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美爾“符號"般的遠古文字。
符號：可以是，不包括文字的”語說“。
坐在這裏遊夢，忽然想到兩問題：行文和符號。有點小好奇，之前怎麽沒有如此想過。這是偶然裏接觸到羅蘭.巴特時會有的想法。他的《寫作的零度》涉及了初本，卻讓我仰視著，好奇不斷。寫作和神話的內質本涵被一一解注了，又轉到修辭術，我覺得那個言述和翻譯是極其到位的。這體現在一個“術”字上，而非“能”字上。再去符號裏一做究竟，這讓我一下子想起了符號大師索緒爾，再走深入，驚喜地發現，他倆就是連續的。神話語說言傳到文字書寫和被閱讀，語和言的功能是被進化，進化在一個自然所需的連續裏，擴展。像是民俗的基本和使然，於是更加貼近了語言的作用和意義，趨向社會性了？巴特先生顯然更側重語和言的文字形式本有的性質和作用。索緒爾也是同式開步的，盡管更先河。他所側重的，就之後延伸出來的。從符號形象及作用的社會性效果來看，更趨向社會的”應之效“。多一句可說的是，索緒爾最終導致形成的是一種“回歸”式的建立：站在”亙古“的原位上，讓語言喻涵從文字形象裏剝離出來，以一種進步了的“原本”，“像說”一樣的內容。索緒爾因為這樣的涉及，使得人可以不知道他的名聲，但卻無一例外地可以不被攜裹在他所創建的“符號體係”內，步入社會新生態。廁所、斑馬線、核動力、飲食店。。。。。。萬物多種都被符號“接手”注記了，以致，老遠看見一個高高在上的紅底黃色的大寫M，我們就知道那是麥當勞。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了。這樣的符號還包括手勢和軀體的“言說”，是的，如果你還邏輯、還會演繹，即便在你不知道這兩個東西的時候符號的作用也還在。
羅蘭.巴特對我的另一個提醒是：“文說”的印記。他曾說，語言結構是作家的可能性。而風格則是一種必然性。二者間的那個東西，叫寫作（最後這一小節被我改動）。演化開來的話，合應了我早前裏就有的一個想法：既然文字和語言有了那類兩重性，文字和語言就會有了個自無法再改的本體印記，像指紋、像血型也像DNA。這三個相互關聯的獨立體可以被用來分析和評斷個自所屬麵對的內容，更大意義卻在，回到整體上，對一個獨立的文述做出更為精確的閱讀、理解和判斷。
當然，這裏僅僅涉及了文說多重性內的樣本，而實際運行成樣裏，會有更大的社會性。這個社會性屬於一個相關了的更大界麵，同歸一個係統了的整體。
繼而我又似乎”覺悟“到，有了這樣加深了的理解，無論在讀貌似簡易乃至複雜的文述時，理解的準確性就會大大地提高，也可以幫助人站在一個提升了的位置上，以通盤的方式，既不失原本，也不失客觀地準確讀到文者攜著其個人特有DNA般的“意指”。這，對於“去偽存真”和“公平合度”也是大有裨益的。
以前說過，個詞、單句、獨立的文段抑或是文章，是能夠幫助我們讀懂文者的，推進一步更好的方法還有，通過一個人長期不斷的各式文述去了解一個文者，就會更多地知道那個文述者內在深處不為輕見的一些個隱藏，為更多更好更準地讀到那個人提供最佳可能的方法。如此一來，對於各類文述的本意、質地、品相、目的和意義的辨識也就會有了超乎一般的準確性，也即牢靠的程度。這其實對“矯枉過正”和“去繆存正”是有極大的裨益作用的，它決定了一個人應用已學知識的水平和可獲的質量。是不是很重要？
於是會對自己說：寫文和寫作像是同胞兩兄弟，沒有血統的問題，可有相貌品性的差異。其結果就要看個體投入社會後綜合裏的社會結果了。這也不是把一個人的最終形成好壞的責任推給社會，而是說，個人的最終會取決於個人和社會的兩重性，形成不同和區別。
很大限度內，直到如今，我們很難將自己做成“超自然的命體”的。科技的發展揭示了一種可能性：人在一定條件下，能夠通過與自然反向的行走，去階段性地做成人之想像能夠觸及到的“人類新成果”，最終被用來“解救”和“超度”一個個無需軀體的“魂在”。
我希望會有魂在的時段，但我不奢求“永生”。我還是個幸運的人，生活在現今，不必在“老矣”的時刻含著眼淚去目睹大過自然亦或人為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