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沒有小學中學的概念，我們隻論年級。我的六年級就應該是初一了。六年級跟以前的一到五年級不一樣：教數學和語文的是兩個老師；語文課開始學習文言文（我們都叫古文）；開始學習英語了。從五年級升到六年級，班級還是那個班級，同學還是那些同學，隻是外加了幾個因各種原因降級的同學，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也換成了呂老師，教語文。呂老師在四個兄弟中排行老二，他的三弟在1977年恢複高考時考上了中專，遠近聞名。在我三年級的時候，呂老師曾給我們教過幾節課，他的板書就跟課本上印刷的一樣，當時我認為他了不起，現在他當我們的班主任我非常高興。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們學校語文教學水平最高的老師，他教了很多我們早就該學到的知識點。例如，漢語拚音是我們語文教學的一個重點，我們在小學階段就應該已經過關了，可我們有時經常出錯。呂老師教給我們的兩個知識點至今我還記憶猶新。一是音調的標注。我們知道漢字有四聲音調，在拚音上就應該標注這個字應該讀幾聲，可有時不知道應該標在哪個拚音字母上。呂老師就教給我們一個口訣：A母出現別放過，沒有A母找O E，I U並列排在後，單個字母不用說。很多同學反映說學了這個口訣才會在拚音上標注音調。第二個記憶猶新的是Z C S 和Zh Ch Sh的區別。我們老家很多卷舌音被發作平舌音，例如，老人估摸時間習慣於看太陽，我們叫 “看日頭”，我們發的不是卷舌音而是平舌音，聽起來是“看意頭”，“人”也念作“銀”。至於什麽時候用Z C S，什麽時候用Zh Ch Sh根本就搞不清。呂老師教給我們一個規律，即Z C S不能和 uai ua uang相拚，也就是說拽、抓、裝不能讀作Zuai、Zua、Zuang，而應該是Zhuai、Zhua、zhuang。類似地，帥、刷、雙不能讀Suai、Sua、Suang， 而因該是Shuai、Shua、Shuang。這些我們都隻是作為考試的知識點來學習，並未在日常生活中練習矯正，所以很可惜，我們並沒有說上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朱自清的《春》就是我們在六年級學習的一篇課文，但因為淺顯易懂，呂老師並未做過多解讀。而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對我們來說則生澀難懂，呂老師做了一番解釋後我們還是懵懵懂懂的，另外也缺乏興趣，同學們大多對長媽媽講的一段美女蛇的故事還有點興趣，其它的沒有興趣，可能我們東北和浙江紹興隔得太遠了，興趣不在一塊兒。呂老師沒要求我們象《春》一樣背誦，但要我們反複閱讀，全班齊聲閱讀，然後提問學生一人讀一小段，然後他離開教室讓我們自由閱讀，回到教室後他自己聲情並茂地讀一遍，課文中先生背書的那一段他更是模仿著老先生的口氣來讀，完後再領著大家閱讀，他讀一句全班跟讀一句。我明顯感覺到他對這篇課文的熱情。成年以後我才逐漸對這篇課文有了興趣，直到現在，也許是對我逝去的童年的一種留戀，或者對錯過的童趣的一種補償，我有時還會一時興起拿來從頭到尾大聲朗讀一遍。
呂老師在課堂上講過的知識點兩個禮拜後再提問，同學們都忘了，他非常生氣，問到我時，我居然還記得，他就認為我還行，就選我做語文課代表。其實我更想當數學課代表，因為當時在我們看來，語文主要靠死記硬背，是女生擅長的，所以語文成績好沒什麽了不起。我可是見識過女生背課文：先打開書看著讀幾遍，再把打開的書扣在側著的臉上背著大聲重複讀過的那一段，如果某一句有卡殼了，就從頭重複這個句子，往往眼睛發直，無神地盯著某處，眼睛還更頻繁地眨巴眨巴地，還有的低下頭讓前額抵在課桌邊上大聲背誦。不管什麽方式，她們總是很快就背下來了。而數學不同，我們認為那是靠腦袋聰明，特別是應用題，能用一元一次方程或者二元一次方程組來解題，又快又好又準那才叫厲害。呂老師建議大家不要偏科，如果語文不好，應用題都理解不了，那數學能好嗎？