很多缺陷；影響最小的就是陳獨秀、李大釗的主義。比如從1920年建黨到1925年中共四大召開時，全國統計一共有不到一千名黨員（994人），能有多大影響呢？怎麽就會成為主流思想呢？如果有大影響、是主流，蘇俄還至於去拉攏孫文、馮玉祥、吳佩孚、陳炯明嗎？
我經常批判的倒果為因的學術路子，其表現就是以思想史的點劃線，以思想的線索取代曆史的全麵，這一點在“五四”、中日關係等研究領域尤其明顯，而且盛行一時。我很為此擔憂，主流學術界一心撲在為教科書做注腳，非主流學術界又在想象中研究曆史、政治學、法學，我這個不入流的學者真有一種“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之感啊。
其三，即使胡適在很多方麵應該批評，但在溫和、漸進改革方麵，在堅持個人主義方麵，他可以說是始終如一的，這從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到翻譯和寫作《易卜生主義》，都可以證明。
胡適、蔡元培，也包括陳獨秀、魯迅等，當年打孔家店（糾正：當年沒有人說過打倒孔家店的話），不是憑空受法國大革命影響，激進地反傳統，專挑孔家店開戰，事情是有起因的，起因就是陳漢章、康有為、梁啟超、林紓、嚴複等一大幫人搞孔教會，推動國會立孔教為國教，公然違反憲法、損害自由，那胡適等人寫文章批判他們，是維護憲法，保衛自由，怎麽就法國大革命了呢？怎麽就滑向國家主義了呢？
這個問題，我本來應該長篇大論的，但是時間關係，我就不展開了，也包括陳獨秀的問題、《新青年》的問題等，不可能在一次講座中就解決全部問題。而且，此前也針對秦暉教授的新文化運動找錯了敵人學說進行過商榷。
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裏。臨末，想說說講座的標題，各位肯定知道主標題來自一句詩“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我很理解陳浩武先生，以及聽講座後很多朋友表示熱烈讚同的原因，即大家太希望能夠享有自由，以至於隻要能滿足這個心願，也就顧不上基本史實是如何了，或者帽子已經拿起，管它是哪個頭，先帶上再說，但是作為號稱的文化學者，必須以事實判斷為第一，否則就淪為隻為流量而整天道聽途說的自媒體人，而那些追隨者也就在這種假信息中被誤導，連那份初心也被帶偏了節奏、失卻了味道。
[1] 《查禁正????甲寅兩雜誌》，《盛京時報》（奉天），1915-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