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國特色的“重商主義”

所有人中國人都知道，也要感謝的這個名詞：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它在80年代初期，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提出。這杆大旗一揮，打破了原有的枷鎖，引導了之後40年的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的蓬勃發展。

現在，在美國，自由主義經濟經濟學界和投資界有越來越多的討論，現在美國的經濟特點越來越像

有美國特色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

初看這個詞，似乎覺得很正常。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字麵意義似乎是注重商業發展，很符合人們對美國的傳統認知。

Mercantilism（重商主義），形成於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歐洲。一方麵，它確實代表了我們認為意義上的注重商業，創造財富。但是另一方麵，它注重的卻是通過國家幹預實現貿易順差，例如，采取保護關稅、殖民擴張等手段在國內積累財富。

在二戰之後，自由資本主義是主流經濟意識形態。發達國家注重企業獨立經營，依賴市場調節，政府較少幹預經濟的特征。各國降低關稅，整合經濟，並根據比較優勢領域進行專業化分工。東南亞提供原材料，日本韓國提供加工製造，美國大力發展金融和簡短科技領域。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來

並且，在美國的幫助下，全球建立了各種機構，包括世界貿易組織，以加強自由貿易。

但是，隨著美國逐漸衰弱，全球合作和強大機構的體係一直在崩潰。美國國內的製造業工作流失，以及隨之愈發割裂的社會促使政策製定者重新思考，更高效的資本配置，市場效率，更便宜的產品是否時最優解。現在的美國，逐漸正在放棄曾經自由貿易，以效率優先的基礎。

在過去這些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做了一係列措施：削弱世貿組織的秩序；對中國征收關稅；出口管製限製；推動《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法案》等產業政策。

其實對海外投資人看來，現代社會中重商主義的代表，其實是我們。橋水曾經總結了我們現代重商主義的四個特點：

1. 國家在協調經濟以增加國家財富和實力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2. 貿易平衡是國家財富和實力的重要決定因素，應避免貿易逆差。

3. 利用產業政策促進自力更生和國防。

4. 國內頭部企業受到保護。

不過，看起來，美國似乎也開始認同這種理念。而且，重商主義具有傳染性。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全球體係缺乏足夠的權威來阻止他們。每當另一個國家采取重商主義政策時，它都會促使其他國家做出類似的反應。

對美國而言，重商主義雖然不是由特朗普開啟的，但是在特朗普上台後，關稅；施壓美聯儲，影響美國企業等政策，讓美國朝著重商主義邁出了一大步。

而且，這一任美國政府在行事方式太過激進，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是否已經權力失衡的擔憂。比如最近的一些在原來不可思議的政策：

• 特朗普政府要求英偉達（NVIDIA）和超威半導體（AMD）將其對華人工智能芯片銷售收入的15%直接上繳美國政府，以此換取此前被限製的對華出口許可，從而進入中國市場。

• 半導體芯片製造商英特爾（Intel）同意向美國政府出讓公司10%的股權，然後再由英偉達投資入股。

• 在日本製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中，美國政府獲得了黃金股（擁有否決董事會決策權力的特殊股份）。

• 特朗普總統表示，美國企業不應將關稅相關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而是應自行承擔大部分影響。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分析顯示，美國企業因關稅麵臨823億美元的直接成本，而企業的應對措施包括提高產品價格、裁員以及降低利潤率。

• 美國宣布對巴西征收40%的關稅，很可能的原因是特朗普的盟友、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目前處於軟禁狀態，並被控試圖推翻2022年巴西總統選舉結果而接受審判。

• 最近，美國政府發布行政令，以印度持續與俄羅斯進行石油貿易為由，對印度輸美商品額外加征25%的關稅，這讓印度輸美商品的總關稅率升至50%。但是，如果看看美國自己，單單2025年上半年，美國對俄羅斯的出口額同比就增長了約20%。

而且，從中也可以看到，這其中，有很多的美國特色。例如，美國現在非常擔心經濟複雜性喪失導致國家實力的削弱。

他們將澳大利亞視為典型案例，以此說明完全信奉自由貿易與比較優勢理論可能帶來的弊端。哈佛大學發布的經濟複雜性排名通過對比各國生產的產品與服務的複雜程度對國家進行評級，結果顯示澳大利亞在經濟複雜性指數（ECI）排名中位列第105位，處於塞內加爾和也門之間。

與十年前相比，澳大利亞經濟的複雜性顯著下降。出口缺乏多元化是導致澳大利亞經濟複雜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特朗普政府看來，澳大利亞印證了他的觀點：因信奉自由貿易而付出了過高代價。

當社會對政府角色的看法發生轉變時，它必然會大大影響投資者的決策。

在橋水看來，現代重商主義將重塑全球經濟秩序。政府政策將減少公司麵臨的競爭壓力，因為它們的生存將關係到國家利益。關稅、產業政策和出口管製將為未來的公司定義市場趨勢。市場在決定公司成功方麵的作用將減弱。依賴貿易順差的資產，將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也有人擔心這種政策的真正有效性。有人擔心關稅會增加企業與家庭的成本，進而引發通脹。此外，關稅會降低生活水平、減少就業崗位，且會最終讓受保護的產業變得競爭力更弱。

而且，在企業決策層麵，美國政府也在不斷奪取本屬於企業的權力。

最後，川普號稱美國掌握著存在貿易逆差的經濟體的升級主導權。這一概念源自冷戰時期，由智庫蘭德公司提出，其理論基礎是博弈論。該概念認為，一方可通過升級衝突的方式對對手造成不成比例的損害，而對手則缺乏足夠力度的反製能力。然而，這些商品在短期內要實現國內替代，要麽難度極大，要麽成本極高。若不降低這種依賴就貿然發動貿易戰，美國將麵臨巨大的經濟受損風險。

因此，美國向重商主義的轉變正擾亂全球貿易體係，並可能對投資產生重大影響。

MCL投資就采取了低配美國股票策略。他們對美國股市在長期看法更為謹慎。另一方麵，新興市場及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在基本麵方麵正不斷改善（如盈利質量提升、政策支持、強勁的市場動態），這也支撐了對這些市場的偏好。

其中，對於企業而言，國內業務強勁、對全球供應鏈或出口市場依賴度極低的企業，受到關稅、貿易爭端或國際貿易中斷的影響會更小。

隨著全球貿易格局碎片化，投資者可能還會優先考慮擁有區域供應鏈的企業。區域貿易集團可能會比全球化供應鏈更具韌性，從而減少未來可能美國引發的貿易中斷帶來的風險敞口。

過去15年，美國例外論主導著資本市場。投資美國股市是投資者曾經最明智的選擇。但是未來，重商主義的環境，似乎成了投資者的眼中愈發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