呂老師對課代表的要求就是考試成績應該是最好的，所以他對我的監督很嚴，我成績一下降就警告我。有一次我們班代表我們學校參加全公社的語文會考，考試地點在公社中心學校。結果我們班隻有兩個人及格，我是69分，另一名男同學62分。盡管我們倆隻考了個剛剛及格的分數，但呂老師仍然很高興，因為全公社就沒有幾個及格的，很多學校連一個及格的都沒有。當時的考題對我來說有點難，至今我仍然記得的一個考題是說出這句話的修辭格：“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就這麽一句，也沒有上下文，我們除了語文課本之外也沒有讀過課外書，根本不知道這句話從哪兒來的。我就根據“她在笑”，就胡亂猜是擬人。也不知是幾年後，我讀到了一首詩：“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又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才知道那道題是出自這裏。當時覺得寫得那麽好，一定是唐宋詩人所做。後來知道這不是詩，是詞，是毛澤東的《詠梅》。
那次會考給呂老師長臉了，他跟別的老師大吹特吹，說我是“王牌”，給我的權力也大了，呂老師布置完作業就不管了，交作業的截至日期由我決定，那時有很多同學都巴結我把交作業日期往後延長一點。新校址的全校教師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在辦公室裏也吹我有多厲害，有的老師就聽不下去了，就把我拉到辦公室去試一試。結果那次我讓他丟臉了。我們課本有一篇古文《狼》，一開頭是“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辦公室的一位老師後來教了我們幾天英語的張姓男老師就考我，“綴行甚遠的綴是什麽意思？”其實這一開頭的一小段我們理解的本來很好，但要單獨拿出來一個字去解釋，我感覺沒有必要，但我還是回答他說課本注釋的是“連結”的意思，他向呂老師看去，“是這個意思嗎？”呂老師趕緊說，“連結，就是連結，你去查書”。“好，算你對了。那我問你，《黔之驢》的寓言意義是什麽？”這下我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寓言意義。以前的語文課文經常見的思考問題，還往往是第一題，就是該篇課文的中心思想是什麽？我們都不明白什麽是中心思想，能在字麵意思上把一篇課文搞明白就不錯了。現在剛剛開始學古文，這又開始問寓言意義。其實呂老師跟我們講過很多寓言故事，有些是課文裏的，如鄭人買履、刻舟求劍、自相矛盾，有些是他給我們講的故事，如葉公好龍、拔苗助長、削足適履、守株待兔、掩耳盜鈴，還有一個不是成語的故事：一個人吃完一張餅，沒吃飽，就吃第二張，還沒吃飽，就再吃第三張，這下飽了，他就認為前兩張餅浪費了，要是知道吃第三張餅就能吃飽，何必吃前兩張呢？
盡管呂老師給我們講過寓言故事，但說句老實話，我真不記得他給我們分析過《黔之驢》的寓言意義。當時主要精力就是能讓我們這些還沒開智的農村小孩能讀懂文言文。 我們也是能在字麵上明白一些文言文的字詞就滿足了。有時也活學活用。那時我們做遊戲或比賽什麽的，最常用的一句給自己打氣滅對方威風的一句就是：你“技止此耳”。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1、《黔之驢》的寓意是：不要被貌似強大的東西所嚇倒，隻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一定能獲得勝利。”這是鼓勵老虎的，篇名改成《黔之虎》就對上了。“ 2、《黔之驢》的主旨：諷刺那些無能而又肆意逞誌的人。” 天地良心，那驢不是自己去逞能的，它是被“好事者船載以入”，這驢的老家是哪兒也不知道，是從哪條河被運到具體什麽地方也不知道，人生地不熟的，也沒招誰惹誰，結果被老虎吃了，沒有人同情，還被人笑話了一千年，上哪兒說理去？我們總是嘲笑黔之驢無能，黔驢技窮，這對黔之驢真是不公平，天下的驢都一樣啊，幹嘛特別強調黔之驢，好像別的地方的驢就能幹過老虎似的，再說了，比打架那肯定是比不過老虎，但比拉磨，那它比老虎強多了，但沒人說“老虎技窮”。當年我沒有回答上來這個寓言意義的問題，我們還討論了一番，沒人說驢逞能，都認為那個“好事者”不是東西，太不負責任了，把驢運去就不管了。還有的說：老虎能怕驢？那真是“愚言”。
經過這次讓他丟臉的小插曲之後，呂老師又指出我需要改進的地方，就是作文。“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綹”。多讀啊！我讀的唐詩都是語文課本裏的，課外讀物讀的很少。有一年到山上挖野菜，看到山頂一棵野生的杏樹開的花還沒有謝，而我家門前的杏花早就已經謝了，我突然想到一句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這句詩我沒有在我們的語文課上學過，更沒有背過，在哪兒讀過也沒有印象，很有可能是從別的年級的語文課本上見過。就在我準備寫這段文字時，我仍然不知道這句詩來自哪裏。我上網一搜，原來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當時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閑暇中漫遊廬山，來到大林寺，此時山下芳菲已盡，而不期在山寺中遇上了一片剛剛盛開的桃花”。全詩是這樣的：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原來轉入此中來。如果不知道這首詩，聽了我脫口而出的那兩句還以為是我寫的。可怎麽能寫成一篇範文供全班學習而不辱語文課代表的使命呢？很可惜，在呂老師教我們語文的這一年，我的作文還是沒有長進。那時候我們以記敘文為主，文章要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這四要素。我們大部分同學寫的是學雷鋒做好事，或者拾金不昧，撿到一分錢後上交給老師，沒有一篇是夠得上範文的，反而有很多反麵典型被呂老師在課堂上讀給全班聽，經常引起全班哄堂大笑。這些反麵範文反而是我們印象深刻，課後廣為模仿傳頌。
當時我們的校園裏流傳著一個編的拙劣的充滿錯別字的反例請假條：“親愛的老帥，我媽有痛，躺在坑裏，三天沒吃食。”本意是“親愛的老師，我媽有病，躺在炕上，三天沒吃飯。” 是我們校長最先在全校大會上講的，目的是要鼓勵我們認真學習。但穿了地段時間以後，我們發現它有很多漏洞。首先，這就不是請假條，根本就沒有請假，隻是陳述事實和狀況。如果說把“老師”寫成“老帥”還有那麽一點點可能的話，把“有病”寫成“有痛”、把“吃飯”寫成“吃食”根本就沒有道理。我們都說“躺在炕上”，從不說“躺在炕裏”，也就不可能錯寫成“躺在坑裏”。最後大家笑話：“就這水平還當校長”。我上小學一年級開始他就是校長。我們班老師因故缺席時，他給我們代過課，我很喜歡聽他的課。我在全校文藝匯演時演砸了，他還笑眯眯地鼓勵我再來，這在前文又提過。但他也給我留下一個不好的一個瞬間。有一年夏天午睡的時候，他光著腳穿著挎籃二股筋背心躺在他的辦公室桌子上，在訓斥一名站在他辦公桌旁的男同學，並用他的腳推那個同學的臉。
呂老師的妻子是一個下放戶的女兒，因為已經成家了就不能返城，後來落實政策就給她就近解決工作，她決定不去上班而讓呂老師去，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接媳婦班”，當時這還不是個例。 就這樣，呂老師辭去了教職就去複州灣鹽場當了一名工人。我讀高中的時候住在我姐家，回父母家時還偶爾能在半路上碰見呂老師騎著自行車上班或者下班。我時常感歎，呂老師沒有一直教書真是可惜了。當時民辦教師仍然是農村戶口，可當工人就變成城鎮戶口了，跳離農門是那個時代老農民們的最大夢想。類似地，很多“寒門農子”們打破頭也要在初中就去考技校或者中專。考入技校就可以當工人了，還是技術工人，而不是那種出苦力的體力工人，當然也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在初中考的中專我們叫做“小中專”以區別於那些高中考上的中專。中專和技校給每個初中報名的名額有限，我根本就沒有資格，隻有那些超級學霸們才能被選拔去報考，沒想到後來的時代大潮把這些優質人才給涮了一遍又一遍。我的一個國內同事，1977年高考時也是考上了中專，但她姐姐什麽也沒有考上，1978年再考，結果考上了本科，然後考研讀博，一路升遷，把這個更優秀的弟弟甩出了幾條街，人生完全不同。
考我《黔之驢》的寓言意義的張老師個子魁梧高大，自然卷發，非常帥氣，講話喜歡用一些當時在我們看來非常高級但也沒有必要的詞語，同學們都說他喜歡“拽詞兒”。在四年級時曾給我們代過政治課，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介紹英明領袖華主席“今年六十又一，年輕得很”。期末考試是開卷的，寫一篇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可以參考課外書，但如果發現又兩張答卷是相同的，他就會扣分。我們班大部分同學是抄錄上一學期的一篇語文課文，大意是罵“四人幫”是“四個陰謀家，四個迫害狂”。而我不想和大家一樣，就從《旅大日報》上抄寫了一小段，我想這肯定不會和大家重複，結果我的成績是20分，而別人的都是95分。偏偏那一年我們破天荒地有了個成績單，我爹拿著我的成績單笑著問：“你怎麽才考了20分？”。我爹不識字，不知道是什麽科目考了20分，聽說是政治，“嗨，我還以為是什麽了不起的科了”。六年級時我們要開英語課，他又搖身一變當了我們的英語老師，我們也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在哪兒接受的英語培訓。當時的英語課本的前兩頁是看圖識字，像男孩、女孩之類的單詞。一些淘氣的同學就稱呼別的男同學是Girl，得到的反擊就是 “你才是Girl”。後來教正式課文第一課，“課一。我們說第一課，但英語不說第一課，而是課一”。然後領讀：“萊森萬，賊英格力士萊特利茲”，幾乎領讀了一節課，這些單詞我們還是不認識。隨後的幾十年每當想起這一橋段，就想弄明白這個“萊特利茲”是什麽，但一直沒想明白。就在準備寫這一段文字前的幾天，我忽然覺得張老師領讀的這一句可能是：Lesson one, the English Letters。
六年級還開始有了地理課，但沒有課本，老師就是以前教我們唱“紅小兵，心最紅”的郝老師，我們當地發音為“火老師”。記憶最深刻的是他告訴我們長興島是中國的第四大島，第一大島是台灣島，第二大島是海南島，第三大道是崇明島。我上網查了一下，一般認為中國的第四大島是浙江的舟山群島的最大島。看來“火老師”的信息有誤。下學期就換老師了，這個新老師也不講地理知識，就講小故事，如果他沒有故事可講了，他就把地理課的時間讓給呂老師上語文課。我們倒是都很愛聽他講的故事。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說王安石寫了一句描寫某一時節自然現象的詩 （詩的具體句子我不記得了），蘇軾看到了，就批判王安石寫的不符合自然事實，來年的同一時節，王安石邀請蘇軾來一起觀察，詩裏描寫的自然現象又出現了，蘇軾服氣了。最後這個老師評述說，“也就是蘇軾，要是別人的話”，他不吭聲了，隻是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字“殺”。當時我的感受是殺個人那麽容易？
我們的數學老師也姓孫，就是以前講過的喜歡喝酒吃餅幹的“二兩”的前妻生的兒子，吃“三兩糧”的時候就是他把食物藏起來不讓他爺爺吃，他的爺爺餓的受不了就上吊了，當然了都是因為他當年少不省事。他的數學教學能力還是很強的。當時數學主要是代數和方程。數字四則混合運算我們叫“小碼題”，有的同學說用字母代替數字就是代數。還有一種叫“文字試題”，比如，二和六的積與八和四的商，差是多少? 用二元一次方程組解應用題是這個孫老師的拿手好戲，他的技巧我也學會了不少，有時考試名列前茅，和其他幾個男同學一起被他譽為“常勝將軍”，其實我跟人家那幾個“常勝將軍”比差的太遠了。
